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妈妈走了。又或者是昨天，我也不清楚。我收到了养老院的电报：“母殁。明日下葬。节哀顺变。”这完全看不出个所以然。也许是昨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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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妈妈走了。又或者是昨天，我也不清楚。我收到了养老院的电报：“母殁。明日下葬。节哀顺变。”这完全看不出个所以然。也许是昨天吧。
养老院在马悍沟，离阿尔及尔有八十公里的路程。我坐两点钟的公交车过去，下午可到。这样一来，我就能为妈妈守灵，明天晚上再回来。我跟老板请两天的假，以这种理由他不可能拒绝我，然而他看起来还是不怎么情愿。我甚至跟他说：“这不是我的错。”他没有回话，让我觉得自己有点不应该。但无论如何，我没理由感到抱歉，反倒是他才应该对我表达慰问。不过后天当他看到我服丧时，大概就会向我致哀了。现在还有点像妈妈没过世一样，等葬礼过后，事情就告一段落，一切都会回到正轨。
我搭两点的公交车。天气很热。和往常一样，我在赛勒斯特的餐厅吃了饭。他们都替我感到难过，赛勒斯特跟我说：“毕竟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妈妈。”我要离开的时候，他们一起送我到门口。我有点手忙脚乱的，因为得上艾曼纽勒那儿向他借黑领带和臂纱。几个月前他的伯父过世了。我跑着赶路，生怕错过公交车。也许正是因为这一连串的心急、追赶，加上路途颠簸、汽油的味道、刺眼的阳光和路面反射的热气，我昏昏沉沉，一路上几乎都在睡觉。醒来时，我靠着一个军人，他对我微笑，并问我是否从很远的地方来。我只简短回了声“对”，好不必再继续聊下去。
养老院离镇上还有两公里，我走路过去，到达时我想马上去看妈妈，可是门房说我得先去见院长。院长当时正在忙，所以我等了一会儿，门房在我等的同时继续攀谈着，然后我见到了院长，他在办公室里接待我。他是个矮小的老人家，身上佩戴着荣誉勋章，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我，跟我握手寒暄，久久不放，叫我不知怎么把手收回来。院长看了卷宗后对我说道：“默尔索太太是三年前来的，你是她唯一的支柱。”我以为他有责怪我的意思，便开始说明缘由，但他打断了我：“孩子，你不必解释这些。我看过你母亲的卷宗，你无力负担她的需求，她要人照护，你仅有一份微薄的薪水。而且她在这里比较开心。”我回答：“是的，院长先生。”他接着道：“你知道吗？她在这里交了朋友，是些跟她年龄相近的人，她可以跟他们分享同一个年代的话题。你年纪轻，她跟你在一起会觉得比较无趣。”这是事实。妈妈住家里时，每天只是沉默地看着我度过。初到养老院时，她经常哭，但那只是因为不习惯；若是几个月后要再把她接走，她还是会难过，同样是不习惯使然。有点因为这样，过去一年我几乎没来看她，再加上来一趟我的整个周日就泡汤了，更别提还得买票、赶公交车和花上两小时的车程。
院长继续和我说话，可我几乎无心听下去。接着他说：“我想你一定想看看母亲吧。”我一语不发地站了起来，他便领着我往门口走去。在楼梯上他解释道：“我们将她移到太平间，以免影响其他人。每次有院友过世，其他人都会不安个两三天，这会给他们造成困扰。”经过庭院时，老人家三五成群地在那里闲聊，就在我们穿过时突然静下来，直到我们走过之后，又继续在我们身后交谈，活像哑着嗓子的聒噪鹦鹉。院长在一栋小型建筑物门前停下：“我就不打扰你了，默尔索先生。如果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我就在办公室里。原则上，葬礼的时间定在早上十点。我们设想如此一来，你便可以为往生者守灵。最后一件事：你母亲似乎经常对同伴提起，希望能采用宗教仪式下葬。我已自行做了安排，不过还是让你知道一下。”我向他道谢。妈妈虽然不是无神论者，在世时却从来没对宗教产生任何兴趣。
