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复中心，卢克重新学习走路。

不是一下就能走，而是慢慢恢复。前两个星期，他推着助步车在所处楼层的四个大厅里练习走路。他对各个大厅了如指掌，就像警察记住自己的巡逻区一样：薄荷绿的格子地板、护士站、老妇人做针线活和聊八卦的角落。他拖着身体往每个大厅里走，将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前面，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现在却变得如此困难，每天早晨都要面对。如今他在腿上装了一根从膝盖一直延伸到脚踝的钛金属棒，这根金属棒会伴随他余生。外科医生告诉他，金属棒会触响金属探测器，但未来某一天能让他重新走路。目前，他必须加强脚踝的力量，锻炼股四头肌和腿筋。他将脚滑向前，重心放在脚后跟上，然后是大脚趾，与此同时，康复中心的协助员卡洛斯跟在他的身后防止他摔倒。卡洛斯的父亲是哥伦比亚人，母亲是尼加拉瓜人，但所有人都叫他墨西哥人。

“永远都是墨西哥人，”他说，“他们问我：‘喂，卡洛斯，怎么不给我们来点塔可？’我他妈知道个屁塔可。给我来点塔可，你可真爱那破玩意。”

确实是这样。卢克第一次来登记时，护士告诉他分配给他的是一个叫卡洛斯的墨西哥家伙。

“你会喜欢他的，”她说，“他真的很搞笑。个子不高，但很强壮。那些小个子的家伙永远是最强壮的。”

卡洛斯身高勉强有一米六七，宽肩膀，身材结实。他以前在健身房当私人教练。在卢克的印象中，健身教练都是腹肌发达，肌肉从背心里呼之欲出的样子，而卡洛斯却是那种想要减几斤肉的家庭主妇喜欢的类型。他很严格，但很会鼓励人。他给卢克讲怎么吃药，所有药，即使他不喜欢做这件事。那些药包括预防感染的抗生素、阻止凝血的阿司匹林和止痛药。他帮助卢克在桌子上做拉伸，帮他先用芦荟霜按摩腿部。过去卢克习惯于让教练帮他按摩酸痛的肌肉、缓解痉挛，或者轻击扭伤的脚踝，不过那都是在更衣室里。在练习室的桌子上伸展身体，让另一个男人在自己的肌肤上涂抹乳霜令他感到尴尬。也许卡洛斯是同性恋。否则有哪个男人愿意做这种帮其他男人涂乳霜的工作？他的组织损伤很深。

“上帝，那帮人可真恨你啊，”卡洛斯说，“他们想让你再也不能走路。”

卢克没有告诉父母眼镜蛇队的人把他群殴了。如果他和樱桃上床了还好，他能像个男人一样接受惩罚，可是只因向她寻求友谊而被群殴，这对他来说是耻辱，坚决不能承认。除此之外，父母会对他说，他们早就看透了这支球队。所以他告诉他们一群人想抢劫他，而且，不，他没有看清他们的脸。

卡洛斯在挂在头顶的电视上玩足球比赛，卢克在一旁气喘吁吁地靠着墙做每日练习，卢克跟着草地上的小球往前走。他以前总觉得足球无聊，但现在他开始喜欢这种不停歇的节奏、持续的移动、瞬间的欢呼雀跃。也许他本可以踢好足球。也许他本可以找一项不会摧毁他身体的运动去热爱。

“你以前是个大块头，”卡洛斯说，“现在可不是了。得接受它。就算不是大块头也没什么。身体好就够了。”

你在外面什么样并不重要。在康复中心里，你只是和所有人一样，挣扎着重新恢复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卢克是康复中心里最年轻的一位。大多数患者都是老年人，他们坐在轮椅里，用双脚滑着来到大厅，就像长大了的孩子坐在婴儿车里一样。在治疗间隙，卢克喜欢坐在走廊里和老人们打牌。中风受害者，大多数都是。他最喜欢的人是比尔，一个来自洛杉矶的退休狱卒。

“我从小在拉德拉高地长大，”比尔告诉他，“那里以前还是黑人的地盘。现在你根本进不去，被那些人占领了……”他压低声音，指着走向大厅的卡洛斯。墨西哥人。

比尔在朝鲜战争中打过仗，但他因为在人行道上被绊倒摔坏了屁股，最后才来到康复中心。这个人经历过战争和囚犯暴乱，却败在了凸起的人行道上。他没有结婚。他以前结过——三次——所以他曾是结婚一族，却不是那种能维持婚姻的人。他一直是那种有女人缘的男人——卢克就见过他和护士调情，他会在护士推他到大厅时握着她们的手，会在晚餐后为了多要一块曲奇而对她们甜言蜜语。卢克以前觉得他可能是那种男人，那类永远不会定下来的人，可是等你到了八十岁，独自一人在康复中心，又有什么好的呢？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过谁？”比尔有一次问他，“打橄榄球的大块头。我知道女孩得倒追你。”

卢克耸耸肩，重新洗桌上的牌。有那么一两次，他想过给纳迪娅打电话，可是他要说什么？说他每天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学习走路？说这些简单练习如何让他痛苦呻吟，比如抬膝盖或弯腿？说他如何坐在轮椅上数小时和老人玩扑克牌消磨时间？一天晚上，他正要腾出另一只手按电梯时，电梯门打开了，走出来的是奥布里·埃文斯。

“你好，”她说，“修女们让我把这个送过来。”

