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样？”
“对，就是这样。”
“肯定不是……彻底失望的另一种说法？”
“肯定不是。”
在墙上挂着些进士、举人、县令和博士以及其他成功人物的大照片的空间，我听我养父强调“平凡”和“普通”，这使我有一种相当不真实的感觉——我想我脸上也许呈现出了不信的表情。
养父直起身，吸了口烟，不再看我，边踱步边说：“女儿，你没必要怀疑我的话。我问你，中国有多少临江这样的城市？”
我说：“二百多个吧。”
他又问：“上海有几位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我说：“高翔告诉过我，一共六位。”
他站住，不看我，看着墙上的一幅照片语调缓慢地说：“虽然我现在不是市长了，但毕竟当过，那么你是全中国只有二百多位的一位市长的女儿；你还是全上海只有六位的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未婚妻。你还有方氏家族的特殊背景，我听高翔说，他父母的家族也都不一般。那么，尽管你本人现在很平凡，很普通……”
“我觉得，我将一生平凡和普通……”
“那你也还是首先要做一个好人！”——他向我转过身，又弯下腰看着我了，表情和口吻都特严肃地说，“在全中国十几亿平凡的、普通的人中，你还是属于极少数极少数的幸运者。一个社会，固然要教育每一个人都做好人，但首先要使极少数极少数幸运者成为好人。中国的人格教育，在我看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走的是弯路，对绝大多数人整天重复着陈词滥调，对极少数所谓成功人士，几乎全社会又都表现出献媚唯恐不及的巴结心态，仿佛一个人只要成为有钱的大佬了，似乎连人格也都完美了。但一个国家的进步，归根结底，是要看百分之九十多的人是怎样的人，明白？”
我说：“爸，你把我绕糊涂了……”
他说：“我虽然过去是市长，现在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但我不能对极少数极少数的人说刚才那番话，说了也白说，只会引起反感。但我的好女儿，我希望你这个平凡的普通的人中的幸运者，一生都要做一个好人。你要使我和你的校长妈妈相信，中国的芸芸众生之中，有一个好人是我们的女儿。因为在芸芸众生之中，你是很应该成为好人的那一个。一生做好人，也是成功人士。做好人不需要投资，不需要天赋……还不明白？”
“明白了。”其实我心里想的是，他将对我的希望降低到了底线水平。
这使我内心忧伤又起。
“真明白了，那就亲一下老爸。”
他向我偏过脸颊，而我煞有介事地“奖励”了他说真话的态度。养父的话使我又一次感到——平凡和普通，也许真是我此生的宿命。
为什么养父既说平凡又说普通呢？我睡下时，不由得继续思考，终于想明白了——两者确乎各有所指。平凡意味着能力方面一无专长，或虽有专业而业不骄人；而普通意味着人与财富的关系。我的人生注定了将与财富沾不上边。我居无定所，除了已投入到两处小店的一点儿存款，再什么都没有。我与李娟在人生的同一起跑线上。娟是普通的，与我相比，她似乎还有一种刚被证明的经商的专长，那么，我的人生是不是比李娟还平凡呢？不同的是，娟的亲人都指望她逐渐不平凡起来，包括我这个朋友也总是给她打气，但愿她早日不平凡起来。她自己也铆足了劲儿，朝着争取不平凡的方向努力拼搏，往往不将自己少了一个肾当成回事儿。娟是好人，所以没人对她念什么《好人经》，她只消一如既往地做自己就是了。
而我，不但平凡，不但普通，还要由养父当面教诲，以使我永远明白——我既平凡也不平凡，既普通也不普通，因为我有一位当过市长的养父；因为我已故的养母在一座小县城的史册上必将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我与该县曾经的名门望族发生了一种说有便有，说无亦无的间接关系。分明的，按养父的逻辑，我同时是芸芸众生中的极少数幸运者，所以我必须既平凡着普通着还应该自觉做一个好人。我理解养父说的那些话，归根结底是他代社会向我提出的要求。也分明的，他这位不平凡不普通的父亲，认为自己对社会有那么一种义务，对我有那么一种责任。