我开门走了进去，里面相当明亮，纯白色的石灰墙面，屋顶是透明的玻璃天窗。太平间里放着一排排的椅子，中央架着一具棺材，上头立着几根银亮的螺钉，仅浅浅地锁进深褐色的棺盖。棺木旁有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阿拉伯看护，头上戴着颜色鲜艳的头巾。
这时候，门房从我后头出现，他应该是跑着赶过来的，说话有点气喘吁吁的：“棺盖只是暂时合上了，我这就把钉子取出来，让你看看她。”他正要靠近棺木时被我制止。“你不想看吗？”他问道。我回答：“不想。”他顿时愣在那儿，让我有些尴尬，觉得可能不该这样说。过了一会儿，他看着我问：“为什么？”语气中不带一丝责备，好像单纯只是好奇。我说：“我不知道。”我瞥见他嘴上白色的胡子动了动。接着他避开我的目光说：“我理解。”他的眼睛很美，是淡蓝色的，两颊红润。他为我搬了张椅子，然后坐在我后面。此时看护起身往门口走去，门房悄声告诉我：“她脸上长了疮。”我一时意会不过来，于是朝她望去，原来她整张脸罩着面纱，只露出眼睛，连鼻梁的地方也很平整，除了雪白的罩纱外，什么也看不见。
她出去以后，门房对我说：“那么我就先离开了。”我不知道做了什么手势，他最后还是没走，站在我后头，这样却让我不自在。黄昏的柔美阳光填满整个房间，两只大胡蜂停留在天窗上嗡嗡地叫。一股睡意朝我涌来，为了提振精神，我没转身就向门房问道：“您在这里待了很久吗？”他立刻回答：“五年。”仿佛一直在等待我的问话。
之后他便打开话匣子跟我聊起来。他以前从来没想过，余生会是在马悍沟的养老院当门房度过。他说自己六十四岁，是巴黎人，这时我打断他：“哦？您不是本地人吗？”不过我马上想起在带我去见院长之前，他曾跟我提起妈妈必须尽早下葬，因为平原的天气很热，尤其是这一带。这令他怀念起以前在巴黎的生活。在那里，守灵可以长达三天，有时四天；但在这里却完全没有时间，丧家还来不及接受噩耗，就得赶着把遗体送上灵车。一旁他的太太听到这些急忙提点他：“好了，别再说了，这种事怎么好意思跟先生说。”门房老先生脸一红，赶紧向我道歉。我安慰道：“没关系，真的。”我觉得他所描述的既真实又有趣。
在这小小的太平间里，他对我说自己刚进来时也是院友，因为觉得身体还很硬朗，便自告奋勇担任门房。我指出虽然如此，总的来说他还是院友之一，他却不这么认为。我之前已经注意到，他会用“他们”“其他人”，偶尔还有“老人家”来称呼别人，尽管那些人当中有的甚至比他还要年轻。不过，他当然不一样，他可是门房，在某种程度上，其他人受他管辖。
看护这时又回来了。夜晚瞬间降临，很快地，浓厚的夜色笼罩天窗。门房扭亮电灯开关，我在突然开启的灯光下，一时什么也看不见。他请我到食堂用晚餐，但我并不觉得饿，所以他提议给我带杯欧蕾咖啡；我同意了，因为我很喜欢喝，不久他便端着个托盘回来。我喝完咖啡想抽根烟，却有点犹豫，不确定是否能在妈妈面前抽。后来我想了想，这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我递给门房一根烟，我们一起抽了。一会儿后，他对我说：“您知道吗？您母亲的朋友也会过来为她守灵，这是惯例。我得去搬些椅子和准备一壶黑咖啡。”我问他可否关掉一盏灯，白墙反射的灯光让我眼睛很难受。他回答说没有办法，装置的设计便是如此——只能全开或全关。之后我就没再多注意他，只知道他忙进忙出排椅子，在其中一张上头摆了许多杯子，中间放着咖啡壶。工作完成后他在我对面，也就是妈妈的另一边坐下。看护坐在同一边的最里面，背对着我，我看不到她在做什么，但是从手臂的动作能猜出她是在打毛线。天气很舒服，咖啡暖和了我的身子，夜晚的味道和花香从开着的门飘进来。我渐渐睁不开眼，打了会儿盹。
