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的强制令一经下达，我就每天打电话给父亲，看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是否已经搬离，而他的回答总是老一套：“搬了。没有。也许吧。我不知道。”

他们搬走了一部分东西，但留下了其他的。他们在外面过一两个晚上，然后又会回来。我父亲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住在哪里，或是他们何时回来。他们的行动非常诡秘。瓦伦蒂娜在上楼或去厨房遇到他时，不再跟他打招呼——她干脆当他不存在。斯坦尼斯拉夫则会把目光移开，吹起不成调子的口哨。

这种无声的战争比言语之争更糟糕。我父亲开始崩溃。

“也许我会要求她留下来。她不是那么坏的人，娜迪娅。有一些优秀的品质。只是有些不正确的观念。”

“爸爸，别傻了。难道你不明白，你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如果你再这样下去，就算她不杀你，你也会得心脏病或是中风。”

“嗯，也许吧。但死在一个你爱的人手中不是要好过孤独地死去吗？”

“爸爸，看在老天的分儿上。你怎么竟然还幻想她曾爱过你？想一想她过去是怎么对你的吧，想想她说过的话，那些推搡，那些吼叫。”

“确实，这是种性格缺陷，顺便说一句，它是典型的俄国人的心理特征，他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暴力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手段而非最后一种手段。”

“爸爸，我们大家东奔西走地好容易得到这个强制令，现在你却突然想改变主意了。薇拉对此会怎么看呢？”

“哦，薇拉。假如瓦伦蒂娜没有要我的命，薇拉也肯定会的。”

“谁也不会要你的命，爸爸。你会长命百岁，你会写完你的书。”

“嗯。是啊。”他的声音激动起来，“你知道，在‘二战’期间，还有件很有趣的进步，那就是半拖拉机的发明。这实际上是个法国人的发明，既雅致又精巧，非常出色。”

“爸爸，请你仔细听我说。假如你现在选择与瓦伦蒂娜住在一起，我就再也不管你了。下次你再也别向我或薇拉求助了。”

我真是太生气了，所以第二天我没给他打电话，但到了后半晌，他给我打了个电话。

“听听这个，娜杰日达！”他在电话那头大喊大叫地说，声音里带着激动的嘶嘶声，“斯坦尼斯拉夫的gcsesup是a！”/sup

我可以听到斯坦尼斯拉夫在后面微弱的抗议声，还有我父亲的嘲弄声：“c等！哈哈！c等！”

现在我听到一声震天骇地的尖叫声，那是瓦伦蒂娜插了进来，然后是一声撞击，紧接着电话变得死寂一片。我试图打回去，但那边是忙音。我打了一遍又一遍。我开始变得惊慌不安。大约二十分钟后，电话那端有了拨号音，但无人应答。我穿上外套，抓起车钥匙。我最好去救他。然后我又打了一次电话，这次我父亲总算拿起了听筒。

“哈罗，是娜杰日达吗？是的，真相大白是好事。替斯坦尼斯拉夫写智商报告的心理学家是个骗子。斯坦尼斯拉夫不是天才，甚至连聪明都算不上。只能算是中不溜儿。”

“噢，爸爸……”

“没什么借口可推脱的。要说是英语成绩，那还说得过去，就连科学也许因为有语言要求，也算是个理由。但数学是纯粹的智力测验。c等！哈！”

“爸爸，你没事吧？我听到的那声撞击是什么声音？”

“喔，只是轻轻撞了一下。你看，她无法面对真相。她儿子不是天才，但她不相信这点。”

“斯坦尼斯拉夫和瓦伦蒂娜还在你跟前吗？”

我想让他住嘴，在她对他造成更大的伤害之前。

“没，出去了。买东西去了。”

“爸爸，法院给你出具强制令已经两周多了。为什么他们还住在那儿？现在他们应当已经搬走了。”

我很清楚瓦伦蒂娜另有一个根据地，也许在某处甚至还有另外一个家，她和斯坦尼斯拉夫还有那个小型便携式复印机都可在那里找到安身之所。为什么她还要在我父亲身边出没？

“有时在这儿，有时又不在。今天走了，明天又回来了。你知道，这个瓦伦蒂娜不是坏人，但她就是接受不了那孩子不是天才的事实。”

