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一大早，李娟揣上钱，骑自行车带我去到了郊区的一个靠海边的小村里。家家户户都是二三层楼，有中式风格的，也有欧式风格的，还有中西结合的。看去皆是近十年内盖起来的，每一户人家都是红灯高挂，有的人家还挂了数个。所见门联，传达一派欢欣鼓舞的气氛。门前街上，红屑铺地。显然，除夕和初一，此地鞭炮声通宵达旦。
然而此时村里却静悄悄的。
我说：“这里怎么会有卖电视的？”
娟说：“别多问，保证咱们能买到就是了。”
我俩正说话间，一老叟牵了条小狗迈出家门。
李娟扯我迎上前彬彬有礼地说明来意。
老叟上下打量着我俩说：“大初二的，看你们两位姑娘倒是诚心诚意的。”
李娟嘴甜地说：“请大爷成全我们，我们实在是想今天就看上！”
“那……先到我家呗。”
我俩就跟入了他家院子。
老叟朝屋里喊：“他奶奶，把笸箩端出来。”
屋里应声走出一位老媪，端着大笸箩，后边跟着戴老虎帽的男孩，蹬着小车满院兜圈，引得小狗拖着牵绳追。
笸箩里是花花绿绿各式各样的电子手表，还有几个计算器。
娟说：“大爷，我们不买这东西……”
老叟说：“买吧买吧。买完了，我带你们到我侄子家，他家还剩几台电视。村里别人家基本没了。春节前来了几拨内地人，疯抢似的都给买走了。”
老媪也说：“大初二的，都进了我家院了，怎么也得给我们老两口个乐呵不是？查了几次了，下次连这东西都没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娟是带我买“水货”也就是走私货来了。事已至此，我也只能顺其自然了。
老叟说服道：“你俩也不该让我白当一次介绍人是不？看这些表多漂亮，男式的女式的儿童的都有，也不论只卖了，一百元抓一把，抓起来没掉下去的都算，就这些了，处理完拉倒……”
李娟手大，她分明动心了，却又不便自作主张，只是看我。
我微微点了一下头。
于是娟挽起袖子，叉开五指，鹰爪逮兔似的一把抓将下去！
那一把真是斩获大大的，估计抓起了十五六只。
我赶紧用衣襟接住。
当我接住第二把后，贪心已起，居然鼓励地高叫：“好！再来一把！”
老媪却及时退开了，涨红着脸说：“不卖了不卖了，便宜货不能都卖给你俩。没见过一个姑娘家有那么大手的！”
老叟也强笑着说：“你这两把多划算啊，进我家院子进对了吧？”
娟付了二百元钱，老叟找了个袋子帮我们装表，然后带我俩去他侄子家。
他侄子引着我和李娟进入楼后的一个破棚子，看起来曾是猪圈，有时间不养猪了，收拾得挺干净，地上还铺着架空的木板。掀开一大块帆布，挪开底下的草捆，现出几只大小不等的纸板箱。
那男人指着最小的一个纸板箱对我俩说：“就你俩看，而且摆在吊铺上，这台最合适。”
他拆了封，打开纸板箱，捧出一台红色外壳、立式的、十四吋的电视来。
我问：“是彩色的吗？”
他说：“在我们这儿，想买黑白的也没有啊，人家老外早不生产黑白的了。这么大的，连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估计是放在儿童房间的。我们以后洗手不干这买卖了。生活好了，得适可而止，知进知退，有些买卖不能总干下去。我也实话实说，十四吋的不太容易卖出去。你俩如果真打算买，五百元归你们了！”
我和李娟立刻喜欢上了那台电视，对价格也十分满意。
可怎么带回去却难住了我俩——当然用自行车驮回去不是个问题，但我俩之中，就得有一个人走回去了，那肯定不行。那儿还没通公交，大年初二，也不会有出租在那儿转。
老叟和他侄子也替我俩急，说要是有车他们是愿意送一趟的，可还没富到有车的程度啊。
李娟忽然想起了张家贵，一摸兜，居然摸出了他的名片。
她就问那男人家有没有电话。
那男人说有啊，说村里哪家都有电话，有的人家还有手机呢。有钱了，什么形势跟不上啊，想跟都不是个事儿。
于是李娟就借他家电话，试着拨张家贵的手机，居然一拨就通上了话。李娟婉转说明求助的意思和村名，张家贵让我俩别急，耐心等在那儿。
“他说他知道这儿，来过。他的手机是诺什么牌的，不大，带盖儿。你看我这脑子，一时想不起了……”
