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和我也在椅子上安顿好后，审讯便开始了。首先，他说我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沉默寡言、性格内向的人，想知道我有什么看法。我回答：“那是因为我从来都觉得没什么好说的，所以宁可把嘴闭上。”
1
我被拘捕之后立即接受了好几次侦讯，不过那只是些关于身份的例行讯问，时间都不长。初到警局时，似乎没人对我的案件感兴趣；然而八天后，当我见到预审法官，却发现他那双盯着我的眼睛充满了好奇。一开始他同样先询问我的姓名、住址、职业、出生地和日期，接着他想知道我是否已经选好辩护律师。我表示没有，并询问是否一定得有个代表律师。他听了说：“为什么这样问？”我回答说自己的案子很单纯。他微笑道：“这是您的看法。但是法律自有其规定，如果您没有选择代表律师，我们会替您指派一位。”我觉得法院能负责这些小细节，真是再方便不过；他听了我的想法，也同意法律确实制定得很完善。
起初我没有认真看待与他的会面。法官的办公室窗帘紧闭，桌上摆的那盏台灯是唯一的光源，灯光投射在他让我坐下的扶手椅上头，他自己则待在阴影里。我曾在书上读过类似的场景描述，所以对我来说这就像一场游戏。与他交谈一阵子后，我才看清他的外貌：轮廓分明，眼珠是深蓝色，身材高大，蓄着灰色胡须，头发浓密且近乎花白。他看起来相当理智，尽管嘴角边偶尔出现不自然的抽搐，整体来说还是给人一定程度的好感。要不是我及时想起自己杀了人，离开办公室前，我甚至一度想跟他握手道别。
隔天，律师到监狱来看我。他身形矮胖，年纪颇轻，头发梳得很是服帖。这种大热天（我只穿着衬衫），他却是一身深色西装打扮，直挺挺的燕子领衬衫，打着条怪异的黑白粗条纹领带。他将公文包搁在我床上，自我介绍后说他研究过我的案子，认为虽然有些棘手，仍有胜诉的把握，只要我肯信任他，与他合作。我对他表示感谢，他随即说道：“那么就切入正题吧。”
他在床上坐下，向我解释警方针对我私生活的情况进行了一番了解，知道我母亲不久前才在养老院过世，因此也到马悍沟做过调查。那里的人说妈妈葬礼当天我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态度”。“您了解吗？”律师说，“向您提出这种问题，其实我有些尴尬。不过这真的很重要，如果我找不到任何论点替您辩护，那它就会变成控方关键性的论述依据。”他希望我尽力协助他，并问我那天是否曾感到丧母之痛。这个问题令我非常震惊，若换作是我来发问，肯定也会相当为难。但我坦言自己已经不大有自省的习惯，因此很难回答。我应该是蛮喜欢妈妈的，然而这并不能代表什么。每个心智健全的人，多多少少都曾盼望自己所爱的人死去。听到这里，律师突然打断我的话，显得很不安。他要我保证绝对不在庭讯或预审法官面前说这番话。我继续尝试对他解释，生理上的因素经常会对我的情感酝酿造成妨碍。妈妈下葬的那一天，我非常疲惫，只想倒头就睡，所以没能真正意识到当时发生的事。我很确定的一点是，我会宁愿妈妈没死，还活在世上。可是我的律师似乎仍然不太满意，他对我说：“这是不够的。”
他略作思考后，问我是否可以说当天我压抑了内心情感，不让它流露出来。我回答：“不行，因为这不是事实。”语毕，他奇怪地望着我，好像我有点令他反感。接下来他几乎是带恶意地警告我，无论如何，院长和养老院的员工都会出庭做证，结果可能对我极其不利。我提醒他这件事和我的案子并不相关，他听了只说：“很明显，您从来没跟司法打过交道。”
最后他气呼呼地离开。我也想留住他，说明自己渴望他的同情。这么做倒不是希望他会因此更卖力为我辩护，而是希望他能自然而然、发自内心地怜悯我。尤其我看得出来自己让他很不自在；他无法理解我，因而对我有些埋怨。我也想向他保证自己就跟所有人一样，是个普通人。不过，这些话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我懒得多费唇舌，便放弃了。
