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前几天，李娟出院了。
“一个时期内别让她累着，以后会慢慢适应的，但是千万注意别得肾炎，只剩一个肾了，得加倍爱护……”
医生嘱咐我像嘱咐娟的家属。
娟在小超市门前伸展双臂，动情地说：“真想将它搂在怀里。”
高翔有所准备，不失时机地为娟拍了一张照。
当我将房本交给她时，她吃惊地问：“怎么会这样？”我就将房主要卖房和倩倩要给予精神赔偿的事大略说了一下。
“这卡又是怎么回事呢？”
“也是精神赔偿……”
我没给娟看纸条，因为纸条上有“你俩”两个字。
娟向我要过去手机，立刻与倩倩通话——手机传出一个不是倩倩的女人的声音，甜而礼貌地说：“对不起，您拨的号码已经注销了……”
她看着我问：“错了？”
我说：“没错。”
她愣了一下，又问：“你与她争了？”
我也愣了一下，平静地说：“绝对没有，我只不过替你主张了一下你的权益。”
高翔说：“我作证，是那样。”
娟将手机还给我，垂下头忧伤地说：“咱俩又将失去倩倩了。”
“你说过的，咱俩迟早会失去她的。”我这么说时，内心也不禁戚然。
“可……不该是这么一种失去法……这……这也太使人心里别扭了……”她抬头注视着我，眼圈红了。
我说：“是啊。”我轻轻拥抱住了她。
翔说：“有的事，只能顺其自然。”
五十几天的日子里，超市的收入减少了一多半——因为我隔一天就去探视一次娟，等于半天营业；而半天营业的超市，收入大抵少于半天。
娟回来后，又开始十五小时营业了。我怕娟累着，与翔约定，下午六点以后，由他来替我俩看店，我俩去他的照相馆休息，并睡在那里。第二天吃过早饭，八点开门前再来换他。
收入逐渐上升了，但再没达到原先的情况——同一条街上又有另一家超市开张了，而且比我们的面积大。娟忧心忡忡，嘴上却只字不言，反而劝我：“别急，你那口子不是说，有的事只能顺其自然吗？得感激倩倩，毕竟使咱俩没了交房租的压力。那么，除了咱俩吃饭、零用和水电费，稍有剩余我也满足了。每月剩余两千多，年底还两万多呢，那么也等于咱俩每人每年净挣了一万多……”
“我也是这么想的。”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我并不欠倩倩什么，论感激，我应该感激的是娟——小店的房本是她用左肾换来的。否则，每月还得交租金的话，那我俩差不多月月等于白忙活了。
翔明显地瘦了。
他的小照相馆也不能总关门，那他也等于白交租金；而白交租金对于他也是不小的压力。白天在照相馆那边营业，晚上六点再到超市来接替我和娟，真正每天上班十五小时的其实是他。好在他喜欢看书，没顾客的时候，在哪儿看书对他都是精神享受。
娟曾歉意地对他说：“对不起哈高翔，拖累你了。下辈子找对象千万别找婉之这样的了，太自讨苦吃了，是吧？”
翔呵呵笑道：“已经爱上了，咋办呢？这辈子认了，下辈子再说下辈子的吧。”他的笑声像我养父，样子也像。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才说他暗中托徐主任给娟介绍对象了。
我问：“你怎么不自己介绍？”
他说：“我是外地人，徐主任认识的深圳人比我多。”
“你怎么知道娟想找什么样的？”
他说：“比她自己还清楚。”
“说说看。”
“李娟是一门心思要靠诚实的劳动多挣些钱的人。但是你要知道，普通劳动者每个月多挣一百元都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她需要一位同时是创业高参和左膀右臂的丈夫。亲爱的，恕我直言，你与她虽然是精诚合作，却绝非最佳搭档。”
“为什么？”