问题解决了，李娟顿时变得大松心，又跟那老叟回到他家去买计算器。
娟说：“算盘淘汰了，再没有计算器，那顾客一多起来咱俩都头大了！”
我说：“听你的。”
说罢我才意识到，不知不觉间，“听你的”快成我跟李娟说话的口头语了。
娟买回计算器，又用自行车带我到海边兜风。估计张家贵快到了才回村里，喝了会儿主人请的茶，张家贵的车果然如约而至。
回家路上，张家贵主动与我聊天，麻烦人家帮了次大忙，我自然有问必答。
“你也姓方，玉县县城有位姓方的名人，叫方静妤，不知和你有没有点儿关系？”
虽然面对他我相当谨慎，但被他如此直接地一问，还是未免有几分意外。
李娟抢着替我说：“她家后来搬到临江市去了，她和你说的那位方女士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张家贵说：“在神仙顶，关于方女士的事儿还真不少。她常去我们那儿行医。听说她去世了，神仙顶人都挺念她的好。论起来，她与一户姓何的人家，还算沾点儿亲……”
李娟又急忙将话遮过去，反问起别的来。我则一句话也不想说。
娟考虑得太周到了——吊铺安装了插板，张家贵替我俩将电视扛上去，调出了图像才下来，但已热出了一头汗。
娟将毛巾递给他，他擦汗时说：“你们这小超市的地点很理想，好好经营吧，靠它肯定富不起来，但维持生活绝对没问题……还没安空调？”
娟说：“再挣点钱，下一步就安。”
张家贵又说：“外边没看到电话线，里边也没看到电话啊。”
我说：“一过完春节就安。”
张家贵说：“原来也没有，这样好不——我那儿的车库里呢，放着些半新不旧的空调、座机，都是些关系单位搞装修淘汰下来的，有的是白给的，有的折钱了，节后我让人给你们送来，安装好。没有不行，但也没必要买新的，省下那笔钱用别处吧。”
我和娟大喜过望，连说“谢谢”。
张家贵转身时，娟对我耳语，我便说请他吃午饭。他说不了，还有事，没时间，说以后他请我俩。
将张家贵送走后，娟说：“怎么样？他人还不错吧？”
我说：“如果他不是神仙顶人，属于可以深交的人。”
娟看着我张了张嘴，欲言又止。
有了电视，我俩像一对儿懒虫，吃了睡，睡了吃，不吃不睡时，双双守着电视看起来没够，都不同程度地胖了。
春节刚过，张家贵派人送来了两台空调——一台立式的，一台挂式的。为我俩省下了一万多元钱。
座机也捎来了，但电话线得电话局帮着拉进来。娟说这事儿简单，她去办，还感慨地说：“有贵人相助，人生一旦往好了变，顺得挡都挡不住。”
我有同感。
我希望自己也有机会成为别人人生中的贵人。
我将我这想法对娟说了，她取笑道：“你怎么也跟我一样，迷信起来了？其实什么贵人不贵人的，无非就是合得来的人互相帮助呗。”
正月十五以后，电话接通了。娟打的第一通电话，便是问旅店老板“小朋友”怎么样？他让我们快去将“小朋友”接走，说它可想我们了，再不接它，只怕会得抑郁症。娟对我学了他的话后，我立刻骑上自行车去接。与“小朋友”一起带回来的，还有我的两封信。
第一封信是我二姐的女儿赵俊写给我的——她在外地打工，信是从外地发出的。她在信中批评她爸妈根本不关心她弟弟赵凯的学习。赵凯都上高中住校了，她爸妈一次也没为儿子开过家长会。她着重批评的是她妈，也就是我二姐——因为我二姐留守家中，却不担起对家、对儿子的责任，热衷于在家聚赌。
赵俊说她或当面或写信规劝过她妈多次了，她妈却只当耳旁风，所以请我这位小姨帮着劝劝，希望也许能起到作用。
这封信是多么的破坏我的良好心情无须赘言。
本来我对我二姐的印象还不错，那封信颠覆了我对她的看法。
第二封信是赵凯写给我的——他说他打算退学，到深圳来投奔我，早点儿开始打工的人生……
李娟关心地问：“情绪怎么一下子变糟了？”
我说：“你看。”
她接过信看后，沉默良久才说：“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外甥你外甥女向你倾诉一下很正常。”
我说：“这种信我怎么回？”
娟说：“不好回也得回吧？”
我说：“上天为什么让我摊上那样一个二姐、那样一个姐夫呢？”——与二姐相比，大姐倒还是不错的；可惜她已是精神上的病人。
