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后的三周，我依然未曾目睹我新来的后妈的真容。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能来见见那位幸运的新娘子？”我问父亲。

“先不要来。先不要来。”

“可什么时候？”

“先不要来。”

“为什么先不要来？”

“她现在还不住这儿。”

“不住那儿？那她住哪儿？”

“别管她住哪儿。反正不在这儿。”

倔老头儿。他什么也不会告诉我。但到底我还是发现了。我套他的话。

“这算哪门子老婆？甚至都不跟丈夫住一起？”

“过不久她就来了。三周后。等斯坦尼斯拉夫的学校课程结束后。”

“学校课程结束了又能怎样？假如她爱你，她现在就该在这儿。”

“可他的房子离学校近。这对斯坦尼斯拉夫来说更方便。”

“霍尔街？鲍勃·特纳住的地方？这么说她还跟特纳住在一起？”

“是的。不是。但现在他们的关系是纯洁的。她向我保证过。”（他一字一句地说——保证过。）

傻瓜。被人骗得团团转。现在跟他争什么都没用。

到我们去探望时，已时值八月，天气炎热。田野四处是联合收割机的隆隆声响，它们像巨大的蟑螂一样上下颠簸爬行。一些农田已收割完毕，巨大的干草捆包裹在黑色的聚乙烯袋子里，散乱地躺在庄稼残茬上，就像一些从巨型机器上拆下来的零件——剑桥郡的这些个收获场景毫无诗情画意的成分。机械式树篱修剪机已现身户外，用来割倒丛生在灌木篱笆边的野蔷薇和荆棘。不久就要到在玉米地烧秸秆的时候了，土豆田和豌豆田也将喷洒化学落叶剂。

然而，母亲的花园依旧是鸟类和昆虫的避难所。树上挂着沉甸甸的果实——还没熟，会让你肚子痛——胡蜂和飞蝇已经在被风吹落的果子上大快朵颐，贪吃的雀鸟享受着小昆虫的盛宴，画眉鸟在掘食蛆虫，嗡嗡叫的肥肥的大黄蜂奋力钻进指顶花张开的唇瓣中。花圃里，粉玫瑰和红玫瑰与旋花类植物在为争夺地盘而一决高下。楼下饭厅里，面朝花园的窗户敞开着，父亲坐在窗边，鼻子上架着眼镜，膝上搁着本书。桌子上铺着台布，而不是堆着报纸，花瓶里插着些塑料花。

“嗨，爸爸。”我探过身去，亲了亲他的脸颊。胡茬很扎人。

“嗨，外公。”安娜说。

“嗨，尼古拉。”迈克说。

“哈哈。你们来了真好。娜迪娅。安努斯卡。米哈伊尔。”

一一拥抱。他看上去挺精神。

“那么，你的书写得怎么样了，外公？”安娜问。她崇拜外公，认为他是个天才。为了她，我掩饰他的种种怪癖、他令人生厌的性觉醒、他不讲个人卫生的小毛病。

“挺好。挺好。我就要写到最有趣的部分了。履带拖拉机的发展。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时刻。”

“我把水烧上吧，爸爸？”

“那跟我说说履带拖拉机。”安娜的话语里绝无讽刺之意。

“啊哈！你瞧，在史前时期，大石头是用树干做成的木头滚子进行搬运的。瞧。”他在桌子上把削尖了的2h铅笔排成一排，又在上面放上本书。“一些人推石头，而另一些人——等石头已经运上了滚子——他们得从石头后面把树干抱起来，再跑过去把它们放在石头的前面。就履带拖拉机而言，这种滚子的运动是由链条和联动装置来完成的。”

