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是那个婴儿监控器最终发挥了作用。父亲已经同意离婚。我负责找一个合适的律师——他要有足够的权威来对阵瓦伦蒂娜的那帮人多势众的法律援助律师，这些人会把我父亲逼入绝境，而非仅仅是装装样子，然后伸手要钱。

“不要那个和我谈婚姻无效判决的年轻人。他毫无用处。”离婚专家太太说，“必须是个女的——她会对现状感到愤怒。不要最大的事务所，因为他们会把小案子交给新手去做。不要最小的事务所，因为他们缺乏经验技术。”

我在彼得伯勒法律街区的大街小巷漫无目的地四处奔走，察看黄铜名牌上的姓名。一个名字能告诉你什么呢？不多。我就是这样找到的劳拉·卡特尔。

我第一眼见到她时，几乎想立即站起身，径直走出门去。我肯定自己犯了个错误。她似乎太过年轻，太过善良了。我怎么能同她讨论什么爱奶癖、什么口交、什么软绵绵软耷耷？但我错了——劳拉·卡特尔女士是只母老虎：金发碧眼、鼻子俏丽的英国玫瑰模样的母老虎。我一面介绍情况，一面注意到她精巧的鼻子在因愤怒而抽搐。等我说完，她简直暴跳如雷。

“你父亲危在旦夕。我们必须尽快把她从家里弄出去。我们要立即申请强制令，同时为离婚收集证据。三辆车很好。爱里克·派克的纸条很好。医院的小插曲简直绝了，因为那是公共场所，会有大量证人。是的，我认为我们能在九月的特别法庭申诉之前把事情安排妥当。”

我第一次把父亲带到卡特尔女士的办公室去时，他还是穿着那件破旧的结婚礼服和用黑线缝扣子的白衬衣。他采用古老的俄国礼节，弯腰去接她伸出的手，因为腰弯得太低了，他几乎跌倒。她被迷住了。

“多善良的老绅士啊。”她用她那英国玫瑰的声音对我喃喃说道，“有人居然想利用他，真是可耻。”

然而，他却所见不同。他在电话里告诉薇拉：

“看上去像个黄毛丫头。她能懂些什么？”

“你懂些什么，爸爸？”大姐头反唇相讥，“如果你懂一点点事的话，就不会陷入今天这个地步了。”

卡特尔女士还很关注那台神秘的小型便携式复印机和失踪的医生的预约信。

“她也许想证明你父亲病了——病得太厉害，所以没法出席特别法庭。或者她也许想找证据证明他精神有问题——头脑混乱，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

“那些翻译过的诗歌呢？”

“那将用于证明他们间存在真实的爱情关系。”

“这个诡计多端的狐狸精！”

“哦，我估计是她的律师让她这么做的。”

“律师会干这种事？”

卡特尔女士点点头。“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是七月中旬，九月份的特别法庭听证会过去似乎一直遥遥无期，突然间像是已近在眼前。卡特尔女士安排了一个私人侦探去送交文件。

“我们必须有证据证明离婚申请被送交到了她本人手里。否则她会声称自己从来没收到过。”

薇拉自愿提出那天到场，以确保能证明是瓦伦蒂娜本人收到的离婚申请。现在好戏即将开场，她可不想错过了。我父亲坚持说她用不着来，他毕竟是个有智慧的成年人，可以自己掌控局面，但他的要求被驳回。圈套布好了。

那位侦探是个个子很高、皮肤很黑、长相颓废的男子，在事先约定好的时间，他带着一脸早上刚刮过，现在又长出来的胡须茬子出现在家门口，把门敲得咚咚响。

“噢，一定是邮递员！”薇拉喊道，她六点就起床为这场好戏作准备了，“有可能是给你的包裹，瓦伦蒂娜。”

瓦伦蒂娜向门口冲去。她刚才正在洗早饭时用过的餐具，所以还戴着她那镶褶边的围裙和黄色橡胶手套。

侦探把信封重重地塞到她手中。瓦伦蒂娜一脸困惑。

“离婚申请？我没要离婚啊。”

“不是，”侦探说，“申请人是尼古拉·马耶夫斯基先生。是他要跟你离婚。”

她惊讶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呆呆地站了一会儿。随后，她像个狂怒的火球般爆发了。

“尼古拉！尼古拉！”她冲我父亲尖叫道，“尼古拉，你个疯狂狗吃掉脑袋进坟墓的死人！”

我父亲已经把自己锁在了屋子里，把收音机开到最大声。

她转过身来又去找那个私人侦探，但他已砰地关上黑色宝马的门，伴着轮胎发出的刺耳声响绝尘而去。她转向了薇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