一阵窸窣声把我吵醒。因为刚刚合过眼，整个房间显得更白更亮了，眼前没有一点阴影，而每件摆设、每个角落和所有的线条，都越发利落得刺眼。妈妈的朋友们是这时候进来的，他们总共有十几个人，沉默地步入这令人目眩的灯光中。他们静悄悄地坐下，没有一张椅子发出声响。我仔细地打量每个人，不放过任何脸部或衣着的细节，然而这群人的静谧却让我感觉不到他们真实的存在。女院友几乎清一色穿着围裙，腰间绑了带子，她们鼓鼓的小腹越加明显。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女人老的时候肚子会是这么大。男院友大多很瘦，拄着柺杖。他们的脸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看不到眼睛，只看到皱纹凹陷处一点暗淡的微光。他们坐妥后，纷纷朝我拘谨地点点头。由于这些人双唇陷进没有牙齿的嘴巴里，我分不清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还是在无意识地咂嘴。应该是打招呼吧。我发现他们全部围绕着门房坐在我对面，微微地摇头晃脑。霎时间，我心中一股荒谬的感觉油然而生，仿佛他们是来审判我的。
忽然，一名女院友开始哭泣。她坐在第二排，被前面的女同伴挡住了，我看不清她的模样。她低声啜泣，抽抽搭搭的，让我觉得好像永远停不下来，其他人却仿佛听不见一般。他们消沉、阴郁且静默，专注地盯着棺木、自己的柺杖或任何一样东西。女院友继续哭着，我非常讶异，因为我完全不认识她。我真希望她别再哭下去，可是又不敢告诉她。门房凑过去跟她说了两句，但她摇摇头，含糊地不知回答些什么，继续一阵一阵地哭着。门房过来坐到我旁边，沉默许久之后解释道：“她跟您母亲很要好。她说您母亲是她在这里唯一的朋友，现在她只剩自己一个人了。”
我无言以对，就这样过了良久，女院友呜咽的频率渐渐趋缓，又连续抽噎了一阵子，终于安静下来。我不再发困，只觉得腰酸背痛，很累。此刻是这群人的死寂叫我难受，仅偶尔会听见一种不知道是什么的奇特声音；长时间听下来，我猜出是其中几个老人在嘴里吸吮两颊所发出的怪声，他们自己则完全沉浸在思绪之中，一点也没察觉。我甚至觉得躺在中央的死者，对他们来说根本无关紧要。不过现在我相信那只是我的错觉。我们喝了门房盛的咖啡，下半夜的事我已不太记得，印象中仅有一次我睁开眼睛，看到老人们全靠在彼此身上睡去，除了其中一个，紧抓住柺杖，以手背支撑下巴，一动也不动地望着我，仿佛正在等我醒过来。接着我又睡着了，最后是因为腰越来越不舒服才醒的。曙光开始从天窗洒下。有个老人醒过来并开始咳嗽不止，他把痰吐在一块大方格手帕里，每咳一次的骇人声音就像要呕出血来。他吵醒了其他人，门房告诉他们是时候离开了，于是他们站起身，经过辗转难眠的一夜，他们个个面如死灰。让我意外的是，出去之前，他们一一跟我握手道别，好似共度这完全没有交谈的一夜，竟也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熬夜让我很疲惫，门房带我到他房里稍作梳洗，我又喝了杯香甜的欧蕾咖啡。当我出门时，太阳已经升起，在分隔马悍沟和大海的丘陵上空，留下一抹抹红晕。从远方吹来的海风有淡淡的咸味，看得出一整天都会是好天气。我已经很久没有到乡下走走了，我突然觉得，如果没有妈妈的事，出去散步踏青该有多么惬意。
