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擦掉脸上遍布的汗水，闷热让我忘了自己身在何方、所为何来，一直到听见传唤养老院院长上庭做证，这才回过神来。他首先被问到妈妈是否对我有所埋怨，他点头称是，但解释埋怨亲人有点算是院友们的习惯。审判长请他说明她是否责怪我把她送进养老院，院长再次给了肯定的答复；然而这一次，他没再多说什么。回答另一个问题时，他说自己对我葬礼那天的冷静感到讶异。他接着被问到他所谓的冷静是什么意思。院长听完问题，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然后说我不愿意看一眼妈妈的遗容，也没有流下一滴眼泪；葬礼结束就马上离开，没有留在墓前悼念。还有一件事令他感到惊讶：有个葬仪社的员工告诉他，我不知道妈妈的岁数。话一说完现场沉寂片刻，审判长继续问他是否确定自己谈论的是我本人。由于院长一时之间听不懂这个问题的用意，审判长告诉他：“这是法律规定的制式问题，请如实回答。”接下来审判长问检察官是否想问证人其他问题，检察官高声回道：“噢，不必了，这些已经够了。”并得意扬扬地朝我的方向望过来。这许多年来第一次，我突然有一股想哭的愚蠢冲动，因为我深深地感觉到，眼前这些人有多么厌恶我。
在征询过陪审团和我的律师有无其他问题后，审判长聆听的是门房的证词。不管是他还是其他证人上庭，法律规定的制式流程总是一再重演。抵达证人席时，门房看了我一眼然后撇过头去，避开我的目光。紧接着他一一回答了诘问。他说我不想看妈妈最后一眼，抽了烟，在守灵时睡着了，并且喝了欧蕾咖啡。语毕，我感觉庭内起了一阵骚动，然后我第一次明白自己是有罪的。门房被要求厘清欧蕾咖啡和抽烟的经过。检察官转头瞧着我，目光中闪现一丝嘲讽。这时，我的律师问门房是否跟着我一起抽了烟，检察官立即激动地起身，对问题提出异议：“试问在这个法庭内谁才是罪犯？难道无所不用其极把证人拖下水，就能降低其陈述铁证如山的效力？”虽然如此，审判长还是请门房回答问题。老人家一脸尴尬地说：“我知道这是我的不对，可先生请我抽烟，我不好拒绝。”最后，审判长询问我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没有，”我回答道，“不过证人说得对。烟的确是我请他抽的。”门房听了有点诧异地望着我，眼神中怀着感激之情。他犹豫半晌，开口说欧蕾咖啡是他提议的。我的律师像是突然占了上风，大声告知陪审团会将他的陈述纳入考量范围。然而检察官却暴跳起来朝我们头上怒斥：“没错，陪审团会将之纳入考量范围，得到的结论会是陌生人可以送上咖啡，但为人儿女，在孕育自己生命的遗体面前，应该加以拒绝。”诘问结束，门房回到了旁听席的座位上。
轮到老汤玛·菲赫兹时，他必须在执达员的搀扶下才能走到证人席。菲赫兹说他所熟识的主要是我妈妈，我本人他只在葬礼那天见过一次。接下来他被询问到我当天的行为举止，他回道：“您了解吗？我太过伤心，什么也没注意到。这份伤痛蒙蔽了我的双眼，由于对我而言失去挚友实在悲痛难当，我甚至昏厥过去。所以，我没来得及多看这位先生一眼。”检察官问他是否至少曾看到我哭泣。菲赫兹回答没有。检察官于是表示：“陪审团会列入考量的。”但这回轮到我的律师动怒了，他以在我看来过于夸张的语气追问菲赫兹“能否确定看见我没有掉一滴眼泪”。菲赫兹说：“不能。”旁听席传来一阵笑声。律师卷起一只袖子，断然道：“这可以说是本次诉讼的最佳注解。所闻尽是模棱两可的主张，无助于厘清真相！”检察官对这番话没有反应，只是拿铅笔轻敲卷宗夹。
审理暂停了五分钟，律师趁空当告诉我案情颇为乐观，之后是赛勒斯特以辩方证人的身份出庭应讯。辩方，那指的正是我。赛勒斯特不时朝我这边投来目光，手里搓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他穿着一身自己很爱惜的西装，有时星期天他会穿着它跟我一起上赛马场。不过我想他没能把领子立上去，因为衬衫领口只用了一颗铜扣扣紧。他被问到我是不是他的顾客，他回答：“是的，也是我的朋友。”接着庭上又询问他对我的看法，他说我是个男子汉；被问到这个用词所谓何意时，他表示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问他是否认为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他只承认我不会为了表达无用的意见而多费唇舌。检察官询问我是否按时结清餐费，赛勒斯特笑着说：“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细节，不足为外人道。”他又被问到对我所犯罪行的看法。他双手抓着证人席的栏杆，看得出事先已准备过该如何回话。“在我看来，这是厄运造成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大祸临头是怎么一回事，那会让人毫无招架之力。而对我来说这件事也是这样，就是厄运当头的结果。”他本想继续发表意见，但审判长打断他，说他的意思已经清楚传达，并感谢他出庭做证。