“那么她到底有没有搬出去？她住什么地方？”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爸爸？”

接着，轻声地，几乎带着悔恨似的，他咕哝道：“c等！”

***

薇拉一直在托斯卡纳度假，于是我打电话给她，告诉她最近两周所发生的事。我描述了法庭里的场景、劳拉·卡特尔的发言，以及父亲的指控介入。

“太好了！”薇拉喊道。

我描述了瓦伦蒂娜那热烈但莫名其妙的爱情宣言，以及我们的李子酒庆祝会。

“我俩都喝得有点晕晕乎乎的了，然后他开始说起他在红色犁具厂的日子。”

“哈，是的，红色犁具。”薇拉那大姐头的声音让我很不爽，仿佛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似的，“你当然知道，到头来他们全都被出卖了。有个他们帮他修自行车的人向nkvd告发了他们。厂长和大部分职员都被强行遣送到了西伯利亚。”

“噢，不！”

“所幸的是，那是在爸爸离开之后的事了。一个邻居出卖了安娜和维克多，他们死于娘子谷。你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当然。”

“我不知道。”

“所以你看，每个人到最后都被出卖了。”

我过去一直以为在说起我父母的生活时，那将会是个快乐的故事，一个喜悦战胜悲剧的故事，一个爱情战胜不可能的故事，但现在我发现，幸福只是转瞬即逝的片刻，要在它们溜走之前抓住并好好庆祝。

“薇拉，我发现很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人们那么快地背叛彼此？你原本以为，在面对压迫时，他们应当表现得坚定不移。”

“不，不，那是种不谙世事的观点，娜杰日达。你瞧，这是人性的黑暗面。当某个人拥有权力时，没什么权的人总是试图逢迎讨好他们。看看父亲总是想方设法地讨好瓦伦蒂娜的样子，就连她虐待他时也是如此。看看你的劳工党政客们巴巴地向资本家（她发的是‘死本家’的音）‘抛媚眼’（她发的是‘霉—眼儿’的音）的样子，他们原本发誓要把他们推翻在地的。当然，并非只有政客如此，在整个动物界也都是如此。”

（噢，大姐头，你的鼻子怎么那么灵，能嗅出那些个腐蚀的、肮脏的、腐败的、妥协的事物。你是从什么时候学会这么悲观地看问题的？）

“他们不是我的劳工党政客，薇拉。”

“那么他们笃定不是我的。也不是妈妈的，如你所知。”

是的，我那慷慨大度心慈手软喂人食物直至其吐的妈妈全心全意地支持的是撒切尔夫人。

“我们别谈政治了，薇拉。我们似乎总是意见不一致。”

“当然，有些事太恶心人了，最好是不谈它们。”

我们转而为移民局特别法庭听证会制订计划，这听证会无声无息地逼近了我们，一转眼只剩两周时间了。薇拉和我非正式地互换了角色。我现在是离婚专家太太，至少，我的工作是留心离婚方面的事宜。薇拉扮演的是“把他们痛打一顿再赶回老家”太太的角色。她扮演这个角色绝对超级棒。

“秘诀，娜迪娅，在于一丝不苟的计划。”

***

薇拉已经参观过特别法庭的审判庭，调查了情势，与传达员交上了朋友。她已经联系过特别法庭办公室，在没有真切地告诉他们她代表的是马耶夫斯基太太的情况下，已经确保到时候会有一位翻译。

我南下伦敦去参加特别法庭，因为我不想错过好戏。薇拉和我在一家咖啡馆碰了面，这家咖啡馆就位于爱斯林顿区的那座将要举行特别法庭的大楼的对面。尽管我们常通电话，这还是我们在母亲葬礼后的第一次实际会面。我们上下打量着对方。我特地打扮了一下，穿了件从慈善商店买的当季的夹克衫，白衬衣，黑裤子。薇拉穿了件时髦的打了褶的短上衣和土黄色亚麻西装裙。我们小心翼翼地倾向对方，在彼此的脸颊一侧虚虚地啄了啄。

“见到你真好啊，娜迪娅。”

“见到你也一样啊，薇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