娟顿时落泪了，戚然地说：“你啥意思嘛，当面告诉我，我将失去你了？”
我也忧伤起来，握住她一只手，强笑着说：“你想哪儿去了？我现在不是成了上海人的妻子和儿媳妇了嘛。虽然我已经是深圳人了，却毕竟嫁到了上海，以后要在上海工作、生孩子、做母亲、相夫教子，总之……但咱俩不是都有手机嘛，往后交通会越来越方便，咱俩也会坐得起飞机了，谁想谁，半天后不就见面了……”
我没忍住哭了，娟反过来劝我，说我俩还是经济合伙人的关系呢，一条绳拴俩蚂蚱，无非就是绳长绳短的改变……
我回到上海时，翔已先于我到家了。
他说送孩子们的幸亏是他不是我——他一回去就被我二姐缠住了，魔怔似的只说自己和张家贵那事儿，埋怨我不重视她的托付，一直不给她回复……
他谆谆教诲我说：“这事儿你可一定要处理好，否则你二姐会大为不满。”
我问：“她明明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张大哥根本没那种想法，她却非指望我能促成，叫我咋办？”
他怼了我一句：“是你二姐不是我二姐，别问我。”
我看出那次贵州之行使他一肚子不高兴，内疚地说：“对不起，因为我，给你添麻烦了……”
他愣了愣，抱住我，叹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对我也是真理。既然做夫妻了，我也不能成为一个反真理主义者。”
我笑着怼了他一句：“谁叫你只以为我是名门之后，市长的女儿来着？”
他苦笑道：“你当时也没详细说明你的社会关系有多复杂呀。”
晚上我俩躺在床上时，他又说：“以前，作为一名热心于扶贫活动的艺术家，那是一回事。如今眼见生活在山区的某户贫困农家成了自己的亲戚，那就成了另外一回事。你二姐我不是也得叫二姐吗？我叫她二姐时，心里觉得怪怪的……”
我似乎听出点儿“我招谁惹谁了”的弦外之音，没接茬儿。
他又说：“娟寄给咱们那五千元，快花完了。”
我说：“明天我就开始找工作，不用你帮忙。”说完一翻身，不再理他。
他欲搂我，我拨开了他的手。
我流下泪来，因为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因为人是选择性地编织社会关系的动物。对徐主任的事，翔其实是知道的——张大哥的话，就是‘成了朋友是缘分，不轻易失去一个朋友……’那句话，翔也说过，可见他对于自己与徐主任的关系，尚能以民间之法度来对待。但对于自己忽然多出了一个我二姐那样的“妻姐”，却难以当成“缘”了。
但一想到我也一样，我既理解他也原谅他了。
说到底，谁在本质上都只不过首先是人，那就得多原谅别人，对自己也没必要苛求——尽管我一心想做好人。
我四处投寄了多份简历，又满上海转了四五天，竭力推销自己。是的，为了将人生进行下去，我也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推销自己，而且推销得像是一个根本不需要自我推销的人那么游刃有余。
原来世上有些事是可以无师自通的——这一感悟使我不再因自己的学历而自卑。我想我那种能力肯定与基因无关，我的父母绝不会遗传给我那种所谓优良的基因；它分明是后天形成的，可不论养父养母还是丈夫、李娟和张大哥，都不是善于推销自己的人啊——我究竟怎么会的呢？我很奇怪，却也颇为欣然——会总比不会好。
我终于找到了相当满意的工作——在明德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任职员。这是一家台湾独资公司，据说老板七十多岁了，经常台湾、上海两边跑，仍亲自担当麾下多家子公司的董事长。上海这家子公司的名字，显然来自“大明明德”四个字。
几位面试者对我的表现很满意，其中一位甚至小声对我说：“今晚睡个好觉。”
可是我带着录用通知书去上班时，情况却变了——一个陌生男子对我说，我只能在大堂当接待员了，原本属于我的职员工作被“更优秀”的人取替了。那么我只有两个选择：或者“另谋高就”，或者当大堂接待员。
