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

我打起精神去上班,

主啊,保佑我别偷懒。

假如天黑前我死了,

主啊,我的工作很勤勉。

——阿门

“强尼,你再不起来,我就一点东西都不给你吃了!”

威胁的话对那个孩子来说,已经没有作用了。他仍然迷迷糊糊地睡着,根本听不见调动,他想多迷瞪一会儿,就像好梦来了不愿中断一样。他无力地握着拳头,下意识地对着空中挥舞了几下。他本来是想打他的母亲的,可是她熟练地避开了他的拳头,抓住他的肩膀,使劲地摇晃着他。

“别碰我!”

这一声刚刚喊出来的时候,像说梦话在嗓子里嘟哝着,接着就提高了嗓音,像是抗议,继而又像哭泣,像呜咽,含糊了。这分明是野兽的哀号,就像一个人受尽折磨,发出了不平、痛苦的呼声一样。

可是她根本不理他这一套。她的容颜憔悴,神色凄惨,这些天天上演,她都习惯了。她抓住了他的被子,想把它拉下来。可是那个孩子立刻收回拳头,拼命地抓紧了被子。他蜷成了一团,缩在床角里,可还躺被窝里。她想把被子拖到地板上,可孩子就是抓住不放。她使劲拉,因为她的身体重,孩子和被子顶不住了,但是又怕屋里的寒气冻着,孩子和被子一起滚动着。

他被拖到床边的时候,似乎就要掉到地板上了。可这时,他醒了。他立刻坐正了身体,在那里摇晃了一会儿,就一下子站到了地板上。他母亲立刻抓住了他的肩膀,摇晃着他。他又挥起了拳头,这一次可有劲,打得也准。这时他睁开了眼睛,彻底醒了。他的母亲放开了他。

“好吧。”他在嗓子眼里咕噜道。

她立刻端着灯,匆匆走出去,把他留在了黑暗的房间里。

“他们是要扣工钱的。”她不忘回头警告他。

他不怕黑暗。他很快穿好衣服,走到厨房里。这个孩子又瘦又轻,脚步却很重。他的两条腿瘦得出奇,拖拉着。他走到桌边,拉过一张椅垫已经破了的椅子坐下了。

“强尼!”他的母亲冲着他大喝一声。

他立刻站起来,一声不吭地走向水槽。水槽油腻肮脏,排水口冒出一股臭味儿。他一点不在意。在他眼里,水槽口排出臭味儿是正常的,就像肥皂被洗碟子的水弄脏了再很难有泡沫一样。不过,他并没有让肥皂生出更多的泡沫,他在水龙头口那儿哗啦哗啦地洗了几下,就算完事。他没有刷牙,事实上,他从来就没有见过牙刷,更不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那么多每天遭受刷牙之苦的大傻瓜。

“你不用人提醒,也该知道要天天洗脸啊。”他的母亲抱怨他。

她按着壶上的盖子,倒了两杯咖啡。他一句话也不说,他们常常为这事吵架,他的母亲在这种事情上从来都很固执。他每天都得如此洗一次脸,这是非做不可的事。他用一条又湿又脏又破的毛巾擦了擦脸,于是弄得脸上沾着一丝一丝的断纱。

“我们要是住得近一些就好了,”她说,这时,强尼才坐下来。“我也想尽量安排得好一些,这个你是知道的。可是在房租上省下一块钱也是可观的,何况这儿的房子还宽敞一些呢。这个,你也清楚。”

他似乎没有听见。这些话,他听她讲过不知多少遍了。她的思维范围很窄,她老是说,他们受苦是因为住家离工厂太远的缘故。

“省下一块钱就花在吃的上,”他的话简明扼要,“我情愿多走点路,吃得多一点。”

他吃得匆匆忙忙,只是把面包略微嚼了嚼,就用咖啡送了下去。说是咖啡,不过是一杯热些的混浊的液体。强尼觉得这就是咖啡——很不错的咖啡。这是他脑子里保留的有关人生的几种幻觉之一。他长了这么大没有喝过真正的咖啡。

面包之外,还有一小块冷咸肉。他母亲又给他倒了一杯咖啡。快要吃完那块面包时,他开始东瞧西看,打量还有没有别的吃的。可是他母亲不让他四处乱看。

“行啦,强尼,别像猪似的贪得无厌,”她说,“你已经把你的那一份吃得差不多了。弟弟妹妹都比你小呀。”