娟说：“摊上了什么样的父母，什么样的兄弟姐妹那是命，是命就得认命。命是可以改变的，恨命没意义。”
其实我还没将赵凯的信看完，没想到一看之下，心惊肉跳：
小姨，我叫你小姨，因为你确实是我小姨，而且是亲小姨。如果我与你不是这种关系，我也犯不着给你写信，平添你的烦恼。现在的我除了向你求救，不知谁还能拯救我。如果你不早日回来将我带走，那我绝对不想活了！sos！sos！……
娟接待顾客去了，而我，默默抱起“小朋友”爬上了吊铺。直至超市关门，我没下吊铺。
我想起了娟说的话：“人的命运一旦变好了，往往顺得挡都挡不住。”我的命运才开始变好几天啊！
娟坐到我身边时，我虽没哭出声来，却流泪了。
娟问：“你怎么打算？仅仅回封信看来都不妥了。万一有什么事儿，后悔可晚了。”
我说：“不知道。”
娟说：“我给机场打电话了，贵州那边突然降温，雨雪交加的，深圳到贵州的航班停飞了。”
“我才不回去！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受累！当年把我遗弃时，难道他妈不知道？她姓赵，我姓方！他不想活了为什么不告诉他爸妈？爱死死去，关我方婉之什么事？！”
我叫喊起来。
一阵肃静之后，娟低声说：“我也给火车站打过电话了，还有明天的票，但也不多了……”
我哭出了声。
“那我去车站了，你也别在吊铺上了，我一出门你就把门插上。”
娟迅速下了吊铺。
我将“小朋友”搂入怀中……
李娟给我买的是卧铺票，没想到在车上遇到了高翔。
我俩在同一车厢，不在同一包厢。除了李娟这个姐们儿，我在深圳的熟人再就是高翔、李主任和不久前认识的张家贵。我不愿在列车上巧遇他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个。第一不愿遇到张家贵；第二不愿遇到高翔。没想到却偏偏遇到了，我只能显出高兴的样子，尽管我实际上高兴不起来。
开车后，他与我坐在走廊的边座聊天，问我去哪儿？我说回玉县看望父亲。对高翔和李主任，我曾说我父母都是中学教师，而他俩信以为真。
高翔说他和几位朋友在贵州某山区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即将开学了，他们分头赶去参加开学典礼。
聊了一会儿，我找个借口回到了自己的包厢，一躺下再没出去，而他也再没找我。大约俩小时后，天黑了，我昏昏沉沉地入睡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外甥赵凯。他脸色煞白煞白的，唇无血色，是黑的。
他对我说：“你是我小姨，这是铁一样的事实，是你绝对否认不了的。你的行动太慢了，我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我知道你不愿有我妈那样一个姐，不愿有我这样一个外甥，这我理解，对不起干扰你了……”
他深躹一躬，直起腰时，化为青烟。
我惊醒，一身冷汗，不由觉得车速太慢。
上午十点多，列车到了贵阳。
在站台上，高翔问我是否需要帮忙？
我谢绝了，说有人接我。
他又信以为真，见我只不过肩挎一个小包，遂在站台与我分手。
站外的情形令我大吃一惊，广场上人多得像沙丁鱼罐头。以往人们都会纷纷坐上出租车或“黑车”去向市内各处和四面八方的县镇、农村了，而现在因天气恶劣，路面湿滑，几乎无车载客了。偶有一辆仍愿上路的司机揽客，立刻会被急欲离开的人团团围住，如被群抢一般。
我焦急地接连大喊：“有没有去神仙顶的？我有急事要去神仙顶！哪位师傅行行好，送我到那边乡里也行！我愿出高价！神仙顶！高价！……”
喊了几番，没人理我。
我几乎急出了泪，忽听有人叫我，一转身，是拉着拉杆箱的高翔。他说他也正因打不到车发愁，听到了我的喊声。
一见到他，我的眼泪竟止不住流下来。
也许是我太想见到熟人了。
“别急。我的事早一天晚一天没什么，咱们找个地方商议一下你的事怎么办？”
我俩在一处小咖啡厅坐下后，我对他说，我要赶到乡中学去为一个外甥开家长会，时间是下午三点。
“是这样啊，顺利的话来得及。你敢坐在摩托后边吗？”