赛勒斯特听了有些错愕，随即又表示希望能再说几句话。庭上便请他简短扼要地说明。他重复说着那是厄运使然，审判长对他说：“好的，我们知道了，不过审理这类厄运带来的悲剧正是我们的工作。谢谢您的证词。”仿佛已经竭尽所能为我尽了最大道义，赛勒斯特转头望着我，我感觉他的双眼湿润发亮，嘴唇颤抖。他看起来像是在询问是否还能为我做些什么。我一语不发，没有任何动作，但生来头一遭，我有了想亲吻一个男人的念头。审判长再度催促他离开证人席，赛勒斯特无可奈何，只得回到旁听席的座位。接下去的庭讯过程中，他没有离开，留在旁听席；上身往前倾，手肘搁在膝盖上，双手一直握着那顶巴拿马草帽，仔细地聆听所有的诘问内容。之后轮到玛莉进入证人席。她戴着一顶帽子，看起来还是那么美，但是我比较喜欢她头发自然放下来的样子。我在座位上远远地想象她胸部轻盈的触感，还有那令人怀念的、略噘的下唇。她看起来很紧张。还来不及稍作镇定，她已经被问到是何时结识我的。她表示自己曾经是我们办公室的职员。审判长想知道她跟我的关系，她回说是我的朋友。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她又承认自己准备要嫁给我。正在翻阅卷宗的检察官，突然问她我们的“关系”是何时开始的。她回答了确切的日期。检察官以冷漠的语气指出，那天正是妈妈葬礼后的隔天。接着他语带讥讽地说不愿在这敏感的话题上多做文章，他完全理解玛莉的顾忌，然而，这话说出口的同时，他的语气也一并变得强硬。善尽职责的重要性更在世俗礼仪之上，他别无选择。于是，他请玛莉简要地叙述我俩发生关系那天的经过。玛莉原本不想说，但在检察官的坚持下，她还是描述了海水浴场、电影约会和散场后到我家过夜的始末。检察官表示听过玛莉在预审的证词以后，他参阅了这一天电影院的场次表，并回过头来请玛莉说出电影片名。她以近乎空洞的声音说，那是部费尔南德尔的片子。话一说完，全场鸦雀无声。检察官紧接着站起身，一脸沉重，以让我感觉到他发自内心的激动口气，指着我缓缓地说：“陪审团先生们，母亲下葬后第二天，这个男人到海边戏水，开始一段新的男女关系，而且还在放映喜剧片的电影院里哈哈大笑。其他的，我想我不需要多说了。”他重新坐下，仍旧保持沉默。忽然，玛莉崩溃啜泣，边哭边说事情不是这样，她还有其他事没机会说出来。检察官强迫她说了跟自己想法完全相反的话，她很清楚我的为人，我没有做错事。可是执达员在审判长的指挥下，把她带离了证人席。庭讯又继续进行下去。
下一个证人是马颂，似乎已经不太有人留意他的证词。他说我是个老实人，“而且还不止呢，可说是个勇敢的男子汉。”萨拉曼诺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他说我很关心他的狗。回答关于我母亲的问题时，他说我和妈妈已经无话可说，我才会把她送到养老院。“大家要懂得体谅，”萨拉曼诺又说，“要懂得体谅。”可是没有人脸上出现体谅的表情。他就这样被带离证人席。
终于轮到了雷蒙，他是最后一名证人。他微微向我挥手致意，一开口就说我是无辜的。但审判长表示庭上需要的不是他的意见或判断，而是对事实的陈述，并请他针对提问来作答。首先他被要求说明与被害者的关系。雷蒙趁机强调后者怨恨的是他，因为他殴打了死者的妹妹。审判长接着询问被害者是否真的没有怨恨我的理由。雷蒙说我会出现在沙滩上，只是巧合造成的结果。检察官于是问他为什么成为悲剧导火线的那封信，会是出自我的手笔。雷蒙说那也是巧合。检察官加以驳斥，表示整起事件中巧合酿成的莫大罪行已是天理难容。他想知道当雷蒙殴打情妇时我没有介入调解，是否纯属巧合；我到派出所做证是否也是个巧合；我的笔录中出现一味偏袒单方面的陈述，又是不是单纯的巧合。最后，他问雷蒙以何种行业维生。当后者回答“仓库管理员”时，检察官却向陪审团表明证人以拉皮条为业，是件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我正是他的共犯兼好友。这是一桩极其下流的惨剧，由于被告的道德观异于常人，使其罪行更加令人发指。雷蒙想为自己辩解，我的律师也起身抗议，然而却被告知必须先让检察官做完陈述。后者说：“我只剩下一点需要补充。他是您的朋友吗？”他向雷蒙问道。“对，”雷蒙答道，“他是我的好哥们儿。”检察官又向我提出同样的问题，我朝雷蒙望去，他没有避开我的目光。我回答：“对。”检察官转头向陪审团宣告：“这个男人不仅在母亲下葬后第二天就不知羞愧地放浪形骸、尽情享乐，更为了微不足道的理由和一件伤风败俗的卑劣勾当，冷血地犯下了杀人的罪行。各位，被告就是这样一个人。”
语毕，检察官坐回位子上，同时我的律师再也耐不住性子，抬高双臂大声高呼，让原本卷起的袖子又掉了下来，露出浆过的衬衫折痕：“请问，被告犯的罪究竟是杀人，还是埋葬了自己的母亲？”庭内响起一阵笑声。可是检察官再次站了起来，披上袍子说可敬的辩方律师应该是过于天真，因而未能察觉到两者之间有着深刻、令人悲叹和本质上的重大关联。“没错，”他热烈地喊道，“我控诉这个男人带着一颗罪犯的心埋葬了母亲。”这个结论似乎对法庭里的群众起了不同凡响的作用。我的律师无奈地耸耸肩，拭去额头上的汗水。但他脸上之前的乐观已不复存在，我明白对我而言大势已去。
