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她感到绝望。”

“啊，是的。绝望。”她深吸了一口气，抽了口烟。

“还记得我们绝望的时候吗，薇拉？”

临时收容所。避难中心。我们挤在一起睡的单人床。厕所在后院的、用废旧报纸当厕纸的排屋。

“但人要多绝望才会去犯罪？或是甘当妓女？”

“女人总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走向极端。我为了安娜会做同样的事。我肯定会的。你为了爱丽丝或莱克希不会这么做吗？妈妈为了我们不会这么做吗，薇拉？假如我们陷入绝境的话？假如别无选择的话？”

“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娜迪娅。”

***

凌晨时分，我躺在床上想着那个刚果男人。我想象着那夜半的敲门声，那快跳出胸腔的心跳，那掠食者与被捕食者间的对视。抓到你了！我想象着朋友和邻居聚集在人行道上，扎德查克夫妇挥动着用来擦拭眼睛的手帕。我想象着一杯咖啡，还冒着热气，因主人的匆忙离去而遗留在桌上，它慢慢变凉，然后结了一层皮，然后终于干成褐色的壳。

迈克不喜欢“把他们痛打一顿再赶回老家”太太。她与那个他娶的女人判若两人。

“驱逐出境是种残酷卑鄙的待人方式。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

第二天，我打了移民局顾问服务处给瓦伦蒂娜的来信上边的电话号码。他们给了我一个东米德兰兹机场地区的号码。令人称奇的是，接我电话的正是那个在我父亲婚后去探访他的夹棕色文件夹开蓝色菲亚特的女人。她惊讶于我的来电，但她立即就记起了我父亲。

“我直觉地感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她说，“你爸爸似乎如此地，那个……”

“我知道。”

她听上去人不错——比我父亲对她的描述好多了。

“不只是卧室的问题——而是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似乎根本不在一起做任何事。”

“但现在会怎样？它会如何收场？”

“这我无法告诉你。”

我得知，假如有驱逐出境这档事的话，执行它的不会是移民局服务处，而是内政部指挥下的当地警察局。每个地区都有在当地警察局上班但专司移民事务的警官。

“与你说话很有趣，”她说，“我们探访当事人，把报告存档，然后他们就消失在了稀薄的空气中。我们通常不会知道事情的结果。”

“哦，什么结果都还没。”

我给彼得伯勒中央警察局打电话，要求与专司移民事务的警官通话。他们让我找斯波尔丁警察局。他们给我名字的这位警官没上班。第二天我又把电话打过去。我本以为这个名叫克里斯·提德斯维尔的人是个男人，没想到她原来是个女的。当我对她说起我父亲的事时，她实事求是地说：

“你可怜的父亲。你碰上恶棍了。”她的声音听上去年轻清脆，带着泛沼泽地区的口音。她听上去不够老，似乎没处理过多少驱逐案件。

“听我说，”我说，“等事情结束后，我打算就此写本书，你可以成为里面最终将她绳之以法的年轻英勇的警官。”

她笑起来。“我会尽力而为，但你别指望一口气就吃成胖子。”在特别法庭开庭之前，她什么也做不了。然后也许会有基于同情的上诉。只有在那之后，才会有驱逐许可，也许会有。

“听证会结束一周左右给我打电话。”

“你可以是电影里的女主角，由朱丽娅·罗伯兹扮演。”

“你听上去有点儿气急败坏。”

***

瓦伦蒂娜能把这种小企鹅咕咕咕外加摸胸的政体维持到九月吗？不知怎的我很是怀疑。我那骨瘦如柴、弱不禁风的父亲能够靠吃火腿罐头、水煮胡萝卜和东芝苹果，再时不时地挨点打地活到那时吗？似乎不大可能。

我给姐姐打电话。

“我们不能等到九月。我们必须把她弄出去。”

“没错，我们忍得太久了。说真的，我要怪……”她停住了嘴。我几乎能听到话到嘴边又戛然而止的刹车声。

“我们得齐心协力，薇拉。”我的语气是安抚性的。我们现在相处得是如此融洽，“我们只需劝说爸爸重新考虑他反对离婚的理由。”

“不，还有比这更急的事。我们必须先申请一项驱逐令，让她立即滚出家门。离婚的事可以往后靠靠。”

“可他会同意吗？现在他们又回到摸胸状态了，他说变就变的。”

“他疯了。不是一般地疯。不管那个精神病医生怎么说。”

***

这不是我父亲首次由精神病医生给出解除警报的信号。在此之前至少有过一次，那是大约三十年以前，当我正处在被他称为托洛茨基分子的阶段。我是偶然发现这事的。我趁父母不在家之机在他们屋子里翻箱倒柜——就是那有着沉重的橡木家具和不调和图案的窗帘、现在已被瓦伦蒂娜变为自己的香闺的同一个房间。我想不起当时是在找什么了，但我发现了两样让我震惊的东西。

第一样，躺在其中一张床底下的地板上，是个皱巴巴的橡胶袋子，里面盛着黏糊糊的发白液体。我惊恐地盯着它。这是最为私密的排泄物。这是我父母性交的无耻证据，薇拉和我就是这种不止进行过两次的行为的产物。我父亲的精液！

第二样是一份医院的精神病医生的报告，时间是1961年。它藏在梳妆台的一只抽屉里的文件中间。报告写到，我父亲要求看精神病医生，因为他正遭受着对他女儿（我，不是薇拉！）的病态仇恨的折磨。这种仇恨是那样萦绕于心，挥之不去，耗时耗力，以至于他害怕这是精神疾病的先兆。精神病医生与我父亲进行了详细的交谈，得出的结论是，考虑到我父亲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的生活经历，他因为她的共产主义观念而恨她一点也不奇怪，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我读着报告，越来越惊讶，然后变得愤怒，既对我父亲，也对那个不知姓名的精神病医生——他做出了简单的选择，没有听到我父亲的呼救声。愚蠢透顶——他俩都是。我母亲的家族遭受了无以言表的不公正对待，她远比我父亲更有理由恨我成为共产党人，但她从未停止过爱我，即使是在我最乖戾张狂的时候，即使是在我说出的话肯定伤到了她的要害之时。

我把文件放回抽屉。我用报纸把那只用过的避孕套包起来，扔进垃圾箱，仿佛这样我就能够设法保护我母亲不受它那无耻内容的伤害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