他没有还嘴。他不是喜欢多说话的人。他不再四处看了。他没有什么抱怨的,他的耐心让那个教会学校培养得很坚实。喝完咖啡,他用手背擦擦嘴,就站起身来。

“等等,”她说,“我想这片面包还可以再切给你一片,薄薄的。”

她的动作就像变戏法。她从面包上切下了一片,可是很快,切下来的面包和面包块不知怎的就被放进了面包箱,她从自己的两片里拿了一片给他。她以为他没有看出怎么回事,可是他早看穿了这个把戏。但是,他毫不脸红地接过了那片面包。他想,他的母亲有慢性病,也许吃不了那么多。

她看出他在干嚼面包,就把自己杯子里的咖啡倒在他的杯子里。

“今天早上,好像我的胃有点不舒服,”她解释了一句。

远处的汽笛拖长声音,尖叫起来,这让他们都站了起来。她看了看架子上的铁皮闹钟,正好是五点半。这个厂区里的人还刚从梦中醒来。她拉过一条围巾,又把一顶不成样子的破帽子戴在头上。

“我们得赶快走啦。”她说着,一面捻着灯芯,向灯罩里吹了口气。

他们摸黑走下楼梯。天气晴朗,但很冷,强尼一接触到外面的冷气,不自禁地哆嗦了一下。天上的星星还没有隐去,城里一片漆黑。强尼和母亲一样,走路一拖一拖的。他们好像连把腿抬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

一声不响地走了一刻钟之后,他的母亲向右拐弯,走了。

“路上别耽搁。”黑暗中传来她的叮嘱,随后就被吞没了。

他只顾走他的,没有回答。此时,在这个厂区里,家家都有人从家门里走来。没有多大工夫,他已经随着一大群人在黑暗中赶路了。刚刚走进工厂大门,汽笛又响了起来。他抬头看了看东边的天际,参差不齐的房影中,只露出淡淡的一丝曙光。每天,他所能看到的就是这么一点天光,接着,他转过头,随着人群走进去了。

他穿过一排一排的机器,走到自己的位置上。面前摆着一个装满小木锭子的木箱,大锭子正在机器上飞速地转着。他要干的就是把小锭子上的线绕到大锭子上。工作不难,但是需要速度。小锭子上的线一会儿就绕光了,而大锭子又是那么多,人一会儿也闲不住。

他机械地工作着。每逢小锭子的线放光了,他就用左手刹住大锭子,一面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飞出来的纱头。同时用右手捏起小锭子上的线头。这一串动作是同时用双手迅速地完成的。接着他的手飞快地接好纱头,松开了锭子。接线头倒不是什么难事。他曾经夸过口,说他在梦中都能接上线头。这一点都不假,有时候整个夜里,他都在梦中接着线头,好像如此辛苦了好几百年似的。

有的孩子就偷懒,小锭子的线放光了,不换新的。不过,工头可不是白吃饭的,他是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的。这不,强尼旁边的孩子刚刚为此挨了耳光。

“你看看人家强尼——你干吗不学学人家呢?”那个工头气愤地质问这个孩子。

强尼的锭子都在全速转着,听到这种拐着弯称赞他的话,一点不觉得高兴。过去,他为此得意过——那可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现在,如果谁把他当作一个光辉榜样的时候,他的脸上会冷淡无情,一点表示也不会有。他已经是一个十分熟练的工人了,这一点,他心里特别清楚。有的人也常常这么说。这话很平常,再说对他没有任何意义。他现在熟练得都变成了机器,而且这部机器很完善。假如他出了错,那就是机器出了岔子,很大的成分在原料不好。实际上,就等于一台打造钉子的机器打出了次品钉子一样。

因此,说出来也不奇怪。他从来没有过和机器不和谐的时候。说他天生就是一台机器也不为过,至少可以说,他是在机器旁长大的。十二年前,就在这个织布车间曾经出现过一个小小的紧张局面。强尼的母亲晕倒了。他们把她平放在转动着的机器旁的地板上,又叫来两个年纪稍大的女人,工头也帮了忙。几分钟后,织布车间里,在进进出出的人里边,多了一个小人儿,这就是强尼。他一出世,耳边就响着隆隆的机器声,嘴里就呼进了满是飞花的又热又潮湿的空气。为了排出吸进肺里的飞花,他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咳嗽,长大了,还总是咳嗽。

