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福特嘉年华听上去刚刚好。”（我开的是福特护卫舰。）

“可她看不上。”

“那么，你想干吗就干吗吧。”无论怎样，他会那么干的。

我父亲在银行里有笔小钱。那是他的养老金债券，是三年期的，但见鬼的是，那位女士想买辆新车，而他想充大方。他们最后一致同意买辆旧罗孚，大得足以满足瓦伦蒂娜的虚荣心，老得足以让我父亲买得起。他把养老金债券换成了现金，将其中的大部分都给了瓦伦蒂娜买车。他给了我女儿安娜两百英镑以资助她上大学，因为她刚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高中课程。我对此感觉不安，但也不是太不安。我对自己说，假如他没把钱给安娜让她上大学，他就会把钱给瓦伦蒂娜买辆梅赛德斯。

“这是用以弥补那个遗嘱附件的差异的。”他说，“这钱不会给薇拉的女儿，只给安娜。”

我很不安，因为我知道大姐头会暴跳如雷。但我想对那遗嘱附件进行报复。

“太好了，爸爸。等她上大学时，她会用得着的。”

现在，他把钱花得精光——他一文不名了。

当我把外公的礼物告诉安娜后，安娜兴奋极了。

“噢！他真是太酷了。不知道他会不会给爱丽丝和莱克希上大学的钱？”

“我想会吧。”

那辆罗孚让瓦伦蒂娜满心欢喜。它豪华闪亮，金属绿色，有着3公升的发动机，依旧散发着昂贵雪茄烟味的真皮座椅，胡桃木的仪表板，还有186000英里的里程数。他们开着它招摇过市，与停在斯坦尼斯拉夫的学校外的那些绅宝和路虎们比肩而停。瓦伦蒂娜执有一张在捷尔诺波尔考取的驾照，有效期为一年。我父亲说，她从未参加过驾驶考试，但她用她母亲的小农场出产的炸猪扒买到了驾照。他们去探访扎德查克夫妇和她的朋友夏洛特，还有她在塞尔比的叔叔。然后车就出毛病了。离合器老化。父亲给我打电话。

“娜杰日达，请你借我一百英镑付修理费。等我领了养老金后还你。”

“爸爸，”我说，“你应该买那辆福特嘉年华的。”

我寄给他一张支票。

然后他又打电话给我姐姐。她打电话给我。

“那车怎么啦？”

“我不知道。”

“他想借一百英镑修理刹车。我对他说，瓦伦蒂娜就不能用自己挣的钱去修？她挣的钱够多的了。”

“那他怎么说？”

“他根本听不进去。他害怕向她开口。他说她需要把钱寄回乌克兰给她生病的母亲。你可想而知，”她的声音因恼怒而发出脆裂声，“每当我批评她时，他就跳到她那一边替她辩护。”

“也许他还爱着她。”（我依旧是个浪漫主义者。）

“没错，我猜他是爱着。我猜他是爱着。”她长长地叹了口气，“男人都这么愚蠢。”

“扎德查克太太对她说，为妻子的车付修理费是丈夫的责任。”

“责任？多么动听啊！真够少见的！这是他对你说的？”

“他问我我的想法。很显然，女权主义者的身份使我成了妻子权利方面的权威。”我不敢肯定我姐姐对女权主义有何见解。

“咱妈从来不喜欢扎德查克夫妇，是吧？”薇拉沉思自问。

“我认为那是因为他的骄傲。他无法开口向女人要钱。他认为男人应当是挣钱养家的人。”

“那他就开口向你和我要，娜杰日达。”

“但我们不是确切意义上的女人，是吗？”

迈克给他打电话。他们就液压刹车系统的优缺点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他们在电话上谈了五十分钟。大部分时候迈克都是在听，只是偶尔说：“嗯。嗯。”

***

一个月后，又爆发了另一场危机。瓦伦蒂娜的姐姐要从乌克兰来。她是来亲眼见识瓦伦蒂娜在信里描述的西方的美好生活的——优雅现代的房子，传说中的汽车，有钱的鳏夫丈夫。她一定要开车去希思罗机场接她。我父亲说，那辆罗孚无法开去伦敦再开回来。发动机在漏油，油又从刹车片上流下去。发动机还冒烟。一只座椅塌了。车商修补和抛光过的地方铁锈纵横。斯坦尼斯拉夫对问题作了总结。