“因为她是要往前闯的，是果敢型的女性，性格上说干就干，对挫败的承受力较强。而你是随遇而安的，优柔寡断的，你对挫败的承受力远不如她。归根到底，你对钱的需求，没她那么迫切，那么强烈……”
我一边听一边思忖翔的点评，暗自承认，他说得挺对——如果不是神仙顶我那一坨子“事实上”的亲人需我周济，并且“事实上”周济成了我的责任，我对钱所持的态度往往类似“君子之交淡如水”——更直白了说，我不愿意为了多挣钱而使自己陷于忙碌与辛苦。
翔又说：“既然聊到这儿了，那我干脆更坦率地谈谈我的看法。亲爱的，我认为哈，在适当的时候，你应该终止与李娟的合资，找一个不至于使她猜疑的借口抽出你的股份，让李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单独往前闯。否则，只怕你会成为她的绊脚石。我用词不太中听，你可别生气哈……”
我说：“怎么会！忠言逆耳利于行嘛。”
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却有点儿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正是合股的关系，使我和娟的友情具有了风雨同舟的意味。由我来破坏这种关系，究竟对我俩的友谊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心里没底。
第二天，医院通知娟去领取退款——倩倩将一切费用都结清了，我先前交的钱自然得退给我们。
我陪娟去的，带上了倩倩给我的卡。办理员问我俩要现金还是打到卡里？
我主张打到卡里。娟坚持要现金。
那是不少的钱，十三四万呢。好在有了百元大钞，也就是一大捆又几小捆。
办理员开玩笑地说：“瞧，快把我们保险柜取空了。带着这么多现金路上不安全吧？真不明白你们。”
娟拉着我进入了女厕所，脱下外衣，将装钱的布袋斜背身上，再将外衣穿上。
我问：“娟，抽的什么疯？干吗非要现金不可？”
她笑嘻嘻地说：“我这双手，从没摸过那么多现金，体会体会嘛。”
我嗔道：“那你该去银行工作。”
她说：“第一是去不了，那是事业编制的单位；第二是整天点的是别人的钱，我怕自己经受不住诱惑，哪天起了贪污心。”
“别胡说！”我打了她一下。
在出租车上，我与翔通了几次短信，叫他去超市。
翔说：“怎么，我又开始为你俩上白班了？”
我说：“就今天上午，我俩得临时征用一下你的地方，娟要与我商量点儿事。”合上手机盖，我问娟究竟要与我商量什么事？
娟说：“我有大动作的念头了。”又附我耳悄语：“钱是有热度的，我胸前暖乎乎的。”
进了照相馆，娟插上门，将我扯入卧室，拉上窗帘，脱了外衣和鞋，东北老太太似的往床上盘腿一坐，倒出布袋里的钱，拆了大捆，一小捆一小捆地摆了两溜儿；拿起一捆亲了一下，让我坐她对面。问：“咱俩另外还有多少钱？”
我想了想，困惑地说：“两万多点儿吧。”
她又问：“连卡里的十万也算上，加一起，二十五六万啊。”
我说：“卡里的十万是倩倩赔偿你的钱，不是咱俩共有的。”
她说：“先别分那么清，先说说对咱们这些钱，你有什么打算？”
我说：“暂时也没什么打算啊，按既定方针办呗。先把咱俩的本金各自抽出来，其余存上，好生利息。”
她问：“你眼下有用钱的地方吗？”
我说：“那倒没有，一旦有的话我折上的两万多元也够用。”
她又问：“你想过没？由于有了另一家比咱们的超市大的同行，咱们以后的收入很可能越来越低。”
“你有什么想法直说好了。”
娟看出的不妙我自然也预见到了，但我确实无计可施。在经商方面，我的脑子不够用，或者也可以说——脑子不愿往那方面转。在这一点上，高翔一点儿都没说错我。
于是娟谈起她的“大动作”来——她说应该用现有的钱再租一处地方，开一家新的超市。二十五六万肯定够了，可能还会租到较大的门面……