律师走后没多久，我又被带到预审法官那儿。时值下午两点钟，阳光穿透薄薄的窗帘，照亮整间办公室，室内很闷热。他先请我坐下，然后非常礼貌地告知说我的律师“由于突发状况”不能前来。在有律师到场陪同以前，我有权不回答他的问题。但我表示可以单独接受讯问，他在桌上按了一个钮，马上有个年轻的书记官进来，到我的正后方坐下。法官和我也在椅子上安顿好后，审讯便开始了。首先，他说我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沉默寡言、性格内向的人，想知道我有什么看法。我回答：“那是因为我从来都觉得没什么好说的，所以宁可把嘴闭上。”他像我们第一次会面时那样微笑，对我说这的确是最明智的做法：“再说，这一点也不重要。”他注视着我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坐正，迅速地脱口而出：“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您本人。”我不太懂他这句话的意思，便没有回话。他继续说：“您的行为中有些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我相信您能帮我加以厘清。”我表示事情发生的一切过程很单纯，他还是坚持要我描述那一天的经过。于是我又跟他把上次讲过的内容顺过一遍：雷蒙、沙滩、游水、打斗、再次回到沙滩、流水、太阳光和开枪击出五发子弹。每讲完一句他都点头道：“没错，没错。”当我讲到躺在沙滩上的躯体时，他特别说了声：“对。”就这样，他让我从头把故事重复一次。我觉得自己这辈子好像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话。
沉默一阵子以后，他站起身跟我说他很关心且愿意帮助我，在上帝的协助之下，他也许能为我做点什么。但在此之前，他想先问我几个问题。没等我反应，他劈头就问我爱不爱妈妈。我回答：“当然，跟所有人一样。”这时本来一直规律地打字记录的书记官犹豫了会儿，不知是不是按错了键，又退回去重打一遍。接下来同样是看不出逻辑关联的提问，法官想知道我那五枪是不是连续击发的。我稍作思考后，说明我是先开一枪，隔几秒钟才继续开另外四枪。“为什么您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开枪中间会停下来？”他质疑道。回想起那时的情况，火红色的沙滩再度浮现眼前，照在额头上烧烫的太阳光还记忆犹新，然而这次我没有回答。等不到我回应的法官，在这段静默中焦躁了起来。他坐回椅子上，拨弄凌乱的头发，将手肘靠在办公桌上，以一种奇特的态度微倾向我道：“为什么？为什么您会朝一个倒在地上的人开枪？”又一次，我还是不知该怎么回答。法官以手支额，改用稍微不同的口气重复一样的问题：“为什么？您一定得给个答案。到底为什么？”我始终不发一语。
他猛然起身，大步走到办公室另一头，打开文件柜的抽屉，取出一只纯银的耶稣像十字架，举着它朝我走来，以几乎颤抖的声音喊道：“您知道他是谁吗？”我说：“当然知道。”他快速而激动地告诉我他相信上帝，且坚信没有任何人是十恶不赦到上帝无法原谅的，前提是人必须心存悔意，像孩子一样，敞开白纸般的灵魂，准备好全然接受信仰。他整个上身往前倾过半个办公桌，在我头上挥舞着他的十字架。说实话，他说的大道理我只能勉强理解，第一是因为我很热，第二是他的办公室里有许多大苍蝇，时而飞来停在我脸上，还有，就是他让我觉得有点害怕；同时我承认这有点荒谬，因为毕竟我是个犯人啊。他滔滔不绝地继续着，我大概听懂的是，我的供词中仅有一点隐晦不明的地方，就是我稍作停顿才开了第二次枪。其他部分都很明朗，只有这里他无法了解。
