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某些城市是有性别的，正如某些小说是有性别的。非指作者是男是女，而是指小说内容。小说内容仿佛使小说具有了某种气质，而气质又似乎使小说本身有了性别。《红楼梦》《茶花女》都是很女性的书，《汤姆叔叔的小木屋》也是。《呼啸山庄》很男性，《三国》《水浒传》更不消说。《简·爱》《战争与和平》给我以“中性”的感觉；《聊斋志异》具有典型的男性气质，《静静的顿河》绝对也是男性的；而在我看来，《悲惨世界》是母性的，《大卫·科波菲尔》是父性的，《老人与海》同样父性气质浓浓。
在我看来，深圳起初像是英俊少年，它正一岁岁成长为帅气的小伙儿。在深圳，每每能从电视里看到回放的港台老片。有一个时期我和翔特别喜欢看狄龙的电影，我觉得深圳具有狄龙在武侠片中那种迷人的阳刚之气。
在我看来，上海像是风姿绰约的沉静女郎——经历了妖冶时期、摩登时期、社交花式的迷乱时期，终于洗尽铅华，进入了气质优雅的沉静时期，于是似乎修成了中西气质兼具的女性“正果”。
在我看来，广州是一座宛如“奶娘”的城市。尽管它的历史曾是那么的惊天地泣鬼神，却似乎也正是由于经历了的缘故，后来显得异常包容。游子最适合在广州停留。它虽不是游子们的理想城，但任何人的乡愁都会在它的“怀抱”中得到抚慰。我和娟去广州玩过多次，娟也挺喜欢广州的。
然而上海的“洋味儿”，既是广州没有的，更是深圳没有的。翔说：“那是渗入到一座城市肌理里的遗风。”翔对上海的心态常是自相矛盾的——作为老上海人家的子弟，上海对于他如同“祖宗”，谁若当他面说上海和上海人一句不好的话，他往往会跟人家翻脸。但他自己，却又每对上海和上海人大发批评议论，特别是对于上海的“洋味儿”，用词更是尖刻。一方面他骨子里是惜护的；另一方面，一想到中国著名的大城市之一曾与“十里洋场”相提并论，又使他有“恨史”之痛。
然而我和他的婚礼却又不乏“洋味儿”。
起初他对他妈说：“我俩的婚礼，我负责办，您就别操心了行不？”
他妈说：“那不行。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的婚礼必须由妈来办。妈想过替独生子操办婚礼的瘾，你没理由剥夺你妈这种特权！”
当时我在旁边。
他妈说：“咱俩别争，你当儿子的自己操办还是我当妈的替你操办，由婉之来决定吧。”
我毫不犹豫，立场坚定地说：“由妈办。”
还没举行婚礼，我已开始叫她“妈”了，这使她特别高兴，夸我“懂事体”。
过后翔却埋怨我：“是你把我否定了，不满意你可别怪我啊。”
我说：“你告诉妈，我只有一条要求——简、快、省。”
翔没有多少存款，他妈是手表厂的退休工人，退休金不高，而我那点儿钱全押在深圳的两处店里，抽不出来，无法投入到婚礼费用中——我当然要反对铺张啰。
实际上婚礼还是由翔和妈共同拟定的方案——在文史馆的小礼堂举行。翔爸曾是上海的老报人，也曾是市文史馆的资深馆员，文史馆很乐于配合。人也不多，六十几人，摆了八桌。翔的父亲也是独生子，他在上海没有父辈方面的亲人，参加的只是几位他父亲生前的好友，他叫“世伯”的老人。他母亲方面参加的亲戚也有限，无非就是他的三个姨和姨父，再加上三家的儿女。最多的是朋友。翔虽是摄影家，却与上海文艺界有着广泛的交往，作家、诗人，唱歌的、唱戏的、变魔术的，总之来了不少文艺家，老中青三代都有代表人物。
翔他妈对婚礼的“洋味儿”坚持不让步。
我听到她以“正告”的口吻对儿子说：“在上海举行的婚礼，没点儿上海味儿那对吗？上海什么味儿？不就是从前那点儿洋味儿比较特殊吗？在洋味儿上，必须给人家姑娘留下深刻印象！这一点你如果都做不到，以后别见你妈和你三个姨了！”
为了满足老人的心愿，翔从“上戏”租了一批道具，请“上戏”的舞台美术教师将婚礼现场布置出了西洋风格；也从画家朋友那儿借了多幅油画，悬挂四处。
头天晚上翔请我和他妈去“审察”场地，果然“洋味儿”十足。
我惊讶地说：“这是要办婚礼呢，还是要拍戏呀？”
他妈笑了，连声说好，并问我：“婉之，侬开心啦是吧？”
我只得又笑着说：“开心，开心。”
翔自恃劳苦功高：“明天服务员都会穿上俄罗斯民间服装，歌舞剧《胡桃夹子》那种，人人不重样。”
我顿时出了一身汗，急问：“那得花多少钱呀？”
翔说：“不费钱，仅租半天，友情价，人情后补。不是为了少花钱，办成事儿，还要办出特点嘛！”