虽然如此，我只能站在中庭里一棵梧桐树下，等待举行葬礼。清新的土壤味道扑鼻而来，让我睡意全消。我想起在办公室的同事，此时他们正起床准备上班，对我而言，那永远是最痛苦的一刻。我的思绪停留在这些事情上没多久，便被建筑内传出的钟声打断。从窗外隐约看出里头先是一阵嘈杂与忙乱，然后再次恢复宁静。太阳又往天空正上方迈进一步，我的双脚被晒得发热。门房穿越庭院而来，说是院长要见我，于是我去了他的办公室，他让我签了几份文件。院长一身全黑，搭配条纹长裤，他边拿起电话边询问：“葬仪社的人已经到了很久了，我现在要请他们过来给棺木封钉，你要先见母亲最后一面吗？”我回说不用了。他听了以后压低声音在话筒里吩咐：“菲贾克，跟他们说可以了。”
院长告诉我他会参加葬礼，我对他表达谢意。他交叉双腿坐在办公桌后面，告诉我除了驻院护士以外，只有我跟他会出席。依照养老院的惯例，院友是只守灵而不参加葬礼的，“这是基于人道考虑所做的决定。”他解释道。不过这次他特别答应让妈妈的一个老朋友也来为她送行：“他的名字是汤玛·菲赫兹。”说到这里，院长笑了：“他和你母亲几乎是形影不离，你了解吗？这种情感有点像两小无猜。在养老院里，大家常拿他们开玩笑，问菲赫兹说：‘你女朋友呢？’他听了总是会心一笑，他们两位都被逗得很开心。可想而知，默尔索太太的死对他影响很大。我想我不该拒绝他的请求，但由于医生的嘱咐，昨天晚上没让他来守灵。”
语毕，我们沉默了许久，院长才起身从办公室窗户往外看。突然他说道：“那是马悍沟的神父。他提早到了。”他向我说明，步行到村庄里的教堂至少得走上四五十分钟，然后我们一起下楼。神父和两个辅祭侍童站在太平间前面，其中一个男童提着香炉，神父正弯腰调整它银链的长度。他看到我们时立刻直起身子，对我说了几句话，并称呼我为“孩子”，领着我走进太平间。我一眼便看见棺木上的钉子已经钉紧，旁边站着四名黑衣男子；同时院长跟我说车子正在路上等，神父也开始诵经。从这时起，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黑衣人拿着盖布走向棺木，神父、侍童、院长和我则先到外面等候。门外有位我不认识的女士，“这是默尔索先生。”院长向她介绍道。我没记住那女士的名字，只知道她是驻院护士，她面无表情地朝我点点头，瘦骨嶙峋的长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我们先是站到一旁让棺木通过，接着跟在抬棺人后面走出养老院大门，门前停着一辆灵车，又长又光亮的模样让人联想起铅笔盒。灵车旁站着个打扮有点滑稽的矮小男人，他应该是礼仪师，另外还有一个局促不安的老者，我知道他就是菲赫兹先生。他戴着圆顶宽边软毡帽，当棺木经过大门时他取下帽子致意，松垮的西装长裤在鞋子上方交叠成好几褶，白色衬衫的大翻领打了一个过小的黑领结，嘴唇在满是黑头粉刺的鼻子下颤抖着。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稀疏白发外露出的一双下垂且蜷曲的耳朵，鲜红的颜色跟他苍白的脸色形成强烈对比。礼仪师安排每个人的行进次序：领头的是神父，其次是灵车，车子周围是四名抬棺人，其后是院长、我，以及队尾的驻院护士和菲赫兹先生。天空已是阳光普照，肆无忌惮地为地面加温，热气快速攀升，一身深色丧服更让我觉得酷热难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等了好一阵子才正式上路。老菲赫兹本来戴回了帽子，这会儿又把它脱了下来。我站的角度微微面朝他，院长跟我谈到他时我正看着他。院长说我母亲和菲赫兹先生经常在晚上让一个看护陪着，散步到村庄去。我环顾四周景致，来体会妈妈的心情：一排排柏树绵延到远方贴近天边的山丘，一望无际的红土绿地，一间间分隔甚远、跃然纸上的房屋……这里的夜晚该是像个忧郁的休止符。白天，日光泛滥成灾，在热浪中融化的风景显得无情且令人沮丧。
