娟说：“是啊是啊，我得回去。”
我说：“我陪你回去，要不我不放心。”
翔说：“对。要不我也不放心。”
娟说：“可，把小店和没干完的活儿都留给你，我太……婉之别陪我了吧？……”
翔说：“不争论，你俩都听我的。剩下这点儿活，我慢慢干就是。”
他为我和娟买了从深圳飞到北京的机票。
按娟的想法，是要一路坐列车回东北的。翔说：“那得多少天？省钱也不该省在这件事上！”
我和娟出了机场，直奔车站。往东北去的票挺好买，娟又想省钱，而我坚决反对。
她说：“又坐飞机又坐卧铺的……”
我打断她道：“你别忘了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
当晚我们已在北京去东北的列车上了。
第二天上午，我俩又坐上了长途汽车。
冷——尽管我已穿上了长羽绒服，却没穿棉裤和棉鞋。临行匆匆，在深圳一时也买不到。那种凛冽之寒不一会儿就将我的毛裤和单靴冻透了。我瑟瑟发抖，想忍住不抖都不行。
好在车上人不多，娟给了一位坐在车头那儿的乘客五十元钱，对方同意与我换了座位；又给了司机五十元钱，司机同意我脱了靴子将双脚放发动机盖上，那罩了棉罩的地方挺热乎。因为有那一点儿热乎气儿，车的前窗没上霜，可以望到外边的冰天雪地。北方的大地真叫“大地”，相比之下，贵州显然只有少许的“坝子”而无“大地”，自然也就没有地平线。
我第一次看到了地平线，它直得使我感到不可思议。红日那时刚刚升起在地平线上方，我觉得如果我站在地平线那儿，再手举竹竿，似乎可以拨动那红日。路两旁的“银树”也给我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恍如梦中。在冬季与娟一块儿回她的家乡欣赏雪景一直是我的一大愿望，但眼前的“银雕玉砌”却没使我感到丝毫诗意。可见人们常说的，审美需要心无挂碍是对的。此时的我心里总是在替娟祈祷她的父亲能转危为安，欣赏美景的能力相应地也蜕化了。在飞机上我的确是照顾她来着，因为她第一次坐飞机而且有恐高症，飞机一起飞就有了紧张的精神反应，每一次颠簸都使她惊恐不已。但一下了飞机就是她开始照顾我了——北京风很大，从那时我就感到冷了。列车上也不是多么暖和——实际上我是感冒了，在发低烧。
长途客车的司机说外边不是太冷，“才零下二十四度”。
三个多小时后，汽车到了一个小镇后就到终点了。我的双脚一着地，顿时领略了什么叫“才零下二十四度”。娟说再有十一二里就到她家那个村子了——她去联系能够拉上我俩的小面包，却像我为了给赵凯开家长会时的情形一样，喊着问了半天却无顺路的车，而那时我已快冻僵了。终于有一位马车老板主动问她愿不愿坐马车？我已冻得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儿点头而已。
一坐上马车，娟立刻脱下我的单靴，将我双脚抱在她怀里。车上有几条麻袋，她也扯过来盖在我俩腿上。
她问老板子：“叔，能不能让马快点儿啊？”
老板子说：“能，怎么不能呢？我一动鞭子，它们不就跑起来了？可它们一跑起来不是就累吗？它们累，我心疼啊……”
娟打断道：“给你加二十元钱！”
老板子说：“五十吧，一块豆饼还四十元呢！”
娟连连说：“行，行！……”
于是两匹马跑了起来。冷敲骨吸髓，我都听不出马铃声悦耳了。
老板子问娟：“这是你妹妹？”
娟说：“对。”
老板子问：“姐俩从外地回来？”
娟“嗯”了一声。
老板子又问：“是接到家里电报了吧？”
娟敏感地反问：“你怎么知道？”
车老板长叹一口气，无限同情地说：“唉，你们那个村啊，惨喽！我也不是头一次捎你们两个丫头的脚了，连往年在外地过春节的，近些日子都一拨一拨地回来了……”
“我们村出什么事了？！”娟那张冻得通红的脸，霎时苍白。
