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冰锋下了班，乘107路电车到动物园，换乘332路汽车，在海淀黄庄下车。拐进大泥湾，海淀剧院后身那幢看着还挺新的五层楼，是海淀区文化馆。大门口立了个牌子，用美术字写着：
火红的五月诗歌朗诵会
今晚七点开始
是一位写诗的朋友邀他来的，这活动由那人一手张罗。在一楼大厅打了个照面，朋友说，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一连换了三回场地，就又忙乎去了。
冰锋虽然是学医的，却是个文学爱好者。上大学的时候，买过几位朦胧诗人自费印刷的诗集，有一段时间还订阅过《诗刊》和《星星》。学校的文学气氛不浓，没人组织诗社，他就去邻近的北航和钢院参加此类活动。偶尔写点东西，但从未向报刊投过稿。毕业后工作很忙，已经歇手很久了。
走进举办朗诵会的屋子，聚集着不少听众，冰锋站在十五排左右，很快后面也满是人了。从脑袋之间的缝隙里，看见尽前头靠墙摆了一排铁把折叠椅，坐着十几个人，有几张面孔他熟悉，正中放了张办公桌，桌上有个麦克风。首先朗诵的是位德高望重的老诗人，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整个人只剩下半张脸。他先念了一首新作，题为“我是青年”，只赢得几下掌声；第二首是有名的旧作，内容明显过时了，听众的反应却热烈得多。接下来朗诵的是几位走红的青年诗人，有的坐着，照样不见完整面目；有的站着，但麦克风固定在桌子上，只能弯腰凑近发声，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声调或低或高，有一位近乎吼叫，侧面墙上的扩音器都要被震破了，却根本听不清什么内容。观众骚动起来。
冰锋听见后面有个男人压低声音说，这不是诗，诗也不是这么朗诵的。诗应该非写不可才行，好像自己身体里生出一个怪物，想法子要挣脱出来。有个女人把声音压得更低说，现在他念的也许只有他觉得非写不可，除他之外别人并不这么觉得。冰锋回头去看，那两位不再说话了。是一个比自己年龄略大的男人和一个年轻女人。冰锋赶忙说，你们讲得真好，我完全同意。男人笑着说，谢谢。冰锋报出自家姓名。男人说，我叫杨明，杨树的杨，明天的明。他身材瘦高，面庞黝黑，表情严肃，穿了件浅灰色的确良衬衫。女人说，燕苹，燕赵的燕，苹果的苹，他们管我叫apple。冰锋看看她，中等身材，略显丰满，四六分锁骨发，圆脸，眼睛弯弯的，下巴稍尖，皮肤红润，确实像苹果，而且是红玉的。穿着白色的长袖衬衫，胸前飘带系成一朵花——这虽然也叫幸子衫，却比当初电视剧《血疑》里山口百惠穿的那件严实多了。
冰锋本来想说，马雅可夫斯基曾为红军战士朗诵自己的长诗《好!》,念完最后一句“列宁在我们的头脑中，枪在我们的手中”,一名士兵起立大声喊道，还有您的诗在我们的心中，马雅可夫斯基同志！时至今日，诗人已经不能再做这样的美梦了。但觉得他们两位刚才所言更加切实，就说，我是初学者，有机会还想听你们详细谈谈。
扩音器忽然坏了，每当朗诵者激情洋溢或声嘶力竭，就成了突突之声，有如口技一般。杨明指了指前方说，还想继续听下去吗？要不咱们找个地方聊聊吧。冰锋跟着他和apple，转身往外挤。这时才发现，他们还有位同伴——一个更年轻的女孩，个子比apple高不少，一只手挎着她的胳膊。她穿了件白色长袖t恤，袖子挽起少许，外面套了件黑色短袖t恤，都是圆领的，露出长长一段白脖子，脸和手臂也很白。黑色长裤，一双刷得很干净的白色网球鞋。身上黑白对比过于鲜明，冰锋忽然联想到丧服，尽管丧服并不是这样子的。
四个人走出文化馆的大门，正赶上路灯亮了。浸过沥青的黑色木头电线杆子，白底搪瓷盘灯罩，白炽灯泡，灯光昏黄。胡同两旁的洋槐开满了花，一串串沉甸甸的，枝条仿佛不堪重负。白中泛绿的花色，被照得略略发黄。花香浓烈而又清新。杨明深呼吸了一下，说，坏诗会影响空气质量。但已是杨柳絮飘飞季节，又不禁咳嗽起来。各位都笑了，似乎彼此已经相当投缘。
