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冰锋在科里值班，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病人来看急诊，叶生打来电话。他们认识以来，这是在电话里聊得最久的一回。过几天就是春节了。叶生说，除夕晚上想不想去工体看晚会？电视台还实况转播呢，有票，七点半开始。没等他回答，又说，其实我也不大感兴趣，还是别去了。但那天你能找我来吗？咱们一起在院子里放炮仗吧。家里买了好多花，爸爸说，要驱驱晦气。冰锋说，我得回家看我妈啊。叶生说，那我打传呼电话给你拜年。冰锋说，大年三十，人家不管传呼。叶生说，那么咱们不能拜年了？冰锋说，不如现在就提前拜年吧。
叶生说，每年过年顶烦人了，部长要来，几位副部长要来，老干部局局长也要来，一拨接一拨，得一连应酬好几天。今年爸爸病了，但这些肯定是回不了的，至于他那些老部下就尽量回了。有的实在盛情难却，只能由大川两口子和我接待，客套话来回说。你又不来。冰锋只好报以沉默。叶生说，对了，今年地坛有庙会，咱们去逛逛吧。约定初三下午在地坛南门见面。
聊到最后，叶生说，有一件事，还是告诉你吧。那天你来我们家，爸爸、大川，还有张姨，都说你人很纯朴，可靠，脚踏实地，没有野心，可能现在错失机会，但将来一定有更大的机会在等着你呢。爸爸还问起你的家庭情况，我说是好人家。冰锋含糊地应了一声，挂上电话。叶生显然又回到那天那种“不对”的状态了，而且变本加厉；但也许她已经认定，这就是“对”。迄今为止，冰锋都是通过不承认或不明确自己与她的关系以保持心理平衡，这种平衡如今已有要被打破的可能。夜里他躺在休息室里间那张狭小的床上，心情纷乱，辗转反侧。
外面电话铃突然响了，死寂的夜里声音出奇的大，吓了他一跳。不会还是叶生打来的吧？好在是急诊挂号窗口的电话：来病人了，嗓子眼被鱼刺扎了。冰锋忙完之后，走到诊室门外，只有一楼大厅亮着盏灯，候诊室大半都笼罩在黑暗里。他还记得叶生上回坐在那儿，一身洁白，仿佛遗世独立。刚才折磨他的思绪重又袭来。他必须通过她去接近她的父亲，但又不愿利用她，尤其不想玩弄她的感情——这个人善良，简单，简直毫无设防。
今年的春节被称为“本世纪最晚的一次春节”。那天冰锋早早到了母亲家，先去粮店把节日供应的圆粒大米、富强粉和补助食油买了，又带回一斤肉和青韭、韭黄、蒜苗、大茭等几样细菜。铁锋也回来了，手里提了个塑料袋，装着几条冰冻黄鱼。他说，三里河新开了一家大型自选市场，价钱比平价贵四倍。今年虽然集体所有制单位上浮一级工资，年底奖金又发了一百来块，但照物价这个涨法，真不顶什么事。
他们聚在母亲的房间。灯光黯淡，母亲舍不得花电钱，屋顶的日光灯管是十五瓦的。室温只有十四五度，母亲和小妹都穿着棉袄棉裤，冰锋前些时送来的电暖器放在墙边，没插电源。
小妹悄悄告诉冰锋，妈妈把爸爸的小相架扔到垃圾桶里去了，还说这是谁啊，我给捡回来了。说着递给了他，相架的一角磕掉了一块漆。冰锋不敢相信，把相架举到母亲面前，小声说，这是我爸啊，您怎么啦？母亲像是敷衍了事地笑笑说，是啊，我知道。冰锋说，那您还扔？母亲纳罕地问，谁扔的？冰锋只好将相架放回床头柜上。
过了一会儿，听见背后母亲在问，这玩意儿搁这儿干吗？冰锋回过头来，她指着那个相架，一脸困惑不解的神情。显然已经忘记父亲这个人了。冰锋装作同样不明白地说，是啊。母亲要把那相架拂到地上，他赶紧伸手接住。她的阿尔茨海默病不可遏止地发展，竟然到了如此地步。冰锋不仅对这种状况，甚至对母亲这个人都失望极了。自己不仅丧失了唯一的知情者、当事人，甚至连正在谋划的复仇之举，也没有可以告慰的对象了。