我本想要他别再追根究底，告诉他这一点其实不怎么重要，但他打断我，站直了身子问我信不信上帝。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愤慨地坐回椅子上，对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相信上帝的存在，即使那些背弃他的人。这是他的信念，如果有天他对此产生了疑虑，那他的人生便将失去意义。“您想要让我的人生失去意义吗？”他叫道。在我看来这与我无关，我也照实告诉他。话才说完，他已经把耶稣推到我眼前，有些失去理智地对我喊道：“我是个基督徒，我请求他原谅你所犯的过错。你怎能不信他曾为你受难？”我清楚地发现他对我已经不再以礼相待，不过我也受够了。房间里的闷热让人觉得越来越沉重。习惯上，当我想摆脱某个难以应付的人，就会假意表示赞同。令我惊讶的是，他马上得意地说：“你看，你看！”他叫道，“你还是相信和愿意依靠他的！”当然，我否定了他的推论。他又跌坐回椅子上。
他看起来很疲倦，沉默了好一阵子，一旁不停记录谈话内容的机器还在继续嗒嗒响着，急忙跟上最后几句话。他面带忧伤，专注地凝视我，然后喃喃道：“我从来没见过像您这样顽固的灵魂。来到我面前的嫌犯，没有一个不在这个耶稣受难像前掉泪的。”我心想，那纯粹是因为他们犯了罪。但在脱口说出这句话前，我想起我也跟他们没两样，只是没办法将自己与他们联想在一块儿。法官站起身，像是要告诉我审讯业已告一段落。他最后又有些疲乏地问我是否对罪行感到后悔。我思考了一下，回答与其说后悔，不如说这对我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困扰。我觉得他听不懂我的意思，但这一天的对话到此结束，没再有任何进展。
之后我经常见到预审法官，但每一次都由我的律师作陪。双方关心的仅止于让我进一步厘清之前陈述的某些重点。有时法官也和律师讨论我受到的指控，不过当他们谈论这些细节时，从来不留意在一旁的我。总之，渐渐地，侦讯的氛围有了转变。法官似乎不再对我感兴趣，某种角度上他就像已经结了案；再没跟我提起上帝，我也没再见过他像那天一样激动的模样。结果，我们的会面变得简短扼要许多。几个问题，和我的律师交换点意见，讯问就告终了。正如法官所言，我的案子进展得很顺利。有几次，当谈话内容不那么专业时，他们还会邀我一起加入。我开始能自在地呼吸，侦讯中没有人厉声严词地对待我，所有事情看起来是那么自然、按部就班，拿捏得恰到好处，我甚至产生“我是他们的一分子”这种荒谬的错觉。预审到了第十一个月时，我甚至发现，除了每次法官送我到办公室门口，拍拍我的肩膀以熟悉的语气说“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反基督先生”这短暂、令人满足的一刻以外，我几乎没什么好期待的。因为与他道别后，我就得被送回牢房里。
2
有些事我从来就不爱说。当我在监狱里待上几天后，我便知道自己以后不会想提起我人生中的这一段。
过了些时日，我已不再将这份厌恶放在心上。其实，起初几天我还称不上真的在坐牢，只是漫无目的地等待有新的事情发生。这情况在玛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探监后，才有所改变。有一天我收到她的来信（信里写到她没法再来看我，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从这天开始，我才有了以牢房为家、生命就在此停滞的真实感。我被拘捕的当天，是跟其他几个囚犯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其中大多数是阿拉伯人。他们看到我先是一阵嬉笑，接着问我犯了什么罪。我说我杀了个阿拉伯人，他们便全部安静下来。不久，到了晚上，他们开始教我把睡觉用的席子从一端慢慢卷成圆筒状，好当作枕头。整晚都有臭虫在我脸上爬来爬去。过了几天，我被移送到个别的牢房里，可以睡在木造床板上，还有便桶和盥洗用的铁盆。监狱位于全城的制高处，从一扇小窗看得到海。某天就在我抓着铁窗栏杆，伸长脖子欣赏外头阳光普照的景致时，监狱看守员进来说我有访客，我猜想那应该是玛莉，也的确是她没错。
