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讲，祝部长究竟是费无忌还是楚平王，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伍子胥来说，选择楚平王作为复仇的对象，实际上是将其视为施害一方的代表，视为一个象征；当这个代表、这个象征不存在了，他就要找一个替代物进行复仇，无论是楚平王的尸体，他的儿子昭王，他们的亲属，还是整个楚国。也就是说，复仇就是一切，而这必须有明确的对象；假若没有对象，复仇将不成立。至于究竟选择谁作为对象并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他确实是负有责任的——尽管这样的人往往声称“我只负我应负的那一份责任”。何况一切确实可以归罪于楚平王，即使他是听了费无忌的谗言。假如伍子胥仔细拆分楚平王有多少责任，费无忌又有多少责任，然后决定对前者施以多少报复，对后者又施以多少报复，他的仇就报不了了。
冰锋上了地铁，列车穿行在隧道中，他的心里充满了对贺叔叔的感激之情，同时又深感惋惜，仿佛对方在黑暗中向他伸过手来，他却没有握住，那只手在继之而至的光亮中融化了，消失了。地铁停靠在一处站台。冰锋想，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来说，贺叔叔都属于父亲的世界；他死了，那个已经所剩无几的世界就又坍塌了一大块。一站又一站过去，冰锋的丧失感和紧张感越来越强烈。他临时改变了主意，在木樨地站下车，换乘上114路电车。他要赶紧去看看母亲，把贺叔叔去世的消息告诉她。
冰锋走进母亲住的院子，路过她的窗口，曾经开得灿烂的迎春只剩下些长满绿叶的枝条，平凡极了，仿佛退隐到世界的角落里了。倒是地上一大片玉簪都开了，一丛丛细长的洁白花朵，纷纷从油绿的叶子间伸出，散发着强烈的芳香。是小妹开的门。她梳着两条小辫，脸和身子都很瘦，皮肤暗黄。见到他就说，铁锋出差去了，米票和面票都快过期了，还没来得及买。家里依然到处都贴着纸条，但有的已经脱落了。
冰锋去到百万庄粮店，把粮本、米票、面票和钱递进窗口，各买了十五斤。他来到柜台前，里面的营业员用一个上大下小的木斗从大木箱里㧟了米，放到磅秤上称重。他将带来的口袋兜住与柜台相连的漏斗，营业员从那里将米倒进口袋，敲了敲漏斗。然后又去称面粉。冰锋从墙上取了两根小麻绳，分别系好袋口，提回家来。
他把装米面的口袋放进厨房，来到过道。母亲从自己的房间出来，手心里有一个橡胶的健身环，正一下接一下地将它握扁；小妹说，我给妈买的，据说可以健脑增智。母亲说，米和面都该买了。冰锋说，买过了。没过多久，她又说起买米面的事。冰锋又说，买过了。等到她再次说起，冰锋就把她领到厨房，指了指那两个装粮食的口袋。他们出来，她又说，米和面都该买了。小妹做好午饭。到他们吃完为止，母亲将同样的话一共说了七遍。冰锋明白，即使家人不愿意承认，事实也摆在那里：她患了阿尔茨海默病，而且很严重了。冰锋想，明天必须请个假，陪母亲去医院检查；但即使做出了明确诊断，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窗户开着，屋里闻得着玉簪清新的香味。冰锋说，上午我从八宝山回来，贺叔叔去世了。母亲啊了一声，一副沉痛的样子。过了会儿，她忽然问，谁去世了？冰锋说，贺德全，贺叔叔。母亲看着他，眼睛里闪过一丝打算跟他偷偷商量一下的神色，继而又变为迷惑不解了。她又啊了一声，冰锋听出来只是为了将这个话题结束掉。显然她已经不记得这个人了。
冰锋紧张地问，您还记得祝部长吗？这回母亲以一种像婴孩看世界一样新奇的眼光看着他。她也不记得了。小妹正在收拾桌上的碗筷，回过头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父亲的事，母亲只告诉给冰锋了，现在他也不想让小妹知道。等她出去了，冰锋关上房门，扶着母亲在桌边坐下。他的动作略显粗暴，母亲轻声抱怨说，你干吗呀？冰锋自己则像上次他们交谈时那样坐在她的旁边。一切都与那一次一样，只是中午时分，屋里稍稍亮堂一些。
冰锋问，祝部长，您还记得吗？母亲像是小学生交不出作业，有点害羞，又有点搪塞地笑了笑。冰锋拿过一张纸来，先写“祝部长”，又写“祝国英”，推到她的面前。母亲伏下身子，很认真地看着，然后抬起头，开怀地笑起来，仿佛听老师宣布作业不用交了。冰锋说，这是什么字，您不认识啦？母亲似乎感到无法搪塞过去，重新开始费力地看那张纸，终于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道，祝，部，长。这个还是祝。这个是……国。这是英。这不认出来了么？是你写得不清楚。