我心顿凉。
他却又说：“工资不变。”
于是我决定留下——那儿离家近，散步似的，半小时就能走到。而且那份儿工资我也比较知足。
公司是一幢独栋的老式洋楼，大堂并不很大——但我的工作很单调，也很乏味，须端正地坐在接待台后，不许看书和报刊，更不许打盹。有人进入，我要请对方出示工作证。若对方是商客，要笑脸相对，询问事由，预约与否，彬彬有礼地请对方登记。
我的背后，悬挂着巨幅的摄影作品——雪地上，一位光着头的藏教老僧拄杖而行，两边跟随六七条狗，看去都是野狗。其中两条，一左一右抬头看他。而他显然走很久了，雪地上的足迹跨距甚小，也不直，证明他已步履蹒跚。他那只拄杖的手，骨节突出，青筋隆起，瘦得无肉，老皮龟裂。风挺大——因为他的土红色袈裟的下摆向后飘起。从雪中戳出的蒿草的枯枝，也一律朝同一方向倒去。看不见他的脸，便也难知他的表情。
那是放大了的翔的摄影作品，我在翔的摄影集中见过。
我坐在自己丈夫的摄影作品前当某公司的大堂接待员，使我心里每觉“怪怪的”，正如翔叫我二姐为“二姐”时的心理。
我眼前只存在两种动态现象——一个透雕为多层的大石球和一个中年女人。石球在石柱上，柱下有水涌冒不停，石球便不停旋转。我终日被那球搞得头晕目眩。人真是太奇怪了，心里越不想看什么，目光越不由自主地望向什么。
那女人姓吴，我叫她吴姐，江苏淮北人。她是清洁工，负责三层楼的走廊、厕所和大厅的卫生。每天上午十点以后，我才能在大厅见到她，那时她已够累的了。只有她出现以后，我的目光才会转移到她身上。上午忙完了清洁工作，她下午还要去帮厨。
负责后勤的人还给了我一项秘密工作——要我每天在一页纸上对吴姐的工作表现予以评价：好、一般、不好，我的“√”画在哪儿，将影响她的月终奖金。
我对这一“任务”很反感，起初拒不执行。可那负责后勤的小头头说：“你不配合可不行，这也是对你的信任。因为她在大堂的工作表现，只有你一个人天天看在眼里。”
于是我每次都在“好”字后边画“√”。
吴姐拖地拖到接待台旁，每次会拄着拖把歇会儿。那时我就主动与她聊几句。那对于我像充电，使我不至于犯困，能保持工作所要求的精神状态。
吴姐也喜欢与我聊。
她对上海人颇多负面看法，因为老上海人从前特瞧不起淮北人。
她说最不愿意擦电梯旁那几个大玻璃柜——里边的青花瓷瓶是老板从香港的拍卖会上买的，价格都在二三百万港元以上，属于古董。每次擦提心吊胆的，生怕发生什么闪失。
我问既然是贵重之物，为什么不妥善收藏而摆在明面呢？
她说：“资本家嘛，显摆呗！”
我从不与翔聊公司里的事，因为我的工作决定了我所知甚少。三个多月里，我一次也没见过老板，也无话可聊。
但有天晚上我忍不住问他，究竟想通过那幅摄影作品表达什么？
他反问：“你指的是中学语文老师们强调的主题思想？”
我说：“可以那么理解。”
他说：“摄影作品啦，绘画雕塑啦，一首轻音乐啦，可以有主题，也可以没有。”
我问：“你拍摄时肯定有主观想法吧？”
他说：“当时还真没有，站在高处抓拍的。过后曾打算以《路伴》定名，最后还是自我否定了。但作为作品总得有个名，所以在杂志上发表之前又定了《无题》。”
我认为《无题》比《路伴》好——明明是几条狗，看去还是野狗，以路伴言之，未免牵强。
他认为恰恰相反，非但不牵强，反而很贴切。只不过太实了，会影响另外可能引起的多种遐想，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了限制。