审判长宣布闭庭。步出法院登上囚车前的那一刻，我短暂地感受到夏夜的气味和颜色。坐在黑暗的“活动监狱”里，这座我钟爱的城市独有的声音，以及专属于这个我格外喜爱的时刻的声音，在我疲惫的脑海中回荡。渐趋慵懒的空气里报童的叫卖声，广场中最后的鸟鸣，三明治贩子招揽客人的吆喝，电车经过城市高处拐角发出的尖响，夜晚降临前港口上空的喧嚣，这一切在我心里重组成一趟看不见的旅程，让我在回到监狱前重温一遍。是的，这便是许久以前，叫我心情愉悦的黄昏时分。当时等待着我的是轻飘飘的无梦夜晚。现在事情有了转变，明日来临之前，我安身休憩的地方变成了牢房。夏季傍晚的熟悉路径，既能通往一场好梦，也能通往一间牢房。
4
就算是坐在被告席上，听到别人谈论自己仍然是件有趣的事。在检察官和律师的攻防中，有许多针对我个人的讨论，甚至比针对罪行的讨论还多。不过，双方的主张是否真有很大的差异？律师高举手臂说有罪，但情有可原，要求减刑；检察官挥舞着双手，也说有罪，且罪不可赦，不应减刑。有件事隐约地让我感到为难。即便是在专注于案情的状况下，有时我会有股想加入表达意见的冲动，律师总是告诉我：“别说话，那对您的案子没有好处。”某种程度上，他们像是把我排除在外进行诉讼。所有的过程都没有我参与的余地。我的命运就这样被他人决定，没有人问过我的看法。偶尔我会想打断所有人说：“拜托！到底谁才是被告？被控杀人是件很重大的事，而我自己有话要说。”但略作思考以后，我发现自己其实没什么好说的。此外，我必须承认，每个人专心听别人说话的兴致都只有三分钟热度。例如，检察官的辩论很快就令我感到厌倦。只有某些片段、手势或一段完整的论述，而非其整体，会叫我震惊或引起我的兴趣。
他的论述依据，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是我预谋杀人。至少，这是他试图证明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会证明这一点的，陪审团先生们，而且我会从两方面来论证。首先是再明显不过的犯罪事实，其次是从罪犯的心理状态所呈现出的黑暗面。”他扼要地叙述了从妈妈葬礼开始的一连串事件，再次提起我的无动于衷，对妈妈年纪的一无所知，第二天的海边戏水，与女人约会，电影，费尔南德尔以及最后带玛莉回家过夜。这时我花了点时间才听懂他的话，因为他用了“情妇”这个词，而对我来说，她只是玛莉。接着他谈到雷蒙事件的来龙去脉。我发现他看待事情的方式颇为有条不紊，他的说法听起来也算言之成理。他的推论是，我跟雷蒙串通写了那封信，好引来他的情妇，让她遭受到一个“道德品行大为可疑”的男子虐待。我在沙滩上向雷蒙的两个对头挑衅，结果害他受伤。我趁机向他要来手枪，然后独自一人回到案发地点报复。我一如心中预谋的那样射了阿拉伯人一枪，等了几秒钟后，“为了以防万一”，又连续开了四枪，沉着地，毫不犹豫地，可以说是经过思考后做出的举动。
“到这里为止，先生们，”检察官说道，“我在你们面前分析了导致被告在完全理智的情况下，杀害了死者的一连串事件。我想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谋杀案件，不是那类出于冲动鲁莽所犯下、各位可以酌情减轻其刑的罪行。被告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人。你们听到了他的证词，不是吗？他知道该如何回答问题，他懂得字句的含义，而我们看不出他犯下罪行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听到这里，我知道自己被评断为聪明而有理性。我不太了解的是，为何在一个普通人身上被视为优点的特质，会成为对罪犯不利的决定性证据。光是这一点已叫我震惊，因而没能专心聆听检察官之后的论辩，直到我听见他说：“他是否曾对罪行表示出一点悔意？从来没有，先生们。审讯过程中，这个人没有一次为自己不可饶恕的重罪感到懊恼。”这时他转向被告席，边指着我边继续严词控诉，即使实际上我不太懂为什么他对这一点如此执着。我也许无法否认他说得有理，我对自己的行为，确实不怎么后悔。但如此猛烈的人身攻击，还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也想试着诚心地，甚至友善地向他解释，自己从来没能真正对任何事物后悔过。一直以来，我总是专注于眼前，像是今天或明天即将到来的一切，无暇顾及过往。当然，以我现下的处境，我无法跟任何人以这种语气说话。我失去了表达情感、拥有善意的权利。我试着往下听，因为检察官此时正准备探讨我的灵魂。
