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忘记了纳迪娅·特纳，就像不会想起任何看不见的人那样。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孩，没有当母亲，她撞坏了父亲的卡车，然后就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她只会在几个瞬间冒出来，比如有人问罗伯特·特纳他女儿怎么样时，他会说不错，还不错，刚念完大二，或是这个夏天在威斯康星实习，嗯，政府的什么工作，谁知道啊。罗伯特还是会把卡车借给别人。牧师夫人没有再招助理。我们也没有再见过纳迪娅。感恩节没见过。圣诞节没见过。我们在祈祷室里汗流浃背地一遍遍处理写满要求的卡片的夏天就更不用说了。天气炎热的月份里，人们的要求总是会达到巅峰。
仅仅过了几年，在听到那个谣言后，我们零星地拼凑出种种迹象。贝蒂说她从来都不愿意在教堂的儿童房做志愿者，就连跟着奥布里·埃文斯路过那里时也不愿意，这会不会很奇怪？阿格尼丝对灵魂之事的感应最为强烈，她说有一次在教堂大厅里从纳迪娅身边走过时，她看见一个婴儿跟在她身后，一个穿着过膝长袜的小男孩。阿格尼丝回头看时，小男孩就消失不见了。哦，我本来就知道，每当我们提起纳迪娅·特纳时，她总会这么说。刚看见她时我就知道了。我总是能看出来女孩有没有怀孕。
秘密一旦公之于众，每个人都变成了先知。
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再一个冬天。很快，纳迪娅离开了太久，回家让她感到内疚。到了大四，欧申赛德在她脑中变成一片困在雪花玻璃球里的小海滩；她偶尔会把它从书架上取下凝视一番，但这玻璃球永远也无法将她装下。由于毕业临近，她参加了lsat考试并申请了纽约大学、杜克大学和乔治敦大学的法学院，凡是能让她远离家乡的项目她都申请了，最终，她接受了芝加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做了整个夏天在安阿伯工作的计划，然后在即将到来的秋天搬到芝加哥生活。然而家乡却以奥布里一通令人窒息的电话这种方式猛地将她拉了回来：卢克那晚求婚了，他们要结婚了，她想让纳迪娅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
“怎么了？”挂下电话后沙迪问，他坐在沙发边缘，“我还以为她是你朋友。”
“她是啊。”
“那你为什么不高兴？”
“因为她的未婚夫是个浑蛋。”
“那她干吗还嫁给他？”
“她不知道。”
如果换一个男人，一个洞察力强的男人，可能会问纳迪娅怎么知道。而沙迪却从沙发上站起身，煮面条做晚餐去了。关于她遇到他之前的生活，有些问题他不会问，因为他不想知道答案。她愿意成全他，避免提起上大学前那个夏天发生的一切。她无法告诉他关于卢克和那个孩子的事情。沙迪是个思想进步的好男孩，但他或许不能理解她为什么去堕胎诊所。当堕胎作为一个写文章或喝酒时讨论的有趣话题，似乎就有了不同的意义，你永远无法想象它会对你造成怎样的影响。既然她不能告诉他孩子的事，也就无法向他解释两年前奥布里来探望她并宣布自己正在和卢克交往时，她为什么如此崩溃了。一开始，纳迪娅甚至没听到她在说什么。见到奥布里时，她太兴奋了，她不敢相信奥布里真的来这里了，就坐在沙迪的卡罗拉车的副驾驶座上。沙迪好心把车借给了她，好让她开着车到底特律都会机场接奥布里。回安阿伯的路上，纳迪娅一直盯着奥布里傻乐，已经开始想象带她去潜水吧的情景了，那种兄弟会派对能让科迪·理查森的家看起来像图书馆一样安静平和。她要把在大学里认识的男朋友和朋友通通介绍给她家乡的朋友，她生命中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以一种久经世故和成熟的方式融合在一起。然后，她意识到奥布里提到了卢克。
“什么？”她说。