我说：“娟，别听他胡说，他成心吓你！”又大声问车老板：“你在开玩笑是吧？”
车老板也不答，一挥长鞭，甩出一声脆响，紧接着发出一声吆喝：“驾！”于是两匹马飞奔起来……
我和娟一进村，立刻被不祥所包围——某些人家的篱笆上，院内的树上，挂着白幡和黑布条。有人家的篱笆几乎用整匹的黑布罩住了；有人家院内的枯树枝上开满了大朵的玉兰——细看却不是，而是纸花。
村子一片死寂。
一户人家院门口有只大黄狗，呆瞪着我俩，不动，也不叫，像被什么事件吓傻了。
李娟家门上同样有白幡。她看着家门说：“婉之，我腿软了……”
门一开，她跛足的弟弟走出来——他大概从窗口发现我俩了，帮我一左一右将他姐扶入屋里。
娟的母亲原本盖着被子卧在炕上，此时欠起身，也没让娟介绍一下我是谁，只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女儿，声音抖抖地说：“女儿，你可回来了……”就说了那么两句话，再就只流泪说不出话来。
我扶娟坐在炕边，她弟神情木然地告诉她——因为煤价上涨了，某镇长家承包的小煤矿急需矿工，初八就到各村招人，二十几人就这么被招走了。年轻人更愿意到城里去挣钱，还愿下矿井的极少，招走的都是父辈男人。娟她父亲那样干不了重活的人也被招走了，说矿上缺一个往井下送饭的人。煤涨价了，而且涨得挺猛，煤老板自然高兴，给的工钱也就高了点儿。那些个已过了最佳打工年龄的农民，为了能就近挣那笔钱，去得也都高兴。不料头一天就出了事故，而井下偏偏是本村的十三个男人在加班，全被砸下边了，娟的父亲和伯父也在十三人中。煤老板闻讯就跑了，县里组织了紧急抢救，但十三人全都死了……
娟她弟讲得很快，背书似的，却又讲得一清二楚，并不混乱。
我听得屏息敛气，目瞪口呆。
娟一头栽倒在地。
娟她妈下地了；娟躺在炕上了。她妈为她冲了一碗红糖姜水，我扶着她让她喝下去。
她紧紧握住我一只手，流着泪说：“婉之，你看我这命……你还是别交我这个朋友了，将来会拖累你的……”
我也不禁流下泪来。
忽然外边起了骚乱之声——有怒吼，有咒骂，有哭声，有哨声，有警告声……
娟她弟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向娟汇报——县里的干部又来了，还来了一车“公安”。县里的干部说，一定会将煤老板抓回来，生命赔偿之事须等那时再定。县里财政吃紧，还欠着银行大笔的钱，眼下只能先向每家垫发一笔丧葬费。死者家属和亲人们当然不同意，双方差点发生肢体冲突。
娟她弟说死者还摆在镇政府院里呢，家属们统一了态度，不得到赔偿费绝不办后事。
晚上我就发起烧来。娟她弟请来了镇里的医生，我挂起了输液瓶。
我真恨自己身体不争气：“娟，对不起，我什么忙都帮不上，反而添了麻烦……”
娟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有你在我身边，我就坚强得起来，不会被压垮。”
我让她去陪她母亲睡，对她母亲那也是种慰藉。
她让她弟和我睡一间屋，以便随时照顾我。
那少年坐在炕另一头，眼睛盯着药瓶不躺下。
我说：“你睡吧，滴完了我自己会处理。”
他摇头。
点滴完毕，我再次催他睡，他才和衣而卧。
我刚关灯，就听到那少年哭了——强忍着不哭出声但还是忍不住的那种哭。
我说：“小弟，你姐回来了，一切你姐都能处理好……”
他说：“我不想活了……”
我心愀然，只有缄默。赵凯信中的话和眼前少年的绝望，如出一辙，让人揪心。
火炕使我一夜大汗淋漓，翌晨烧退。
吃罢一顿简单而又心理压抑的早饭，娟说她已想好了该做什么，怎么做。她母亲也同意——她要先到县里去一次，不许我陪她去，怕我再感冒了。
我便留在家中陪她母亲。
