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薇拉和我竭力阻止，瓦伦蒂娜和她的儿子斯坦尼斯拉夫还是于三月一日返回了英格兰。他们在拉姆斯盖特入境，持的是为期六个月的旅行护照。没有一个基辅的英国使馆人员反对他们获取签证，也没有一个拉姆斯盖特的入境官员哪怕是粗粗地检查一下他们的护照。一回到彼得伯勒，他们就搬进了鲍勃·特纳的家。瓦伦蒂娜在教堂附近的一家旅馆找了份工作，并立即开始着手实施嫁给我父亲的计划。所有这些情况都是我通过数小时的电话交谈拼凑出来的。

父亲企图对自己的计划秘而不宣，把我和姐姐都蒙在鼓里。每当我们直截了当地向他发问时，他总是顾左右而言它。但他不善撒谎，所以总是轻易露馅。他忘了自己对我们分别说过什么，而且他以为我们还是不跟对方说话。但我们已经开始情报共享。

“到头来他当然还是把一千八百英镑拱手相送了，薇拉。他把它们存入她的户头，而她毫不客气地将它们一取而空。她不在这儿时，他一直定期给她寄钱。”

“真的啊！太过分了！”大姐头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那肯定是他大部分的养老金。”

“他还寄钱给她和斯坦尼斯拉夫买从利沃夫到拉姆斯盖特的长途车票。后来她又对他说，她还需要更多的钱办理奥地利的中转签证。”

“妈的话绝对是正确的，”薇拉说，“他毫无常识。”

“等他把钱花光了，就不得不罢手了。”

“也许吧。也许这仅仅是个开始。”

父亲不仅仅将这位一贫如洗的乌克兰美妇人从水深火热中拯救了出来，而且还责无旁贷地坐到了抚养她那出类拔萃的天才儿子的位置上。

斯坦尼斯拉夫现年十四岁，一直被视为未来将自主开业的心理学家。我父亲花了一笔小钱给他测了下智商，于是乎得到一张证书，上面宣称他是位天才。基于此，这孩子（顺便提一句，他还是个天才的音乐家，会弹钢琴）在彼得伯勒的一所声誉卓著的私立学校占据了一席之地。（当然，他这样聪明绝顶，怎能屈尊莅临当地的综合中学，那是只有那些农民兄弟的子女才适合去的地方。）

花大价钱将自己出类拔萃的天才女儿送进一所一流学校的我姐姐对此怒不可遏。将我那出类拔萃的天才女儿送进当地综合学校的我也同样怒不可遏。我们的愤怒使得电话线嗞嗞地直冒火花。我们终于有了共同之处。

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点。正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以生命为代价所揭示出的那样，婚姻绝不仅仅是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的事情，它还关乎两个家庭。薇拉和我都不想让瓦伦蒂娜进入我们的家庭。

“我们得正视此事，”薇拉说，“我们不想让如此平凡的人（这可不是我说的！）顶上我们家族的姓氏。”

“噢，得了，薇拉。我们的家族也并非不平凡。我们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家族，与别人家没什么两样。”

我开始向大姐头那自我任命的家族历史的守护人身份发出了挑衅。她当然不干了。

“我们来自货真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娜杰日达。我们可不是什么暴发户。”

“但奥切雷特考家是——那什么？富农……”

“农场主。”

“……变成的马贩子。”

“养马人。”

“总之是哥萨克人。有点野蛮，你得承认。”

“斑斓多彩。”

“而马耶夫斯基家是教师出身。”

“祖父马耶夫斯基是教育部长。”

“不过六个月而已。而且是个并没真正存在过的国家的。”

“自由乌克兰当然存在过。说真的，娜迪娅，你为什么对凡事都抱着如此消极的看法呢？难道你认为自个儿是历史的奴婢？”

“不，但是……”（这当然正是我的想法。）

“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她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我听到她在摸索香烟，“我还是个小姑娘时，索尼娅外婆常对我说起她婚礼的故事。那才叫婚礼呢，可不是我们老爸正打算进行的这可怜巴巴的破事儿。”

“可你瞧瞧日期吧，薇拉。新娘已经怀孕四个月了。”

“他们彼此相爱。”

这算什么？难不成大姐头私下里是个浪漫主义者？

***

母亲的母亲索尼娅·布拉祖克嫁给米特洛凡·奥切雷特考时芳龄十八，她的婚礼是在有着金色穹顶的基辅圣米迦勒大教堂举行的。她身穿一袭白色结婚礼服，轻纱笼面，脖子下垂着个漂亮的金盒坠，长长的棕发上戴着洁白的花冠。尽管她身材纤瘦，你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她已经有孕在身。她的长兄帕维尔·布拉祖克，铁路工程师，后来是列宁的朋友，把她交给了新郎，因为她父亲太虚弱了，撑不过整个仪式。她的才当上医生的姐姐舒拉是女傧相。她的两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向她抛洒玫瑰花瓣，当她亲吻新郎时，禁不住泪如泉涌。