“我说，我和卢克一直在交往。”
“什么？”纳迪娅又说了一遍。
“我知道，”奥布里说，“你不觉得诡异吗？”
“为什么会诡异？”
“不知道。只是以前我们从没有过交集，可现在……”
她的声音渐渐变弱，有些意味深长。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发生关系？不，如果打破了守贞誓言，她会说的，不是吗？如果没有发生性行为，那他们在一起又做些什么呢？这是让纳迪娅最心烦意乱的地方。卢克追求了奥布里。他带她去动物园，为了喂鸟特意买了花蜜。奥布里把他们站在鸟笼前的照片发给她，照片中，卢克的胳膊上落满了热带鸟，除此之外，还有他们在迪士尼庆祝第一个周年纪念日的照片——卢克戴了一顶耳朵翘起来的高飞棒球帽。纳迪娅想象不出卢克在公共场合戴可爱帽子的模样，更别提要精心计划一场约会，而不是提前几个小时发信息临时决定的约会。他现在不一样了。或许他只是和除她以外的人在一起时不一样。
她从没想过他们的关系会长久。怎么可能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什么能将他们绑在一起？然而，她不停地在照片间滑动鼠标，一张是他们俩一起坐在码头边，一张是他们在市中心吃晚餐，还有一张是感恩节时他们和牧师及谢泼德夫人在厨房的合影。谢泼德夫人笑容满面地将胳膊搂在奥布里的腰上，仿佛她早在多年前就选定了完美儿媳一样。这回她肯定放心了，因为卢克终于开窍了。
“那你要去吗？”沙迪问，“参加婚礼？”
“我想我需要去。”她说。
“我随时可以和你一起去。”他说。
她能听见他声音里的笑意，尽管他背对着她。他经常做出暗示，要和她一起回家去见她父亲。他们的朋友拿结婚这件事逗他们，但她总是避开谈论加深关系的话题。除此之外，尽管他妈妈喜欢她，但还是希望沙迪能娶一个穆斯林女孩。
“好。”他宣布的时候纳迪娅说，“你想让我怎么做？”
“没怎么，”他说，“我就是觉得好笑。”
“我爸想让我嫁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男孩，”她说，“这对一些人来说很重要。”
沙迪暗示未来的方式让她反感。他刚接到谷歌的录用通知，但有一次他提到，甚至可以说有些狡猾地表示，毕业后如果她愿意搬回加利福尼亚，他可以调到山景城办公室工作。他对加利福尼亚广阔程度的低估让她觉得好笑。难道他不知道从山景城到圣地亚哥开车要八小时吗？不管怎样，他愿意改变生活并追随她，这让她感到害怕。她爱上他时，他想要成为一名国际记者，坐上直升机飞到饱经战乱的国家。他的独立让她自由。然而现在他要在办公室里工作，他对她的期望让她感到心烦意乱。由于毕业临近，她发现自己越来越爱找碴和他吵架，比如她告诉他自己并没打算在毕业典礼中上台。沙迪告诉她，她这样做很自私。
“毕业典礼不只是为了你自己，”他说，“它关乎所有关心你的人。难道你不觉得你爸爸想看你上台吗？”
“你不觉得这跟你没关系吗？”她说。
如果母亲不在场，她根本不想上台。母亲从没上过大学，但她说过总有一天会去上大学，永远是总有一天。每当邮箱里出现帕洛玛学院的手册时，她都会靠在厨台旁，用眼睛扫过那些粗体字印刷的课程名称，她永远也上不了这些课。有一次，纳迪娅的父亲把这些目录和其他垃圾信件一起扔掉了，母亲几乎把垃圾桶翻了个底朝天，后来父亲才说那些信件已经被他扔到了屋外的大垃圾箱里。
“我以为是垃圾。”他说。
“不是啊，罗伯特，不是的。”她母亲说，“不是，那不是垃圾。”
她看起来万分绝望，好像丢失的不仅是一份每六个月就会寄到她家信箱里的目录。那时，母亲忙于工作和家庭，根本没有时间回去上学，但她总是告诉纳迪娅希望她能上大学。在检查她的数学作业，责骂她潦草的字迹或者询问她阅读作业时，母亲都会提醒她这件事。纳迪娅知道母亲因为她才没上大学，她会想，如果她离开这个家，母亲是不是就能去上大学了。现在，毕业看起来很愚蠢。如果母亲不能和她合影，不能在她名字被叫到时为她欢呼，她为什么还要戴上学士帽，穿上学士服，汗流浃背地站在太阳底下？在她脑中，她只能看见那些再也没有机会拍的照片，照片里，她们用胳膊搂住彼此，母亲大笑时会露出眼角长出的些许皱纹。
