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为什么？”

他耸耸肩：“也许她认为有复印机比用手写更气派。”

“气派？多蠢呢。这说不过去。”

“你知道圆形监狱理论吗？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完美的监狱设计。看守看得见一切，从各个角度，而他自己却不为人所见。所以瓦伦蒂娜知道有关我的一切，而我对她一无所知。”

“你在说什么呢，爸爸？那些信和复印件都在哪儿？”

“也许在她房间里。”

“没有，我看过了。也不在斯坦尼斯拉夫的房间。”

“我不知道。也许在车里。我看见她把什么东西都放在车里。”

老破车就停在车道上。但钥匙在哪儿？

“不用钥匙。”我父亲说，“锁是坏的。她把钥匙锁在行李箱了。我用螺丝刀撬开了锁。”

我注意到这辆车也没有贴圆形纳税证。也许因为那个警察在这里，她没敢开它。在后备厢里，我找到了个硬纸盒，里面全是文件、档案和复印件。这正是我要找的。我把它们拿回到起居室，坐下身读起来。

纸盒里有那么多的文件，我简直要被淹没了。我从最初的信息全无一下子变成了信息过剩。据我所见，那些信未经有序整理，不曾按日期、通信人或内容加以归类。我开始随意地将它们抽出来。纸盒最上面，一封移民局的来信引起了我的注意。信中罗列了他们拒绝她的上诉的理由——里面没有提及我父亲有关在胁迫之下的声明，但有一段话解释说，她有权进一步上诉到一个特别法庭。我的心直往下沉。这么说，上一次的上诉不是路的尽头。还要有多少次上诉和听证？我用那台小型便携式复印机把信复印下来，以便给薇拉看。

现在我看到了我父亲写给她的诗歌和情书的复印件，包括那封详细开列了他的存款和养老金细节的信——用乌克兰语写的原件和翻译件都被复印了下来，并订在一起。为什么？给谁看？有一封信是彼得伯勒地区医院的精神病咨询医生给我父亲的信，里面提及与他约定的时间。约定的时间是明天。我父亲对此只字未提。他收到信了吗？她复印了该信（为什么？），但没有退还原件。

有些信是从乌克兰来的，可能是她丈夫写的，但我只会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乌克兰文，而且我现在也没时间看它们。

更多的是我父亲的信件——这一封是那个见习律师关于获取婚姻无效判决的困难性的信件。这一封是他写给内政部的相关人士的，宣称他对她的爱，坚持说他们的婚姻是真实的。信上签署的时间是4月10日——就在诺丁汉的上诉法庭前不久。它也是在胁迫下写的吗？这一封是他的医生菲格斯写来的，建议他需要再去一趟，去拿一个新处方。

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我发现了一些婚礼照片的复印件——瓦伦蒂娜对着镜头微笑着，朝我父亲躬下腰去，以便露出她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乳沟；我父亲眼睛睁得大大的，咧着嘴笑得像朵花似的。在同一个信封里还有一份结婚证的复印件和一份内政部入籍信息单。

现在，我终于找到了一直想找的信——瓦伦蒂娜的律师来信，上面的日期仅仅是一周前，他同意为她代理于9月9日在伦敦举行的她的入境事务审裁处听证会的相关事宜，还建议她申请法律援助。九月！我父亲绝对坚持不了那么久。信的末尾是个警告：

给你的建议是：你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给你丈夫提出离婚的理由，因为这将对你的案子大为不利……

我太过投入了，差点没听见后门打开的声音。我意识到有个人进了厨房。我迅速把所有的信和文件归拢到一起，胡乱地把它们塞回盒子，然后四处张望看可以把它们藏在哪儿。房屋的角落里有个大冰柜，是我母亲存放她的所有蔬菜和香草的地方，现在瓦伦蒂娜用它来储藏她的连袋煮晚餐。我把它们塞到了那里。门开了。

“咦，你还在这儿。”瓦伦蒂娜说。

“我只是在收拾收拾。”我的声音是抚慰性的（没一点烦她的意思——我很快就走了，然后她就会留下来跟我父亲在一起），但她把这当成一种蔑视。

“我太多工作。没时间做家务。”

“是这样。”我漫不经心地倚着冰柜。

“你爸——他没给钱我。”

“但他给了你一半的养老金。”

“养老金不好。养老金能买什么？”

我不想与她争论。我只想让她离开，以便我能继续查看那些信件。但随后我意识到，她也许是回来吃她那连袋煮的午餐的。

“你想让我给你做午饭吗，瓦伦蒂娜？你可以上楼去休息一下，我来做饭。”

她很惊讶，语气软了下来，但拒绝了我的建议。

“我无时间吃。只吃三明治。（她发的是‘三民记’的音。）我来取车。下班后我要跟玛格蕾特卡去彼得伯勒买东西。”

她砰地关上门驱车而去，我留了下来，守着一盒冰冻的文件。

我复印了那封律师来信，但就在那时我看到只剩两张复印纸了，于是我停了下来。我把一张结婚照连同我复印的东西一起塞进自己的手提袋，然后把其余的文件放回到盒子里。

就在我正这么忙活着时，另一张纸映入我的眼帘。那是封布达佩斯的女性美容机构的来信，收件人是彼得伯勒霍尔街的一位瓦伦蒂娜·杜波娃太太。信中用英语向她表示感谢，因为她是令人尊敬的顾客，并告诉她已经收到所支付的用以做隆胸手术的3000美元。信上署的是帕维尔·纳吉医生的花体字签名。我从日期判断出，这一定发生在婚礼前的几个月，也就是说是在她回乌克兰期间。我回想起那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3000美元相当于1800英镑多一点儿。这么说我父亲一定已经知道这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一定已经知道，而且一定巴不得为此付钱。

“爸爸，”我冲他叫道，语气柔和，以便不泄露我那噌噌直往上蹿的怒火，“爸爸，这是什么？”

“唔。是啊。”他看了看信，点点头。他没什么好说的。

“你真是疯了。真幸运，你明天与精神病医生有约。”

我把那盒冷冻过的信藏在我父亲的床下，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一定得尽早找机会把它们放回她的汽车后备厢，不能让她看见。我想我应该留下来自己做这事，但时间已是傍晚，而我只想离开回家，回到心地善良、心智健全的迈克身边，回到我那井然有序的家里。我给他做了干酪通心粉——像白蛆一样，食之无味，但他不戴假牙就能吃动。我们一声不响地吃着。再没什么可说的了。等他吃完，我与他告别。当我从小道转进主路时，对面一辆车凶悍地高速驶过弯道。一个车前灯是破的。前排坐着两个眉开眼笑的身影：瓦伦蒂娜和玛格蕾特卡逛街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