爸爸、安娜和迈克轮流推着铅笔上的书，将铅笔从后面移到前面，速度越来越快。

我走进厨房准备茶点。我把茶杯放在托盘上，将牛奶倒入奶壶中，然后到处找饼干。那么她在哪儿呢？她在家吗？她还在躲着我们吗？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她——一个身材高大的金发女郎，足蹬高跟露趾凉拖，悠悠然地穿过花园向我们走来。她的步态慵懒，神情高傲，似乎无法忍受她得屈驾接见我们的搅扰。牛仔布迷你裙短到大腿，粉色无袖上衣紧裹着肉感的胸部，两只硕乳随着她的行走而不停地上下颠动。我瞪圆了眼睛。她就那么明目张胆地炫耀着那凹凸有致的奶白色肉体。她滚圆的身体几近于肥胖。等她走近点儿时，我看到她的头发是碧姬·芭铎式的乱发，扎成马尾，蓬松地堆在裸肩之上。头发是染成浅色的，在发根一寸左右处呈现出褐色。脸庞宽大俊秀。高颧骨。大鼻孔。眼距宽，眼睛是糖浆的那种金褐色，勾着埃及艳后式的眼线，在眼角处高高挑起。嘴唇上噘，几乎像在讥笑人，唇上涂着浅蜜桃色口红，口红溢出了唇线，似乎在有意夸大双唇的丰满。

骚娘们。臭婊子。贱货。这婆娘已僭取了我母亲的位置。我伸出手去，挤出一丝笑容。

“哈罗，瓦伦蒂娜。真高兴终于见到你了。”

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冰凉无力，没有回握。长长的指甲上涂着与口红颜色相配的蜜桃色珠光指甲油，闪闪发亮。我从她眼睛里看到自己——矮小，干瘪，黝黑，平胸。不是个真正的女人。她冲迈克微笑，一种娇慵的坏笑。

“你喜欢伏特加吗？”

“我泡了一壶茶。”我说。

她在房间里晃荡时，我父亲的眼睛直盯在她身上。

我十六岁时，父亲禁止我化妆。他命令我上楼去，把脸上的妆卸掉后才能出门。

“娜迪娅，假如所有女人都往脸上涂脂抹粉，想象一下，就不可能再有自然选择这一说了。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物种的丑化。你不会愿意让此事发生的，是吧？”

多么睿智聪达啊。为什么他就不能像个普普通通的父亲那样直截了当地说他不喜欢？现在瞧他那对着这涂脂抹粉的俄罗斯骚货直流口水的样子。也许他现在近视得太厉害了，看不清她化着浓妆。也许他认为，她天生就长着浅蜜桃色嘴唇和埃及艳后般的黑色吊梢眼。

这会儿在门口又出现了一个身影，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略胖，布满雀斑的孩子气的脸，有豁口的门牙，卷曲的褐发，圆眼睛。

“你一定是斯坦尼斯拉夫。”我脱口问道。

“没错，我是。”可爱的豁牙笑容。

“见到你真好。我听说了你好多事。我们大家来一起喝茶吧。”

安娜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但面无表情。他比她小，所以没兴趣。

我们有些尴尬地围桌而坐。斯坦尼斯拉夫是唯一显得放松的人。他向我们说起他的学校，他喜欢的老师，他最不喜欢的老师，他喜欢的球队，他喜欢的流行音乐组合，他在巴拉顿湖丢掉的防水运动手表，他的新耐克复古鞋，他喜欢的食物（意大利面），他的担心（如果他发胖，别的孩子会讥笑他），他周六去参加的聚会，他朋友盖里新得的小狗。他的声音充满自信，音调悦耳，口音讨喜。他是彻底的轻松自在。其他人一言不发。那无法言说的凝重像浓重的乌云般笼罩在我们心头。屋外有零星的雨滴落下，我们听得到远处的雷声。父亲关上窗户。斯坦尼斯拉夫兀自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

喝完茶，我端着茶杯向水槽走去，准备清洗，但瓦伦蒂娜示意我走开。她往她那浑圆的、指尖呈蜜桃色的手上套上橡胶手套，穿上一条褶边的围裙，在碗里搅起肥皂泡。

“我做，”她说，“你走。”