“先预交一年的房租，比如十万吧。再用十万大致装修一下。超市不是饭店，不必在装修方面花太多钱，剩下五六万进货，先开起来再说，有了收入再逐渐将货配齐……”娟的话说得很慢。说一句停一下，观察我脸上的反应，见我没有明显反对的意思，才谨慎地说出下一句。
我静静地听她说完，保持着不变的表情问：“你估计咱们多久会收回成本呢？”
她说：“往乐观了估计，得两年吧。保守一点儿估计，得做好三年的心理准备。咱们现在的超市，按我的想法就别开下去了，明明竞争不过别人，何必硬撑着开呢？开药店或书店怎么样？咱们前后两条街上，既没药店也没书店。开药店利润高，但审批过程复杂点儿，有一定资质要求。开书店的利润也高，但这由买书人的多少来决定。如果书店开在读书人少而又少的街区，那差不多就等于白开。咱们这街区到底有多少喜欢读书的人，就由你去了解吧。总之不论开药店还是开书店，都更干净了，咱俩照样可以睡吊铺。没了房租的压力，你就在这边守着。挣多挣少，咱们都心平气和地来接受。我呢，负责新开的超市。婉之，咱俩之间，你说了算。我提供的只不过是个想法，行与不行，你拍板。”
我对娟不禁刮目相看。她说得头头是道，我不得不暗自承认在经商方面她的能力就是高我一筹。她说由我拍板，还不仅仅因为开那小超市时，我出的钱比她出的钱多些嘛！
我说：“娟，听你的，干了。”
我这么表态，一方面是出于对经营药店或书店的中意；另一方面是出于对翔的“报复”，我想让事实“打”他的脸。
我俩回到超市后，娟兴奋地对高翔重述她的想法。翔慢条斯理地说：“好主张！但跟我说白说啊，可敬的婉之同志什么态度啊？”
娟说：“还能什么态度？她百分之百地支持呗！”
翔也刮目相看地问我：“是吗？”
我一脸庄重地说：“是的，使你这位可敬的业余的心理学者意外了吗？”
娟诧异地问：“你俩怎么阴阳怪气的？”她的话将我和翔都逗乐了。
接下来的几天，翔经常骑着自行车带着娟满市转，像我和娟当初那样，到处寻找可租的门面。而我宁愿在家看店，我对那事不但外行，其实也提不起兴趣。
我与赵凯经常通信。鼓励他好好学习，成了我这个“事实上”的小姨责无旁贷的使命。自然而然的，我也负担起了他的学费和生活费。那对我倒不构成什么经济压力，只不过要克服心理上不情愿的那种别扭。赵凯向我汇报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我心理上的别扭渐渐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二姐给我写来了一封信——她说她“惊喜”地见到了张家贵，并且抓住机会托人向张家贵为她自己说了媒，但张家贵没明确答复，离开神仙顶之前只留下了“考虑考虑”四个字。
二姐求我替她“争取争取”张家贵。
“他比咱大姐大十五岁，比我大十七岁，从年龄上讲，他占了我的便宜。我不嫌他大我十七岁，而且态度主动，这是他多大的福分嘛！婉之，你若替二姐说成了这事儿，二姐不但这辈子感激你，下辈子也感激你。你想啊，那二姐的后半生，还有赵俊和赵凯两个子女以后的生活，不是再也不必你操心了吗？你自己不也永无负担了吗？他当年要娶咱大姐没娶成，如今要是与我结合了，不也算张何两姓续上了缘分吗？好小妹，求你了，二姐这里给你鞠躬了！盼望你回复二姐一个佳音……”
我二姐那封信使我很添堵。每一行都看得我心里又别扭起来。特别是“争取争取”四个字，使我又好气又好笑。我将信撕了，既没给高翔看，也没跟娟说起。
不久张家贵回深圳了。
他与我通了一次话，说：“又可以为你俩的小超市服点儿务了。”
娟认为我俩应该做一次东，让张家贵与翔和徐主任认识一下，也应郑重地对张家贵的帮助表示感谢。