我平凡，我普通，我幸运；我在芸芸众生之中，我又属于极少数极少数的幸运者——幸运者理应自觉做好人，所以我如果缺乏那自觉性，显然首先对不起我的幸运。
但平凡的、普通的好人怎么个好法？老实说我从没认真想过，也根本懒得去想。
李娟从不想这类自寻烦恼的问题，我为什么不可以？
娟一向自自然然地做她自己，我认为我也有此不可度让的权利。
想到这儿，我对养父的教诲逆反起来——如果我现在已是某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他还会对我那么谆谆教诲吗？还不是因为我事实上已经平凡了，普通了，做个好人才成了他对我唯一的希望？
我不禁想到了孔子那句名言：“五十而知天命。”
可我才二十四岁，我已知天命了。这真有点残酷。既然如此，那就如此吧，我将在平凡中努力，我将在普通中无怨无悔，我将与我的宿命和平共处，正如一个人与自己的影子的关系。
……
我梦到有一只彩蝶在我头顶翻飞。它快速变大，先是变成了小天使，但翅膀却没变成白羽翎的，还是蝶翅，像五彩玻璃那么透明，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小天使快速变得像真人一样大了，细看竟是“校长妈妈”。
我说：“妈妈，我平凡了，我普通了，可我拿自己没办法，你千万别生我的气……”
“校长妈妈”捧着我的脸吻我的额，满面喜悦。
她说：“我知道，妈妈什么都知道。平凡不是错，普通不是罪过，谁的人生都不过是生命现象，只要你中意自己的生命现象妈妈就替你高兴。”
我说：“可爸爸还要求我做好人，我很困惑，不知怎么样才是好人。”
她说：“我女儿已经是好人了。”
……
第二天早上，养父一见到我就说：“看来我女儿解过乏了，神采奕奕嘛！”
迎宾活动的开幕式隆重而又顺利。是由养父主持的，他为自己的角色理了发，固定了发型，西装笔挺，领带醒目，看上去年轻了许多岁。市委书记亲致欢迎词，少先队员向宾客代表献了鲜花。
会后自由活动时，我的特殊身份使我成了宾客们关注的中心，许多人轮番与我合影。百十来人，一半是姓方的，另一半是他们的配偶或子女，除了小孩子，大抵是成了别国人的不平凡不普通的人士，其中还有哈佛和剑桥的在读生。
血统真是厉害，只要善于继承某种不平凡不普通的血统，似乎想要平凡和普通都不怎么容易。
我与他们合影时不断在心里对我自己说“校长妈妈”在我梦中说过的话，否则我会觉得被无形的压力重重包围，脸上的笑容会变得勉强。
一位七十余岁但精神矍铄身体硬朗留白髯的老先生与我合影后，问我养父：“我可以拥抱她吗？”
养父微笑着轻轻将我推向他，我主动拥抱了老先生一下。
老先生说：“婉之，我们看到你精精神神的，气质好，教养好，都很高兴啊。我们方家在大陆唯一的后人并没有……我的意思是，有我们方家的基因，我不虚此行啊！……”
他问其他方家人士：“你们也是吧？”
那些不平凡、不普通的人皆点头。
他又问我：“听你父亲说，你在搞投资？”
我被问得一愣。
养父立刻说：“是的，她喜欢那一行。”
我也只得点头。
老者接着问：“做得还顺吗？”
我顺水推舟地回答：“还行。我资金有限，都是小额投资。”
老者用手势招过来一位中年男子，让我一旦遇到了困难就找他。男子给了我一张名片，愉快地说：“论起来我是你表叔。”
养父告诉我，老者是“校长妈妈”的堂兄。
我问养父，那老者有句话为什么只说了一半？
养父说：“他们在国外听的负面情况多了，以为会见到一个差不多是文盲的你。”
我说：“就是一个想象中的傻大姐呗！”
养父笑道：“你干吗非那么说呢！”
第二天晚上，养父郑重其事地与我谈了一次话。他问我想不想出国？“校长妈妈”的堂兄，也就是我的舅父，希望将我带出国。
这太意外了。
我问：“那高翔怎么办？”
养父说：“你舅父保证也可以让高翔出国，而且说……”
“说什么？”
“他身后的遗产，将来可以由你俩继承。”
“要是高翔不愿意呢？”
“所以你得问问他，最好现在就问，明天我好给你舅父一个答复。他做这个决定很认真呢。”
在养父坚持下，我当面与高翔通了次手机。
高翔说：“我肯定不会去美国的，我妈都六十多了，我将她撇在上海不对吧？你应该知道，上海人非常恋上海的，越上了年纪越离不开。但你是自由的，你怎么决定都行，我不拖你后腿……”
结束通话，我对养父说：“爸你听到了，明天你只得替我谢谢舅父的好意了。”