那天晚上，纳迪娅向沙迪道歉。她光着身子钻进他的被窝，他呻吟，转身朝向她，她还没碰他，他就已经硬了。他伸手在床头柜里摸索，与此同时，她去舔他咸咸的皮肤、他脖子会痒的地方。她吃了避孕药，但还是总让他戴上避孕套。
“你刚才在想什么？”事后他问。
“我讨厌你那样。”她说。
“哪样？”
“问我在想什么。只要你一问，我脑子里立刻一片空白。”
“又不是测试，”他说，“我只是想了解你。”
那晚晚些时候，她从他的臂弯里钻出来。他整晚抱着她弄得她浑身是汗。有时她会想，是不是只有在寒冷的冬天，一切都死气沉沉的时候，她才爱他。
奥布里·埃文斯的整个人生总结起来就是她睡觉的地方。
少女时期床头板上带着粉色公主图案的床；父亲离开时亲戚家客厅里的伸缩式沙发；酒店满房时母亲汽车的后座；她们搬进新公寓后莫的沙发床下连接的折叠矮床；母亲的床，因为母亲讨厌独自睡觉；母亲的男朋友搬进来后她自己的床，也是那男人摸她的那张床；她逃跑后姐姐客房的床；现在是卢克的床，在这张床上他们从没做过爱。他这张没做过爱的床是她的最爱。这间公寓里常常铺一张蓝格子床单，总是有些凌乱，好像刚刚有人坐在上面一样。他的一室公寓里基本没有其他东西：一个柳条编织的属于他母亲的篮子，现在里面装着负重器械；垃圾桶里伸出的皱巴巴的比萨盒；门前的一排耐克鞋；一根挂在墙上的拐杖。她第一次来他的公寓时，在门口僵住了，不确定该做什么。他们从没单独相处过，在一个只属于他们两人的地方，其他人没有钥匙，也不会来打扰。卢克指了一下他的床。
“不好意思，”他说，“家里没有其他坐的地方。”
于是他们坐在床上看电影。他们在床上做的其他事情有：吃用纸盘装的比萨、打牌、玩关闭受伤功能的麦登橄榄球游戏、看超级碗、用她笔记本的小喇叭听音乐、拉手、亲吻、讨论和祈祷。他们在一起睡过觉，靠在一起的那种。她躺在枕头上，闻着他醉人的古龙水味，渐渐进入梦乡，同时，他蜷缩着身体贴住她，亲吻她脖子后面。她并不感到害怕。所有的床都有自己的故事，卢克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她将耳朵紧贴在枕头上，没有听到愤怒的声音。只有他的身体贴近她时，床单发出的沙沙声和她怦怦跳动的心。
“你还好吗？”他问，“和派对有关的一切。”
“没事。”她说。
“如果太过头，就告诉她停下来。我妈一旦开始，就会像一列失控的火车。”
“她只是想帮忙。”
“不管怎样，”他说，“她一旦开始……”
他们刚从他父母家里回来，母亲将一只胳膊搂在奥布里的腰上，领着她在后院转悠，解释新娘送礼会的布置。
“现在，服务生会站在这儿。”谢泼德夫人说，指向院子中央，“不能站太近，吃饭时他们围一圈可不行。卢的餐饮不是我的首选，不过你知道，约翰想照顾下迪肯·卢的生意。当然，我全程做计划时，他什么意见也没有，等我预定前，他的意见全来了。我希望卢家的伙计们能用点心。我告诉他们用蔓越莓红的桌布，但我知道他们会用红色的。”
如果说担心细枝末节令人精疲力竭，那么装作担心的样子更耗费精力。奥布里并不在乎桌布的颜色是蔓越莓红还是红色，这让她感到内疚。谢泼德夫人如此努力为她计划一个完美的新娘送礼会，她至少应该表示出一丝关心。可是她还有其他烦恼。婚礼前数月，她开始失眠。像所有人生大改变一样，它一步步发生，却又一股脑地袭来。起初，她只是轻度失眠，过一会儿就能睡着，但总会在闹钟响之前醒来。后来，随着深夜降临，她辗转反侧，醒醒睡睡，躺在被单下，笔记本电脑贴在她的肚子上发热，又一集电视剧映射在她的眼镜上。再后来是大块时间的失眠，一块又一块地散落在深夜里，她起床拿水喝，蜷缩在床上，坐在床边，读《圣经》，直到一缕光打过百叶窗。到了四月，她每晚只能睡几个小时，而那几个小时比完全不睡觉都令她疲惫。她失眠了，并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在试图告诉她的那些婚礼琐事。她邀请了母亲，却没有收到回信。母亲来与不来都让她忧虑。