对冰锋来说，这个年过得非常凄凉。饭菜吃到嘴里，没有一丝味道。一家人相互贺年，也显得那么空洞、虚假——母亲看似不明所以，别人各自举着盛啤酒或橘子水的杯子凑上去碰她的杯子，就算她也参与了，还教她喊过年好，她像个乖巧的孩子努力模仿着。冰锋的心思并不在她身上，而在别处：这家里已经没有父亲的位置了。虽然本来那位置就微不足道，仅限于摆在母亲床头柜上的一张照片，现在连这个也没有了。
吃完晚饭，小妹说，妈，春节晚会开始了。回到自己房间，打开电视。母亲还坐在原处。小妹又跑回来，高声喊道，妈，您不是要看吗？母亲应付事儿地啊了一声。过了会儿，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赶紧起身跟着女儿走了。当冰锋来到房间门口，她已经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屏幕了。但她不会记起演员都叫什么名字，也未必明白他们正在唱或说的是哪些内容吧。
冰锋向母亲告辞，她匆匆摆了摆手，眼睛仍然不离屏幕，好像生怕错过了什么。冰锋想，她大概连我也快忘记了吧。他给母亲买了一个既能随身携带，又可替代热水袋或脚炉暖被窝的煤球暖炉，刚才忘记拿出来了。小妹将他送出大门，他把装着暖炉的纸盒递到她手里，说，你留着用吧。小妹轻轻叹息，你又白花钱了。
冰锋出了门，怀里揣着那个装着父亲照片的小相架。外面很冷，他放下棉帽护耳，围好围脖，立起棉大衣的领子，又戴上口罩，但是一呼气就把眼镜片弄模糊了。他没有乘车，而是一个人步行穿过整个城市。车公庄大街，平安里西大街，育教胡同，后车胡同，前车胡同，西四北大街，地安门西大街，地安门东大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东直门南小街。一路静悄悄的，这城市好像与平时一样，早早睡了。真的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接着陆续有人出来放炮仗了，变得越来越热闹。快到自己家已经接近十二点了，炮仗声噼噼啪啪响成一片，有几块天都被焰火映红了。不止一次，余烬未灭的烟花差点落到他的头上。
冰锋和叶生如期去逛了地坛庙会。多年来第一次举办，游客很多。他们先去看天桥艺人表演拉洋片、摔跤、硬气功、皮条和单杠，民间手工艺的摊位有卖风筝、空竹、面人、泥人、鬃人、兔儿爷和毛猴的。叶生买了一个风车，举在手上，风吹着哗啦啦转得飞快。风味小吃的摊位供应茶汤、果子干、白水羊头、宫廷素食、棉花糖、爆肚、烤羊肉串之类，她买了一串大糖葫芦。
叶生把风车交给冰锋，自己举着那串糖葫芦，一路吃着，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她戴着白色的毛线帽，围着白色的毛线围脖，穿了件大红色的羽绒服。冰锋提醒道，有个人在隆福寺专门用刮脸刀片割女青年的羽绒服，前几天按流氓罪判了八年呢。叶生说，不是已经抓着了么，那就没事了。过了会儿，她又说，假如人非得犯一种罪的话，还是应该犯流氓罪，当然不是割羽绒服这种下三滥的勾当。
晚上，他们去东长安街上的青艺剧场看布莱希特的话剧《高加索灰阑记》。趁还没开演的工夫，叶生说，你没看电视转播除夕晚会吧，听说现场连照明设备都没有，信号转播也是断断续续，简直糟透了。冰锋打断她说，下个礼拜天，我能去你们家吗？叶生说，好啊，欢迎！冰锋问，带我弟弟一起去行吗？叶生说，行啊，我正想见你们家的人呢。还有什么人，都请来吧。冰锋又问，上午，还是下午？叶生说，下午吧，正好大川两口子也来，上次他说想再跟你见个面。
