斯克里普斯仁慈医院半夜打来电话，接起电话前，纳迪娅以为父亲死了。

她一直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如果不是扎克在后面猛拍她，她能伴随这刺耳的铃声一直睡下去。她睁开眼睛的一刹那，看到电话屏幕上显示的是未知号码，她就知道是父亲发生了不好的事情。车祸。心脏病发作。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她睡着的时候，就像她母亲那样悄悄地溜走。但她接起电话后，护士告诉她，父亲在后院举重时，一片杠铃掉下来砸到了胸口上。横膈膜破裂，两根肋骨骨折，肺部穿孔。病情很危险，但还算稳定。

她挂掉电话。在她身旁，扎克将头埋在枕头里咕哝了两声。她和他是在法学院一年级上民事诉讼课时认识的。他是从缅因州来的骄子，有着夏天划船晒出的黝黑皮肤，一头像肯尼迪一样的金发。他父亲、祖父和祖母都是律师。她没有家族背景，是家里第一代学法律的学生。由于买不起教科书，她只能到图书馆去查阅，能抵消她欠学生货款压力的，只有她对失败的恐惧。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结束后，在一次派对上，他第一次约她出去，她告诉他，他们可能没什么共同点。

“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是白人？”

和所有的白人自由主义者一样，他喜欢用这种方式提及自己是白人这件事：只有在受到压迫时才承认，否则装作它不存在。事实证明她错了，他们确实有一些共同点。他们都想从事民权法方面的工作。他们都知道在大海环抱的城市里长大是什么样子。他们都喜欢在深夜学习后给对方发信息，结果当然是上床。她对他没有过多期望，这是种释放。他出现的时机刚好，恰巧她也需要人陪伴。与沙迪分手让她精疲力竭，法学院的学习让她不堪重负。学习时她喝了太多杯咖啡，以致一闻到咖啡味就会焦虑。扎克很有幽默感，他从容的样子，以及期待生活之门会自动向他打开的泰然自若，都让人感到舒服。她从没向他要求过情感上的支持，不过后来，让她感激的是，在接到关于父亲的电话时，她不是独自一人面对。扎克开车到她的公寓，帮她收拾行李。她麻木地收拾，从衣柜里抓起一把衣服，装进行李箱。

“你知道吗？我三年没探望过父亲了。”她说。

自从奥布里和卢克的婚礼后，自从谢泼德夫人在宴会大厅门外堵住她后，她再也没有回过家。那之后的几年，她重新审视了一遍上大学前的那个夏天：牧师试探性的拜访，他反常地对她的健康投入金钱，仿佛在检验自己造成的伤害；谢泼德夫人工作时的冷漠，在纳迪娅离开前，她表现出多么惊人的友善。难道她从没想过纳迪娅可能会告诉别人吗？不是帮助一个女孩，而是赶她走？纳迪娅想象牧师夫人在银行排队，从银行柜员手中拿过取出的钱，她必须迅速将钱塞进信封，生怕碰见教堂会众的成员，怕他们看见这一沓钱并知道这笔钱能买来什么。多年来，谢泼德夫人都知道她的秘密。多年来，纳迪娅以为自己在躲藏，而自始至终这种躲藏都是不可能的。

她的秘密没有守住，卢克从没打算告诉她他父母知道这件事。他带钱来的时候本可以提醒她一下。她当然会不开心，可是她当时绝望透顶，根本没有心情去抱怨这笔钱从何而来。现在她只感到生气。她想象父亲每个礼拜日都坐在教堂的长椅上，在谢泼德一家的注视中，他是那么安静沉着，对这一切全然不知。可怜的罗伯特，太过忙于装卸卡车，而对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除了悲伤，对其他一切事情都视若不见。她最后一次和父亲说话是什么时候？认真地和他聊天，而不只是圣诞节打电话问候或是在他过生日时留一条语音。他不喜欢在电话里讲太多，她也一直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她坐在床边，突然感到精疲力竭。她痛恨医院，不想看见父亲穿着病号服。

扎克从浴室向外望去，正要将她的牙刷放进自封袋里。他在她的公寓里看上去总是很奇怪。所以她经常去他的房间睡觉。

“如果你想赶上飞机，我们应该快一点了。”他说。

“三年了，”她说，“耶稣啊，我怎会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呢？”

“你看，我很遗憾发生了这些事，但我们现在真得赶去机场了。明天早晨我还有工作。”