我跟着看守员穿过一条长廊，步下楼梯，又走到另一条长廊尽头，才抵达会客室。阳光透过宽敞的窗口照亮室内，两道铁栅栏将房间分成三等分，中间部分占八到十米的距离，借此将囚犯和访客分隔开来。我端详在我对面的玛莉，她穿着条纹洋装，小麦色的肌肤一如往常。我这一头共有十几名囚犯，大部分是阿拉伯人。玛莉周围是些摩尔人，她两边的访客一个是全身黑色打扮、嘴唇紧闭的矮小老妇，另一边是臃肿的妇人，嗓门很大，还不停地打着各种手势。由于栅栏间隔了一段距离，访客和囚犯没有选择，必须高声说话才能彼此沟通。当我进来时，在赤裸墙面间反弹的回音，加上通过窗户玻璃后四散在房间里的刺眼光线，让我顿时一阵晕眩。我的牢房比起来宁静、阴凉多了。我得花上几秒钟适应，不过才一会儿，我就又能看清每张脸孔从大白天的光线里浮现。我看到有个看守员坐在两道栅栏之间的走道尽头。大部分阿拉伯囚犯和他们的家人都面对面蹲着，即使在一片嘈杂中仍能小声对谈。头上是不停交错的呼喊，他们喑哑的低语形成一股在背景中持续演奏的低音呢喃。这情况是我在走向玛莉时，很快地一并注意到的。紧贴在栏杆上的她，努力向我挤出笑容。我觉得她很美，却没想到该对她表达赞赏之意。
“怎么样？”她高声对我说，“你还好吧？不缺什么吧？该有的东西都有吗？”
“都有，什么都不缺。”
我们沉静了一阵，没再对话，玛莉始终对我微笑着。胖妇人朝我隔壁的人喊叫，他是个高大、目光坦率的金发男子，大概是她先生。他们继续着之前的话题。
“珍不肯照顾他。”她奋力叫道。
“喔，是吗？”男子回答。
“我跟她说你一出去就会接他回家，可她就是不肯。”
玛莉喊着告诉我，雷蒙要她代为向我问好，我回答“谢了”，但声音被旁边的男子一声“他好吗”盖了过去。他太太笑着说：“当然，从来没这么好过。”我左边是个年轻人，个子矮小，生着一双纤细、秀气的手，从头到尾一语不发。他对面是那个矮小的老妇人，两人激动对望，我听见玛莉大声叫我不要放弃希望，因此没机会继续观察他们的举动。我看着玛莉说：“我会的。”突然很想隔着洋装按住她的肩膀。我是如此向往触碰这块轻薄的布料，除此之外实在不知道该希冀些什么。而玛莉想的好像也是同一件事，因为她总是微笑着。我只看到她洁白闪亮的牙齿，和眼角的笑纹。这时她又叫道：“你会没事的，等你出来我们就结婚！”我回道：“你真这么想？”但其实只是为了说点什么。她听了提高音量，一口气不间断地说她相信我会被宣告无罪，然后我们可以再一起去游水。同时，另一边的妇人喊道她在书记室放了一只篮子，把里面所有东西都点过一遍，强调必须留意没有短少，因为每样都不便宜。左边的年轻囚犯和他母亲依旧相望无言。阿拉伯人的低语继续在我们高声喊叫下回荡着。外面的日光仿佛气球一样膨胀开来，紧压着窗洞。
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宁愿结束会面就此离开，鼎沸的人声令我很难受。然而另一方面，我又不想浪费与玛莉相处的机会。我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玛莉和我聊了她的工作，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呢喃、喊叫、谈话互相交错。会客室里唯一静默的，只有我旁边这对彼此凝望的母子。不久，阿拉伯人一一被带走，从第一个人离开起，几乎大家都同时静了下来。矮小的妇人贴近栏杆，这时看守员向她儿子比了个手势。他于是说：“再见，妈妈。”她将手伸出栏杆，微微地、缓慢地向他挥手道别。