实际上我不知说什么好，那种情况下一切安慰性的话语都没了意义。我只不过听娟的母亲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听到最后也只不过记住了两点——娟作为姐姐，从小没过上几天省心又快乐的日子；她父亲脾气不好，还爱喝酒，一醉就耍酒疯，使娟和她弟多次受到惊吓。老人家说如果自己哪天也要去找娟她爸了，在“阴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娟她弟李楠……
近中午时娟回来了，她说已与县政府负责处理矿难的干部谈过了，双方都谈得很坦诚。她在一系列协议书上签了字，接下来就是尽快将父亲的遗体火化。
“协议书上写明了由县政府担保，还盖了公章，有县长书记的亲笔签名，我也只能相信呀。我没精力和时间留下来耗着，为了尽快拿到补偿款而让自己父亲的遗体冻在露天地，我觉得也不对……”
我拍拍她手背，表示支持她的决定。
第二天我陪她去火葬场——我第一次穿上了娟为我找出的棉裤和“大头鞋”；第二次去了火葬场那种地方——第一次是“送”我的“校长妈妈”。
当遗体被推入焚尸炉，娟扯了她弟弟一下，姐弟俩双双跪在炉前，而我转身离开了。她姐弟俩就那么一直跪着，直至有人端给她姐弟俩一个木盘，其上是白骨。娟让弟弟捧着骨灰盒，自己将白骨一片片放入骨灰盒中。她那么做时，像考古工作者在工作，表情也极像。
那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情形，连在书本和电影、电视剧中也没见过。
我又看得目瞪口呆。同时，又一次联想到了人、人生和宿命这三个二十岁以前从不曾想过的概念——是的，仅仅是概念而已。当时我无法深思三者之间的关系，在那种场合，仅仅概念的联想已使我觉得自己似乎一下子老了。
娟很坚强。
我没见她流过泪。也许，她仅仅不在我面前流泪。
娟在中间，捧着骨灰盒；我和她弟在她左右，我们三个默默无言地缓缓地走在村路上。厚雪的表面冻了一层硬壳，很滑，一不小心就会滑倒。
一个戴长毛兽皮帽子的男人拦住了我们。他身材高大，个子在一米八以上。长兽毛护着他的脸，我看不出他的年龄。
他对娟说：“你上前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娟将骨灰盒递给她弟，走上前去。
他问：“你到底把你爸的尸体火化了？”
娟说：“对。”
他问：“几个人跟你打招呼，嘱咐你别带那个头，你都不听？”
娟说：“我情况不同。我深圳那边还有许多事，我得赶快回去。”
他说：“已然火化了，我再说什么也没用了，但是不许你走！”
娟反问：“为什么？”
他说：“还用问吗？你走南闯北的，见多识广，你得留下来，跟我一道为咱们李家人争取利益！”
娟说：“我不能，我……”
他吼起来：“放屁！我爸是谁？是你大爷！你把你爸火化了，可我不愿学你！你、你，我扇你个六亲不认的东西！……”
他吼声一落，巴掌已扇在娟脸上。娟被扇得身子栽歪了一下，却没倒。
李楠大叫：“不许欺负我姐！”
他又吼：“没你小孩崽子说话的份儿！今天我就是要教训你姐！”
娟的身子刚一站直，他又举起了巴掌。
娟的鼻孔出血了。我又产生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的感觉。
我退后一步，铆足了劲儿，弯下腰，一头向那高大的汉子撞去，如同愤怒的公牛顶人那般——虽然我明知对方不是娟的堂兄就是娟的堂弟，但我那时已不管他是谁了——谁当着我的面欺负娟我就要跟谁拼命！
他被撞得向后趔趄了五六步，极力想站稳却还是仰面朝天滑倒了。说时迟那时快，我一个箭步冲过去，骑在他身上，扯下他的帽子，双手握拳，左右开弓往他脸上光头上猛砸……