“汽车不够大牌。”他说这话时，脸上有丝甜甜的笑容，那笑近乎于讥笑。

瓦伦蒂娜转向我父亲。

“你不是好男人。你有钱小气鬼，答应钱，钱坐在银行里。答应车，老破车。”

“你要气派的汽车。大牌的车。看上去气派，就是开不了。哈哈。”

“老破车。破老公。啊呸！”她吐了口唾沫。

“你从哪儿新学来的这个‘破’字？”我父亲问。他不习惯于被颐指气使。他习惯于为所欲为，被甜言蜜语所哄骗。

“你工程师。为什么你不修车？破工程师。”

我父亲从我记事起就在车库里拆卸和重装发动机。可他再也没法钻到车肚子底下去了：他的关节炎不允许他那么做。

“跟你姐说，让她坐火车过来。”我父亲反唇相讥，“火车。飞机。所有的现代化交通工具都要更好些。老破车。当然是老破车。是你要的。现在弄到手了。”

另外还有个问题。破炉灶。厨房里的炉灶是我妈在时就有的，现在已经老旧。只有三分之二的灶眼还能出火，烤箱定时器坏了，尽管烤箱还能用。三十多年来，母亲用此炉灶呈现了令人拍案叫绝的厨艺，但这不会给瓦伦蒂娜的姐姐留下深刻印象。这炉灶是用电的，只要不是傻瓜，人人都知道，电炉灶没有煤气炉灶气派。列宁自己不就承认，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加上电气化吗？

我父亲同意买新炉灶。他喜欢花钱，可他没钱可花了。炉灶只能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他在消费合作社看到一种特价炉灶。瓦伦蒂娜把尼古拉塞进老破车里，带着他进城去买气派的炉灶。一定得是烧煤气的。一定得是深色的。哎呀，深色炉灶不包括在特价产品里。它要花上两倍的价钱。

“瞧，瓦伦蒂娜，是完全一样的炉灶。一样的旋钮。一样用煤气。什么都一样。”

“在苏联，所有炉灶都是白色的。破炉灶。”

“但厨房里什么都是白色的呀——洗碗机白的，冰箱白的，冷冻机白的，橱柜白的——你说说为哪样非得买个深色炉灶呢？”

“你有钱小气鬼。你想给我破炉灶。”

“我老婆用它烧饭用了三十年。比你做得好多了。”

“你老婆农民奶奶。农民奶奶，农民做饭。对文化人来说，炉灶非得是烧煤气的，非得是深色的。”她说这话时语速很慢，带着强调的口吻，仿佛是在向个傻瓜复述一种基本常识。

我父亲为了一个文化人的炉灶签了分期付款协议。他以前从未借过钱，那种违法的强烈恐惧令他激动得有点犯晕乎。母亲活着时，钱都是存在一个装太妃糖的罐子里，藏在亚麻油地毡下的一块松动的地板下，只有当钱存够了，才会拿去买东西。总是用现金。总是在消费合作社。合作社的印花贴在一本书里，也保存在那块地板下。到后来，当母亲发现假如把钱存在建房互助协会能拿到利息时，建房互助协会保证金也是以地板下的现金为开端的。

还有一个问题：房子是脏的。破吸尘器。过时的初级阶段的吸尘器不能好好地吸尘。瓦伦蒂娜看到一则给文化人用的真空吸尘器的广告。蓝色。圆筒状。瞧，不用使劲儿推。就是吸啊，吸啊，吸。我父亲又签了另一份分期付款协议。

父亲把这些告诉我，他当然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的。也许这些情况还另外有个让瓦伦蒂娜更喜欢的版本。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不想听。我想象着我父亲的样子，他弓腰驼背，弱不禁风，因无能为力的愤怒而颤抖不已，于是我的内心充满了正义的怒火。

“你看，爸，你必须得勇敢地面对她。告诉她她不能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嗯，”他说，“得。”他说是，但他的声音缺乏自信。他愿意向一个具有同情心的听众发牢骚，但他不想对此采取任何行动。

“她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爸爸。”

“但你不能因此就责备她。她相信所有西方的政治宣传。”

“那她必须得学着去了解真相，不是吗？”我的声音酸溜溜的。

“可是，还是那句话，你最好别对薇拉提起此事。”

“当然不了。”（我都等不及了。）

“你看，娜杰日达，她不是个坏人。她有些不正确的思想。不是她的错。”