“你他妈逗我呢？”莫妮克说。她们俩坐在餐桌旁。桌子上放满了谢泼德夫人在过去几个月里送来的关于婚礼的书。凯茜把那里称为战场。
“莫，别紧张。”奥布里说，“反正她可能也不会来。谢泼德夫人说我至少应该邀请她，否则我可能会后悔……”
“所以你想让她来。”
“我不知道。”她说，尽管她已经想象过团聚的情景：母亲走下火车，提着一个小绿箱子，过去的恐慌一点点消散。她的头发现在可能更短了，一头染成银色的鬈发。她会穿一件系到脖领的珊瑚红针织衫，因为海边的凉风会让她感到寒冷，她站在车站四处张望，用手挡住阳光，然后发现奥布里。然后她会微笑，早餐时，奥布里会注意母亲做事情的所有细节——她将松饼对角切成块的样子，她倾听时将胳膊抱在一起的样子，服务生服务时她总会与他们聊上两句的样子。她感觉自己又变回了小女孩，因见到母亲的脸而无比喜悦。
“谁在乎谢泼德夫人怎么想？”莫说，“她又不是你母亲。”
“你也不是。”奥布里说。一开始她有些开心，可是过了一会儿，她感到恶心，想象着姐姐深色的眼睛瞪得又大又圆。她们的眼睛长得不一样，姐姐的眼睛遗传了母亲的特征。奥布里的眼睛则像她的父亲，一个她们都不知道是谁的男人。奥布里小时候第一次知道她们只有一半血缘关系后号啕大哭。没事的，姐姐告诉她，因为我对你的爱是双倍的。
“谁的婚礼？”纳迪娅那天晚上在电话里问。
“我的。”
“谁做主？”
“我。”
“那不得了。莫要是不想和她说话就不用说啊。可这是你的婚礼，你想他妈请谁就请谁。人生苦短，你想再见妈妈一面，那就应该邀请她。”
奥布里将指甲抠进手掌，攥紧拳头。她刚搬来和姐姐一起住时总做这个动作。一出现不好的想法，她就会用全力攥紧拳头。姐姐总会抓起她的手来回搓，好像她们只是冷了一样。她坐在床边，松开拳头，看着远处清晰的小新月渐渐变红。
“你在听吗？”纳迪娅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
“对不起。”奥布里说。她甚至没有意识到问纳迪娅是否应该邀请母亲参加婚礼这件事有多么欠考虑。
“干吗道歉？你又没杀她。”
“话是这么说。”
“不用这样，好吗？”
“不用什么？”
“把我当成什么可怜、可悲的女孩对待。”
“我没有。”奥布里停顿了一下，“真希望能认识你妈妈。”
“我也希望。”纳迪娅说。
奥布里想知道是不是只有她们觉得不了解自己的母亲。也许母亲们生来就深不可测。
“密歇根怎么样？”她问。
“太他妈冷了。现在还在下雪。你信吗？”
“这就是你想要四季分明的代价啊。”
“去你的。这种四季分明被过分美化了。”
她喜欢听纳迪娅在密歇根的奇遇：她在那儿的第一个冬天如何跟着从芝加哥来的朋友去范马佑百货买大衣和靴子；他们如何嘲笑她痴迷于在中西部百货商场伴随钢琴家的演奏套上毛茸茸的靴子。她只在冰上滑倒过一次，那时她上大二，在前往派对的路上，好在当时她用另一只没有拿啤酒的手撑住了自己的身体。纳迪娅也在其他地方生活过。她在麦迪逊议会大厦进行夏季实习；她到牛津大学进行过一学期的学习，在那期间，她周末会到爱丁堡和柏林玩；在巴黎，她的背包被地铁门狠狠夹住，最后还是一帮恼火的巴黎人将她拉了出来。奥布里喜欢听这个故事，无所畏惧、酷酷的纳迪娅·特纳在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城市里有这么一次尴尬的经历。也许你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也许你每到一个地方生活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再给我讲一遍你在英格兰的故事，”她说，“那艘船的故事。”