他毕竟力气大，我被他从身上推下去了。我坐在雪地上，他站了起来，要踢我。
“你敢！”
娟不知从谁家院子上踹下了一根木方子，双手握着挡在了我前边。
这时，又跑过来几个男人，其中一人夺过娟手中的木棍，将光头男子打跑了。
那男子扔了棍子，对娟说：“你别跟你三哥一般见识，他喝醉了。他那人，一醉安上尾巴就是头驴。你做得对，二哥支持你。”
“二哥……”
娟扑在对方身上号啕大哭。
敢情娟还不止一个堂兄弟；她一哭，我反而放心了……
两天后，娟的小姨将她母亲接走了。我和娟带着她弟弟一起离开了村子。
娟将她家的门销上后，在门前低下头站立良久，像默哀。
在车站，李楠说：“姐，我不能捧着咱爸骨灰盒上车，万一有人好奇，我咋回答？如果直说，引起别人反感那多不好？”
我认为那少年想得细，说得对。
于是娟去买了一个袋子，将骨灰盒装入袋子里，由自己挎着。
“你怎么可以连日关机？想不到我有多牵挂吗？”
刚一见到翔，他就板脸训了我两句。他要是假装训我，声调会很高；而真训我时，语气听来反而是平静的，表情也格外严肃。
我自知理亏，只得认错，并且解释，由于压力过大，完全忘了带着手机那回事。
“错了就是错了，辩解等于找借口。你的压力会比娟还大？”翔对我的解释不以为然。
娟从旁说：“她像一张白纸，经历的坎坷太少，也许真就比我的压力还大。”
我朝翔使眼色，他这才注意到娟的袖子上有黑纱，不再说什么，默默拥抱了娟一下。听说他已将新超市装修好了，娟急着去看。
新超市的牌子已挂上了，翔给起的名是“和合超市”。我觉得太俗常了，娟却喜欢。翔说便民超市嘛，店名没必要起得多么奥妙。之所以不与街名联系起来，是为了以后再有分店招牌统一。
我说：“哪还会有分店！说得轻巧，吃根灯草。”
翔说：“我敢断定李娟还会往前闯。”
娟说：“我当然会。”
娟对翔的劳动成果十分满意，问我：“我可以抱他一下吗？”
我说：“请吧。”
她踮起脚跟，郑重而又庄严地抱了抱翔。
翔笑道：“一切辛苦都值了。”
娟与她弟每晚睡吊铺。按我的主张是——她弟腿不好，上下吊铺太不便，每晚可以睡在照相馆；而我和高翔每晚睡吊铺也已习惯。娟说那不妥，非长久之计，给我和翔添的麻烦已经够多了。而且她认为，她弟不该总在心理上将自己当成残疾人，上下吊铺也是种能力锻炼。
于是我和娟曾经的“家”成了她和她弟的“家”，她父亲的骨灰盒也放在上边。
我说：“娟，那也不是常事吧？”
娟说：“是啊。眼下顾不上考虑了，以后再做决定吧。”
逝者已逝，活着的人，总还要为生活继续忙碌。
接下来数日，我和李楠蹬着租来的平板车往返于两个店之间，将剩余的货物转移到新店去。李楠虽然跛足，蹬起平板车来却一点儿不受影响。而娟，则开始为新店进货。
翔那边的事已耽误得太多，我要求他尽快使照相馆的业务恢复正常，别再操心我和娟的事了。
一天晚上，躺在床上时，我将我在娟老家的所见所闻从头到尾说了一遍，问翔是否经历过那种事。
他问：“受到震撼了？”
我点点头：“我以为现实中不会有那种事，只有小说或戏剧中才会有。”
他说：“有的时代文学以反映现实为主潮，有的时代却相反，现实会大量地复制小说的、戏剧的情节或故事，包括细节，也往往会如出一辙。以后，中国小说家、戏剧家或电影编剧的黄金时代或许即将过去了。”
我问：“何以见得？”
他说：“当现实中产生的原汁原味的人物、事件、情节和细节具有极高的戏剧性，比普遍的虚构类作品的想象更胜一筹，现实岂不是就有理由讥笑小说家了？既然说到最善于讲故事的小说家了，那我就单以小说为例向你证明哈……”
于是他扳着指头如数家珍般地讲起来——杜十娘的故事，现实已多次复制了；胭脂的故事，现实中也层出不穷；现实版的《贵妇还乡》《败坏了赫德登堡的人》《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推销员之死》《酒店》《死魂灵》《娜娜》《包法利夫人》，现实故事与原著几乎如出一辙……