“我们去墓地。”父亲说。

“我跟你们一起去。”斯坦尼斯拉夫说。

“别，斯坦尼斯拉夫，求你了，留在家帮妈妈干活。”

他下次一定会对我们说起他喜欢的坟场。

等我们从墓地回来时，又喝了一杯茶，然后就到了晚饭时间。瓦伦蒂娜会给我们做饭，父亲说，她是个好厨师。我们坐在桌边等着上菜。斯坦尼斯拉夫对我们说起一场他连进两球的足球赛。迈克、安娜和我礼貌地微笑着。父亲脸上洋溢着骄傲的容光。与此同时，瓦伦蒂娜穿上她的褶边围裙，在厨房里忙碌着。她热了六盘即食的速冻食物，烤肉片上浇着加有豌豆和土豆的汤汁，将它们看似丰盛地摆在桌上。

我们沉默地吃着。你可以听见我们在与那黏稠的经过重新加热的肉格斗时，刀刮盘子的声音。就连斯坦尼斯拉夫也有几分钟没说话。父亲吃到豌豆后，开始咳嗽起来。豌豆皮卡住了他的喉咙。我给他倒了杯水。

“很好吃。”迈克说，一面环顾四周，期待有人附和。我们都咕哝着表示赞同。

瓦伦蒂娜露出胜利的笑容。

“我用的是现代烹调法，不是农民烹调法。”

饭后甜点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山莓酱冰激凌。

“是我喜欢的。”斯坦尼斯拉夫轻轻地咯咯笑着说。

他向我们一一细数他喜欢的冰激凌口味。

父亲在一只抽屉里摸索了半天，这会儿拿着一叠纸走过来。那是他写的书的最新一章，我已经帮他把它翻译成了英语。他想读给迈克、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听。

“你应该听些个关于我们挚爱的祖国的事。”

但斯坦尼斯拉夫突然想起他得赶做一些家庭作业，安娜先前已去村子买牛奶，瓦伦蒂娜则在旁边的房间里煲电话粥，所以只有迈克和我跟他一起坐在敞亮的客厅里。

在乌克兰历史上，拖拉机扮演着一种矛盾的角色。乌克兰过去是个农业国家，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为了充分发挥其农业潜能，机械装置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但引进这一机械的方式却名副其实地令人恐怖。

他的声音变得沉重起来，那些没有写出来和没有说出来的字句都被压缩进他正在读的文字中。

1917年十月革命后，随着城市无产者的增加，俄国开始变为工业国。这些无产者是从农村招募来的农民。但假如农民得离开乡村，又有谁来种田供养城市人口呢？

斯大林对这一两难困境的回答是，农村也必须城市化。于是所有土地都被集体化，成为大农庄，取代农民的小农场，按照工厂模式运作。这被称为kolkhoz，意为集体农庄。乌克兰的集体农庄的运作最为苛严。过去农民耕地用的是马或牛，集体农庄用的则是铁马，这是当时人们对第一辆拖拉机的称呼。尽管制造粗糙，性能不稳，车轮是铁制履带，没有轮胎，这些早期的拖拉机仍可以干二十个人的工作。

拖拉机的到来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它使耕作原来用以分割农民个人土地的分界地带的土地，从而形成大的集体农庄成为可能。因此这就预示着富农阶级，也就是那些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的全线终结，他们被斯大林视为革命的敌人。铁马破坏了传统的乡村生活模式，而拖拉机工厂则在乌克兰兴旺发达。然而，集体农庄却没那么有效率，这主要是因为来自农民的抵制，他们要么拒绝加入集体农庄，要么暗地里继续耕种自己的土地。

斯大林的报复冷酷无情。饥饿就是他使用的工具。1932年，乌克兰的全部收成被掠夺一空，全部运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供应工厂里的无产阶级——否则革命如何继续进行？产自乌克兰的黄油和大米在巴黎和柏林市场上出售，西方的好心人对苏维埃的生产奇迹啧啧称奇。但在乌克兰的乡村，人们却在忍饥挨饿。