剧本很精彩，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表演话剧味很重，演这个戏倒也合适。冰锋却有些心不在焉。他前几天想好的一个计划，已经按部就班开始实施：祝家门卫严，人又多，即使找到机会与祝部长单独相处，也不大可能有足够时间详细讯问，这一环节不如提前进行。还记得上次在书房里，祝部长看信的事，就写了一封信，正文是用从报纸上剪下的字粘成的，有些歪歪斜斜：
我是一个被你迫害致死的人。你这一罪行虽然鲜为人知，但并非不为人知。我的灵魂还活着，我要复仇。知名不具。
信封不能粘现成的字，那样传达室的人看着奇怪，会给没收的。冰锋在大学学生会刻过蜡版，油印刊物，于是用那种工工整整的字体写了。他戴着手套粘的信纸，写的信封。
冰锋和北京的几个诗歌爱好者通过信，对本市的信件送达时间有所了解。如果都在市内，所属的邮局距离不太远，赶上前一天最后一班取信时间前把信丢进邮筒，通常在第二天下午送到收信人那里。当然也有例外，或许第三天才送到，或许第二天上午就到了。但他决定赌一回。如果上午去祝家，需要在前一天第一次取信之前寄出，但那样信是第二天上午还是下午收到就没准了。好在叶生让他下午来。冰锋特地找了个离自己家比较远但又同在东城区的邮筒，戴上手套，在去祝家的前一天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把信投寄了。
冰锋带了铁锋一同前往。他需要一个见证人；尽管他的真正意愿，是想让弟弟成为自己的帮手。冰锋从未跟铁锋讲过父亲为何自杀，以及存在一个仇人的事。虽然铁锋蒙在鼓里，未必当得好见证人。今天只是安排他在场就是了，以后再找合适时机向他详述一切。
下午暖和的阳光照着兄弟俩，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挨在一起的两个身影徐徐前行，弟弟比哥哥矮半个头。铁锋穿了件pu仿羊皮猎装，手里提着个网兜，装着冰锋买的两斤橘子，两斤苹果。有个中年妇女蹬着一辆平板车，车上装着六箱酱油，从他们身边经过，停在前面。来了一个顾客。一瓶多少钱？三毛九。能赚多少呀？实话说，三毛三批发来的，交了税，一瓶赚四分钱。她又蹬上车继续前行。铁锋说，哥，我一直想跟你商量一下，干什么能挣点钱啊？厂子效益不好，奖金都快发不出来了。前些日子听说倒彩电冰箱来钱多，每个环节都收一道手续费。把交给上家的摊在给下家的价钱里，从下家收的就是赚头了，二百台彩电能赚一万多块，离货源越近赚得越多。这是紧俏商品，进一台彩电，还要搭配一台收音机，十台半导体呢。可惜我只找着倒了好几道手之后的。听说又开始查处了，要按牌价销售，可商店里哪儿有卖的啊。
到了大门口，冰锋按铃，听见门卫问，找谁？冰锋说，祝叶生。门卫不很客气地说，等一下!过了几分钟，小门开了，叶生站在门口，穿着大红色的羽绒服，没拉拉锁，只把前襟搭在一起，气喘吁吁的。她指着冰锋对门卫说，这是我朋友，下次他来，让他直接到我家吧。朋友这个词有些暧昧，门卫隐晦地露出会意的表情。冰锋看了一眼铁锋，他正东张西望，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真正有反应的其实是冰锋自己——这下解决了进门的难题，但叶生如此张扬，他还是不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