他说自己曾就近观察，但没有任何发现。事实上，我没有所谓灵魂，没有一点人性，没有任何维系人心的道义准则能让我有所共鸣。“或许，”他解释道，“这不能怪他。我们不能埋怨他没有自己无法拥有的东西。但是在法庭上，我们必须舍弃宽容这种消极的美德，以或许有失人情，却更为崇高的公平正义来取代；尤其是当我们发现，像被告这样摒除一切普世价值的匮乏心灵对社会造成了危害，更应如此。”他接着谈到我对待妈妈的态度，并重申他在诘问时表达过的观点。但这次花的时间，比起分析我的罪行时长了许多，以至于到后来，我只感觉到炎热早晨的高温在我身上发酵。直到检察官忽然稍作停顿，我才回过神来。他沉默片刻后，以低沉、浑厚的声音说道：“各位陪审员，明天在这同一个法庭上即将审理的，是千夫所指的重罪：谋杀亲父。”据检察官所言，其罪行之凶残是超乎想象的，他并且坦言寄望法庭能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然而他也必须承认，弒父罪令他感到的丑恶与可憎，几乎比不上我的无动于衷所带给他的震撼。他说，一个在精神上杀害母亲的人，和双手染上至亲鲜血的人，一样为社会所不容，因为前者种的因可能导致后者结的果。他仿佛在发表某种预言，且极力加以辩证：“我深信，先生们，”他提高嗓音继续道，“当我说今天坐在被告席的这名男子，得一并为明天同一个法庭审讯的谋杀案负责，你们不会认为我言过其实。因此，他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说到这里，检察官伸手擦拭满脸晶亮的汗水，接着表示这是份沉重而痛苦的职责，但必定会坚决地执行到底。他认为既然我跟这个社会完全脱节，连其基本规范都不认同，便不该在无视于人心与生俱来情感的前提下，还央求自己的罪行受到宽恕与怜悯。“我请求以极刑作为处分，”他说，“而且我心中坦然，没有懊悔。尽管在我漫长的职业生涯中，难免面临将嫌犯求处死刑的时刻，这艰难的职责也从未像今天那样令我觉得适得其所。在眼前这张泯灭人性的脸孔所带给我的憎恶，以及舍我其谁、神圣不可侵犯的良心驱使下，我的信念从未如此坚定。”
当检察官回座后，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颇长的静默。我自己在炎热和震惊的交相荼毒下，只感到呆滞和错愕。审判长干咳了几下，低声问我是否有话要补充。我站起身来，由于想发表意见的欲望一时获得疏解，我脱口说出自己并非蓄意杀害阿拉伯人。审判长回说会将这段陈述纳入考虑范围，并表示截至目前，他摸不清我方的辩护论述架构，希望在律师结辩之前，能先请我针对犯罪动机做出说明。我回答说，那全是太阳惹的祸。因为急着回话，口中的字句糊在了一块儿，加上自己也觉得这个理由荒谬透顶，更显得慌乱失措。旁听席传出了笑声，我的律师无奈地耸耸肩，之后随即轮到他发言。不过他却说时间已晚，要求延至午后继续，审判长应允了。
当天下午，大电风扇依旧翻搅着法庭里厚重的空气，陪审员们手里的彩色扇子全部朝着同一方向摆动。律师的结辩陈述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然而谈到其中某一段时，倒是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说：“的确，我杀了人。”接着他又以同样的语气继续，亦即当他提到我时，使用了第一人称。我感到相当惊讶，忍不住向其中一个法警询问是怎么回事。他起先要我别作声，过了一会儿他才回道：“每个律师都来这一套。”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再一次将我排除在自己的案件之外，把我的存在降为零，还有从某种层面上，取代我的地位。不过，我觉得自己也已经完全从法庭沉闷的辩论中抽离。不仅如此，律师的陈述在我看来荒谬至极。他在预谋犯罪上的辩护只是匆匆带过，然后跟检察官一样，谈到我的灵魂。但比起后者，他在这方面的才华似乎逊色多了。“我也曾就近观察这个灵魂，得到的结果与这位杰出的检察署代表恰恰相反。我不费吹灰之力，便发现了被告的众多人格特质。”他说我是个善良正直的人，出勤规律未曾倦怠，忠于所属公司，受到所有人喜爱，并同情他人苦难。在他口中，我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奉养自己的母亲，是为人子女的楷模。毕竟，我只是希望在养老院里，年迈的亲人能够获得自己经济条件所无法提供的照料。“陪审团先生们，我很震惊本案中与养老院的相关诘问引起了这么大的骚动。因为归根究底，资助这些机构营运的，不正是我们的国家吗？这足以证明它们存在的莫大功用和必要性。”可是，他对葬礼这一环只字未提，我觉得这是他的辩护中明显的缺漏，但我已无心顾及；这些长串堆砌的词句、连日来的庭讯和不断在我的灵魂上打转的疲劳轰炸，让我感到一切就像一片浑浊乏味的死水，我晕头转向。
最后，我只记得当我的律师还在滔滔不绝时，冰淇淋小贩的喇叭声从路上穿透门窗，进入法庭传到我耳里。我脑海中不停涌现那些不再属于我的日子，当中有我最微不足道和最根深蒂固的欢乐回忆：夏天的味道，我所喜欢的社区，某个夜晚的天空，玛莉的笑声和洋装。困在这里的无用武之地和束手无策，顿时哽住我的喉咙，我心中只剩一个急切的渴望——叫辩论立刻终了，好让我能回到牢房倒头就睡。终于，我的律师在结尾大声疾呼，陪审团不会乐见一个老实的公司雇员，因为一时失常而被处死，并要求酌情从轻量刑，因为我将终身遭受良心的谴责，而那才是最严厉的惩罚。庭讯终止，律师精疲力竭地坐回椅子上。他的同僚们过来和他握手致意。我听到：“太精彩了，老兄。”其中一个甚至还寻求我的附和：“对吧？”我虽然点头赞同，但这客套的恭维没有多大说服力，我真的太累了。