眼下,强尼身边的那个孩子正在抽抽搭搭地哭泣。他的脸抽搐着,对工头的恨全显露在脸上。那个工头也站在稍远的地方狠狠地盯着他。锭子都在飞快地转着,那孩子对着他面前的锭子恶狠狠地骂了几句,机器的隆隆声盖住了他的声音,就像一堵墙挡住了他的骂,六英尺以外就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快到十一点钟了,车间里突然紧张起来。一会儿的工夫,这种紧张情绪就神秘地蔓延到了车间的每一个角落。强尼那边一个缺了一条腿的孩子,慌慌张张地带着拐杖钻进了一个空箱子里。工厂的主管陪着一个年轻人走过来。那个年轻人衣着讲究。他穿着浆洗过的衬衫——在强尼眼里,这一定是一位绅士,说不定是那位“督察”。

这个年轻人一边走一边看着那些孩子,眼光锐利,还时不时地停下来问几句话。他问话的时候,不得不提高嗓门,大声喊叫。每逢此时,他的脸会变成一副滑稽的样子。他一眼就看出了强尼旁边的机器没人看管,可是他没说话。他看到了强尼,突然站住了。他抓住强尼的胳膊,把他从机器旁拖开了一步,嘴里很惊诧地叫了一声。

“很瘦吧。”工厂主管说。

“跟烟袋管差不多,”督察说,“再瞧那两条腿,这个孩子有佝偻病——初期,不过已经得上了。以后,他会生癫痫病死去的,我看肺病也会让他丢了小命。”

强尼对这一番话,一点听不懂。再说,以后得什么病,他不在乎。眼前,那位督察是他最大的病——比什么都严重。

“小家伙,你得老实地回答我,”督察弯下腰,凑近强尼的耳朵大声喊,“你几岁了?”

“十四。”强尼使大劲喊,他撒了谎。因为喊得太使劲了,引起了一阵剧烈的干咳,最后咳得他把一大早吸进去的飞花都呛了出来。

“我看至少有十六。”主管说。

“或者六十。”督察很快地接着说。

“他一直是这个样子。”

“干了多久了?”督察马上问。

“有好几年了。几乎就看不见他长。”

“我看他肯定是越长越小了。这几年一直在这儿干吧?”

“有时候在,有时不在——不过,那是新法律颁布之前的事。”主管连忙补充着。

“这是台闲置的机器吗?”督察指着强尼旁边的那台没有人看管的机器问,那上面没有缠满纱线的锭子正在飞转。

“好像是闲着的。”主管说,他做了个手势,招呼工头过来,又对着机器,在工头耳边高声说着什么。接着,他就向督察报告:“这台机器是闲着的。”

他们走过去了,强尼又回来干活了。他踏实了,还好,没有出毛病。可是那个一条腿的孩子没有这么好的运气。那个目光敏锐的督察突然把胳膊伸进那只大木箱里,把他拉了出来。这个孩子嘴唇发抖,被吓得脸上变了颜色,大祸临头,他不知怎么对付了。工头露出一副吃惊的神气,似乎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孩子;主管也板起了脸,一副不高兴惊讶的样子。

“这个孩子我认识,”督察说,“他十二岁,今年被我从这个厂子里赶出去三次了。这是第四次。”

他转过身来对孩子说:“你答应过我,还起过誓,说你要去上学。”

那个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求求你,督察先生,我们家实在穷得没有办法,已经饿死两个孩子了。”

“你为什么咳得这么厉害?”督察问,好像在指责他犯了什么过错。

孩子觉得这没有什么错,急于申辩似的说:“这没什么,督察先生,我只不过上个星期着凉了。”

最后是这个孩子被督察带出了车间,急了眼的主管一路申辩,也跟着走出去了。接下来,车间里又跟往常一样了,单调起来。漫长的上午和更漫长的下午过去之后,下工的汽笛响了。强尼穿过工厂的大门走出去的时候,天就黑了。太阳很好地利用了天空——这架金色的梯子,让世界上的各个地方洋溢着它的慈悲和暖意,然后向西沉去,消失在给屋顶划的参差不齐的天际线后面。

晚餐是一天里面全家唯一聚在一起的餐会——强尼只有在这时才能看到他的弟弟妹妹。对他来说,这样的会面像一场遭遇战,原因是他太老成,他们太幼稚。他对他们的孩子气感到不可思议,他有点受不了。其实他不懂,是他自己的童年过得太仓促,甚至距离太远。这时,他就像一个爱生气的老头,被他们的胡闹行为搞得心烦气躁。在他眼里,他们简直是太愚蠢了。因此,他一声不吭,板着脸吃饭。后来他想到,他们不久也要到工厂上班了,他的心境才平和了一点。工作会磨掉他们的锋芒,还会使他们变得沉稳——跟他一样。强尼就是这样,或者说,别人都这样,以自己的标尺,衡量世上的一切。