一听也没花多少钱，他妈更高兴了，大大地表扬了他一番。
婚礼开始前，翔又给了我和老人一个惊喜——翔请来了著名作家叶辛，于是一片欢呼，人人争相与之合影。
翔他妈激动得快哭了——她和一姐一妹都是插队知青，叶辛以反映上海知青命运的小说闻名全国，是上海知青心目中的“男神”。他本是与“世伯”们坐一桌的，在翔妈的强烈要求下，翔换了名牌，将叶辛调到妈和三个姨那桌去了。叶辛老师刚一落座，四个与他同龄的妇女同志立刻对他进行轮番“采访”，这个问他又在写什么？那个问他什么时候再去贵州？那时刻，我觉得四位妇女同志超幸福。
我也油然而生幸福之感——因为叶辛老师将做我和翔的证婚人。他那人看去挺好说话。就是再好说话，终究不是职业证婚人，我估计他这辈子也就做过八次十次证婚人而已；其中一次是为我这个平凡又普通的人证婚，我岂能不喜出望外？我的幸福感还因为，叶辛当年是在贵州插队，这使我对于证婚人倍觉亲近。倘无这一层关系，再大的人物为我和翔证婚，我也只会觉得荣幸罢了，绝无什么亲近感可言。我忽觉翔将叶辛请来这一招很“狡猾”——因为他妈和他二姨也都在贵州插过队，她俩肯定也认为翔是为她俩才将叶辛请来的。
婚礼一结束，紧接着就是文艺演出了。都是专业演员，可以代表上海的较高水平。翔拉着我走到家长那桌，对叶辛说他如果有事可以先走。
叶辛说：“没事没事，节目很好，我要看完。”——又对我说：“你使我想起了当年贵州老乡家的小阿妹。”
他的话使我心里暖乎乎的，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有笑。
他也看着我笑。他笑起来像位慈祥的老婆婆，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妈就举杯替我敬叶辛老师酒。
二姨说：“咱们是插兄插妹的关系，你俩当年还在同一个乡，干脆再亲点儿，喝次交杯酒嘛！”
叶辛笑道：“好啊，怎么高兴怎么喝。”
……
晚上，我俩入了洞房后，翔对我说：“如果有什么不满意之处，多包涵啊。”
我说：“没有啊，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婚礼会是这样的，挺好的。”
翔说他也没想到会搞得这么有特点。他交代朋友们稍微布置出点儿“洋味儿”来，结果朋友们就都认真起来。专业的戏剧舞台设计师，一认真，效果可不就像拍戏了。
“我妈当年是中学文艺委员，能歌善舞，插队不久就爱上了我爸。我爸曾是复旦戏剧社的留校生，演过巴金《家》里的大表哥，因为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被发配到贵州去劳改。我妈由于爱上了我爸，连当宣传队员的资格也丧失了。她和我爸，当年没条件举办婚礼，这是她内心的痛点。咱俩的婚礼，未尝不是圆她的一个青春梦。只要她高兴，咱俩就应该高兴，对不对？”翔的话很中肯。
我说：“对。”
他还想说什么，我用吻封严了他的嘴。
而他，将我横抱起来，轻轻放在床上。他动作很绅士，像按剧情要求在做。
我指指门。
门关上后，他不再斯文，我也毫无羞意。虽然那早已不是我们的第一次，但或许因为真正成了新郎和新娘，互动才更加刺激而狂野。山洪海啸过去之后，我又一次想到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想到我居然成了一位上海母亲的儿媳，想到我于是也得叫另外三个女人大姨二姨小姨，顿觉世间到处是缘，不禁感慨人生之不可预设。
婆婆叫孙丽华。
她的父母希望二胎是男孩儿，结果又是女孩儿，翔的大姨就被取名叫“丽婷”——取谐声“立停”之意。希望一执着，翔就有了二姨，取名“丽婕”。“立截”并没“截”住，执着变成了执拗，于是翔又有了小姨“丽娟”。执拗随之变成了执行，小姨才几个月就被“捐”给了翔的大舅家。好在大舅夫妇视同己出，小姨的成长非但不缺爱，反而特别受宠。并且，因为年龄小，后来躲过了“上山下乡”，属于“漏网之鱼”。小姨之被“捐”，非但没使姐妹之间关系疏远，反而成了日后双方都津津乐道的笑谈，常谈常新；也使两家亲戚之亲“更上层楼”，与我之被弃大相径庭。翔的母亲有三个舅，似乎是将翔的指标给“透支”了，翔一个舅也没有。