她离开的同时进来的是个手上拿着帽子的男人，取代了她原来的位置。看守员领进另一名囚犯，两个人很快便热络地交谈起来，但音量只有之前的一半，因为会客室已从原先的嘈杂恢复到宁静。接着我右边的囚犯也被带走，他太太好像没注意到不再需要吼叫，还是高声对他喊道：“小心点，好好照顾自己。”之后便轮到我了。玛莉给我一个飞吻。我在走出会客室前回头望了她最后一眼，她一动也不动，整张脸贴在栏杆上，笑容因而扭曲、僵硬。会面过后不久，她写了封信给我，我不爱说的那些事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尽管如此，也无须过度加以渲染，而且在这上头我比其他人更轻易就熬了过去。在我被收押之初，最辛苦的地方其实是我的思考模式还是跟个自由人一样，没有改变。举例来说，我会想到沙滩上，往海里走下去。想象第一波浪潮弄湿我脚掌，身体进到水里舒畅的感觉，一时之间牢房的四面墙就更充满了压迫感。不过这种情况仅持续了几个月，过后我的想法便跟普通囚犯无异。我在牢房里等待每天的庭院散步，或是律师来访的时刻。剩余的时间我安排得相当妥当。我常想若是有人让我住在一根枯树干里，天天无事可做，只能仰望那一小块天空的变化，最后我也会慢慢习惯。我会等着听路过的飞鸟或欣赏云朵的分合，就像我在牢里等着看律师的奇特领带，或是在另一个世界里，我耐心等到星期六，终于有机会抱着玛莉一样。而且仔细想想，我并不是待在枯树干里，世上比我更为不幸的人还有很多。这也是妈妈的看法，她以前经常这么说：人到最后什么事都会习以为常。
其余的，我没再想得那么远。前几个月的确很难熬，但咬紧牙关坚持住，也就过去了。例如，我对女人的渴望无法得到满足，感到痛苦难耐。我还年轻，这很正常。我从来不是特别去想玛莉，而是疯狂地想要一个女人，回想所有我认识的女子，当时我之所以喜欢她们的各种情况，然后让我的牢房里填满了每一张脸，被我的欲望所占领。这虽然让我失去心理上的平衡，但从另一个角度想，却是打发时间的好方法。后来我获得了陪送餐员巡房的典狱长的同情。最初，女人的问题是他跟我提起的，因为这是其他受刑人抱怨的第一件事。我告诉他自己跟他们一样，并觉得这种待遇很不公平。“可是，”他跟我说，“这正是人家把你关在监狱里的用意。”我问：“怎么说？”“限制行动啊，不是吗？坐牢就是要让你失去自由。”我从来没想过这一点。“没错，”我点点头道，“不然怎么叫惩罚呢？”“对，你能懂得这道理很好，其他人就想不通，不过最终他们会有法子自己解决的。”说完典狱长就离开了。
此外，还有烟瘾问题。当我进到监狱里时，皮带、鞋带、领带和口袋里的东西都一并没收了，包括我的香烟。一到牢房，我便请他们还给我，但他们回答说这是明令禁止的。刚开始几天真的很难过。没烟抽可能是最让我感到挫折的一环。我从床板拔下小块木片，含在嘴里吸吮；一整天焦躁地踱步，不时感到恶心想吐。我不懂为何他们要剥夺这种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权利。后来，我明白了这也是处分的一部分。不过这时我已经习惯了不抽烟，因而它对我也不再是一种惩罚。
除了这些困扰以外，我还不算太悲惨。就像之前提到的，坐牢的重点其实在于如何打发时间。自从我学会了回想过去，便再也没觉得无聊过。有几次我回想起自己公寓里的房间，在脑海中想象从一端出发，清点路上该出现的东西，再回到原点。刚开始很快就能走过一遍，但每次只要重新来过，花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我渐渐想起每一件家具，然后是家具上的每一样物件，物件上的所有细节和细节本身，像是锈痕、裂缝或者有缺口的边角，还有颜色或纹路。在此同时，我试着保全记忆中列表的连贯性，好最后完整地列举一遍。这样几个星期下来，光是数着我房间里的东西，就能花上好几个钟头。越是认真思考，就有越多忽略和遗忘的部分从记忆里浮现出来。结论是，我发现即使在外头仅生活过一天的人，都能在监狱里待上百年。他已有足够的回忆，让自己不感到无聊。如果单纯从这方面来看，可以说是个优点。