我的话明显会使人产生多种疑问，他却没问那么多，直奔主题。
事关我外甥的生死，即使赵凯不是我外甥，是一个毫不相关的少年，昨夜那梦也使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和时间的紧迫，恨不得生出翅膀来。
我毫不犹豫地说：“敢！以前常坐在男同学驾驶的摩托后兜风。”
他笑道：“那就别急了，我保证你能准时开上家长会。”
他让我耐心等会儿，起身到有电话的地方打电话去了。再回到我身边坐下时，告诉我问题解决了，十几分钟后我就可以上路了。说罢，从报刊架上取下两册杂志，给我看一份，他自己看一份。
我俩喝完咖啡，他让我跟他走。走到一处立交桥下，已有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男人等在那儿了。那男人戴一顶头盔，手里还拿着一顶头盔，守着一辆较新的大摩托。不是电动的，是有油箱的那种，看上去是进口的。
高翔介绍那男人也是位摄影家，他的朋友。
“我的职业使我在全国各地几乎都有好朋友。”
他这么说时，满脸洋溢着对人生的满足感。
他那朋友也不说话，只是笑着将手中头盔递向他。他接过去，亲自为我戴上了。而他的朋友，摘下自己戴的那顶头盔，也一丝不苟地为他戴上了。
他一言不发扶住摩托，跨上去。
我惊讶地说：“你要带我去？”
高翔还是不说话，只点一下头。
他朋友笑道：“放心，他水平高着呢！驾摩托去过新疆、西藏、青海，否则我这宝贝摩托也不愿借给他。”
说完，他替我拉下了面罩。
高翔这时才说：“送你这趟路程，小菜一碟，我还嫌不过瘾呢。坐稳啊，出发了。”
就这样，为我，他将拉杆箱留给了朋友，骑走了人家的“爱驾”。
尽管他是位驾驶摩托的高手，无奈路况不佳，他的速度并不快，驾驶得也相当谨慎。
中途他将摩托靠路边停住一会儿。我活动身子时，他向远处走，那儿的路边有几棵老树。
我明白他要干什么，冲他背影喊：“别走那么远了，我转过身就是！”
他也喊：“那成何体统！”
他走回来后，从工具箱里翻出了一条安全带。
他让我再坐他后边时，用安全带将我俩拦腰系在一起，那样我就不会因一直搂着他而手臂发麻了，也更安全了。
再上路不久下起了雨。那雨越下越大，根本无法行驶了。
他不得不将摩托停在路边，指着一棵树，要说话，我误解了他的意思，拔腿就想跑过去。
他拉住我大声说：“不能到那儿去！咱们已经在高处了，万一有闪电那儿危险。”——看着山体又说：“也不能往那儿躲，可能会有石块滚下来。坐我背后吧。”
他原地坐了下去，并且盘上了双腿，闭上了眼睛。
我顺从地那么做了，喊着问：“你在打坐吗？”
他说：“是啊，在西藏时跟喇嘛朋友学的。咱们坐这儿最安全，你不妨也闭上眼睛，这种经历得用心体验。”
于是我闭上了眼睛。
左侧是山，右侧是谷，天空大雨如注，身下流水若溪，远处有雷声。忽然又下起了冰雹，砸在我俩头盔上其声不绝于耳。我闭着眼睛伸手摸，摸到了几颗，觉得有指甲那么大。
那时我倏然觉得自己消失了，也不是消失得多么彻底，仿佛是一种在亦不在，有我亦无我的状态。
“我是谁”三个字油然出现在我脑海，反反复复的。似自问，亦如天上有声音在反问：“你是谁？”
我不禁又想到了“宿命”二字。
大约半小时后，我俩又坐在摩托上了。斯时乌云消散，天已放晴，还出了太阳，像被雨洗过，红得清新。
接近乡里的一段路难以通过，那儿在修路，坑坑洼洼的，间或有沙堆和碎石堆，积水最深处将近一尺。高翔爱惜朋友的摩托，不肯推着过水，而是将摩托推入了路边的一片玉米地，绕行而过。也不知是什么人种在那儿的，只将玉米收走了，任玉米秆儿枯在那儿。我的衣服裤子早已湿得可以拧出水了，于是干脆连裤筒也不挽，从水坑直蹚而过。
按照我的要求，高翔一直将我送到乡一中的操场边。
当他骑着摩托离去时，我问自己——方婉之，他现在算不算你命中的一位贵人了呢？
操场上也有一汪汪积水，几名光着身只着短裤的男生在踢足球，踢得水花一阵阵四溅。
一幢楼的二层外走廊上站着一排学生，有男有女，皆在观看，不时发出喝彩助威之声。
我朝他们大喊：“告诉赵凯，他小姨来啦！”
于是他们也齐喊：“赵凯，赵凯！你小姨看你来了！”