我想，若以中国民间的理解，“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未尝不可以翻译成“人是自身缘的体现者”。“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不由人不信。
翔问我在想什么？
我回了一句特深沉的话：“思考人生。”
他欠身看着我说：“具体道来。”
我就将我之被弃与他小姨之被“捐”的不同讲给他听。
他说：“人从一出生就是被动的。自从人有姓名以来，任何人的性别、体力、智能、相貌、姓名，都是被‘给予’的，谁都没半点选择的自主权。”
我问：“那你相信宿命喽？”
他说：“为什么要否认宿命？宿命无非就是天定的好运气或坏运气或不好不坏的运气。但人又是自为能力很强的动物……”
我打断他的话，不无忧郁地说：“明白你的意思，但运气很差的人，如果还缺乏自立能力，那就天生该一辈子受苦受难吗？”
他说：“所以世界怎样很重要。目前而言，在我这儿，国家即‘天’，说是‘上帝’也不夸张，对于‘天命’很差的人尤其如此。好的国家，当有能力帮助‘天命’很差的人改变命运，为他们的人生兜底。你当年的被弃，说到底是农村和城市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的。想想看，如果我大舅家不是老上海人家，家底殷实，而是农村人家，那我小姨的命运当会怎样？我妈她们四姐妹的关系又会如何？……”
我哑然失笑。
翔问：“我的话可笑？”
我说：“那倒不是。你估计一下，全世界今天结婚的新郎和新娘，有几对会像咱俩似的，刚做完爱就讨论这样的话题？”
他想了想，郑重地说：“估计也就咱俩这一对。中国特色产生中国式的新娘和新郎嘛！”
我们收了一万多元彩礼。
翔坚决禁止他的朋友们出“份子”，但三个姨的红包是必须接的，“世伯”们的心意也只有笑纳——却之不恭。娟汇给我五千元钱，令我吃惊。
我和她通话时责备她“疯了”。
她说：“财大气粗嘛！咱们的两处店效益都不错，让你也高兴高兴。”
翔不许我动用那五千元，亲自存上了，说：“李娟家那么多穷亲戚，用钱的地方也多，适当时要变相还给她。”
那也正是我的想法。
我终于有了名副其实的家了，而且在中国的第二大城市上海。我前所未有地幸福。
我们的家在一条老弄堂里，是一幢洋式旧楼的亭子间，二十四平米。翔说，就亭子间而言，面积不小了。虽是亭子间，却阳光充足。婆婆没对我们的家究竟该怎样多作指示，翔的布置大体合我的意。不方便之处是与楼下邻居共用小小的厨房和卫生间。也没洗澡的地方。好在弄堂口有便民浴室，每次五角钱。
婆婆一人住在有电梯的小三居公寓房里，公公生前分到的。
婆婆有次不无歉意地对我说：“婉之，等我死了以后，那房子就归你俩。但现在呢，先让我享受享受。委屈你俩了，千万别计较好不好？”
我恭敬地回答：“妈，怎么会呢！我很喜欢我俩的家，但愿您健康长寿，成为百岁老人！您长寿是我和翔的福气。”
我的“校长妈妈”去世以后，我已经多年无“妈”可叫了，叫“妈”也使我幸福。在婆婆面前，我无师自通地变得嘴甜和会来事了。而在我的“和”中，婆婆与丈夫和娟占的位置是同等重要的。她曾是贵州插队知青，和我是贵州人这一点，确实为我俩的和睦相处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的蜜月才享受了几天，李娟与我的一次通话就如急急令，迫使我立即启程赶回了深圳。
遇事不慌的娟方寸大乱——一天早上她推开药店的门，但见窗下一溜儿蹲着三男二女五个半大孩子，口口声声要见“小姨方婉之”。一问，皆神仙顶的，听说“小姨”在深圳发达了，是“成功人物”了，都来投奔“小姨”，要在深圳找工作，成为深圳人。听他们口气，有的似乎与家里打了招呼，有的分明是偷跑出来的。其中一个男孩虽不是神仙顶的，却也是乡一中的，仍属我的“小老乡”。
我回到深圳，见到了他们，的确都是孩子，一逼问才知道，只有乡一中那男孩快满十八岁了，另外四个孩子十六七岁不等。
我生气了，训他们：“你们还没成年，我绝对不替你们找工作，休想！”他们都眼泪汪汪的。
娟将我扯开去，小声说：“你那话太容易使他们误解，像是你有能力替他们找工作却偏不帮他们似的。”
我说：“我哪儿有一次替五个人找到工作的能力？气糊涂了。”我看着他们也没招儿，只得将张家贵请来，请他帮我出主意。