“我们走着瞧。”

“娜杰日达……”

“什么？”

“你不要跟薇拉说这事。”

“为什么不？”

“她会笑话我的。她会说，我早就料到会这样。”

“我敢肯定她不会的。”（我知道她会。）

“你了解这个薇拉，她是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自己被身不由己地吸入了这场好戏中，回到了我的儿童时代。它抓住了我。就像文化人的吸尘器。吸啊，吸啊，吸啊。我被拖进了过去的吸尘袋中，那里面满是结成块状的灰色记忆，所有东西都没有形状，隐约不清，由裹在远古的积尘里的东西构成的模糊的块状物——到处都是积尘，它淹没我，活埋我，塞满我的肺部和双眼，直到我没法看，没法呼吸，几乎叫不出声。

“爸爸！你怎么老是这么气薇拉？她做过什么？”

“啊，那个薇拉。她总是那么专横霸道，甚至她还是个婴儿时就是如此。用小铁拳紧紧抓着柳德米拉。紧紧地攥着。吸啊，吸啊，吸啊。那么个坏脾气。就知道哭。就知道喊。”

“爸爸，她只是个婴儿。她也没办法。”

“哼。”

我的内心在呐喊：“你应该爱我们。你理应爱我们，不管我们有多坏！那才是正常的父母的所作所为。”但我不能把它大声地说出来。而且，不管怎样，她也没办法，不是吗？跟着娜迪娅奶奶，喝着她做的稀汤，伴着她严厉的惩罚长大。

“我们全都身不由己。”我说。

“哼。当然这个心理学（他发的是‘身’理学的音）决定论的问题是个有趣的讨论话题。例如，莱布尼茨，顺便提一下，他是现代数学的奠基人，他相信一切在创始之初就决定好了。”

“爸爸……”

“得，得。她还老是抽烟。甚至在米拉的尸床边抽烟。香烟是多么强有力的暴君啊。”他意识到我的耐心正在越来越稀薄，“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娜迪娅，我差点因为香烟而死掉？”

这是种拙劣的顾左右而言他的计谋，还是他已经彻底地精神错乱了？

“我不知道你还吸烟。”

我父母全都不吸烟。不仅如此，当我十五岁开始吸烟时，他们是那样大惊小怪，闹得鸡犬不宁，以至于我从来不曾彻底上瘾，而且几年后就戒掉了，为了证明我的一个论点。

“哈！因为我不吸烟而侥幸活了下来，又因为同样的理由，它们差点要了我的命。”他的声音换成了一种放松的叙述口吻。他现在冷静了下来，开着他的拖拉机驶过过去那坎坷不平的犁沟。“你瞧，战争快结束时，我们进了那个德国集中营。在那里，香烟是人人追逐的硬通货。假如我们工作，我们会有报酬：这么多面包，这么多油脂，这么多香烟。所以不抽烟的人就能用烟来换吃的、穿的，甚至还能换像肥皂和毯子这样的奢侈品。因为香烟，我们总能吃得饱，穿得暖。这就是我们活过那场战争的原因所在。”他的眼睛盯着我脑袋后面的某个点上，“薇拉，不幸的是，现在当然是个吸烟者。她有没有告诉过你她是怎样初次与香烟打交道的？”

“没有，她什么也没对我说过。你是什么意思啊？”他这样闲聊时，我有点走神了。现在我意识到，我应该集中注意力，“关于薇拉和香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一阵长长的沉默。

“记不得了。”他望着窗外的人行道，开始咳嗽起来，“我告诉过你，娜迪娅，关于那些船用锅炉的事吗？说没说过它们有多么巨大？”

“别提那些锅炉，爸爸。请把刚才关于香烟的事说完。发生了什么事？”

“记不得了。没什么可记的。过去发生的事太多了……”

他当然记得，但他就是不说。

***

瓦伦蒂娜的姐姐来了。村子里的一个人去希思罗机场接的她，我父亲给那人五十英镑，让他开着自己的福特嘉年华去伦敦载她回来。她不是瓦伦蒂娜那样的金发，而是黑发，打成小卷，精心地束在颈后。她穿着货真价实的毛皮大衣，精巧别致的皮鞋，嘴唇弯弯，唇色猩红，小而前噘。她向那房子、那炉灶、那吸尘器、那丈夫投去冷冷的、睛光闪烁的一瞥，然后宣布，她要住在塞尔比的叔叔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