我们终于起程，这时我才发现菲赫兹走起路来有点一瘸一拐的。当灵车的速度越来越快，老人家便逐渐落后，脱离了队伍；其中一个抬棺人也径自让车子超过去，退到我这一列来。我很讶异太阳升空的速度竟是这么快，同时惊觉沿路田园里到处都是虫鸣和草地的沙沙声。我头上的汗开始不停往下流，因为没戴帽子，只好拿手帕扇风。葬仪社的员工见状向我说话，我没听清楚。他边说边用右手掀开鸭舌帽檐，举起左手的手帕擦掉额头上的汗。我问他：“您说什么？”他指着天空重复道：“今天很晒。”我附和道：“对啊。”稍作停顿后他又说：“里头是您母亲吗？”我回答道：“对。”“她年纪很大了吗？”我回答：“差不多。”其实我不晓得确切的岁数。之后他没再多说。我回头望见老菲赫兹距离我们大约五十米左右，努力摆动抓着毡帽的手加速赶路。我再看看院长，他维持着一贯的从容风度，行进中没有任何不必要的动作，尽管额头上冒出几颗汗珠，也不伸手去擦。
我觉得送葬队伍前进的速度加快了些。四周依然是阳光充斥、耀眼刺目的乡间，自天空直射而下的烈日叫人难以忍受。行程中有一段，我们经过最近新铺好的路面，柏油被太阳晒得直发亮，踩在上头的步伐陷进沥青，留下许多闪烁的脚印。灵车上车夫油亮的黑皮帽，仿佛就是这大块黑泥浆揉成的。我迷失在蓝白的天空和柏油的稠黑、丧服的暗黑、灵车的漆黑……这些单调乏味的颜色里。高照的艳阳、马车的皮革和马粪味、香炉的烟味，加上一夜未眠的疲倦，模糊了我的目光和思绪。我又回头望了一眼菲赫兹，他看起来离得很远，被大片热气和烟雾淹没，然后消失不见。我搜寻他的身影，发现他离开了马路，转进田野间；我看到前面的路开始转弯，原来熟悉路况的菲赫兹打算走捷径来追上我们。果然他从转角处重新加入队伍，接着又渐渐脱队，并再次穿越田野，就这样重复好几次。我无心继续留意，只觉得头昏脑涨。
后来所有过程进行得太匆忙、太过精准和自然，没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多少痕迹，唯有一件事例外——抵达村庄前，驻院护士曾跟我说话。她的嗓音很特殊，优美而颤抖，跟她的脸蛋完全不搭调。她说：“如果我们走得慢，很可能会中暑。可是如果走得太快，就会汗流浃背，进到教堂里容易着凉。”她说得有道理，这种状况进退两难，谁也无可奈何。此外，这一天在我脑海中还残留着几个影像，比如说，在村庄边界，当菲赫兹最后一次回到送葬队伍时他的模样：懊恼与痛苦的豆大泪珠滚落他的脸颊，被遍布的皱纹截断、分支又合流，在这心力交瘁的面容上化为一层光润的水膜。还有教堂和人行道上的村民，坟墓上的红色天竺葵，像支离破碎的木偶般昏厥的菲赫兹，撒在妈妈棺木上血色的红土和混在一起的白色根茎，人群、嘈杂声、村庄、在咖啡馆前的等待、无止境的隆隆汽车引擎声，以及当公交车驶进阿尔及尔明亮市区时我的喜悦，心想自己终于可以回家，倒头便睡上十二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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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醒时，我才明白为什么老板听到我要请两天假显得不太高兴，因为今天是星期六。我当初没想到这一点，起床时才发觉。他必定是料想这一来，加上星期日我就有四天的假，当然开心不起来。不过第一，妈妈被选在昨天而不是今天下葬可不是我的错；第二，无论如何，周六和周日我都放假。虽然如此，我还是能理解老板当时的心情。