时间已近黄昏，室内也不再热气沸腾。透过路上传进来的声音，我想象夜晚的轻柔。我们全都留在法庭等待，而大家引颈企盼的结果只关乎我一个人。我再次环顾法庭，看起来跟第一天一样，没有任何改变。扫视中，我的目光与穿灰色西装的记者和机器般举止的女子短暂交会。这让我想起整个诉讼过程中，我没有去看玛莉一眼。并非我忘了她的存在，而是我脑袋里太忙乱。我看到她坐在赛勒斯特和雷蒙中间。她朝我微微招手，像是在说“终于等到了这一刻”，略带焦虑的脸庞对我微笑着。但我觉得整颗心像是封闭了起来，甚至没能回应她的笑容。
三位法官重新回到庭上。很快地，有人向陪审团朗诵了一连串问题。我听见“谋杀罪”……“预谋”……“酌情从轻量刑”几个字眼。接着陪审团步出了法庭，我又被带回等待开庭时去过的小房间。我的律师过来看我，一开口便说个不停，而且他以往跟我说话时，从未表现出同等的自信和热忱。他认为事情很顺利，我只消在监狱待上个几年就能脱身。我问他若审判结果对我不利，是否有可能撤销原判，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当初的策略是尽量不提呈当事人的意见，以免引起陪审团的反感；并解释说已经成立的判决不可能无缘无故撤销。这听起来理所当然，我也愿意接受他的逻辑。若是冷静地看待整件事，这其实再正常不过。要不然，每个判决都会是一张废纸，诉讼案件永远没完没了。“无论如何，”律师说，“您还是有权上诉。不过我相信结果会是有利的。”
我们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将近四十五分钟左右，然后铃声响起。我的律师道：“陪审团主席即将宣读结论。您得等到宣判时才能进到法庭。”说完他便离开。我听到开关门还有上下楼梯的声音，但分不清他们是近还是远。接着，庭内传来低沉的朗读声。当铃声再度响起，我重新步入被告席，整个法庭的静默淹没了我。在这静默当中，我心中涌起一股古怪的感受，因为那名年轻记者避开了我的目光。我没有朝玛莉的方向看。我无暇多做这样的举动，因为审判长正用一长段拗口生硬的语句，告诉我将以法兰西公民之名，将我在广场上斩首示众。这一瞬间，我仿佛读懂了现场每一张脸上的表情。我想那该是种带有敬意的同情。法警对我相当客气。律师拍拍我的手背以示安慰。我脑中再没有任何想法，审判长却问我是否还有话想说。我思考了一下，回答说：“没有。”于是，我就被带离了法庭。
5
我拒绝见监狱牧师，已经是第三次了。我没有话可对他说，也没有一点交谈的兴致，反正再过不久我就会见到他了。此时我感兴趣的，是逃过整个运作机制，找出这无法抗拒的结局，是否还有转圜的余地。我被换到另一间牢房，躺下来能看到天空，我也一直盯着它不放。我观察它脸上色彩的隐退变化，看着白日过渡到黑夜，每天就这样度过。我枕着双手仰卧，静静等待。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在脑海中搜寻例子，有哪个死刑犯逃出虎口，在行刑前消失，或是突破警戒线脱身的？然后，我不禁责怪自己对这些行刑记录未曾多加留意。关心这些事情绝对有其必要性。人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像所有人一样读过报纸上的报道，不过坊间一定另有些专题著作，只是我以前从未有足够的好奇心去翻看。要是看了，也许能从中找到关于越狱的描述，我就会知道命运的巨轮至少有过停摆的案例；在这无可逆转的既定安排下，有那么一次，偶然和机遇曾经带来了改变。仅仅一次也好！某种程度上，我相信那对我已足够，其余的我会自己想象。报纸上经常提起罪犯对社会有所亏欠，据他们所言，这笔债必须偿还，但这对想象力起不了作用。只要有一个逃亡的可能性，有机会跳脱无法避免的行刑仪式，朝开启无限可能的希望狂奔，那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所谓的希望，不过是逃跑途中，在街角被飞来的子弹击倒。然而，尽管思考得再周详，没有任何环节容许这小小的奢望，一切都事与愿违，法网恢恢将我禁锢。
虽然我竭力理解，还是无法接受这种蛮横的结果。说到底，在奠定这个结果的判决和宣判后不可动摇的执行过程间，存在着荒谬与失衡。像是判决宣读的时间是在晚间八点而非下午五点，裁定的结果有可能完全不同，做出判决的是些经常更换衬衣的人，还有名义上代表的是法国国民（而非德国或中国）这样不精确的概念……这些变量，大大降低了决定本身的严肃性。可是我却得被迫接受，从判决确定的那一刻起，其效力是如此明确，如此严正，就像我身后紧靠着的这堵墙那般，丝毫不容改变。