奥切雷特考家的男人们大步流星地踏入教堂，他们穿着马靴、刺绣衬衫和式样奇特、宽松下垂的裤子。女人们身着色彩浓烈的衬衫，小跟靴子，头扎色彩艳丽的发带。她们一起站在教堂后面，像簇刺目耀眼的花束。婚礼结束时，她们兀然离去，没有给牧师一文小费。

布拉祖克家的人对新郎的家人嗤之以鼻，觉得他们粗俗无礼，比土匪好不到哪儿去，他们饮酒过量，还从不梳头。奥切雷特考家觉得布拉祖克家的人是娘娘腔的城里人，是土地的背叛者。索尼娅和米特洛凡可不管各自的父母作何感想。他们已经成就了自己的爱情，而他们爱情的结晶即将到来。

***

“1953年的时候，它不出意料地被推倒了。”

“你说什么？”

“金色穹顶的圣米迦勒教堂。”

“谁干的？”

“当然是共产党啦。”

哈！看来这浪漫故事背后还是有潜台词的。

“爸爸和瓦伦蒂娜是相爱的，薇拉。”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娜迪娅。你怎么老也长不大啊？你等着看吧，她要的是护照和工作许可证，还有他剩下的那点儿钱。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他只不过被她的肉体迷住了。这是他唯一的话题。”

“他说起拖拉机来也是滔滔不绝。”

“拖拉机和乳房。你说到点子上了。”

（为什么她那么恨他？）

“那么咱爸咱妈的关系怎样——你觉得他们是因为爱而结婚的吗？你不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种权宜婚姻？”

“那可不同。时代不一样。”薇拉说，“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为了活下去，必须得做他们不得不做的事。可怜的妈妈——得与爸爸终老，毕竟她挺过来了。多么残酷的命运！”

***

1930年，我母亲十八岁时，她父亲被捕了。那时离肃清运动达于其可怕的巅峰还有几年，但事情还是按照恐怖所惯有的方式发生了——深更半夜传来敲门声，孩子们在尖声哭泣，外婆索尼娅·奥切雷特考穿着睡衣，乱蓬蓬的头发散乱地垂在背上，向军官们苦苦哀求。

“别担心，别担心！”外公在被捆走时，回头喊道，他身上只穿着起床时的衣服，“早晨我就回来了。”他们再也没见到他。他被带到了基辅的军事监狱，他在那里受到的指控是，曾秘密训练乌克兰民族运动战士。这是真的吗？我们永远也无从知道。他从未接受过审讯。

六个月的时间里，柳德米拉和她的弟弟妹妹每天都陪母亲带着食物去监狱。他们把东西交给站岗的警卫，满心希望至少其中的一小部分能送达父亲手中。一天，警卫说：“明天你们不必再来了。他再也不需要你们的食物了。”

他们很幸运。在肃清运动的后期，不仅是有罪之人，就连他的家人、朋友、同事，凡是被怀疑与他的罪行有牵连的人，都会被送去改造。奥切雷特考被处决了，但他的家人得以幸免。不过，留在基辅对他们来说不再是安全的。柳德米拉被从大学的兽医课程中除名——她现在是人民公敌的女儿。她的弟弟妹妹被学校开除。他们搬回khutor，挣扎度日。

谋生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波尔塔瓦的农田是整个苏联最肥沃的土壤之一，农民还是得忍饥挨饿。1932年秋，军队掠夺了全部的收成。就连下一年的玉米种子都被夺走了。

母亲说，饥荒的目的在于打击百姓的精神，强迫他们接受集体农庄。斯大林相信，农民的思想意识是狭隘、贪婪、迷信的，应该被一种崇高的、同志般的无产阶级精神所取代。（“真是缺德透顶的胡说八道，”母亲说，“唯一的精神就是让自己活下去。吃。吃。明天也许就什么都没有了。”）

农民吃掉了自己的牛、鸡和羊，然后是自己的猫和狗，然后是大老鼠和小耗子；再后来，没什么可吃的了，就开始吃草。在1932年到1933年那场人为的饥荒中，整个乌克兰有七百万到一千万的人被饿死。

索尼娅·奥切雷特考是幸存者。她用从野地里挖来的草和野生酢浆草做稀汤。她挖山葵的根和洋蓟的块茎，还在菜园里找到几个土豆。这些都吃完后，他们陷入困境，于是开始吃生活在屋顶茅草中的老鼠，然后是茅草本身，后来他们就咀嚼皮革做成的马具，以压制饥饿带来的苦痛。当他们饿得睡不着时，他们常常会这样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