张大哥连连叹气说：“唉，唉，你婉之怎么就是‘成功人物’了呢！咱们神仙顶那些人的嘴呀，真不知怎么传的，把孩子们都给忽悠了！”
他认为绝对不可久留，万一哪个孩子出了点儿差错，多大责任啊！也绝对不可以替他们找工作，雇用未成年人是违法的。包括那个快满十八岁的，全都得送回去。那男孩高三还没毕业，快拿到高中文凭却没拿到，以后肯定有后悔的时候。他说也不能立刻替他们买票将他们打发走，那样他们会不高兴。他们一不高兴，谁知道会怎么说我和他两位“成功人物”呢？他们在大人眼中是孩子，大人相信孩子不至于说瞎话。那结果可不就是——不论他们将我俩说得多么不好，反正我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张大哥认为妥善的办法只有一个——让孩子们在深圳住几天，陪他们到处玩玩，逛逛，保证他们吃好，喝好，住好；之后由他从公司派人将孩子们送回去。
我觉得张大哥考虑得周到，完全同意。
娟又说：“也别让他们住得太舒服，和花钱多少没关系。主要怕那样的话，你明明不是成功人物，感觉也有点儿像成功人物了。”
张大哥说：“对，对。”
于是他从公司调来一辆面包，由我将五个孩子送往我和娟住过的旅馆，为他们开了两个房间。
我回到药店时，娟刚将吊铺归整好。前几天五个孩子全挤吊铺上睡，她和她弟睡药架子之间的地上。
她说吊铺上一股臭脚丫子味儿，边说边喷花露水。
我没带多少钱，与翔通了次话，让他将娟寄给我的五千元再寄给我。他没那么做，怕我办事欠考虑，亲自带着钱也回来了。
以后的几天，药店终于恢复平静，娟和他弟又可以睡吊铺了，而我和翔则充当五个神仙顶孩子的导游。
几天后，翔陪孩子们回神仙顶去了。他说孩子们是冲着我才到深圳的，由张大哥的公司出人陪送不合适；而由我陪送回去，他又怕我太辛苦。
翔和孩子们走后，我白天负责药店，晚上与娟睡在照相馆。分开既久，互相间有聊不完的话。
娟告诉我，徐主任出事了，不再是电大副校长了——由于受贿被人揭发，受了降级处分，没脸再上班，提前退休了。
我说：“我来之前高翔还与他通过话，高翔好像不知道。”
娟说：“那你别告诉他，就当你也不知道吧。”
我问：“问题严重吗？”
娟说：“估计不太严重，严重还不关进去了？”
我又问：“那我这次要不要见他一面呢？我与高翔成了夫妻，也得感谢他。”
娟说：“随你。我和张大哥倒是常与他聚，我俩都装不知道，而他每次挺高兴的。”
我说：“那我也还是见他一次好，应该代表高翔给他份喜糖。”
娟说：“我安排。再让你知道一件事——郑宜然有对象了，身材不如我好，但容貌比我好。他俩有天出现在咱们超市里，却只买了一瓶矿泉水，我想他是成心气气我。”
我问：“你生气了？”
她说：“那生啥气？是我觉得我俩不合适，人家又没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当时樱桃刚下来，我代表你送了他两箱樱桃。”
由我做东，李娟和张大哥作陪，请徐主任在郊区的渔家乐吃了一顿海鲜。还是张大哥想得周到，怕在市内请徐主任有顾虑。一到郊区，徐主任的情绪果然大为开朗。在音乐包厢唱歌时，简直可以说是兴致勃勃。虽然他曾是副校长，我仍按习惯叫他徐主任，他的反应依然愉快，如同自己一直是主任。冲这一点，我觉得他这人毕竟还是可交的。
张大哥开车将徐主任送到家，接着送我和娟，路上他说：“听人讲，他是中了官场上的局。”
我不懂，问什么是“局”？
娟说：“就是几个人串通一气，为谁下套，或者挖一个坑。”
我又问：“那对串通一气的人有什么好处？”
娟说：“官场上的位置是有限的，你下来，我上去呗。”
我还是不懂，继续问：“不是几个人串通一气吗？整下来一个，也只能上去一个呀，另外几个图什么呢？”
娟说：“倒也是。你这问题太深，我回答不了啦。大哥，你讲给她听。”
张大哥说：“不明白就不明白，没必要非明白。官场有官场的规矩，民间有民间的法度。成了朋友是缘分，不轻易失去一个朋友，这是咱民间的法度。民间人按民间法度待人处世，也是讲原则。”
那天晚上，我对娟说：“娟，以后咱俩见面的机会肯定少了，凡事你要三思而行，好自为之，千万提防别落入别人设下的‘局’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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