睡眠也是一个问题。一开始，我晚上睡不好，白天睡不着。日子慢慢过下来，我晚上睡得好些了，白天也还能睡一点。最后那几个月，我一天能睡上十六到十八个小时。换言之，只剩下六个小时得打发，还不包括吃饭、上大小号、回忆游戏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故事。
在床板和草席中间，我找到一张几乎黏在席子上、发黄、接近透明的旧报纸。上头是一则社会新闻，虽然看不到文章的开头，不过整个事件应该是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个捷克男子离开了生长的小村庄，希望能在外地成就一番事业。二十五年后，成功发大财的他带着妻儿衣锦还乡。他的母亲在家乡和他姐姐一起经营旅馆，为了给她们惊喜，他将太太和儿子安置在另一家饭店，然后自己到母亲的旅馆去；由于许久未见，母亲竟没认出他来。他突然想和亲人开个玩笑，当下要了一个房间过夜，还不吝于表现自己的富有。那天夜里，他母亲和姐姐用榔头将他杀害，偷走他的钱财，然后将尸体丢进河里。隔天早上，他的太太到旅馆来，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揭露了他的真实身份。最后，他母亲上吊，姐姐跳井。这个故事我读了有上千次。表面上，它看起来太戏剧化，让人难以置信；另一方面，却又很合乎常理。总之，我觉得这场悲剧有一部分得怪捷克男子自己弄巧成拙，这种事本来就不该随便闹着玩。
就这样，长时间的睡眠、回忆游戏、阅读那篇社会新闻，在日复一日的昼夜光影变换间，时间过得很快。我曾读到在监狱里待久了，会逐渐失去时间概念的说法，但那对我而言没有太大意义，当时我并不懂，原来日子能让人同时觉得漫长又短暂。漫长得度日如年不说，还膨胀到彼此交叠，最终界限消失，既定的名字也不复存在。对我来说，只有“昨天”或“明天”这种词汇还保有原意。
有一天，看守员说我在这里已经过了五个月，我虽然相信他，却无法具体领会这句话的含意。在我看来，这只是同一天在我的牢房里不断重演，我也不停继续同样的动作来消磨时间。这天，看守员走后，我从铁盆上端详我的倒影，觉得即使自己试着对它微笑，它看起来依旧很严肃。我左摇右摆，看着那倒影在我眼前晃动，但它还是维持着严峻和阴沉的表情。一天将到尽头，又到了我不愿谈论的时刻，一个无以名状的时刻。此时，夜晚的声音悄悄地从监狱的每一层爬上来。我走近窗边，在最后的暮光中再次凝视我的倒影。它还是一样严肃，然而已不再令我讶异，因为此时我感觉自己也严肃了起来。刹那间，数月来第一次，我清楚意识到一个说话声，并认出那是每到傍晚便在我耳边回荡的声音。原来，这段日子以来，我一直在自言自语。顿时我想起妈妈葬礼上驻院护士说过的话。的确，这种状况谁都无可奈何，也没人能想象监狱里的夜晚是什么样的。
3
季节可以说交替得很快，才过了个酷暑，转眼另一个夏天又到了。我知道第一波热浪来袭时，新的局面也将随之而来。我的案子排进了重罪法庭的最后一个庭期，该庭期预定于六月审结终了。开庭的第一天，同样是个阳光普照的好天气。我的律师向我保证，辩论的过程不会超过两三天。“而且，”他继续道，“您的案子不是这个庭期最重要的，紧接着后头还有一件弒父案，所以法庭会尽量速战速决。”