对面有家小饭馆亮着灯。他们走过去，进门时高个女孩差点撞在玻璃门上，她是近视眼，没戴眼镜。店里摆着四张桌子，一张旁边坐着两个男人，各自同时伸出一只手，或攥拳，或张开，然后一个人端起杯子喝了口酒，原来是在悄悄划拳。他们来到柜台前，杨明点一样菜，售货员报一次价：两升啤酒。八毛。一碟酱肘子。五毛六。一碟拌粉皮。两毛。杨明还在算一共多少钱，高个女孩已经抢着把账结了。apple说，这里就你是穷学生，花的都是你爸爸的钱，当然了，你哥哥更有钱。女孩装作生气，轻轻打了她肩膀一下。apple说，这是叶生。这女孩长得很文艺，“叶生”这名字也好记，《聊斋》里有个同名人物，肉身已死，魂魄却随知己而去。冰锋说，不好意思，应该我来。
售货员用一个大塑料杯从高大的散装啤酒柜下部的龙头接啤酒，放得很慢，没有多少沫子。接满了，拿过来将四个大白瓷碗逐一倒满。四人落座，边喝边聊。杨明说，我们先得搞清一个问题，什么是诗？什么不是？冰锋还在想他刚才说的话，觉得自己的身体里有时也有个跃跃欲试的怪物。杨明的意见得到apple的附议，她开始论证一些如今传诵的诗以及向来被推崇的诗如何不是诗，或不是纯粹的诗。apple讲话带点河北什么地方的口音，譬如将“还”读作“含”。叶生很少发言，但听得很专注，谁开口，她的脸就转向谁，而且一动不动，显得她并不是局外人。各人道出了自己的志向：杨明写诗，还想搞评论；apple一心一意要当诗人；叶生说，我的兴趣是短诗，很短的那种。他们都还没有发表过作品。轮到冰锋了，说，我只是个诗歌爱好者，还没拿定主意写什么。
又添了两升啤酒，冰锋付的钱。杨明点燃了一支烟，apple也要了一支，凑过去对上火。杨明向冰锋示意了一下，他摆摆手谢绝了，提到自己是个口腔科医生。各位开始自我介绍。杨明是工人，曾经是画家，几年前有作品参加星星画展，画展被禁后没去参加艺术家们的游行，也就未能出人头地。他跟几位朦胧诗人都很熟，但现在已经不大来往了。杨明说，朦胧诗的问题恰恰在于不够朦胧，以顾城的《一代人》为例，“光明”与“黑夜”真是二元对立的吗？谁能为“一代人”代言呢？哪儿又有这样的“一代人”？他们还将《相信未来》的作者奉为先驱，舒婷的《这也是一切》继承的就是这个衣钵，但那里写的都是我根本不相信的，这个人如今住在疯人院里，这大概就是他所相信的未来吧。apple去年夏天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一家行业报纸做编辑，是个诗人气质很重，浑身充满激情的女人。杨明说，要说写诗，这里其实只有apple前途无量，她还没有被诗坛接受，不是写得不够好，是诗坛还没有做好准备。一旦她登上诗坛，准保是爆炸性的事件。apple跷着二郎腿，光脚像穿拖鞋那样穿着一双皮凉鞋，听了淡淡一笑，吐出一个烟圈。她指着叶生说，我们是校友，这孩子比我低两届，是英语系的，现在还是学生。apple一口一个“这孩子”，叶生则一直叫她“apple姐姐”，语调娇嗔而不做作，还有点楚楚可怜。
最后他们决定成立一个诗歌小组。apple说，到我家去吧。杨明笑着模仿电影《地道战》的台词说，到我家去，我家有地道。apple叮嘱说，你们要带自己新写的诗来啊，咱们可不是闲聊天，而是交流、切磋。apple和叶生一道走了，她们的自行车还放在文化馆门口。叶生只招招手，apple则连声说“拜拜”。这是新近才有的说法，她却讲得非常顺嘴。
诗歌小组第一次聚会，定在一个星期天下午。apple家在交道口附近，离冰锋住的地方不远，走不了几站地。到了东直门内大街上一望，天都蓝透了，一线西山，好像就在鼓楼的后面。那是一条安静的胡同里的一个规整的院子。院里偏南有一株很大的乔木，还有几棵树皮平滑的灌木，高及西屋的房檐，都长满了叶子。当中的花池里，一大丛月季，开着红色、粉色和白色的花。还有不少草花：红色的串红，粉色的矮牵牛，黄色的孔雀草，紫色的鼠尾草，一串一串的。有个穿海魂衫的小男孩在玩呼啦圈，让冰锋联想到行星轨迹图；但他看见生人马上就不玩了，逃进一户人家，黄色的呼啦圈掉在地上。