冰锋稍稍松了一口气。母亲看着他，好奇地问，这是谁呀？冰锋急切地说，你跟我讲过的，我爸爸一辈子都被他毁了，就是那个人啊。母亲像是被他一再追问弄累了，也烦了，于是很坚决也很无情地摇头说，我不认识。她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握扁那个健身环。冰锋颓丧地想，已经来不及了。
外面忽然传来一阵突突突的响声，把母子二人都惊动了。冰锋拉开门一看，小妹在厕所用新买的双缸洗衣机洗衣服，正在甩干；甩干筒的动静很大，要用双手按住洗衣机，才能让它安稳下来。冰锋突然有种很强烈的让母亲能尽快稍稍享受一下生活的愿望，就问小妹，冰箱怎么还没买啊？钱交给你了，冰箱票也有了，这都一两个月了。小妹说，在百货大楼登过记了，万宝牌的，到现在还没收到提货通知，不成就头天夜里去排队，也许得提前两天去排队呢。
冰锋心情沉重地离开了。父亲的事，如今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了。连母亲都无法再在一起谈论了。冰锋明白她上次对他说的那些话有多关键，又有多宝贵了。母亲就像一个身负重伤的信使，传递了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情报，及时地完成了她的使命；在迟迟告诉他一切之后，自己已经不明白这一切了。
冰锋回到自己家里，坐在书桌前。他有个想法，上午在地铁里中断了。《史记》本传讲到，伍尚被捉后，使者又要抓捕伍子胥，他拉开弓，搭上箭对准使者，使者不敢上前，他便逃走了。伍子胥一上来就展现出这样一个战士的形象，就有要掀起一场战争的架势。从这时起，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复仇对象，以后从来没有怀疑过。
现在自己的问题也一样。假如放过祝部长这个仇人，上哪儿去找另外的仇人呢？选择祝部长作为复仇对象，并不意味着认定他要对父亲的遭遇及死亡负全部责任，而别的什么人就没有责任。毫无疑问，祝国英确实有他那一份责任，这份责任他必须得负。如果每一个该负责任的人都可以推卸的话，那么就根本没有责任可言了。进一步说，每个该负责任的人都不能逃避替其他责任人负责任。就像楚平王应该替费无忌负责任，费无忌也应该替楚平王负责任一样。假如伍子胥选择费无忌而不是楚平王作为复仇对象的话，也没有错。但他既然选择了楚平王，他就不再犹豫，而是将复仇进行到底，即使楚平王死了，也要继续下去。
而母亲那次其实是告诉他，这是一个具体问题。需要他做的，就是解决这个具体问题。如果脱离任何具体问题，那么一切都不成其为问题了。所以虽然是个具体问题，一旦得到解决，对于整体就具有代表意义或象征意义。给他这点启示，是母亲作为受害者的遗孀，作为与父亲一起承受种种苦难的人的使命所在。但是他又能做什么呢？
院子里那棵大杨树的叶子在风中哗哗作响，听着像正在下雨。冰锋从书柜里取出精装的《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最近他在重读收入其中的《哈姆莱特》。哈姆莱特未免想得太多，也说得太多了。如果不是国王安排雷欧提斯与他比赛，如果不是自己中了毒剑，只怕他还不会杀死国王，替被害的父亲报仇。哈姆莱特更像是一位哲学家；相比之下，伍子胥只是个行动者，从不高谈阔论，自始至终紧紧抱持的信念看似简单，然而结实有力。哈姆莱特最大的对手是他自己，伍子胥则只需战胜际遇和命运就行了，尽管伍子胥复仇的难度要比哈姆莱特大得多。这样两个人物形象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对照。
不过他想，也许正因为如此，哈姆莱特的故事可以写成一部好作品，伍子胥的故事却不大容易。总不能在诗剧中塑造这样一个形象：不断从舞台的一端奔跑向另一端，所说的话除了表明决心，就是偶尔对自己的际遇和命运发出感慨。冰锋明确了他的复仇方向，却丧失了写作的灵感。他虽然继续参加诗歌小组的聚会，但尽量避而不谈自己曾经打算写的那部作品了。然而这样一来，他更加感到焦虑、无奈与时光延宕，甚至害怕自己终有一日变得迟钝麻木，就像根本不曾知道这一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