早上七点半，我被送上囚车，载到法院。两个法警带我进到一个小房间，里头有股阴暗的气息。我们坐在门边等待，门后传来人声、叫唤声、椅子搬动的声音和阵阵嘈杂声，令我想起社区里办的节庆活动，当音乐表演一结束，人们会将场地重新整理，空出地方跳舞。警察告诉我在开庭前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其中一个还递了支烟给我，我婉拒了。不一会儿，他又问我会不会“怯场”。我答说不会，不仅不会，反而对目睹案件受审的过程很感兴趣。我一生中还没有这样的机会。“的确，”另一个警察说道，“开始是这样没错，但要不了多久，这就会令人厌烦。”
过了一阵子，房间里响起铃声，于是他们将我的手铐取下，打开门领着我走进被告席。法庭里满是群众。尽管放下了帘子，阳光还是从四面八方透进来，在紧闭的窗户里，闷热的空气叫人窒息。我坐了下来，法警则站在我的两边看守。这时我看见对面一排好奇的面孔，一双双眼睛全盯着我瞧，我明白他们就是陪审员。我说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只觉眼前是排普通的电车乘客，正仔细观察刚上车的人，看看有没有什么滑稽可笑的地方。我很清楚这个想法多愚蠢，因为在这里他们试图找的不是什么笑柄，而是罪行。不过当中的差异并不太大，总之这是我自然而然产生的一个联想。
挤在密闭空间里的人群也让我有点慌乱失措。我再次环顾庭内的每个人，却找不到一张熟面孔。我一开始没意识到，他们其实全是冲着我来的。我一向不是个受到瞩目的人，因而费了点工夫，才明白过来我是这场骚动的核心。我向法警说：“来了好多人啊！”他告诉我是因为报纸报道的缘故，并指了指坐在陪审团席下方的一群人。“就是他们了。”他说。我问道：“他们是谁？”他又重复了一遍：“报社记者。”这时他与自己认识的其中一个打了招呼，对方随即朝我们走来，他看起来上了年纪，面貌有些狰狞，但不失亲和。他与法警热情地握手。同时，我注意到大家都在互相行礼，聚集交谈，就像在俱乐部里，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再度聚首那样融洽。我怪异地感到自己是多余的，仿佛一个误闯进来的入侵者。只有那位记者微笑着向我说话，希望我的案子能有好的结果。我对他表示感谢，他又接着说：“您知道的，我们为您的案子增加了篇幅。夏天是报业的淡季，最近只有您和弒父案比较值得报道。”他说完指着自己坐的媒体区，有个矮小男子，长得像被饲主养胖的鼬鼠，戴着一副又大又圆的黑框眼镜。他说那人是巴黎某报社特派员：“他其实不是专程为您而来，不过既然他得负责弒父案的报道，报社那边便要求他一并处理。”听完，我又差点想谢谢他，还好及时想起那会有多荒谬。他以一个礼貌的手势向我道别后，就回到原来的位子去。我们继续干等了几分钟。
这时我的律师出现了，他穿着律师袍，由许多同僚簇拥着。他先往媒体席走去，跟记者握手寒暄。双方谈笑风生，看起来似乎相当轻松自在，直到铃声响彻法庭，所有人才赶回座位。我的律师走过来，与我握手致意，建议我尽量简短地回答问题，不要主动表示意见，其余的只要相信他，交给他处理即可。
我从左边听见椅子往后拉的声音，转头看见一名高瘦的男子，戴着夹鼻眼镜，坐下时一边把身上穿的红袍细心地折叠好。我知道他是检察官。执达员宣布法官入场，两架大电风扇开始发出马达运转的嗡嗡声。接着就来了三名法官，两个穿着黑袍、一个穿着红袍，带着卷宗快步朝俯瞰全场的法官席走去。红袍法官在中间的椅子上坐下，取下帽子摆在面前，拿手帕擦拭他的小秃顶，然后宣布开庭。记者们已经个个手握笔杆准备记录，清一色面带无所谓和有些嘲讽的表情，除了一个身穿灰色法兰绒西装、搭配蓝领带、看起来相当年轻的记者。他没有拿起放在面前的笔，只是盯着我看。在他略微不对称的脸上，我只看到他一双清澈的眼睛，专注地打量我，不表露出一点可供猜测的心思。不仅如此，还让我有种凝视着我的正是我自己的奇异错觉。也许是因为这样，还有就是我对庭讯的惯例没有概念，所以不太懂接下去进行的所有程序，包括陪审团抽签，审判长向律师、检察官和陪审团提问（每问一次，陪审团成员都同时转头朝法官席望去），对所控罪状的快速朗读（当中我听见了熟悉的地名和人名），以及对律师的再次提问。