养父说：“你也不想知道，你舅父将来的遗产是什么吗？”
我说：“爸，还有必要知道吗？”
养父什么都没再说，默默起身往外走，走到门口他站住，也不转身，却举臂竖了一下拇指。
这使我颇不安，因为谁对别人不满往往也会那么表示。
但我已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是高翔的未婚妻，我做重大抉择的前提，不可能不是两个人的一致态度。
第二天第三天我们父女没再单独在一起过，大事小情都得由他拍板，他很忙。
第四天下午开联欢会时，我也没和他坐在一起；他陪年长的宾客坐。
身在此处，心却四处游荡，思绪也乱飞，我忽然想到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我没读过马克思的书，是养父多次对我说到过，高翔也说过。以前我对那句话没任何体会，当时却一下子有了——虽然，济济一堂之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姓方，却由于与他们的配偶关系，另外一多半别姓的人们也成了我和养父的亲戚，正如姓孟的养父和本不姓方的我，由于与我的“校长妈妈”方静妤的关系，也成了包括三代的他们的亲戚。若将来某日养父不在人世了，毫无疑问，他的大照片将挂在“校长妈妈”的旁边，一并出现在故居那客厅的白墙上——不仅因为他是配偶，还主要因为他曾是一位市长。
但是，养父那些贵州山区里的穷亲戚，是否也属于亲戚们的亲戚呢？逻辑上也应该属于的吧。而一个不争的事实将是，养父的两类亲戚，永远不会有欢聚一堂的机会。我的事实上的神仙顶的亲戚们，也不可能有那样的机会。
于是我理解了，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会对社会关系予以筛选的动物。人之所以高等，此点显然也是证明。所以，“和”的大小和成分，对于不同的人是非常不同的。
而我，除了受惠于“校长妈妈”的姓氏以外，一切一切方面，都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人。只不过我不平庸，爱思想，因为爱思想才平凡却并不平庸。“我思故我在”五个字，是我体会存在感的真谛。高翔曾对我说，这一点使他对我情有独钟。
那时刻，我又产生了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和”，生活难以推进之复杂的感觉。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方婉之，你注定了只应付得来简单的人生，不断的加法只能使你的人生变得复杂。你是那么不善于也不愿意利用你的“和”，所以复杂对你来说太复杂，那就莫如以平常心爱你平凡、普通又简单的人生吧……
忽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养父在掌声中站起来，转身看着我走到我跟前，拉着我的手送我走向演出台。
原来亲人们要求我出节目。
他在台前小声对我说：“也要说几句话。”
我问：“必须吗？”
他说：“你不是明天要走了吗？走前不说几句，那多不好。别忘了你也是主人。”
我唱了一首歌。
感谢李娟与倩倩，和她俩一起在深圳“挣外快”那些日子里，我的嗓子唱开了。
我唱得不错，博得了又一阵掌声。
“敬爱的每一位亲人……”
亲人之所以谓亲人，不仅仅是由血缘，更是由相处来决定的。我与宾客们既无半点儿血缘，也没真正相处过，所以我口中不易说出“亲爱的”三个字，非说，便不由衷。但我确实敬爱他们，并不因自己的平凡和普通，而对他们的不平凡和不普通产生隔阂。事实上，我对任何凭自己的天分加努力而不平凡不普通的人，都心怀虔诚的敬意。“敬爱的”三个字，更符合我的真情。
台下肃静了。
我从容而又淡定地说：“我是平凡的，普通的。像我这样的人，是中国的绝大多数，也是世界的绝大多数。我是十几亿同胞之一。爸爸妈妈从我小时候就教育我，一个人的天分有高低，能力有大小，但做一个好人，却与天分与能力无关……”
我看到养父呆住了——半瓶矿泉水放在小桌上，他却叼着吸管呆呆地望着我；我看到我的老“舅父”推了他的手一下，他才将吸管插入瓶中。