一艘平底船，纳迪娅给她写邮件时讲过。有一次，她和几个朋友乘平底船游查韦尔河。她是唯一一个有勇气掌舵的人，因为其他姑娘都被那个滑杆卡在岸边泥地里最后翻船的故事吓坏了。所以在其他人喝鸡尾酒和香槟的时候，她一直在划船，她也喝了很多酒，比她本该喝的量要多，因为那天超级热。她喝得微醺，划船让她感到疲惫，不过她还是全程在划，穿过茂密的树林。她一次都没有让船剧烈摇晃过。用纳迪娅自己的话说，那是她生命中最好的一天。
在电话里，纳迪娅哼笑了几声。奥布里想象着她坐在密歇根公寓的窗前，望着窗外飘雪。
在她最好朋友的婚礼前一周，纳迪娅回来了。
春日的雾气在玻璃上凝结，电话铃响起，她靠向窗户。棕榈树顶端长出了尖刺般的叶子，然后是每家每户的西班牙式红色屋顶。她刚到密歇根时首先注意到的就是这里的房子，有石板的白色屋顶，就像她在电影里看过的一样，而不是棕褐色灰泥点缀着红色波浪那种。在圣地亚哥机场的厕所里，她整理头发的时候，两个说西班牙语的女人从她身边经过，尽管她只能听懂一点点，但这熟悉的外语还是让她很开心。
她走出航站楼，父亲站在路边向她招手。人们很难不注意到他，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开卡车来的人。她没有回应地挥手，而是径直走向他，拉着行李，试图拿稳手中的咖啡。尽管是阴天，她还是戴了一副巨大的太阳镜，她觉得被这阴郁的天空欺骗了，仿佛天空知道她所期待的是艳阳高照，现在却成心拒她于千里之外。她越走越近，父亲从卡车里出来，帮她拿包。他们试探性地相视一笑，仿佛害怕对方不会给予回应一样。
“看看，这是谁啊。”他说。
“嘿，爸爸。”
他过去抱她，她用一只手回抱父亲，动作有些笨拙，只有这样咖啡才不会洒。他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老了一些，多了一点皱纹和白发。她想知道现在是谁给他剪头发。
“真有意思，”他说着挂上五挡，“你现在喝咖啡了。”
他笑笑，朝她手中的咖啡点了下头。上大学以前她从来不喝咖啡。有一次，她尝了一口母亲的咖啡，差点吐出来。她以为咖啡是甜的，像热巧克力那样，结果尝起来又苦又恶心。现在她甚至不再喝热巧克力了，去年冬天她买了一盒提神用，可是太甜，最后就给扔了。机场星巴克的咖啡几乎不能叫作咖啡，她已经开始怀念沙迪公寓里的法压壶了，尽管他第一次教她怎么用时，她翻了个白眼说她想喝咖啡，而不是做科学实验。不过她没有告诉父亲这些。她不需要让父亲知道她有多少个早晨是在沙迪家醒来的。
“你的朋友，”父亲说，“他过两天飞过来？”
“星期五，”她说，“希望你别介意。”
在底特律都会机场时，沙迪和她吻别。“我知道你讨厌回家，”他说，抚摸了一下她被头发贴住的后颈，“你是一个好朋友。”她又亲了他一下，因为她不是一个称职的朋友，一点边也沾不上。好朋友不会为最好朋友的婚礼强颜欢笑，好朋友自然而然就该为对方开心。这趟旅行让她焦虑，她无法判断沙迪飞过来和她及父亲住在一起对她来说是更欣慰还是更糟糕。
“上学怎么样？”她父亲问，“一切顺利？”
“挺好的。”她说。
“你会拿到证书和所有的东西？”
“他们会寄到这里。”
“哦。不错。”
“你没生气吧，对吗？”
他耸耸肩。“我希望看到你毕业，”他说，“只要你认为是最好的选择就行。”
她靠在温暖的玻璃窗上，这时他们开过德尔玛湖。沙迪曾经说过她自私，父亲甚至连失望都不愿承认，不知道为什么，这更令她沮丧。
他们在房前停好车后，她跟着父亲走到前门。父亲坚持帮她拿行李。她跟着他走进屋，突然停了下来。这个房子感觉不一样了，甚至气味也不一样了，仿佛它是一个活着的生物体，而这个生物体的基础化学成分发生了改变。一栋房子能在几年内改变它的气味吗？还是她只是忘记了这个家原本的样子？她瞟了一眼客厅，发现了真正变化的地方。父亲把照片摘下来了。并不是所有照片——她慢慢往前走，在茶几上发现了一张她的照片，壁炉架上有一张她的中学毕业照。只有母亲的照片被摘下来了。墙上还有原来相框的印记。
“他怎么能那么做呢？”后来她问沙迪，“她可是我妈妈。”
她从没在他面前哭过，在电话里哭也一样让她感到尴尬，仿佛他一直盯着她一样。她在床边的地毯上蜷缩着身体，用背心轻拭眼睛。