一边吃饭,他的母亲一遍遍地向他解释,她正在尽力,想把生活搞得好一点;强尼坚持把这顿并不丰盛的晚餐吃到最后,把椅子向后一推,站起来,感到松了一口气。他站在床和屋门当中,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走出了家门。不过他没有走远,只是坐在门口的台阶上,蜷起腿,弓起双肩,把胳膊肘撑在膝盖上,用手掌拖起了下巴。

他就这么坐着,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似乎睡着了,他实际上是在休息。接着,他的弟弟妹妹也出来了,和别家的孩子们吵吵闹闹地玩耍起来。街头上有一盏灯照着这些游戏的孩子们。他们都知道他的脾气古怪,爱生气,可是喜欢冒险的天性仍旧忍不住去逗弄他。他们在他的周围手拉手,和着拍子摇晃着身体,对着他唱不知哪儿学来的古怪的、不好听的歌词。最初,他还用从工头那里学来的粗话骂他们。后来,他发现骂根本没用,还是维护自己的尊严,一声不吭吧。

这群孩子的头目是他的大弟弟威尔,刚刚十岁。强尼对他一点好感都没有。他觉得他活得这么苦,这么累,都是为了这个弟弟活得幸福,因为他的牺牲,让威尔享受了他的恩惠,但他绝对认为,威尔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孩子。以前,他为了照顾威尔,不知牺牲掉了多少游戏时间。那时威尔还是个吃奶的孩子,他的母亲和现在一样,整天在厂子里上班。那时他承担的责任既是小父亲,又是小母亲。

由于他的牺牲让步,威尔得到了好处。这个孩子发育得很好,身体很结实,现在长得和他哥哥一样高,体重还比他重。好像他哥哥的血有一大半全流到了他的血管里。在精神上也是,强尼每天都又乏又累,打不起精神,可威尔总是精神百倍,生气勃勃。

嘲笑他的声音越来越高。威尔一面跳舞,一面伸出舌头,靠近他。强尼突然伸出左胳膊,搂住了威尔的脖子,用他那皮包骨头的右拳捣威尔的鼻子。拳头瘦得可怜,可是力气不小,他的弟弟被打得尖叫起来,足以证明这一点。其他的孩子都被吓得叫了起来,他的妹妹珍妮连忙冲进了屋子。

他一把推开威尔,又用腿踢他的小腿,然后又一把把他按在了泥土里,威尔摔倒时,听得见砰的一声。他揉搓着,好一阵之后才住手。他的母亲一阵风似的冲出来了,声嘶力竭地,又担心又愤怒地骂着。

“他干嘛惹我?”强尼挨了骂之后说,“他看不出来吗,我很累。”

“我跟你一样大,”威尔在母亲怀里生气地大喊,他的脸上泥土泪水血水全搅在了一起,一塌糊涂,“现在我就和你一般高,以后我会长得比你大。到了那时,我就能揍你——看我敢不敢揍你!”

“你既然知道自己有多大,就该去做工,”强尼的气更大了,他吼道,“你的毛病就在这儿,你应该去做工,妈应当让你去做工。”

“他太小了,”她争辩道,“你没看见他是个小孩子吗?”

“我刚做工的时候,比他还小。”

强尼打算继续发泄他心中的不平,可是他忽然闭上了嘴。一转身,他大步走进屋里,睡觉去了。他敞开门,让厨房的暖气进来一点。他在黑暗中脱衣服的时候,听见他母亲和一个邻居女人的谈话。他母亲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夹着呜呜咽咽的抽泣声。

“我弄不清强尼的脑子里钻进了什么东西,”他听见她说,“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从来都是一个很能忍耐的小天使。”

“现在,他也真是一个好孩子,”她又忙不迭地为他辩护,“他老老实实地干活。他刚开始做工的时候,确实太小了。可这也不是我的错啊。我尽力了呀。”

厨房里传来她拖长的哭泣声。强尼一面让自己合上眼皮,一面喃喃地自语:“我本来就是老老实实地干活嘛。”

第二天早晨,他照样在蒙头大睡中被他母亲硬拖了起来。然后吃完不太够的早饭,摸着黑上路,他又瞧了瞧天边黯淡的曙光,走进厂门。于是又过去了一天。天天如此,年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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