apple家住在西屋，窗下拉起几根小线，爬着牵牛花，开了很多蓝色的花。她站在门口迎候，穿着咖啡色绒布衬衫，袖口挽到胳膊肘，牛仔裙，系一条很宽的黑皮带，前面有个大金属扣。一看就知道是个气场很强、体能也很足的女人。将冰锋领进南头那间，这是她自己的屋子，一张单人床，几个书柜，一张方桌，墙上挂着一本世界名画挂历，两个月一页，现在的一幅是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另两位已经坐在桌边。apple说，我父母今天不在，就是在我也不给你们介绍了，他们都在大学教书，是贸易系的，根本搞不懂咱们写的是什么，说的又是什么。桌上放着一沓纸，是她的一组诗。apple问，你们的呢？杨明掏出一个本子，说，我写了两首，还要修改。冰锋抱歉地说，我的连草稿还谈不上呢，拿不出手。叶生说，我也没写。她指着冰锋和自己说，我们是来当听众的。
冰锋看了看身边这位可以说贸然地以“我们”将自己与她归并在一起的女孩，还是那个长得很文艺的印象。但这印象未免难以捉摸，怎么叫长得很文艺呢？其实他是在寻思一个文艺女青年的外貌到底是怎么样的。冰锋也认识几位和叶生同年级学文科的，但她显然不是成天唱着“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的那路学生。所谓文艺似乎是相貌与气质的结合；或者说，文艺不止一种，叶生这一种是要相貌与气质兼具的。她的个子很高，骨架也大，皮肤白皙，大眼睛，大嘴，颧骨稍凸，腮部略凹，脸型轮廓鲜明，但不失清秀，头发又黑又密又长，梳成马尾，在脑后垂下极丰厚的一股，与脸色形成反差，甚至使之略显苍白。她看着很天真，也活泼，但眉宇间时而又流露出一丝忧愁，神情常常稍显疲惫张皇，好像很容易受到惊扰。动作也是懒懒散散的，打扮在波希米亚风与邋里邋遢之间——或许二者根本是一回事，因而又带些许风尘气，似乎身世不无坎坷。但听她讲话可以确定，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apple要杨明先念，他客气了一下，念了起来。是两首很具哲理的诗，连形象都不多。杨明说，我喜欢英国奥登的玄学诗，受他影响，没准影响过于明显了。apple说，的确是太明显了。在冰锋看来，这两首诗并不成功，干巴巴的，但却由此受到启发，自己打算写的东西在某一方面其实与这种追求是一致的，或者说，要包含这个成分。他说，我有个体会，这种哲理诗不同于过去我们常说的概念化的地方，在于写出了诗意，直截了当地说，诗人的思辨本身富于诗意，而概念化则破坏了诗意。
接下来apple念她的组诗，充满激情，颇具气势，不拘章法，跳跃性大，意象强烈而怪异，给人见血见肉的感觉，乍听似乎局限于个人情感——不一定是真实经历过的，却是真实体验过的——但与历史、社会和时代之间，又隐约存在着一种联系。冰锋觉得，自己打算写的东西，从这里可以借鉴的地方也许更多。但他却一时不能说什么，脑子里涌现的都是自己的零散诗句，又无法记录下来。
杨明开始发表意见，引经据典，举了很多作品为例，都是译作，讲得略嫌深奥，一下听不明白究竟是褒是贬。apple读诗的时候，叶生换坐到一张矮凳上，双手托着下巴，聚精会神地听，阔大的黑布裙子铺展在方砖地面上。现在坐回桌边，拿起apple的诗稿，眯着眼睛看了好久。在杨明停顿下来的间隙，抬起头来说，apple姐姐，我很喜欢这组诗，但有点小小的意见。她说话的声调低低的，没有抑扬顿挫，带股童稚气。所提的是几处语言上的具体建议。apple的诗个别处稍嫌粗疏，经她一修改，就完美了。冰锋想，自己打算写的东西，将来也要下这么一番推敲功夫。
杨明继续对apple的诗加以分析。等他说完，apple开始答辩。有一段近乎题外话，深深打动了冰锋：我向来不相信否极泰来之类的话，苦难无论如何深重，本身都不会结束苦难。人类的苦难唯一可能具有价值之处，是给文学家、艺术家提供了题材，让他们创造出伟大的作品，不然这个民族或这个国家的苦难就白白浪费了。
apple对冰锋说，你还没发表意见呢。冰锋说，我从你这里得到不少启发，但却不是对你的诗的具体看法，而将体现在我自己要写的东西里，现在一下还讲不出来。我只能说，谢谢你，当然，还有你们俩。能参加这个小组，对我来说非常幸运。apple问，你想写什么呢？冰锋的话容易被误解为敷衍，只好明说，我想写一部诗剧。其他三位听了不免意外。冰锋明白，现在无论是谁，公开发表作品尚且不易，他却要写诗剧，像是在开玩笑，就解释说，我只是想利用这形式，但这也没有想好，至于能否发表或演出，尚且不在考虑之列。apple说，难得像你这么纯粹。