她说：“但是呢，以后咱们不能再白用人家的车和司机了。虽然那是他愿意的事，可咱们不能心安理得，何况人家每次还为帮咱们的忙白费了汽油呢！一码归一码，你说是吧？想想吧，人家办起那么个小运输公司也不容易，又要养车又要养司机的，每次我都不落忍。咱们现在的情况好了，你看这样行不，咱们与他说定，以后每次都用他的车进货，费用照付。他要是打点折，那咱们倒可以接受。这样不也反过来支持了他一下吗？那点儿收入对于他当然不算什么，但会使人心双方面都挺暖和呀！”
娟的话深合我意，当即表示赞成；并且不由得暗想，如果我二姐在通情达理、将心比心方面及娟的一半，也不枉我认她这个“事实上”的姐，大约张家贵对她抛出的绣球，也就不会不接而仅说“考虑考虑”了。
张家贵对我二姐究竟有意还是无意，其实我无法断定。“考虑考虑”或许是句认真的话，而不仅仅是搪塞之词，这一种可能也不应排除。
我决定，如果见了面后，他主动谈起那事，哪怕稍微表达了一点儿有望结合的意思，我也还是要替我二姐说说好话。但如果他只字不提，则证明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那么，我也只能装出完全不知道的样子。
转眼到了春节。
三十儿晚上我们三人聚在翔那儿——翔提前将电视搬过去了，我和娟嗑着瓜子看电视，翔为我俩抓拍了一些照片。之后他扎围裙，戴套袖，大显身手，开始施展烹调水平。我和娟还看电视。联欢晚会开始时，我们已在享用美食了。“春晚”结束，翔在鞭炮声中离去，我在门口吻了他。新的一年，有了他，我心里无比踏实幸福。
翔说：“别忘了给你父亲打电话。”
我说：“你与他通话吧，代我问好就行。”
翔坚持说：“还是你吧。”
我说：“谁不一样呢？”
翔严肃地说：“听明白了，不一样。我自然是要与他通话的，但他肯定更想听到你的声音！”
我说：“好好好，听你的就是。大过年的，别又教训我啦。”
我将他推出了门——他得替我和娟去看店。
娟过意不去地说：“要不我回店里，你俩在这儿吧。今天晚上还让你俩分开，我真不好意思。”
我说：“你犯不着内疚，正中他下怀，没见他夹着本厚书吗？”
翔是个书虫，比我还爱看书。兴趣广泛得没边儿，什么书都爱看，还喜欢收集旧书，有时不惜花高价买。
我与养父通电话时，他那边挺热闹。他照例又回老家过春节，肯定也喝得尽兴，高声大嗓让他身边的这位亲人那位亲人跟我“说几句”——我自然也得亲亲热热地与些从没见过的农村的亲人说些拜年话，说到后来，话都重样不走心了；对方说些什么，我也左耳听右耳冒根本记不住了。
然而我并非在虚与委蛇；我真的很高兴与养父的每一位亲人通话，他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啊！但我喝了两杯酒，头有点儿晕乎。而且，养父那边的亲人太多了，他分明希望我听听他们每一个人的声音。
“女儿，别挂，接着要与你聊几句的是老爸的三叔，从小背过我的哈！三叔三叔，过来听我女儿问你声好！哎女儿，我三叔你得叫三爷爷啊！……”于是我又得向三爷爷说几句重复了多次的拜年话。
“女儿，最后一位！你的同代人，也是八零后，老爸表妹的儿子，清华建筑系的研究生，你叫他……哎，表妹，我女儿该叫你儿子什么？对对对，叫表哥……”我就还不能挂断，继续与表哥拉近乎，虽然是同代人，但我的拜年话已山穷水尽，委实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终于结束了隔空进行的拜年，刚饮了一小口茶润润嗓子，娟却以谏言似的口吻说：“人家高翔给你爸拜年，你这准儿媳妇不给他妈拜年？”
我推说：“太晚了吧？”
娟说：“不晚，一点以前都可以打拜年电话。”
我推说：“只怕她已经睡下了。”
娟说：“那你也是打过了，一份心尽到了。真睡下了的人，会把电话关了的。”