那晚他与朋友们聚餐时喝了点酒，情绪挺亢奋，借题发挥，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他说所谓人生，不过就是一次岁月之旅，或长或短而已。没有谁宁愿自己的一生是孤独之旅，所以每一个人内心里都是需要路伴的。无人可以为伴，狗也行，野狗也行。他说在人世间，天使是绝对没有的，但好人是绝对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只与好人形成“社会关系的总和”，那是根本不现实的。某些人比野狗还不如，他们也会自成社会关系之和。他们那“和”，还可能成为“硬核”。并且，他们往往戴着好人的面具，形成与好人的社会关系。所以人的一生，是与形形色色的路伴同行的一生……
我不以为然地问：“那么在你眼里，我也是路伴啦？”
他说：“当然啰。我们互为路伴，是同甘共苦，不弃不离的路伴。像有首歌唱的，‘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因为彼此拥有，人生之旅才不至于乏味。”
“以野狗为伴，下场不是注定了悲惨吗？一旦累倒，还不被野狗吃了？”
“没有谁的一生始终与野狗为伴，这种情况完全可以排除。但人的某一小段旅程，却有可能与野狗为伴。那当然是危险的事，不过你认真看我的作品会发现，那些野狗显得多么温良，它们看老僧人的样子多么特别，难道不像是在为他鼓劲儿吗？难道它们不像是他的护卫？一位形销骨立，随时可能被大风刮倒的老僧人，他和那些野狗的关系是怎么做到的？这一点当时既使我震惊也使我感动……”
聊人生路伴自然就会聊到孩子的问题。
他说就他个人而言，有没有儿女无所谓。不是超级富豪，亦非当代王储，谈不上有什么生儿育女的“使命”，一辈子不做父亲也不会觉得遗憾。但他父亲是独子，他自己也是独子，这就使他母亲对于第三代很是巴望。生儿生女都高兴，不生却万万不可。
他说：“我不仅是丈夫，还是独生子，这事你看如何是好？”
我说：“理解，愿意倾情配合。不过，以咱俩的能力，能培养出一个什么样的儿子呢？”
他听出了我与他的想法其实一致，抱我吻我，含情脉脉地说：“替我妈感谢你。顺其自然吧。但我有自信，会使中国多一个好人，你呢？”
我温柔地说：“也有。”
第二天我再看《无题》，于孤独与危机之中，确乎看出了几许和谐。
不料，当日却发生了一件不甚“和谐”的事——快下班时，吴姐又在拖地。阵雨刚过，电梯前水迹犹在。正那时，电梯门忽然开了，率先迈出一个人，为里边的什么贵客“开路”。电梯外除了吴姐并无第二人，那人的举动实属多余。吴姐侧身拖地，没来得及有所反应。而那人横着胳膊一搪，其臂如棒，搪在吴姐的后背。吴姐向前趔趄，撞倒了一个玻璃柜，柜与瓶同时破碎一地……
然而贵宾与随员并未停步，从我面前匆匆而过，转身消失在旋转门外。
“你没长眼睛啊？这么珍贵的东西让你给毁了，你拿命赔啊？！……”某部门的头头直指吓傻了的吴姐大加训斥，仿佛比我看得还分明；显然要由吴姐来承担后果。
其他人也指斥不休。凌言厉语众口如一——价值二三百万的古董，你怎么赔得起啊？估计把老家的房子卖了也只不过能赔个零头！……
斯时我仿佛觉得，背后摄影作品上的野狗都跃了起来，一起扑向那些男女，转眼间人狗合体，人形皆在，野狗化魂。
吴姐猛转身从我面前跑了出去。
那些人宛若未见——有的打电话报警；有的指挥保安围起现场；有的已取来相机不停拍照；还有的只知在那儿摇头顿足，扼腕叹息……
我有不祥之感，追吴姐而去。
不远处有立交桥。吴姐的身影已在桥上，我连呼速近，跑到她身旁，双手抓住她胳膊不敢放开。
她问：“人死了，是不是就可以不追究责任，一了百了？”
我说：“那也不能全怪你！”
她说：“可谁替我作证？”
我说：“我！”
她木呆呆地看了我一会儿，绝望地说：“可我打不起官司。我老家的新房才盖起，如果卖了，我一家以后住哪儿？小方，你就让我以命相赔吧！”
我说：“你的命比那个瓶宝贵多了，我不能眼看着你死！”
她企图挣脱，我只得将她紧紧抱住。在我的苦劝之下，她终于同我离开立交桥，随我回到我家。
翔正在家里做相框，看着坐在椅子上唰唰落泪的吴姐，听我讲完经过，沉思片刻，对吴姐说：“我认识你们老板，也许我能替你求个情。”
我问：“关系如何？”
他说：“还行。”