杨明问，那么是什么题材呢？冰锋说，想写伍子胥的故事。杨明嘟哝道，这么老的事啊。冰锋有些不快，但又觉得为此争辩并无意义，说出这名字已经嫌造次了。apple说，不在乎写什么题材，关键是怎么写。你读过冯至的小说《伍子胥》么？冰锋说，没有。apple说，我有这本书。有位老诗人很喜欢我，两年前他去世了，把藏书都留给我了。说着，从书柜里找了出来。薄薄一册，白色封面已经发黄。她说，你带走看吧，下次还我就是了。
冰锋很想能就伍子胥这一话题与人交流，哪怕是位素不相识的作者；但又不无担忧，生怕打算写的东西已经被别人写过了。聚会结束，他第一个离开了。回家路上，一边走，一边举着书读起来。进家门时读完了，松了一口气，写的根本不是自己所关心的内容。
他计划将伍子胥的故事写成一部作品，是要激励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借此能与自己那位人生楷模持续而深入地对话。相比之下，与父亲反倒不再有什么新的交流了。对他来说，写作或许是一种最好的思考方式。
诗歌小组下次聚会，还是在一个星期天。冰锋走进apple家的院子，看见珍珠梅结了很多小花苞，真像一粒粒小珍珠一样。月季还在盛开。那株乔木是栾树，缀满绿叶的树枝顶端开着一束束明亮的小黄花，叶与花的形状、位置和颜色非常协调，有如人的黑发里夹杂着白发。几株灌木开满淡红色的花，闻得着花香，原来是紫薇。apple穿着红色短袖t恤，黄色短裤，正跟杨明一起站在牵牛花前抽烟，只听见杨明说，我从来没说过哪个聪明人是笨蛋，我只是不把笨蛋叫做聪明人罢了。叶生略显无聊地待在一旁，头发梳成双马尾，在脸旁垂下两大嘟噜，还像上回那样穿着肥大宽松的衣服，而且更夸张，仿佛随便将彩色的桌布或窗帘披在身上。她走过来对冰锋说，月季开到这份儿上，看着像不像一朵朵都要扑上来掐你？又说，栾树英文名叫goldenraintree，也许是专门赏落花的。
四个人一起进了屋。房间一角地上，一台白色的蝙蝠牌圆形电扇在缓缓转动。冰锋把《伍子胥》还给apple，抱歉地说，这书对我没有多大用处。apple问，那你想写什么呢？冰锋说，我想写伍子胥一生的前半段，复仇的故事。他需要杀一个王，立一个王，兴一个国，灭一个国，才能复自己的仇，但还没来得及，仇人先已死了。叶生听罢，轻轻啊了一声，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他。
apple念了自己的新作，是一首长诗的片断，有八九十行，意象更加鲜活、肆意，甚至有不少关于性爱的隐喻，看似没头没尾，却又像有意为之。杨明又作了长篇点评。这小组里有两个中心人物，杨明偏重理论，apple专心创作，她的诗如果能为他的理论提供有力证据，就得到大力赞扬；如果不能，两人就争论起来，甚至演变为一场激烈的争吵。叶生与其说是成员，不如说是学员，总是安安静静地听别人发言，兴许只因为她认真倾听，那些发言才显得有些道理。
冰锋的兴致却稍稍低落，他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到底怎么写一部诗剧呢？当初答应参加诗歌小组，就是为了这一目的。apple似乎看出来了，说，我给你找出几本世界有名的诗剧作品，你带回去看吧。冰锋接过来，有拜伦的《该隐》、雪莱的《希腊》、席勒的《威廉·退尔》，都是旧书，但品相极好，每一本的封面都有一个潇洒的钢笔签名，还写了日期。正是那位三十年代已经登上文坛，但地位一直不算显赫的诗人的名字。冰锋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是位老现代派，与中国新诗的主流完全不是一路。他想，apple也许从他那里得到某种师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