“也许看着她的样子对他来说太伤心了。”沙迪说。
“就像她从没来过一样。像是他从没爱过她一样。”
“我认为他还爱着她。这也是他如此痛苦的原因。”
“对不起。”她说。
“为什么？你没做错什么啊。”
“不管怎么样。你打电话来不是听这些破事的。”
“这是你的生活，”他说，“我想听。”
她闭上眼睛，努力回忆那些挂在墙上的照片。以前，她每天从这些照片旁边走过，现在，她只依稀记得一些场景：父母结婚那天，母亲在花园里，他们一家人在诺特草莓农场。她怎么都记不清了？或许她以前记得，后来开始遗忘。房子闻起来不一样是因为母亲的气味消失了吗？或者她只是忘记了母亲的气味？
谢泼德一家住在一个慵懒、安静的社区里，一排房子长得一模一样，有波浪形的屋顶以及高耸的棕榈树。在前面的门廊上，有一个棕色的欢迎垫，上面写着上帝保佑这个家，这句话是祈祷还是命令，无人知晓。在前门，棕褐色的墙壁上画满了画（两个玩棒球的女人，一幅他们在电视剧《考斯比一家》里见过的送葬画）；一架看上去太过原始而无法弹奏的红木钢琴放在楼梯间；在它上面是一幅精心安排的全家福照片。牧师和谢泼德夫人在大婚之日，面带微笑地站在小教堂前，这对骄傲的父母和刚刚出生的儿子合照。在钢琴另一端，青少年时期的卢克戴着帽子穿着长袍，愤怒地盯着照相机，不屑于微笑。
婚前单身女子派对的那个下午，纳迪娅循声来到后院。谢泼德家的草坪上已经摆好了罩着深红色桌布的圆桌。负责餐饮服务的团队是一群黑人少年，他们穿着笔挺的白衬衫，系着围裙，在后院招待宾客，往玻璃高脚杯里倒冰水和柠檬水。她发现了草坪另一边的奥布里。奥布里站在一棵枝叶繁茂的树下，被一圈女人围在中间。她穿了一条镶着金边一直垂到膝盖的白裙子，黑色的鬈发齐肩，她正用手捂住嘴开心地笑着。惊奇的是，她和这里的一切是多么和谐，她属于这里。
奥布里看到纳迪娅朝她走过来，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她扑向她，胳膊绕在她的脖子上，两人撞到一起，膝盖发出响声。
“我不敢相信你竟然回来了！”奥布里说，“我好想你啊。”
“我也是。”纳迪娅大笑，感觉在院子中央拥抱有些傻，但又不想先松手。
奥布里挽住她的胳膊，带她参观。一路上，上室教堂的妇女们看到纳迪娅，纷纷露出惊讶的表情，仿佛她是从太空里蹦出来的一样。她们说：哟，看看这是谁啊。有些人直接把她拉入怀中拥抱，更直白地说：看看是谁终于舍得回家了。在她们的眼中，她是一个败家女，甚至比这还糟，因为她回家时并不是身无分文，态度也不卑微。如果是败家女，你可以怜悯她。而她呢，她抛弃了家，回来时变成了一个更优秀的人，还一同带回了令人神往的大学故事、出色的实习经验、见多识广的男朋友以及周游世界的经历。（“巴黎？”她分享故事时，修女威利斯说，“呵呵，做作。”）是因为她现在太自命不凡了吗？还是说她的离开在她和上室教堂的其他女性中间划开了一道无法修补的裂痕？也许那道裂痕本来就有，离开只是让她看清了它而已。交谈进行到一半，谢泼德夫人走了过来。她穿了一套粉色西服裙和一双高跟鞋。她走路时，高跟鞋会陷进草地里。
“亲爱的，欢迎回来。”她拍拍纳迪娅的肩膀。
纳迪娅想将她过去四年里做的所有事都告诉谢泼德夫人。她被列入优等生名录以及她实习和出国的经历。她离开这里，做出了一些成绩，她想让谢泼德夫人知道。然而，就在她打招呼的当下，牧师夫人已经走远了，在院子里奔忙，和其他宾客聊天。她根本不关心纳迪娅取得的任何成绩。她对她仅有的一点兴趣也早就在几年前消失了，从纳迪娅停止为她工作那一刻起就消失殆尽了。于是纳迪娅将这些故事咽了回去。她由着奥布里把她拽到另一群女人中间，一圈展示结束后，她来到莫妮克和凯茜就座的桌子。她和两人相拥，感激她们的亲切举动。
“喜欢这场秀？”莫妮克说。
“别这样。”凯茜说。
“怎么了？难道不是吗？我的意思是，服务生？说真的，她想讨好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