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拉姨妈接生了我母亲的第一个孩子。薇拉于1937年3月出生在卢罕斯克（伏罗希洛夫格勒）。她是个可怜的孩子，哭起来声音尖锐，揪心揪肺，仿佛随时都会断气似的，搅得尼古拉六神无主，心烦意乱。舒拉姨妈宠爱柳德米拉，但不喜欢尼古拉，而她那位身为共产党员和伏罗希洛夫将军的朋友的丈夫也不喜欢他。在舒拉姨妈家的生活变得剑拔弩张。脾气说发就发，门撞得“砰砰”作响，声音一个比一个高，木头房子就像个音箱似的发出回响。几周后，柳德米拉、尼古拉和小婴儿薇拉就撤离此处，去与柳德米拉的母亲（现在她当了外祖母，大家都叫她索尼娅外婆）同住，那是个有三间卧室的新公寓，水泥建筑，位于城市的另一端。

公寓里紧凑而拥挤。尼古拉、柳德米拉和婴儿占据了一个房间；另一间屋子里住着索尼娅外婆；第三间屋子租给了两个学生。弟弟妹妹都在外地上大学，但当他们回来时，就得与自己的母亲挤在同一间屋子里。没有热水——有时连冷水也没有——而且尽管饥荒已有所缓和，但粮食依旧紧缺。新生儿不停地啼哭哀号。她使劲地吸吮着乳头，但有病在身又患有贫血的柳德米拉根本没有奶水喂她。

索尼娅外婆会把婴儿搁在膝上，上下颠着她，唱道：

在高加索山那边，我们为自己的权利而战，

为自己的权利而战。嘿！

马扎尔人在前进，在前进。嘿！

舒拉姨妈说：“拿一只苹果，往里面戳入铁钉，放一晚上，然后拔出钉子，吃掉苹果——这样一来你就能摄取到维生素c和铁。”

尼古拉在卢罕斯克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在公寓里闲荡，他写诗，让每个人都觉得碍手碍脚。婴儿不停的啼哭搅得他心神不宁，他又搅得柳德米拉心神不宁。1937年冬天，他返回了基辅。

***

就在同一年，柳德米拉终于获准去基辅的兽医学院上学。也许开吊车的工作起了作用，终究把她变成了一个无产者。但现在它似乎是个残酷的玩笑：带着个新生儿，丈夫又有了工作，她不可能去上学。

“去吧！去吧！”舒拉姨妈说，“我来带薇罗契卡。”

柳德米拉不得不作出选择：丈夫和兽医学院，还是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舒拉姨妈给她买了新大衣和火车票，还给了她一顶奢侈的帽子，帽子上带有绢花和面纱。柳德米拉在火车站吻别母亲和姨妈。小薇罗契卡紧紧依偎着她，啜泣不已。柳德米拉上火车时，大家不得不把她抱回家。

“那你再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那是将近两年后了，”薇拉说，“她在基辅一直待到战争开始时。随后她来接我。哈尔科夫太危险了。我们去了戴斯谢夫（dashev），与娜迪娅奶奶住在一起。在乡下要安全些。”

“你见到她一定很高兴。”

“我没认出她。”

一天，一个蓬头乱发的瘦女人走进家门，把薇拉搂在怀中。孩子开始又踢又叫。

“连你妈妈都认不得了，薇罗契卡？”

“她不是我妈妈！”薇拉喊道，“我妈妈戴了顶帽子。”

***

我们还有张母亲戴着那顶帽子的照片，帽子上的面纱掀在后面，她的脸上浮现着少女般的微笑。它一定是我父亲在她刚到基辅后不久给她拍的。我是在一捆老照片和信件中找到它的，它们就放在我有次在里面发现精神病医生的信的那只抽屉里。那封信早就找不着了，但照片放在起居室的一只鞋盒子里，周遭是散发着腐烂气味的苹果、装满连袋煮晚餐的冰柜、小型便携式复印机，以及那台文明人的吸尘器，它是外国货，在国内买不到集尘袋，现如今被抛置在角落里，盖子敞开着，垃圾从它那文明的肚子里溢了出来。

这间屋子依旧是个争议地带。瓦伦蒂娜在家时，她会坐在这里，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到最大，旁边还摆着个电暖气（我父亲把房间里的散热片修过了，好让它不散热，为的是保护他的苹果）。我父亲看不懂电视，大多数内容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他会坐在自己屋子里，听收音机里播放的古典音乐，或是看书。但当她上班离家后，他喜欢坐在这里，与他的苹果和照片待在一起，或是眺望窗外犁沟纵横的原野。

五月的这个潮湿的下午，我们一起坐在这里喝茶，一面看着雨水从窗户上滂沱而下，并且抽打着花园里的丁香树。我努力想把谈话从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的喷气推进技术的发展转向有关离婚的讨论。

“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主意，爸爸。但我认为这是你重获自由的唯一途径。”

他停住嘴，皱起眉毛看着我。“为什么你现在要提离婚的事，娜迪娅？那该是薇拉，她是那么热衷于离婚。香烟和离婚。呸！”

他的牙关紧咬，搁在大腿上的患关节炎的手指痉挛不已。

“薇拉和我意见一致，爸爸。我们认为瓦伦蒂娜会继续虐待你，我们很担心你的安全。”

“你知道吗，当薇拉第一次发现还有离婚这档子事时，她就立即试图说服柳德米拉跟我离婚。”

“真的吗？”这事我还是头回听说，“我敢肯定她不是当真的。小孩子总会说些奇奇怪怪的话。”

“她是当真的。她确实是当真的。她终其一生都在试图让米罗契卡跟我离婚。现在是让瓦伦蒂娜和我离婚。现在你也来了，娜迪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