当这些想法充斥脑海时，我会想起妈妈讲过一个有关我父亲的故事。我从来没见过他，关于他最清晰的印象就是妈妈告诉我的这件事：他去看了某个杀人犯的处决。尽管光是动了这个念头已叫他浑身不舒服，他还是勉强去了，结果回来呕吐了整个上午。可想而知，我父亲让我有点倒胃口，但是现在我能理解那是多么自然的事。我以前居然不懂，没有什么会比看死刑犯处决更重要，毕竟对一个人来说，那是唯一真正有趣的事！假如我有幸出狱，我一定会去看每一场处决。这么想显然很蠢，毕竟哪有这种可能呢。只是一想到某天早晨，我可以自由地站在警察防线的另一端，或是以观众的身份来看行刑，接着回家呕吐，兴奋之情就无法遏制地涌上心头。不过这并非明智之举，放任自己沉浸在这些空想中无疑是种错误，才过一会儿我就冷得蜷曲在毛毯里，忍不住牙齿直打战，没法停下来。
话说回来，人是不可能永远那么理智的。比如有一次，我幻想草拟法律条文，大肆改革刑罚。我发现重点在于给犯人一个机会，就算是千分之一的概率也已足够。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可以研发一种化学配方，服用的受刑者（我设想的是“受刑者”）当中十个仅有一个能存活，先决条件是他事前知情。因为仔细、冷静地思考下来，我注意到铡刀有个缺点，就是完全没得侥幸，一个都不放过。无论如何，受刑的人是死定了。就像事情业已告一段落，大势已定；正如谈妥的协议，不可能再走回头路。若是鬼使神差地铡刀没能一次解决人犯，顶多就是重来一遍。到头来，囚犯反倒该祈求机关运作别出任何状况。我说这是个缺点，单从这方面看的确是。但在另一个角度上，我必须承认整个安排计算的巧妙尽系于此。总而言之，犯人即便是心理上也得乖乖合作。一切能顺利进行没有意外，对他才是最有利的。
此外我还发现，直到现在我在死刑的执行上还有着错误的印象。我一直以为——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要走到铡刀之前，得先经由阶梯爬上断头台。我想应该是因为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也就是学校教的或给我们看的图片里，呈现的都是那样的场景。然而有天早上，我突然记起有场相当轰动的处决，报纸上刊登过照片。事实上，刑具是直接摆在地上的。那是天底下最简单的装置，而且它比我想象中还来得窄。我奇怪自己居然没早点察觉。照片上的机关看起来做工精良、完善、闪闪发亮，令我印象深刻。人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总是会衍生出过于夸张的印象。事实却恰恰相反，行刑的安排一点都不复杂，刑具和受刑人位于同一个水平面，走过去就像迎向另一个人那样。这也叫人懊恼。登上断头台感觉仿佛升上天堂，赋予人一个具有安慰作用的想象。现有的行刑机制却破坏了这一切，人犯变成是含着耻辱，在严密安排下被审慎而精确地处决。
我一直在思考的还有两件事：黎明和上诉。不过我尽量控制住自己不再去想，躺下仰望天空，强迫自己专注。当天色由蓝转绿时，我知道夜晚即将来临。另外，我也聆听自己的心跳声，来转移我的思绪。我不能想象这个一直伴着我的声音会有终止的一天。想象力向来不是我的强项，但我仍旧尝试模拟心跳声不再回荡于脑际的那一刻。然而无论多么努力也是徒然，黎明或是上诉的问题总是挥之不去。最后我决定，不去勉强自己才是明智之举。
死刑犯一向是在黎明时分被押赴刑场，这我早知道。于是，我每晚都在等待这个黎明的到来。我从来不喜欢意外，当有事情发生时，我希望自己是准备好的。这便是为什么我每天只在白天小睡一会儿，整夜耐心守候，直至曙光从苍穹显现。漫漫长夜里最难熬的，是那段我预估他们通常执行押送的时刻。一过午夜，我便开始戒备等待。我的双耳从未听见这么多微弱的声音，又能一一分辨得那样清楚。而且，从某方面我可以说自己运气很好，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脚步声。妈妈常说祸福相依，世上没有全然不幸的人。当天空染上颜色，崭新一天的日光流泻进我的牢房时，我完全赞同她的说法；因为我也可能听见脚步声，然后心脏吓得蹦出来。尽管稍有一点风吹草动，我便不由自主地冲到门边，惊惶地将耳朵贴在木门上，直到听见自己的呼吸，嘶哑一如老狗的喘息，惹得我自己心生害怕。但只要最后我的心脏还完好如初，知道自己的生命又可延长二十四小时，便能感到欣慰。
白天时，我转而思考上诉的问题，并从中获益良多。我盘算各种可能，且在深思熟虑中获得最大的慰藉。我总是假设最坏的结果：上诉遭到驳回。“所以，我必死无疑。”但很显然，只是比其他人早一些。所有人都知道，人生并不值得走那么一遭。实际上，一个人是死于三十岁或七十岁并不十分重要，因为无论如何，自然有其他男男女女会继续活下去，而且活上千千万万年。总之，没有什么能比这一点更显而易见了；不管是现在还是二十年内，死的永远是同一个我。我这番理论唯一有点尴尬的是，一想到那可多活的二十年，强烈的欲望便在我心中翻腾。不过我只消想象这二十年中，当我还是得回来面对这一关时会作何感想，这股渴望便会被浇熄。可以确定的是，当人生走到尽头，死亡的时间和死法已不重要。因此（困难处在于不要忘记这个“因此”所代表的一连串辩证），我必须接受上诉遭到驳回的事实。
此时此刻，经历了这许多心理建设，我才给自己探讨第二种假设的权利：上诉成功，获得减刑。麻烦的是得尽量平复这份让我全身血液逆流、眼眶泛泪的荒诞喜悦。我必须全神贯注来压抑尖叫，才能保持理智。我必须以平常心看待这个假设，那么我在第一种假设里的顺从和消极才算合情合理。一旦成功，我得到的是一个小时的平静。尽管时间不长，也已值得。