这就是我们历史上未被记录的巨大悲剧，直到现在，这一悲剧才得以揭示……

他停了下来，静静地把纸张拢在一起。眼镜架在他的鼻尖上，镜片太厚，以致我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睛，但我恍然觉得那里有泪光闪现。在接下来的沉默中，我能听到瓦伦蒂娜还在隔壁房间里喋喋不休地煲电话粥，从斯坦尼斯拉夫的房间里传来隐隐的音乐声。在远处，乡村教堂的钟声响了七下。

“干得好，尼古拉。”迈克赞叹道，“斯大林欠下了太多的血泪账。”

“干得好，爸爸。”我的赞扬比迈克的要牵强。所有这些个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东西都让我心绪不宁——似乎既过时又不相干。田地里的农民，丰收时的民谣，祖国母亲：这一切都与我何干？我是个后现代的妇女。我了解结构主义。我丈夫会做大麦粥。那么我为什么会感觉到这种意料之外的情感牵扯？

后门发出“咔嗒”的声响。安娜回来了。瓦伦蒂娜结束了电话交谈，溜进来跟着大家一起喝彩，拍手时仔细地留意着她那珠光晶莹的手指尖。她满意地微笑着，仿佛这部文学杰作是由她本人写就的。她亲了亲他的鼻子。“holubchik！”小企鹅。父亲顿时变得红光满面。

随后到了我们回家的时刻。我们一一握手，做吻颊状。这次探访相信是成功的。

***

“那么她什么样儿？”姐姐在电话里问。

我描述了那迷你裙、发式、妆容。我的语调是中立的，训练有素的。

“哦，天啊！我就知道！”薇拉喊道。

（我是多么享受这牢骚的盛宴啊！我这是怎么啦？我过去可是个女权主义者。现在，我似乎正在变成《每日邮报》太太。）

我向她描述那洗碗的手套，那粉红色珠光指尖。

“没错，没错。我全都料到了。”她的声音因愤怒而有些颤抖。

因为种花植草和做饭做菜，母亲的手粗糙黝黑。“我能看出她是哪种女人。他娶了个骚货！”（这可不是我说的！）

“可是，薇拉，你不能以貌取人呢。（哈！瞧我是多么理性和成熟啊！）无论怎样，那种穿着打扮在乌克兰的意义有所不同——它象征着与农民的过去决裂，仅此而已。”

“娜迪娅，你怎么能那么天真？”

“一点也不，薇拉。去年有个乌克兰社会学教授来访问，她也完全是那种打扮。她看到我的多数朋友都不化妆，穿着牛仔裤或运动装走来走去，而她却渴望穿名牌服装，这让她很不安。她说这是对女性的背叛。”

“嗯，是这么回事。”

我姐姐宁愿死也不愿穿牛仔裤（当然名牌牛仔裤除外）或运动装。其次，她宁愿死也不愿穿高跟露趾凉鞋和牛仔布迷你裙。

我向她讲起即食的冷冻饭菜。我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令人悲哀的是，他可能压根没注意到有何不同。”她咕哝着说，“可怜的妈妈。”

***

在我们的探访之后没过多久，他们婚姻的首次危机就爆发了。瓦伦蒂娜要买新车——不是什么二手车。一定得是好车。至少一定得是梅赛德斯或捷豹。宝马也ok。请别提什么福特。车是用来送斯坦尼斯拉夫上他那贵族学校用的，那里的其他孩子乘坐的都是绅宝或路虎。我父亲看中了一辆他买得起的性能良好的二手福特嘉年华。瓦伦蒂娜可接受不了福特嘉年华。她连福特护卫舰都看不上眼。他们为此吵得不可开交。

“给我说说你的想法，娜杰日达。”他恼怒地在电话里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