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锋看完一个病人，科里的女护士小孙过来说，陆大夫，你的信。冰锋从未在医院收到信，接过来一看，是一封唁函。白色的信封上用毛笔写着“陆冰锋同志启”，右下角印着一行黑字“贺德全同志治丧小组”。里面是一封有关追悼会时间和地点的通知，还有一份回执。冰锋首先感到的不是悲痛，而是惶恐——一种特别强烈的丧失感，好像什么东西掉落到没有底的地方，心里一下子变空了。

一整天都在下雨，直到下班才放晴。冰锋走在胡同里，看见西边天上红得像火焰在燃烧，东边天上有两道彩虹，一道横贯天际，一道只现半截。上次他从贺叔叔那儿感受到的是几乎难以抵御的虚无感，现在这个人自己彻底变成了虚无。离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还有好几天，冰锋拿不定主意是否参加。

几个月前那番长谈之后，冰锋有过再去贺家拜访的念头，把没有搞清楚的事情彻底搞清楚，但也明白其实很难实现这一目的。冰锋时常琢磨，贺叔叔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似乎他长期赖以支撑的立场已经坍塌，然而并未找到与之不同的新的立场，而是在对原本立场坍塌过程的冷眼旁观中，获得了一个虽然是暂时的，但已足以使他安稳而且不无愉悦地度过余生的容足之地。他以幸存者足够丰富的经验、教训、感受和启示，成为一位智者。他对消磨了自己一生的过去看透了，对已经与自己无关的未来看淡了，而二者互为因果关系。消极之于他变成了可以久久玩味的东西，甚至变成了一种积极。冰锋觉得，这个人与自己忽而离得很近，忽而又很遥远。但不管怎么说，他不是一个庸庸碌碌、抱残守缺的人。

第二天冰锋上班，给病人打完麻药，正准备将拔牙钳伸进他嘴里，一个念头清晰地跳了出来：没准会在追悼会上遇到祝部长吧？按理说他应该到场。冰锋不仅内心，连带周身都躁动起来，忽然忘了要拔的是病人左边还是右边的牙了。这对于一个受过专业教育，正在实施治疗的口腔科医生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幸好他还没动手，赶紧将器械收回，待冷静下来，重新核对病历，才将那颗已成残根的患牙拔掉了。病人始终未曾察觉。写完病历，冰锋想，迄今为止竟然还没见过仇人一面，无论如何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回到家里，他在回执是否参加一栏注明“是”，花圈挽联的下款则写“钱文秀率子女敬挽”，然后寄了出去。这是母亲的名字。

下个星期天上午，冰锋乘地铁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到早了，预订的告别室还在由前一拨人使用。在院子里一丛开满粉色花朵的木槿旁边，站着一群人，看样子正等着参加贺叔叔的吊唁活动。有已经退休的老者，也有年轻人，彼此都认识。两个姑娘穿了同一款的印有中日友好青年联欢会标的针织毛巾衫，一会儿聊到几天后就过中秋节了，新上市一种泰古月饼，是仿照泰国月饼研制的，味道有甜有咸；一会儿又聊到这回国庆节，凭副食品供应证回民每人供应四斤牛肉，汉民每人供应一斤牛肉，羊肉则每人限购三斤。冰锋站在一旁，想起贺叔叔大概在什么地方冷冻着呢，真是天人永隔，不由得悲从中来。

有人喊，参加老贺追悼会的，可以在签到簿上签名啦。冰锋还是写了母亲的名字。趁机翻了一下前面，第一页第一名果然是“祝国英”，一看就没练过字，“国”写的还是简体。前一拨吊唁活动结束了，工作人员撤掉门额上原来挂的横幅，换成“贺德全同志追悼会”。等候的人停止聊天，表情肃穆地排成两列。工作人员发给每人一条黑纱；门口的木箱里放着白色的纸花，自取一朵，佩在胸前。