想不到他这位搞摄影的比我读的“闲书”还多，我又一次对他刮目相看。
他说他曾有过一个忘年交，是国企干部，他父亲生前的老友，对他以世侄相待，已退休了。去年某日，他照例去探望，谈笑甚欢。他离开对方家才几分钟，刚走到楼下，对方忽然从六楼窗口跳下，当场摔死在他眼前。再巧一点儿，就砸他身上了。为什么呢？只不过接了一次电话，单位领导要到他家探望他。其实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礼节性拜访。与往次不同的是，从外单位调去的纪委书记出于对他的敬意，也将光临。他的自杀当然引起了种种猜疑，上级部门的一位领导却把事压下了，说人都死了，死者为大，不要乱猜疑、乱议论了。可是不久，那位领导的夫人向纪委揭发他有“小三”，由“小三”问题调查出了腐败案。联想到他包庇过死者，旧事重提，结果死者也原形毕露，涉贪金额数目还比较大……
翔说由于与对方的关系，那一时期自己也受到了组织调查，搞得灰头土脸的。
他说他家那小区曾住过一位老会计，人缘甚好，但一着急就会口吃，所以平时沉默寡言。不料呢，一日死于非命，被车撞死了。不久，人们听说，肇事司机被抓到了，招供了，竟是受雇为之，唆使者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法院开庭公审那天，不少与死者有感情的人都去旁听，他也去了。使人们大为意外的是——唆使者居然说自己心生恶念是由于多次受到讹诈。怎么回事呢？原来公司长期有小金库，而且只有总经理和老会计二人知道。老会计即将退休，总经理给了他十万元，明摆着是封口费。老会计一急，结巴了，除了“我不能要”四个字，再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总经理以为他嫌少，又加了十万。老会计更急了，干脆转身就走。总经理纠结了——一千来万呢，平分吧，舍不得；不平分吧，他张扬出去怎么办？过了几天，又将一小套旧房子的钥匙给了他。老会计根本不接，背着双手，脸红脖子粗地直说：“侮辱我，侮辱我……”
控辩双方的律师当庭据理力争。辩方律师强调——事出有因，当事人受到讹诈的过程符合逻辑，显然成立！控方律师则指出——老会计口吃人人皆知，虽然并没明确说出不是嫌少的话语，但其行为足以证明他是位“拒腐蚀，永不沾”的正人君子。
法官当庭没宣判。
二审开庭时，老会计的女儿提供了父亲的遗书，是在整理遗物时发现的。遗书的内容证明，老会计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不是因为少，而是在乎清名。
辩方律师却不买账，认为不能排除伪造遗书的可能……
我忍不住问：“后来呢？”
翔说：“经科学鉴定，遗书无疑。可是你想啊，一位好人，即将退休了，该享受享受清闲的晚年了，却不但死于非命，而且死后还名誉受辱，这是多么值得同情又多么可憎的现象！大千世界，茫茫人海，还有些事，叫人同情也不是，憎恨也不是，却又明明是悲剧……”
他说一次他在外地，住朋友家，早上散步时，见一个男子从垃圾桶旁拎走了一个丢弃的瓷洗脸盆，不知谁家改造卫生间淘汰的。他走了一圈，见那人将瓷盆砸碎，取下了铜的水漏。就在那时，环卫人员来了，斥责那人不该为了贪那点儿小便宜给清扫垃圾制造麻烦。那人口出不逊，二人言来语去，骂了起来，终至于打了起来，环卫工吃了亏。一小时后，环卫工半大不小的儿子来了，堵住了那人，要求赔礼道歉，那人仍极蛮横，结果被一刀捅死了……
“我虽然没在事发现场，但事后看到了地上的血迹。那点儿铜才值多少钱？……”