他有些烦躁，手里仍握着她的牙刷。他当然想走了。他大半夜过来帮她收拾行李，对一个不是她男朋友的人来说，已经做得足够好了，她还能要求些什么。或者他甚至连她的朋友都不是。她点点头，拉上行李箱。直到她坐上飞机，望向窗外用霓虹灯围成的“奥黑尔机场”字样，她才意识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回来。

她踏进医院病房的一刹那，父亲哭了。或许因为疼痛，或许因为见到她喜极而泣，或许因为让她看见自己变成这个样子而感到难为情。在病床上，他身体一侧绑着绷带，胸口插着一根管子，她在门前停了下来，看到他这个样子吓了一跳。母亲的葬礼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哭，但与那时不同。父亲穿着黑色西服，弓着背趴在教堂长椅上，看上去高大威猛，甚至有些庄严。但是现在，他穿着薄荷绿的病号服，身上插着呼吸机，看上去脆弱无比。

“对不起，”他说，“让你这么老远飞到这里……”

“爸爸，没事的。”她说，“没事的。我想来看你。”

她很多年都没叫过他“爸爸”了。他第一次从国外回家时她尝试过，她在嘴边咕哝那个词，不确定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她以前总是缠着他，跟着他到厨房，在他看电视时爬上他的大腿，只要一刮胡子就去拍他的脸，感受他顺滑的脸颊。后来，他回到家里，她长大了，发现“爸”这个叫法更适合他——简短利落，有些不同寻常。护士推了一张简易床进来，但她还是坐在椅子上，在他睡觉时握住他的手。他的手掌很粗糙。她不记得上一次握住父亲的手是什么时候了，她害怕放手。

她断断续续地睡觉，早晨醒来时，她发现奥布里睡在那张简易小床上，盖着一条医院的薄被子。她突然记起曾在机场打电话给奥布里——她当时急疯了，在那长达四小时的飞行开始前，她需要找人说说话。奥布里没有接电话。即便是在加利福尼亚，当时也已经非常晚了。纳迪娅在语音信箱里留了一长串毫无头绪的话。奥布里的声音让她感到舒服，尽管只是录音。

她跪在小床边上，轻抚奥布里的头发。

“你在这里干吗？”她轻声说。

奥布里轻轻睁开眼睛。她总是慢慢醒来，慢慢回到这个世界。曾经有多少个早晨，纳迪娅醒来看到的第一张脸就是她。

“我收到你的留言了，”奥布里说，“我当然会在这儿。”

婚礼结束后，她们就没有再见过面。每次打电话，纳迪娅都试图劝说奥布里来芝加哥看她。用这种方式见她更简单一些。她无法想象睡在奥布里和卢克的客房里，被满是他们新生活的照片包围。但奥布里总是有借口，解释为什么无法过去：她太忙了；她刚刚在金德幼儿园任职，暂时没法请假；她答应谢泼德夫人帮忙组织“关注妇女大会”、儿童教堂演出和年度野餐。也许她是真的忙，也许她不想丢下卢克一人。也许她变成了那种离开丈夫哪儿都去不了的妻子，那种不断给丈夫打电话查岗、整日感到内疚、害怕被取代的妻子，就像是逃出体外的器官一样。谁想变成那种妻子？害怕离开她和丈夫的家，好像出走几天再回来家里就会面目全非似的。或许不是害怕，是其他原因。一种深度的满足。也许她只是不想离开卢克。也许他让她感到快乐。

“对不起，”纳迪娅说，“我不是故意……”

“嘘。”奥布里将她拉入怀抱，“他怎么样了？”

“还算稳定。他们是这么说的。我不知道，医生还没来过。你在这儿多久了？”

“不用担心我。你想喝咖啡吗？我给你弄杯咖啡去。”

奥布里十分钟后拿着咖啡回来了，纳迪娅不认识上面的牌子。她接了过来，尽管杯盖中飘出的味道让她想起图书馆、教科书和考试。反正她已经够焦虑了，一杯咖啡也不会让她糟糕到哪儿去。她和奥布里坐在等候室，医生正在检查父亲的胸有没有感染迹象。父亲不能自己坐起来。他呼吸仍有困难。

“他们说……”纳迪娅停顿了一下，“若不是身体好，他可能就撑不过去了。”

“别那么想，”奥布里说，“他撑过来了。这是最重要的。”