就是在这些思绪翻来覆去的时刻里，我又一次拒绝了监狱牧师的来访。我平躺着，从微泛金黄色的天空预见夏夜的降临。我刚刚驳回了自己的上诉，正感觉身体里的血液规律地循环着。我毫无会见监狱牧师的必要。接着，长久以来第一次，我想起了玛莉。她已经有好些时日没再写信给我。这天晚上，我仔细想了想，告诉自己也许她厌倦了继续当死刑犯的情妇；又或者她生了病还是过世了，这些都是可能的原因。我们分隔两地的躯体，已失去任何联系，也没有什么可供彼此追忆。再说，从推测她有可能死亡开始，玛莉的回忆对我已无关紧要。她一旦死去，我便不再感兴趣。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我完全能理解自己死后，人们将把我遗忘。他们不会再跟我有任何关系。我甚至不能说这种想法会让我伤心难过。
就在这个时候，监狱牧师突然进来了。我一见到他，禁不住微微打冷战，他看到后告诉我不要害怕。我说习惯上他总是在另一个时间过来，他回答说这只是一次友善的探访，与我的上诉没有任何关联，他对此也一无所知。他在我的床上坐下，并请我过去坐在他身边，但我一口拒绝了。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他的态度很温和，很亲切。
他持续坐了一会儿，手臂搁在膝盖上，低头盯着自己的双手，接着将它们缓慢地互相摩擦着。纤细而结实，它们让我联想到两只敏捷的小动物。之后他始终低着头，维持同样的姿势不动，就这样过了良久。有一刻，我甚至感觉自己忘了他的存在。
忽然，他抬起头面对着我说：“为什么你一再拒绝我的探视？”我回答说我不相信上帝。他想知道我是否真的确定这一点，我说我没必要思考这个问题，信不信上帝对我而言并不重要。他听完往后靠着墙壁，双手平放在大腿上，几乎看不出来是在跟我说话。他表示有时候我们自以为很笃定的事，实际上并非如此。我没有回话。他看着我问道：“你的看法是什么？”我回答说这是有可能的。不过无论如何，就算我不确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我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事却非常确定。而他想跟我谈的话题，正好就是我不感兴趣的。
他转过头去，不再注视着我，但没有改变姿势，接着问我是否因为过于绝望才这么说。我解释说自己并不是绝望，而是害怕，这很正常。“那么上帝能帮助你，”他说道，“所有我见过与你相同处境的人，都转而求助于他。”我承认这是他们的权利，而且他们愿意付出那样的时间。至于我，我不需要帮助，也已经没有时间去为我原本不感兴趣的事情培养兴趣。
这时，他双手的动作透露出不快，不过还是重新坐正，一边整理牧师袍的皱褶。整理妥当以后，他称呼我为“我的朋友”，又说他这样对我说话并非因为我是个死刑犯，依他所见，世上每个人都被判了死刑。我打断他说这完全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再说，不管怎样，这种观点都不会带来安慰。“当然，”他同意道，“你说的没错。但就算你今天逃过一劫，死亡还是迟早的事。于是，同样的问题会再度出现。你要如何面对这令人畏惧的考验？”我回答自己会用和现在一模一样的方式面对它。
听完他站了起来，直视我的双眼。这是我非常熟悉的游戏。我经常跟艾曼纽勒或赛勒斯特比赛，结果通常是他们先认输避开我的目光。我立刻就看出来，牧师对这个游戏也很在行：他的眼神毫不闪烁。当他说话时，声音也很平稳：“难道你完全不抱任何希望？难道一直以来，你都认为死后自己的生命将完全消逝，没有什么会遗留下来？”我回答道：“对。”
他低下头，又坐了下来。他说他同情我，他认为这种想法必定会让人生变得难以忍受。但我只觉得他开始令我感到厌烦。走到天窗下，我背靠着墙壁，撇过头去。尽管不太专注，我还是听见他继续向我抛出一连串的问题，声音中充满不安和急迫。我明白他当真苦恼了起来，这才比较用心听他说话。
他说他确信我会上诉成功，但我背负着沉重的罪孽，必须设法将之卸下。据他所言，人类的审判微不足道，上帝的审判才是至高无上的。我却指出将我判处死刑的是前者，而非后者。他的回答是那并不足以洗净我的罪过。我告诉他我不知道所谓罪过为何，只是被告知自己犯了罪；因为有罪，所以得为此付出代价，没人有权再对我做出更多要求。此时他又站起身来。我忽然懂了在这间狭小的牢房里，若是他想变换姿势，唯一的选择不是坐下就是站起来。
我的一双眼睛正盯着地上。他朝我迈进一步，然后停了下来，好似他不敢再靠近。他透过栏杆观望天空。“你错了，孩子，”他说，“人们可以对你做出更多要求。也许不是现在，但是在将来。”我问：“什么要求？”他回答：“你可能被要求去看。”我又问：“看什么？”
牧师环顾四周，用我觉得极其疲惫的声音回道：“这些砖石渗着痛苦，我很清楚，我每次看到总是感到焦虑不安。但是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即使是你们当中最卑鄙可耻之徒，也曾经看到黑暗的墙面中，有张神圣的面容浮现。这便是你要看的。”