经过昨天的折腾，起床真是件苦差事。在浴室刮胡子的时候，我琢磨着待会儿要做什么，最后决定去游泳放松一下，于是搭了电车到港口的海水浴场，扑通一声跳进水里。这天有很多年轻人在戏水，当中我遇到了办公室以前的打字员玛莉·佳多纳。跟她共事的时期我曾经很渴望她，我相信她也有同感，可惜她不久就离开了，我们根本没机会发展。我帮她爬上游泳圈，在动作中碰到了她的胸部。我继续留在水里，她则躺在游泳圈上，转头对着我笑，脸上沾满发丝。接着，我也爬上去到她旁边。天气很宜人，水温很舒适，我半开玩笑地头往后仰，靠在她的肚子上；她什么都没说，所以我就这样躺着不动，睁开眼尽是晴空万里，蓝金色的天空，后颈感觉玛莉的肚子缓缓地起伏。我们半睡半醒地在游泳圈上待了许久，当阳光开始变得太热，她潜入水里，我跟着下去，追上后拦腰把她抱住，一起并肩游水。她始终开心地笑着。当我们在岸边弄干身子时，她对我说：“我晒得比你还黑。”我问她晚上要不要去看场电影，她又笑了，回答说想看一部费尔南德尔演的片子。我们换好衣服出来，她惊讶地发现我打着黑领带，问我是否正在服丧。我告诉她妈妈过世了。她想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我回答：“昨天。”她听了以后脸色微变，但没表示什么。我本想跟她说这不是我的错，不过还是把话咽了回去，想起同样的句子我已经跟老板说过了，结果也是无济于事。尽管如此，人生在世总是免不了有点罪恶感。
到了晚上，玛莉已经把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电影的许多桥段是挺滑稽的，但情节真是蠢得可以。我们并肩坐在戏院里，她的腿靠着我的，我抚摩着她的胸部。电影结束前，我笨拙地吻了她。散场后她便跟着我回家。
我醒来时，玛莉已经走了。她说过自己得上婶婶家一趟。我想起今天是星期日，这让我心烦。我从来就不喜欢星期日。于是我回到床上，在枕头里寻找玛莉头发遗留的海水味，然后又睡到十点；清醒后还继续躺着抽烟，一直赖到中午。我不愿意像往常一样到赛勒斯特那儿吃午饭，他们一定会问我关于葬礼的事，我不喜欢这样。因为家里没有面包且懒得下去买，我只煎了几颗蛋充当一餐。
饭后，我觉得有点无聊，开始在公寓里闲晃。妈妈在的时候还好，现在这里对我来说显得太大了，于是我将餐桌移进房间，生活起居全局限在卧室里。每天目光所及，就是几张座位有点凹陷的藤椅、镜子发黄的衣橱、梳妆台和铜床架，其余的空间成了无人使用的荒废区。为了找点事做，我拿了一份旧报纸来读，剪下克鲁申嗅盐的广告，贴在我搜集趣味消息的剪贴簿里。做完后我洗了手，走出房间坐在阳台上。
我的卧室面朝城区的干道。这天下午天气晴朗，路面油亮，行人稀疏且匆忙。我先是看见一家人外出散步，领头的是两个穿水手服的小男孩，短裤长过膝盖，在他们僵挺的套装里显得笨手笨脚；其次是个别着粉红色蝴蝶结的小女孩，脚上穿着黑色漆皮鞋；殿后的是一身棕色丝绸洋装、体积庞大的母亲，还有颇为瘦弱、矮小的父亲。他是这附近的熟面孔，我一眼便认了出来。他戴着窄檐扁草帽，打了领结，手上拿着柺杖。看到他跟太太这样走在一起，我便了解为什么大家说他是个高尚有教养的人。他们经过不久，又来了批社区里的年轻人，一身油头、红领带、强调腰身的西装外套、绣花口袋和方头鞋的打扮。看他们这么早出发，一边大笑一边赶着搭电车，我猜想他们是要去市中心的戏院。
他们走后，路上逐渐变得空无一人。下午场的表演应该都开始了，街道上只剩看守的店员和猫。沿街竖立的榕树上，天空纯净无云，却不见灿烂阳光。对面烟草铺的老板搬出一张椅子，摆在店门前的人行道，整个人跨坐上去，两只手靠着椅背，刚才挤满人的电车现在几乎是完全净空。烟草店旁是间叫作“皮耶侯之家”的小咖啡馆，侍者在空荡荡的餐厅里清扫地上的碎屑。这真是再典型不过的星期天午后。
我转过椅子学烟草铺老板跨坐，因为这样更方便、舒服一些。我抽了两根烟，走进房间拿了一块巧克力到窗边吃。一瞬间，天空变得阴暗，我以为要下雷阵雨，谁知乌云又慢慢散去；飘过的云层为整条路留下了雨的预兆，让景物变得深沉。我望着天空的变化出神，就这样过了良久。