我说：“作为我们这一脉方氏家族的一分子，我并不以平凡和普通而自卑，因为我从没因平凡而懒散，从没因普通而对自己没了心向阳光的要求。在此我郑重向亲人们保证，正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亲人，我将无怨无悔地做一个好人，将在平凡中自尊地生活；将在普通中恪守做好人的原则；将为十几亿人口这一庞大的分母，加上平凡、普通而又善良的那个‘1’，孵化自方氏家族的那个‘1’……”
我还说了什么自己也记不清了。
我走下台时，肃静延续，养父仍呆坐着望我。
我往我的座位走时，舅父站了起来，老人家转身面对人们大鼓其掌。
养父也随之鼓掌。
于是响起了齐刷刷的掌声。
我没归座，我跑了出去。
那日天高气爽，对面山顶上火烧云亦紫亦红，变幻莫测，美得奇妙。在那山的后面是神仙顶——听养父讲，由广电部集资，在神仙顶架起了天线塔，人们可以看到信号清晰的电视了。
我走过马路，买了一支雪糕，一边吮着，一边欣赏火烧云——我之所以能在台上将话说得那么顺畅，全是因为几天中我想过了我和我的宿命的关系。
“人是自我给出的意义的践行者。”
我记不清这句话是从哪本书中读到的了。
我只不过将我这一个平凡的、普通的“自我”给出的人生感悟说了出来。居然有机会当众说出，我心舒畅，觉得每一口雪糕，都是享受，滋味格外好。
我回到联欢会场时，养父也在台上了。
他手持话筒说：“想不到，亲人们会在联欢会上让我回答问题，我不敢不从命。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解放初期的中国，十分之九是农村人口。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口时，五亿左右是农村人口。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人口五分之三。九十年代的时候，还是一多半。现在的中国，农村人口仍比城市人口多。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绝大多数已经是城市人的中国人，其实都或多或少地有些生活在农村的亲人，亲戚。贫困虽然也体现在城市，但农村的贫困更令许多中国人揪心！所以，中国着重对农村实行的脱贫计划，也是为了使许多许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中国人工作和生活两安心。大多数人，不可能明知亲人和亲戚仍未脱贫，而无动于衷、心安理得，仿佛事不关己嘛！亲情扶贫只能尽到个人的亲情责任；国家扶贫再加大力度也无法完全代替亲情责任，所以，我这位曾经的市长在位时，一向强调国家扶贫与亲情扶贫相结合。并且……”
他犹豫了片刻，低声说：“我的社会关系之和，也有一半姓‘农’，共同的名字叫‘贫穷’。我不能将我的‘和’一切两半，扔掉令我揪心的另一半。所以，我一向也是亲情扶贫的力行者。进一步说，我爱那另一半……”
养父那么说时，目光一直望着我。
翌晨，养父在送我的车旁拥抱了我一下，虽然四下无人，却仍小声说：“女儿，昨天你令老爸着实暗吃一惊。不过，你那么说也没大毛病。”
我有点不好意思：“我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说了。”
他说：“你当然可以那样，但老爸往往不能。真话固然可敬，但那也要看由什么人来说，看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说。”
我说：“你的意思，还是认为我那些话成问题呗。”
他说：“恰恰相反，我女儿能最大程度地做真实的自己，老爸为你高兴。”
我说：“那你给我这四天的表现打个分。”
他说：“满分。”
我心欢喜，在他腮上吻了一下，不料被县委肖秘书长看到。
肖秘书长笑道：“哈哈，父女情深啊！我已经用‘傻瓜’拍下了！”
养父孩子般地难为情了。
我没回深圳，而是去了上海。
我要在上海与高翔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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