喊声引起了踢足球的男生们的注意，正巧足球朝我滚来。
我飞起一脚，稳准狠，将足球踢得老高老远，像狠狠给了我的“宿命”一脚。
我那“市长爸爸”爱看足球赛。受他影响，我从高中到大学也如男生般爱踢足球，还当过中锋。
那些个光着上身的男生见状，不抬头看球，一个个看我，其中一个还冲我跷大拇指。
我仍戴着头盔，拉下了面罩。我想我那时的样子，肯定如同一个从泥石流中脱险的女人。
一个男生问我：“你真是赵凯的小姨？”
我装聋作哑，未予理睬。
有名男生一边走向操场一边东张西望，我看出那是赵凯，举了一下手臂。他缓缓朝我走来。
我悬着的心终于踏实。
谢天谢地，我外甥还活着！
那么，就算我是专程为他赶来开家长会的吧，谁叫事实上他妈是我二姐，他是我外甥，我是她小姨呢！那少男越接近我，步子越小，走得越慢。
我忍不住吼他：“快点儿！”
他走快了，在离我三步的地方站住，不再往前走。
我想接着说：“小姨来给你开家长会。”——却又不愿那么说，觉得这件事实在是岂有此理！他明明有爸妈，我又不是他家长！
我想只说“我来了”三个字，却看到他臂上戴着黑纱，一时呆住，连“我来了”三个字也没说出口。
当时可是二月份啊，从鞋袜到裤子到衣服，穿在我身上的可都是湿漉漉的遍布泥点子的脏衣服，而且我整个人都冷得有些僵了。
臂戴黑纱的赵凯也呆呆地看着我，一脸恓惶，不知所措，仿佛我不是一个真人，不是他的信催来的拯救者。
我猛地抖了一下——连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是因为冷，还是因为黑纱。
我外甥终于扑向我，搂住了我，搂得很紧，并将脸偎在我胸前。
“小姨……”
我听到他轻声这么叫我。
别说他是我事实上的外甥了，就算是一个与我半点儿关系都没有的少年，如果臂戴黑纱，如果还紧紧搂着我——我除了也搂住他还能怎么办呢？
我那么做了。
“为谁戴的？”
我有点儿不相信那是从我口中问出的话，因为自己的语调变得那么温柔。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生父死了。这一猜测并未使我心生悲痛，但是却有大的遗憾，因为我有些想问他的话还没机会问，也有些想对他说的话还没机会对他说。
不料那少年说：“我爸……”
他哭了。
原来死了的不是我爸，是他爸。
我不但毫无悲痛，连点儿遗憾也没有了。因为我对那个是他爸的男人毫无印象——只不过站在他家院外，隔着当时架在他家院内的剁肉的案子，也隔着她家盖起不久的新房的窗子，望见了坐在屋里嘴叼着烟的他爸，而他当时也瞥了我一眼，如此而已。
可死了的毕竟是紧紧搂着我的这少年的亲爸——我不由自主地抚摸他的头——他毕竟是死者的儿子。
忽然跑来一名男生，交给我一个纸条后退开几步，站定了以研究的目光看着我和赵凯，仿佛我俩的关系分外可疑。
那时我才发现，几名光着上身的男生已不再踢球，一动不动地站在操场的不同地方望着我俩。二楼走廊上的学生们也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俩。
我这个不知从何而来的赵凯的小姨到学校看他来了，并与他在操场上劫后相见似的亲密拥抱——这一事实被乡一中的那些学生们所见证——集体见证本身也成了铁一般的事实。
那一时刻的时间似乎定格了。
纸条是高翔的——他说他得办他的事去了，估计我得在乡里住一夜，所以他在招待所为我预订了房间，房费已付。
我让赵凯陪我去买衣服。
路上我问他爸是怎么死的？
那少年三缄其口，只说：“你还是问我妈吧，问我姥爷也行。”说着他又要哭起来。
对于我嘱咐他的一些话，他倒是由衷接受，表现得特顺从。
他说原计划今天下午确实是要开家长会的（没想到我骗高翔的话竟与事实相符，这使我心中对他的内疚减少了许多），由于天气的原因，有些家长来不了，有些学生也不能按时返校，于是推到后天下午同一时间了。
我说：“那我明天回一次神仙顶……”
我还想说：“去看你妈和你姥爷。”
可我不认为那会是愉快的相聚，所以没说后一句话。
他问：“小姨，你真能给我开家长会？”
我说：“保证。”
“小姨辛苦了，早点儿休息……”