她举起一捆针织毯子，一捆粉色、绿色和银色交织在一起的毯子，在白墙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鲜艳。他将奥布里领进病房。他缓慢地推着助步车走向大厅，每一步都很吃力，她什么话也没说。他扑通一下坐在床上，气喘吁吁，他为此感到尴尬。奥布里将毯子叠好，放到床尾。他从来没有和她单独在一起过。他在教堂听说过她，印象很模糊……她看起来很友好，很虔诚，这对他来说总是很无趣。不过人们似乎都很喜欢她。他母亲，纳迪娅——根据他在脸书上看到过的所有合照判断。

“我不知道你还在这个城市。”他说。

“我在这儿上学，”她说，“在帕洛玛学院。同时还工作。”

“在哪儿？”

“触摸甜甜圈。”他哼了一声，她皱皱眉，“怎么了？”

“没怎么，”他说，“这名字太傻了。”

她笑笑：“如果你真想吃甜甜圈，就不会在乎它叫什么。”

他不记得上一次吃甜甜圈是什么时候了。甚至在开始吃医院难吃的食物之前，他就已经变回橄榄球运动员的饮食习惯了，健康、干净的饮食，每餐都吃烤鸡和蔬菜。这大大有利于他的健康。他站起来，扶着助步车保持平衡。

“你跟纳迪娅·特纳还有联系吗？”他问。

“总联系。”她说。

“她还在俄罗斯吗？”

“什么？”奥布里大笑起来，鼻子皱成一团，“她从没去过俄罗斯啊。”

“真的？”

“英国。也去了下法国。”她停顿了一下，“想看照片吗？”

他想看，却摇摇头，盯着地面。“不了，”他说，“只是我认识的人中没谁去过俄罗斯。”

“我也是。”奥布里说，“不过她到处跑。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以前他总在脑中拼凑纳迪娅在俄罗斯的样子，她戴着毛茸茸的帽子站在色彩缤纷的尖顶建筑前，想到这里他觉得自己很愚蠢。不过要说他认识的人中谁最可能去过，那一定是她。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他怎么会认为她愿意待在这个小镇里和他一起抚养他们的孩子？

奥布里在手包中找钥匙。她要走了，他突然觉得需要拦住她。

“我们每个礼拜日都为你祈祷。”她说，“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就告诉我。”

“可以给我带个甜甜圈。”他说。

第二天，奥布里给他带了一个红丝绒甜甜圈，足够湿润、足够甜，因此他原谅了那个傻名字。之后她还带来了其他东西给他：一副新扑克牌、口香糖和一本叫《为什么基督教徒要受难？》的书。尽管没有读这本书，他还是将书放在了床头柜上，这样她来的时候能看见；除此之外，她还带来了一个每日计划本，他可以在上面记录自己的进展；一捆来自上室教堂的康复卡片；以及一件写着“野兽模式”的背心，这几个字是他在训练时写的。她有一种安静的美，他渐渐开始喜欢上了这种美。纳迪娅的美让他有一种压迫感，而奥布里的美却像喝茶时点燃的蜡烛，温暖摇曳。她下班后来探望他时，穿着胸前印有粉色甜甜圈的黑色polo裙，她穿制服的样子很可爱。她走出电梯，摆弄着和制服配套的鸭舌帽，梳成马尾的鬈发左右摆动。她闻起来很甜，像糖霜一样。

“我以前也有一个。”他有一次说，指向她的贞洁戒指。

“真的吗？”

“我那时十三岁。但我手长得太大，我爸不得不把它从我手上锯下来。”

“你开玩笑呢吧。”

他举起手。右手无名指上有一个浅棕色伤疤。

“没事，”他说，“后来那年我干了一个女孩。反正我怎么都会干，那枚戒指只会让我内疚而已。”

“和内疚无关，”她说，“至少对我来说不是。”

“那是什么？以身相许于耶稣？”

“只是提醒我。”

“提醒什么？”

“我可以是纯净的。”她说。

她是个好女孩。他与她在一起的时间越久，越意识到自己很少觉得别人是真正的好。友好，也许，每个人都能表现出友好，不管他们是真情还是假意。但善良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开始他很谨慎，后来奥布里的善良让他卸下了防备。她能图他什么？每个人都有所图之事，可是她又能从一个整个世界都局限在四个大厅里的男人身上得到些什么呢？有时他们在他的病房里玩牌，一边玩一边将手伸进装满甜甜圈的纸袋里。其他时候，她推他到外面坐着，看停车场里的车进进出出。他从没问过她纳迪娅的事情，尽管他很想问，但他觉得即便只是再次提起她，也是一种暴露。除此之外，就像樱桃说的一样，他凭什么想一直听到纳迪娅有多开心，想听见她过的生活前景有多好，多令人兴奋，多充实？他不再是大块头男人。他不会出名，不会像小时候梦想的那样。小时候，他会训练自己用有弧度的字体写字，为的是日后在橄榄球上签名。现在，他过着平凡的日子，他没有压抑自己，这种想法对他来说开始变成一种慰藉。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不再有束缚感。相反，他感到安全。

他教奥布里玩扑克牌，然后是二十一点。两个游戏她都学得惊人地迅速，他跟她说他们得找一天去拉斯维加斯，在真正的赌场里玩。她大笑。她没去过那里。

“我为什么要去拉斯维加斯？”她说，“我不参加派对。也不赌博。”

“因为好玩啊，”他说，“那里有吃的。有表演。你喜欢看表演，对不对？咱们可以去啊。等我出院的时候。”

她笑笑，从手中猛地抽出一张牌。

“没问题，”她说，“听起来不错。”

她只是出于友善，但他还是记住了这句话，那天晚上他把这件事记入了计划簿里。

“出院后你准备干吗？”比尔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