纳迪娅忍不住去想父亲在后院被杠铃压住的情景，一个人被困在那里。如果不是邻居在后院烧烤，如果他没有听到父亲的叫声，父亲可能就死在那里了。而她，关心的只有学习、准备律师资格考试和与白人男孩发生无承诺的性爱，却好几个星期都没往家里打过一次电话。如果父亲死了，她甚至可能都不知道。会有人发现吗？她将头搭在奥布里的肩膀上。她闻起来像极了卢克，仿佛她带着卢克的味道径直开车来到了医院，纳迪娅闭上双眼，呼吸着熟悉的他的气味。

一个星期后，父亲终于出院了。纳迪娅松了一口气，回到家里。这个星期她一直靠当时慌张收拾的杂乱行李箱生活，一整个星期她几乎没有睡在那张小硬床上，一整个星期都在喝水一般的咖啡——趁父亲做胸部扫描和呼吸测试的时候。一整个星期，上室教堂的人没完没了地结队进出，前来探望父亲：马乔里带来一片她自制的磅蛋糕；第一约翰带来一本他刚刚读完的迈尔斯·戴维斯的自传；修女们则忙着织袜子，因为医院太冷，再多的厚袜子也不够；就连牧师也来了，一天早晨，他将手掌放在父亲的前额上祈祷。大家看见纳迪娅在这里都感到些许惊讶，比如第三约翰，在门口看见她时着实吓了一跳。

“看看是谁啊。”他说着咧嘴笑笑，好像以为她根本不会在这儿一样。

她当然会在了。她当然会飞回来到医院看父亲。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她不会呢？是这个原因令教堂会众成群结队地来探望他吗？所有人都坚信她不会来探望父亲，坚信她会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所以他们才要保证自己来探望他。她已经可以想象出，在做礼拜后大家窃窃私语讨论她的情景。他们会怎样怜悯父亲，怜悯他的亡妻，怜悯他养了一个因为太忙而没有时间回家的女儿。他们觉得自己很高尚，甚至是高贵，站在这鸿沟之间，为他做了家人应该做的事情。

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坐在出租车里，将头转向窗外，似乎很感激能再次见到阳光。他还不能自己走路，所以她扶着父亲走进屋里，用护士教她的方式抓住他。她将父亲安顿在床上，突然意识到，自从这间房变成了他一个人的之后，她就再也没进来过。他还像以前一样睡在床左边，另外一边没有动过，仿佛母亲只是下床拿水而已。

“去休息吧，”他说，“我没事。”

她犹豫了一下才从父亲房间出去。他半睡半醒的时候，她能做些什么？她洗了个澡，爬上床，迷迷糊糊地正要睡着，这时，她听见门铃响了。她去开门，发现卢克·谢泼德站在台阶上。他一只胳膊下夹着一个红色的特百惠饭盒，另一只胳膊夹着他的木头拐杖。

“我代表因残疾或患病在家无法出门的人前来探望，”他说，“我能进去吗？”

婚姻在卢克的外貌上留下了痕迹。他看起来变老了，现在更圆润了，不胖，只能说还行。他穿了一件淡蓝色的毛衣，显然是奥布里给他买的，因为他永远也不会选这种柔和的颜色，他根本不会注意到它精细的针线。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再也不用为做一些重大决定而烦恼，满足于让一个女人为他选毛衣。他慢慢走进厨房，倚在拐杖上，询问该把吃的放在哪儿。

“我不需要你的食物。”她说。

“不是我给你的，”他说，“是上室教堂给的。”

他也不再刮胡子了。她想象着他站在浴室水槽前扔掉刮胡刀——他很满意现状，干吗还要刮胡子——这时奥布里走过来刷牙，取笑他。也许她喜欢他的胡子，喜欢亲吻时被他的胡子弄痒。也许他只会做她喜欢的事情。

“你告诉父母了。”她说。

“什么？”

他看上去一头雾水，然后他垂下头，盯着她家的瓷砖地面。

“我需要那笔钱。”他说。

“编个理由啊！”

“他们会拒绝的。”他朝她走近，“必须得有充分的理由。”

“所以那就是最好的理由咯，”她说，“我怀了你的孩子。”

“不是那样……”

“我打赌，你母亲肯定一路冲到银行……”

“你需要那笔钱，”他说，“抱歉我没有告诉你，我只是觉得那样做更简单。否则你会担心。”

“走吧。”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