在招待所前，我外甥将替我拎着的衣服和药交在我手里，转身跑了。他跑得蛮快的，跑姿颇像运动员。这一点大约要感激我的生父，他个子高。包括我在内的他的三个女儿腿都长。赵俊和赵凯也是——腿长算是他遗传给后代的良好基因吧。
我冲过澡，换上衣服，喝下感冒冲剂躺在床上时，内心充满了对高翔的感激。他送我这一趟，不但比我还辛苦，而且为我考虑得如此周到。招待所那时已住满了人，或是送子女归校，因天气原因回不了家的人，或是赶大集的人或上访者。如果不是他提前为我订下了房间，这会儿我可去哪儿呢？
我联想到了一句关于计划生育的口号——“养娃还是一个好。”当年的农民最反感这句口号了，其不好明明一目了然嘛！孤零零一个的成长多寡趣啊，我对此深有体会。再说，万一夭折了呢？万一既夭折了还无法再生了呢？起码应该改成“还是两个好”，一男一女最好。
那么，贵人也是两个好，一男一女最好。男贵人有男贵人的好，女贵人有女贵人的好。各有其好，好好与共。
这想法使我又一次觉得我其实是一个幸福又幸运的人——二○○二年以前幸福，二○○二年以后幸运。
至于养父和养母，他们不是我的贵人。他们之于我的人生的重要性，非是“贵人”二字所能涵盖的。他们重塑了我，是我人生的导师，使我在心性上脱胎换骨。否则，我这一天根本不会出现在赵凯面前，也根本不会帮杨辉圆了他的参军梦。在人世间，特别是在农村，一奶同怀的兄弟姐妹因为小小的利益之争而结仇衔恨的事真是不少，包括赡养父母这种“天则”，往往也会成为反目成仇的导火索——二○○二年后，我已知晓许多。
我不禁问自己——为什么我对待赵凯和杨辉的态度会有所不同呢？
因为杨辉小时候陪我玩过一次？因为他送我离开神仙顶时说过比较成熟的话？因为他是个帅气的少年而且学习好、字也写得好？因为他妈也就是我大姐的命运令我同情？因为他想参军的愿望属于良好的愿望？……
我承认以上原因都是使我帮得心里不算太别扭的原因。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帮杨辉在前，赵凯的事在后；如果我所有的农村亲戚都一再向我求助，我的人生又将会如何？
我何尝不需要亲情？
但我刚能养活自己，哪里担得起那么许多亲情责任！
我一味胡思乱想，想到后来又陷入了沉重之思的泥淖。所幸药力发挥，我渐渐睡了过去……
神仙顶有新气象。
时隔一年半，上山下山的路完全修好了，有的农民买了小面包车，在神仙顶与乡里，甚至与县城之间跑起了运输，既载人也拉货，业务还挺忙，挣钱不比到外地打工少——也使神仙顶的人出行方便了，到县城去已是抬脚就走的事，如家常便饭。
家家户户的新房和院落都已修好，有的还是小二楼。
村里干净了，有方砖地面的小广场了——有几个带孩子的女人坐在小凳上聊天，看去都是早早就当了奶奶或姥姥的农妇。几个孩子在玩玩具，而那些玩具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小时候没见过的。
我是坐一辆由农民司机开的小面包来到神仙顶的。也许因为将我当成了外地人，一路不断主动找话跟我说，似乎觉得他的车能载一个深圳人是他的荣幸。
“深圳啊，听说过，起先也是一个小小渔村对吧？过几年我们乡就改镇了，再过几年，也许就超过深圳了。”
全车人就笑他吹大牛，都说只有中央“画圈”的地方才会发展得快。
他却说：“咱们县不是省里的重点扶贫县？在省里挂号了，在中央不也挂号了？不也等于中央画圈了？”
不论那农民司机还是满车农民和农妇，与我以前见过的当地农民和农妇都不太一样了，都爱说爱笑了，脸上也都多了某种鲜活的表情。
我从小广场上那些农妇和那些孩子的脸上，也看到了同样比较鲜活的表情——那是我以前两次到神仙顶时从没看到的——那时神仙顶的大人孩子的脸普遍呆讷，是长期与外界隔绝的结果。
我正犹豫着先去谁家，一个背篓的男人站在了我面前。
他问：“我怎么看着你像……你是那个那个……赵凯他小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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