“别说了！”我大叫起来。
“镇定。听我说完。为什么对你讲这些？是要使你明白，在十几亿人中，什么现象都几乎是世界级现象。二百多年前，清朝初期，全世界不过才十六亿多人口。中国又处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公私混杂，权钱交织，令人愤懑之事肯定层出不穷，且抓且现，且治且泛，若以太理想主义的眼光看时代，看社会，看人世间，那善良的人只有整天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徒唤奈何纠结不已了。但我却是乐观的，我同时看到了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民生状况在改变。“中国号”列车，在滚滚红尘和欲望横流中拖泥带水，更是摧枯拉朽地向前向前！所以亲爱的，忘掉你在李娟的家乡看到的听到的事吧，在朋友肩负人生重担之时，我们只能尽力帮助；如果以自己的坏情绪影响朋友，似乎是悲朋友之所悲，其实往重了说是不帮忙反添乱的……”
翔最后几句话，对我起到了棒喝的作用。
然而李娟有时是拒绝我们的好意的。
徐主任来了一次，向娟转告，郑宜然对她特有好感，希望将二人的关系进行下去。
娟却说：“做朋友可以，别的关系就免了吧。”
徐主任不解，打破砂锅地问为什么。
娟只得交代自己的顾虑——她说初四那天通过交谈，她了解到郑宜然是“老疙瘩”，有二姐一兄，职业都不错，分担起了赡养父母的义务。所以，他已经习惯了不操心，进而认为凡是给他的生活找麻烦的人，都是“讨厌之人”。
“我和他太不一样了，我背后一堆必将不断给我找麻烦的人，而且我还没法做到六亲不认，不能视他们为讨厌之人，必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经常帮助他们。总不能把这类事都看成国家的责任，与自己毫不相干吧？我俩要是做了夫妻，还不整天为这些吵架呀？”
听了娟的郑重表白，我们面面相觑，默然无语。
两天后徐主任又来了，说郑宜然再三表示，婚后一定会做好丈夫，事事顺从妻子。
娟说：“徐主任，你忘告诉他我是只有一个肾的人了吧？”
徐主任愣了愣，讪笑道：“告诉他那些干什么呢！”
娟说：“要告诉，一定要告诉。”
徐主任又愣了愣，岔开话题说：“人家还表示，你弟可以到他那儿去，他给你弟开一份工资。多好的事啊。”
娟说：“先告诉他我是只有一个肾的女人，其他事儿再议。”
徐主任失望而去。
翔说：“他那人，做什么事都希望成功，肯定太有失败感了。不过呢，我认为娟是对的。”
我怼了他一句：“怎么对？”
娟看出我并不理解她，苦笑着对我说：“婉之，我知道你对我的个人问题特别上心，但我那事儿如果不预先告诉人家，婚后再告诉不等于欺骗了吗？”
我说：“我当然不是主张欺骗他，但我相信感情的作用，成了夫妻，感情深了，什么事儿也就都不是个事儿了。”
娟说：“一个男人，婚前保证婚后事事顺从妻子，这样的男人，我觉得也不太靠谱啊。我要的并不是那种丈夫嘛。”
翔拍了我的肩一下，给我找台阶地说：“我认为娟有自知之明，也有知人之智，她的事由她自己决定。咱俩都省省心吧。”
那事以后也就再没了下文。
张家贵也为娟的事与我通了次话，表示他那儿也可以为娟的弟弟解决工作。
我如实转告了娟，认为这是可以考虑的。
娟说：“替我谢谢他，但不考虑了。我弟毕竟腿脚有毛病，就别给朋友添麻烦了吧。”她决定将弟弟留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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