仪式开始，主持人宣布参加的领导和主要来宾时，并没有提到祝国英，他的名字在送花圈、花篮、挽联、唁电的单位和个人之列。冰锋明白，这次又见不到了；但没等他切实感到失望，主持人已经宣布请全体肃立，向贺德全同志的遗体行默哀礼了。遗体躺在鲜花丛中，瘦得脱形了，虽然经过化妆，脸色还是又黑又暗。再看看正面墙上悬挂的遗像，形象与神态都与上次见到的一模一样。就在几个月前，这个人还亲切地对他说了那么多话。冰锋哭了起来。

一位五十多岁的领导开始致悼词：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贺德全同志……其中提到“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令冰锋记起那天晚上，自己曾经莫名地有种不祥的预感。主持人宣布向遗体三鞠躬。在哀乐声中，人们依次绕四分之三圈向遗体告别，然后与站在左侧的遗属握手，以示慰问。队列中有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身材魁梧，梳着背头，也许是天热的缘故，满脸油汗，穿着白色的短袖圆领衫，驼色西裤，脚上是双不大多见的乳白色三接头皮鞋。他双手握住贺婶婶的手，略欠了欠身子说，节哀顺变，我爸爸问候您。贺婶婶说，谢谢祝部长，请他多保重。

轮到冰锋了，站在面前的贺婶婶，是那么孤单、落寞，似乎也像自己一样，还只感到丧失，尚未来得及为丧失的内容所悲痛。她衰老多了，仿佛突然被什么力量粗暴地推到了人世间的边缘。冰锋又忍不住哭了。贺婶婶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感谢你能来。

告别仪式结束后，冰锋随着前面的人，从左臂上取下黑纱，还给工作人员。忽然听见背后有人轻声叫他的名字。是贺婶婶。她把一个空白信封悄悄塞到冰锋手里，态度安详地说，这是你贺叔叔写给你的。然后就和儿女们一起离开了。参加追悼会的人陆续上了部里的一辆大客车。等车开走了，冰锋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信纸，一笔蓝黑墨水的钢笔字：

冰锋侄：

上次见面，好像我说的话多，而你的话少，回想起来，总觉得有些抱歉。但你的意思我是完全明白的。我自己说过的话，有的忘了，有的还记得。平心而论，你想的、说的不一定对；同样平心而论，我想的、说的也不一定对。但这是同一个平心而论吗？究竟应该站在什么立场，抱着怎样的态度，去反思历史并展望未来呢？希望能有机会和你再见一面。不过最近身体不太好，需要过段时间再约。我确实想好好劝解你一番，假如心中有痞块，希望能彻底消解掉，这样才能“向前看”。

下面一段换用了纯蓝墨水，字迹有些凌乱，甚至不大成形了，似乎写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之后：

我们大概很难再见面了，那么就将最近的想法写下一点吧。我还是希望好好劝劝你，但我也明白，劝你的前提是要确认事实，不然劝你什么呢？如果根本没有这件事，劝你岂不成了白费话了？只有事实确凿，才有劝你的必要。这也是我越来越觉得把事实搞清楚才是第一要义，而对所谓“宜粗不宜细”之说不免稍有疑虑。无论粗细都应不违事实，粗也不能粗到抹杀事实吧。可是我如果确认你的指控都是事实，劝解又将变得软弱无力，你也未必听得进去。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趁我还活着，试着劝劝你吧。

先从大处谈起。我近来想，一个不能认真向后看的民族也就不会真正向前看。

这封信就写到这里为止。冰锋出了公墓，向地铁站走去。他心里很清楚，贺叔叔最终是向他确认，祝部长对于父亲的遭遇及死亡负有责任。那么信中所说，也就接近于鼓励他对此有所反应；如果他要复仇的话，贺叔叔无疑是默许的。而且即使祝部长只是费无忌，向他复仇也没有错。冰锋记得《吕氏春秋》里讲过，做事情不考虑其中的道义，只知道陷害别人却不知道别人也会危害自己，以致宗族被诛灭，说的就是费无忌吧！他想，祝部长正是犯了不讲道义、陷害他人的罪，所以必然遭致危害自己，甚至牵连家人的报应。然而那天晚上贺叔叔的话，却似乎含有否定冰锋只将祝部长视为造成父亲悲剧的主要角色的意思。若是由此引申开来，那么无论是谁都无须对此负责，冰锋根本就没有必要复仇了。显然贺叔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订正了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