我突然发飙：“你怎么从没对我说过？！”
他说：“你在人家那儿上班，我告诉你那些有意思吗？”
他带上手机走到外边去了，十几分钟后回到屋里，庄肃地对吴姐说：“我向你保证，没事了。明天照常上班，任何人都不会向你问责。”
翔考虑得很周到，执意留吴姐吃饭，住下。
为那顿饭吃得丰富些，他亲自去饭店点了几道菜，并带回了一瓶红酒。给吴姐压惊，我俩反复劝酒，三个人喝光了一瓶。
第二天我和吴姐来到公司，见大堂已摆满椅子，有人说老板要亲自在大堂主持会议。每个人看我和吴姐的眼神，皆躲躲闪闪深不可测。
老板姓耿名识恒，是位瘦小的秃顶老者。那日我总算见到了他的尊容，其貌不扬，其声温润。
他首先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不该一向从后门出入，入则直奔办公室，神龙见首不见尾，既严重脱离员工，对前门这边的情况也知之甚少。他说自己不能做到从今以后次次都从前门出入，毕竟车只能停在后院，但也会经常出入于前门的，遇见哪位员工了，互相问个好，说几句话，也算是种感情交流嘛。即使军队，上下级之间还需要起码的感情基础呢，况公司乎？
人们报以掌声和笑声。
我没鼓掌，也没笑。坐在我身边的吴姐在发抖，我握住她一只手。
耿老先生指着玻璃柜又说——它们之所以摆在那儿，乃因当时他采纳了环境设计师的建议。对方认为，有那两排瓶在，等电梯的人不会心急。想法有道理，但如今看来，动机与效果相反。不能将责任推给人家，毕竟当初我同意了……
“说重点！”我忍不住大声打断一句。话刚出口，连自己也对自己的无礼暗吃一惊。一时间肃静异常，坐在我前边的人都转身看我，目光如针，视我为捣乱分子。
耿识恒老先生接着说：“好。该说重点了。重点就是——那些都是廉价瓶，二三百元一个买的处理品。是我有一天闲来无事，亲自去瓷器店挑选的……”
又是一阵肃静。
肃静之中，吴姐小声哭了。
耿老先生继续说：“我要替自己澄清一下，我从没对任何人说过那些瓶多么值钱的话；何以出了贵重一说，也不必在此分析了。我承认我是个要面子的人，但我的面子一向用不着别人替我维护，也从不体现在这些方面。希望如此现象，以后在本公司杜绝。因为碎了一个廉价的瓶，使吴女士受到了不小的惊恐，耿某在此赔罪……”他深躹一躬。
他又说：“在此，我对一个人满怀感激。是谁我就不说了。没有她，昨天本公司也许摊上大事了。那么，我还有脸出现在上海商界吗？本公司还配叫明德公司吗？……”
会后，我被人请到了他的办公室。
“这是台湾著名的高山茶。”他亲自为我沏了一杯茶，陪我坐在沙发上，与我聊了起来。
他说他出生在上海，对上海有特殊感情；说他与我丈夫是朋友。
我说：“高翔昨天才告诉我。”
“是这样啊……我们不但是朋友，你丈夫对我和我夫人还有恩呢。先留个悬念，你回家问他……”
他亲近地笑，而我一头雾水。
“我看了你的简历。你是学企业管理的，我觉得投资部更适合你，你明天开始新的工作吧……”他起身为我的杯里加水。
我说：“企业管理与投资是两回事……”
他说：“凡我们公司投资的项目，也会派人参与管理……”
他没再往沙发上坐，坐到办公桌后去了，开始写什么。
我说：“我不愿意您因为与我丈夫……”我忽觉受辱，话就没说完。
他抬头望我，微笑着说：“你想多了。有的事，不必想那么多。我是商人，我想问题的出发点，一向以本公司需要为前提。也先留下悬念，以后你自会明白。你看我都在投资部的推荐表上签字了，就这么定了吧。”
“谁推荐的我？我不认识投资部的人，他们对我毫无了解……”由于自尊心作怪，我犯起倔来。
他却说：“不是请你别想那么多嘛，为什么非往多了想呢？世事本寻常，一往多了想，似乎就俗了……我签完字了，那么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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