审判长接着宣布将进行证人的传唤。执达员念出的人名引起我的注意。从刚才看来朦胧、完全陌生的群众脸孔中，我看到了养老院的院长和门房、老汤玛·菲赫兹、雷蒙、马颂、萨拉曼诺和玛莉，她朝我有些不安地挥了挥手。他们听到传唤一一起身离开旁听席，然后从侧边的门消失。我还正讶异着没有更早认出他们，最后一个证人赛勒斯特站了起来。我发现他旁边坐着曾经在餐厅里跟我同桌的娇小女人，依旧穿着那件合身外套，态度一样那么明确、果决。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不过我没时间停下来思考，因为审判长又发言了。他说答辩即将正式开始，不需特别强调，在场旁听的群众应懂得保持肃静的道理。他表示自己的角色是以客观的角度审视本案，并公正地引导案件辩论的进行。他将秉持司法公平正义的精神看待陪审团所做出的判决，而一旦有任何事端发生，都将勒令休庭清场。
室内温度越来越高，在场人员纷纷拿起报纸扇风，发出连续不断的翻纸声。审判长比了个手势，执达员立即取来三把麦秆编织的扇子，给三位法官使用。
接下来马上开始对我的诘问。审判长以平静，几乎带着些微友好的语气向我提问。我再度被要求自报身份，虽然极其厌烦，我还是打从心底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审错人可就严重了。接着，审判长重复我叙述过的事情经过，每三句就停下来问我：“是这样吗？”每一次我都按照律师的指示回答：“是的，审判长先生。”由于审判长相当注重细节，整个过程颇为冗长，一旁的记者群边听边埋头奋笔疾书。我感觉那个年轻记者和举止如机器般的女子目光停在我身上。电车乘客此时整排都转而面向审判长。审判长干咳了几声，翻阅手上的卷宗，然后边扇扇子边认真地望着我。
他说他现在必须进行的提问，表面上与我的案子毫不相干，但实际上可能具有莫大的关联性。我猜到他又要提起妈妈的事，同时感到自己对这一点有多么不耐烦。他问我为什么将妈妈送进养老院。我回答那是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钱请人照护和治疗她。他问我与妈妈分隔两地，在感情上对我有没有影响。我回答自己和妈妈对彼此，甚或对其他任何人，均无所欲求，而且我们都很习惯各自拥有的新生活。审判长于是表示不愿继续着重在这一点上，并询问检察官是否有其他问题。
检察官半背对着我，没有看我一眼，说明在审判长的同意下，他想知道我是否怀着杀害阿拉伯人的念头，独自一人回到流水边。“不是。”我回答道。“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带着枪，又为什么会刚好回到那个地点？”我说那只是巧合。检察官听完以不怀好意的语气做出结论：“我暂时没有其他问题了。”之后的事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至少我是这么觉得。但在一阵讨论交涉后，审判长宣布上午的庭讯告一段落，延至下午听取证人的证词。
我来不及思考，随即被带离法院，送上囚车回到监狱。吃过午饭没多久，就在我刚刚感觉到疲倦的时候，押解的人员就出现了；一切重新来过，我回到同样的法庭，面对同样的脸孔。不同的只有变本加厉飙高的温度，奇迹似的，每位陪审员、检察官、我的律师和几名记者都拿到了一把麦秆扇。那个年轻记者和娇小女子也没缺席，但他们不动手扇风，仍旧是不发一语地望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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