我一想，翔的父亲已过世，他完全是为了帮我、陪我才没回上海陪他妈过春节。他家有座机，我已与他妈通过几次话了，未来的婆婆每次都嘘寒问暖地对我表示关心，这电话我确实应该及时打过去。虽然初一打也可以，但万一明天早上人家先打过来了呢？那我这个儿媳不是被动了吗？
我不再犹豫，又翻开手机盖拨起号码来。
翔他妈居然还没睡。
我说过了拜年话、送上了祝福词之后，她高兴得笑出了声。翔的姨多，她说她在与自己的老姐妹们打麻将。
我说：“翔为了陪我没回家过春节，希望您多原谅他呀。”
她吴侬软语地说：“没什么没什么，是我让他留在深圳陪你的。我这边一点儿不孤单，翔的几个姨总来。我们老姐们儿都退休了，愿意聚一起叙叙亲情。别挂啊，我让他三个姨都过来跟你说几句……”于是我又打起精神与翔的三个姨聊。
那一通电话终于也结束后，我倦怠极了，头枕着娟的腿蜷在了沙发上。
娟说：“听我的听对了吧？”
我说：“谢了。”
娟说：“听你和两伙亲人聊得热乎劲儿的，我也想与家人通话了。”
我说：“你不觉得太晚了你就拨过去，我可要眯会儿了。”
我将手机给了她，却没听到她按响。我闭着眼睛问：“想法变了？”
娟说：“喝了点酒，都忘了我家没装电话了。”
她还我手机时，我轻轻握住她的手，闭着眼睛小声说：“抽空我陪你回去，为老爸老妈把电话装上。”
娟说：“是得装上。要不，想他们了，除了写信，没别的法子自我安慰。”
我俩躺在床上时，鞭炮声终于响过去了。静夜之中，我俩都说困了，却又都闭着眼睛继续新的话题——娟首先说起了倩倩，结果我俩的话匣子就都关不上了。回忆起倩的某些事来，连些可笑的可气的印象，仿佛也都具有了可爱的色彩。所有的印象合在一起，似乎形成了一个天使般的倩倩。
我明白那绝不是真实的倩倩，却不明白我和娟的回忆为什么会变得那样。
初一我俩被高翔的敲门声惊醒时，都上午十点多了。
翔在门口拥抱了我一下，悄悄对我说：“我三个姨都夸你了。”
我问：“夸我什么啊？”
他说：“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你将来准是一位好妻子呗。”他的话使我顿觉幸福。
吃过午饭，我和娟回到了店里；她接着睡，我则躺着看翔留下的《屠格涅夫散文集》。
从初一到初三，我俩和翔轮流看店，再没一块儿吃过饭，然而都把觉补足了。
初四那天，张家贵和徐主任应邀在傍晚来到了照相馆。徐主任还带了一位叫郑宜然的朋友，三十多岁，是个体的英语教师，租了个地方，办学前辅导班。翔朝我使眼色，我立刻明白郑宜然是为了娟才来的。娟还蒙在鼓里，正因为蒙在鼓里，反而对有些拘束的郑宜然格外热情。她越热情，郑宜然越腼腆；他越腼腆，娟越将他当成重点相陪的对象，主动找话与他聊。聊来聊去的，郑宜然不怎么拘束了。
以我的眼光看来，郑宜然除了个子比娟矮点儿，不论相貌还是职业，都是配得上娟的。我替娟暗喜。
我希望娟有一位知识分子型的、性格沉稳的丈夫，那可以帮她改改她的急性子。郑宜然是大学英文系毕业的，当过多年的中学英语教师。我觉得挺适合娟的。
娟要下厨为大家做两道东北菜，翔和徐主任坚决反对。徐主任说东北菜无非就是炖和拌；炖太慢了，你拌一道凉菜倒可以。翔仍反对。
他说：“李娟你的任务就是和婉之陪好客人。你主要陪郑宜然，婉之陪老张。”
但娟还是技痒难捺，在郑宜然的主动配合下，抢先拌了一大盘凉菜，有宽粉条的那种。
张家贵只字未提我二姐主动向他提亲的事，我便一句不问。他说自己一分钱也不会往神仙顶投，因为根本没那能力，是神仙顶的人偏要将他高抬成企业家。但是乡亲们谁家有困难了，他绝对愿意帮一把。他还嘱咐我要及早将店名改了，别再用“神仙顶”三个字。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山高水远，难不成他们还会找来吗？