我有点被激怒了。我说我盯着这四面墙已经有好几个月，对它们，我比对世界上任何事物、任何人都更熟悉。很久以前，也许我曾经试图从中寻找一张脸庞，但它带着太阳的颜色和欲望的火苗：那是玛莉的脸庞。我的尝试只是徒劳无功，什么都没找到。现在，我已经完全放弃了。总而言之，我从来没看到这些砖石中浮现过什么影像。
牧师悲伤地望着我。我的背紧贴着高墙，日光洒在我的额头上。他说了几个我没听清楚的字，接着很快地问可否亲吻我。“不行。”我回道。他转过身走向墙边，缓慢地伸手摸过墙面，喃喃地说：“你真有那么爱这个世界吗？”我没有回答。
他就这样背对着我颇长一阵子。他的存在让我喘不过气，令我厌烦，我正想请他离开，留下我独自一个人时，他猛然转向我激动地大声呼喊：“不，我不能相信。我确定你一定曾经希望有来世。”我回答那当然，但这跟希望成为富翁、游泳游得很快，或嘴唇长得更漂亮相差无几。每个人都有这一类的愿望。但他打断了我，询问我想象中的来世是怎么样的。我咆哮道：“能让我记起这一世的，那就是我想象的来世！”紧接着我马上告诉他我受够了。他还想跟我谈论上帝，我走向前想跟他解释最后一次，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上帝身上。他试着转移话题，问我为什么称呼他“先生”而非“神父”。他这句话惹恼了我，我回答说他不是我的神父，他是站在其他人那一边的。
“不，孩子，”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只不过你的心已被蒙蔽，所以看不出这一点。我会为你祈祷。”
不知道为什么，一股无名火在我体内爆发开来，我扯着喉咙对他破口大骂，要他别为我祈祷。我抓住他长袍上的颈带，在喜怒参半的迷乱中，将心底涌上的怨气一股脑儿朝他宣泄。他看来的确是信心满满，对吧？然而，再多坚定的信念也比不上一根女人的头发。他活得就像具行尸走肉，甚至不能说他是实实在在地活着。我表面上看起来也许是两手空空，但我对自己很确定，对一切都很确定，对自己的人生和即将来临的死亡很确定，比起他，我拥有更多的自信。没错，这是我手上仅存的筹码。可是至少我掌握了此一事实，一如它掌握了我。过去我是对的，现在我还是对的，我一直都是对的。这是我的生活方式，只要我愿意，它也可以是完全另外一种。我选择了这样做而非那样做。我没去做某件事，却做了另一件事。然后呢？就像我一直都在等待这一刻，这个可以为我的生存之道佐证的黎明；一切的一切都不重要，我很清楚为什么，他也很清楚。从我遥远的未来，一股暗潮穿越尚未到来的光阴冲击着我，流过至今我所度过的荒谬人生，洗清了过去那些不真实的岁月里人们为我呈现的假象。他人之死、母亲之爱、他的上帝、他人所选择的生活、他人所选择的命运，与我何干？反正找上我的这种命运，也会找上成千成万像他一样自称为我兄弟的幸运儿。所以，他明白吗？活着的人都是幸运儿，世上只有这一种人。大家一样迟早要死，连他也不例外。一个谋杀罪被告，若只是因为没有在他母亲下葬时哭泣而被处决，那又如何？萨拉曼诺的狗的地位，等同于他的太太。举止如机器人般的娇小女子，跟马颂娶的巴黎人，或想嫁给我的玛莉一样有罪。雷蒙和比他强上许多的赛勒斯特同样是我的哥们儿，那又如何？玛莉今天为另一个默尔索献上双唇，那又如何？眼前这个死刑犯会明白吗？从我遥远的未来袭来的……我在呼喊这一长串字句中上气不接下气。这时，看守员出现，将我从牧师身上拉开，并警告我勿生事端。他反过来安抚他们，并望着我好一会儿沉默不语，眼中满是泪水。最后他转身掉头离去。
他一走，我又找回了宁静。我累得扑到床上去。我想我是睡着了，醒来时已见点点星光映入眼帘，属于乡野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夜晚的清新、土地和海盐的芬芳令我精神一振。夏夜不可思议的静谧像潮汐般将我淹没。此时，在这黑夜尽头、拂晓之前，我听见汽笛声响起。它宣示着旅程即将展开，通往从现在直到以后对我而言已完全无所谓的世界。许久以来第一次，我想起了妈妈。我想我了解为何她在生命来到终点时找了个“男朋友”，为何她会玩这种从头来过的游戏。即使是在那里，在那个生命逐一消逝的养老院，夜晚依然像个忧郁的休止符。与死亡那么靠近的时候，妈妈必然有种解脱之感，而准备重新再活一次。这世上没有人，没有任何人有权为她哭泣。我也像她一样，觉得已经准备好重新再活一次。仿佛那场暴怒净化了我的苦痛，掏空了我的希望；在布满预兆与星星的夜空下，我第一次敞开心扉，欣然接受这世界温柔的冷漠。体会到我与这份冷漠有多么近似，简直亲如手足。我感觉自己曾经很快乐，而今也依旧如是。为了替一切画上完美的句点，也为了叫我不觉得那么孤单，我只企盼行刑那天能聚集许多观众，以充满憎恨和厌恶的叫嚣来送我最后一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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