“‘神仙顶’这名字倒是好名字，没什么不吉利的。”在我的追问之下他才说出实情——他无意中向乡亲们说起了我在深圳开店的事，结果传开了，有些人认为我的店既然打的是神仙顶的招牌，那就应该为家乡的发展“尽份力”。如若不然，他们将代表全村人起诉我盗用了家乡的“地名权”……
他们的看法与我养父的看法截然不同，这令我大大意外。
我说：“我很愿意尽份力的，可我更没那能力呀。”
张家贵说：“我也是这么替你解释的。几个男人喝醉了之后的话，不必太当真，却也不能不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还是改了好，免得惹闲气。”
他认为，神仙顶最终的脱贫之法应该是移民下山，否则不论政府还是个人投入多少，都可能打水漂……
他后来的话我没太认真听，因为我的心情郁闷了，而且怪生气的。
倒是娟和郑宜然，聊得越来越投机，不断咯咯地笑——自从她回到深圳，还是第一次那么开心。
翔和徐主任都是厨中快手，一个小时后我们就吃上喝上了。
人人高兴，我也又逐渐高兴起来。
我想到了民间所言的“缘”字——这“缘”字使我有了挚友李娟；使我有了一位是摄影艺术家的爱人，那时我已知道，他在业内很著名；还使我认识了张家贵和徐主任两位大哥；也使娟不久后会有自己的另一半。屈指算来，我只身闯到深圳才三年多，我也不过二十三岁刚出头，却已经与娟开起了超市，而且即将开第二家；我已经有了深圳户口，考上了电大……
那时我对“缘”字充满感恩，对生活充满自信，被一种明确无误的幸福所陶醉。
我在心里说：“对不起了二姐，我实在帮不上你的忙了……”
除了这一谈不上“遗憾”的“遗憾”，我心欢喜。
送走客人后，我将张家贵嘱咐我的话如实告诉了娟和翔。
娟说：“那明天就将招牌拆了，反正以后不开超市了，‘神仙顶’三个字咱也不用了，咱不做使自己老乡不高兴的事。”
翔说：“对，我支持。刚才我问过徐主任了，申请开药店也不是太难。如果图快，可以先开成哪家大药店的分店，到时候他会出面做介绍人和担保人。你校长妈妈和护校的影响力，估计也会起作用。”
娟说：“我和高翔议过了，觉得买药的人还是比买书的人多……”
我说：“听你俩的，你俩怎么决定我都服从。”
第二天我们就将招牌拆下来了，毁了——有点儿像毁灭证据似的。我们三个都是怕惹麻烦的人，在此点上态度空前一致。尽管，也许不会真的有什么麻烦。
既受到另一家超市的挤压，又没了招牌，销售额每况愈下，但我们都认了，因为有了“大动作”，对未来依然是充满信心。
不久娟和翔租成了一家门面，有一百三十几平米，地点也好，只是租金贵些。
娟说：“婉之，我真的喜欢上那儿了。租金是贵了点儿，但几乎不用改造，稍微装修一下就成，不是还省了笔钱吗？”
翔也用东北话说：“我认为，干得过。”
我则照例是那句话：“你俩决定，我服从。”
那时刚过十五，打工者大潮还没向深圳回流。
翔说：“别拖了，是人都能干的话，自己动手吧。”
他无形中成了我和娟的主心骨。按照他的决定，由娟看店，我配合他抹墙，粉刷。我第一次干那种活儿，他却干得挺在行。我问他怎么学会的，他说有一个时期他外婆生活在上海农村，他每年都为外婆刷一次房子，自己免不了抹抹砌砌的。
就在我们热火朝天准备新店开张时，娟收到了她家来的电报。
我便也第一次见到了电报——“父病速归”，电报上这四个字，使娟立刻慌了。
我安慰她：“是父病，不是病重，更不是病危，别往最坏处想。”
娟说：“让我速归，那肯定就不是一般情况。”
翔说：“不是密电码，不需要破译，无论如何李娟你必须立刻准备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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