五点一到，一班班电车在当当声中抵达，从市郊足球场载回一群群挂在车阶和栏杆上的观众。我从每个人随身带着的小行李箱看出，随后而来的班次载的是出赛的球员。他们大声唱歌，为自己的队伍高喊万岁，有几个抬头朝我比手画脚，其中一个还喊道：“我们赢了！”我回了一句：“干得好！”一边点点头。这时起，大批汽车开始涌入市区。
天色再次转变。屋顶上方，天空微微染红。随着夜晚的到来，路上也变得热闹，散步的人渐渐回笼。那位高尚的父亲又出现了，孩子们不是哭着，就是任大人牵着跌跌撞撞地向前走。没多久，社区里的戏院涌出散场人潮，年轻人的举止比平常感觉更为坚决有力，我猜他们看的是一部冒险电影。从市中心回来的则晚些才到，看起来比较严肃，虽然继续说笑，但偶尔会显得疲乏和若有所思。他们在街上逗留，徘徊在对面的人行道。社区里的少女手勾着手走来，男孩子故意迎上前与她们擦身而过，跟她们说笑，女孩们笑得花枝乱颤，频频回头看，当中几个我认识的向我挥手打招呼。
路灯突然点亮，照得夜晚第一批升空的星星光芒暗淡。光线的变化，加上长时间注意大街上的人来人往，让我的双眼有点疲倦。街灯下潮湿的路面闪闪发亮，间歇驶过的电车车灯，映射在光亮的头发、唇红齿白的笑容或银手链上。不久后，电车班次渐渐变少，夜色越来越浓，不知不觉中街区已是人烟稀少，到第一只猫缓缓地穿越马路的当儿，终于又恢复荒凉。我想起自己还没吃晚饭。因为靠在椅背上太久，起身时我的肩颈有些僵硬不适。我下楼买了点面包和意大利面，煮了晚餐后站着就把它解决了。本想再到窗边抽根烟，但晚上天气转凉，我觉得有点冷便作罢。我关上窗户，回头从镜子里看见餐桌一角上，酒精灯旁躺着几块面包。我心想星期天总算过去了，现在妈妈已经下葬，我也要重回工作岗位。结论是，我的生活就跟从前一样，什么都没改变。
3
今天整个早上我都很忙。老板和颜悦色地问我累不累，还打听妈妈的年纪。为了怕弄错，我回道：“六十几岁。”我不懂为什么，他看起来像是松了一口气，好像认为整件事已经圆满地结束了。
桌上积了一沓厚厚的提货单，需要我全部整理出来，直到午休之前，我才洗过手离开办公室。我喜欢在中午洗手，因为到了晚上，大家用了一整天的擦手巾已然湿透，原来舒适干净的感觉大打折扣。有一次我跟老板提起这件事，他同意这种感觉的确叫人不快，但不过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小细节。我十二点半才跟运输部的艾曼纽勒一起出来，比平时晚了些。从办公室能俯瞰整个海港，我们花了点时间，停下来观看炙热太阳下港口里的货轮。就在此时，一辆卡车驶来，发出链条和引擎爆燃的巨响。艾曼纽勒问我想不想试试跳上去，我听了便开始奔跑，但卡车离我们有一段距离，我们在后面苦苦追赶。噪音和灰尘把我淹没，在吊车和绞盘、沿路经过的船身和远方海平面上舞动的船桅中间，我什么都看不见，只感到一股往前飞奔的莫名冲动。我抢先追上卡车，一口气跳上去，然后帮艾曼纽勒坐上来，两个人都上气不接下气。烟尘弥漫的大太阳下，卡车驶在码头高低不平的路面，颠簸得很厉害。艾曼纽勒大呼胜利，笑到喘不过气来。
我们到赛勒斯特那儿时汗如雨下，全身都湿透了。他一如往常挺着啤酒肚、穿着围裙、微笑着展示两撇白色小胡子，在店里招呼客人。他问我“一切还好吧”，我点点头并说我饿了。我吃得很快，饭后点了杯咖啡；因为几杯红酒惹来困意，回家小睡了一会儿。醒来时想抽根烟，拖延了点时间，我得跑着才能赶上电车。回到闷热的办公室，整个下午我都专注地努力工作，因此到了晚上下班时分心情特别轻松，沿着码头悠闲地散步。我望着绿色的天空，开心地享受这个美丽的夜晚。不过想起煮透马铃薯需要花点工夫，我还是直接回家了。
进门后，我在昏暗的楼梯间碰到住同一层的邻居老萨拉曼诺，他牵着养了八年的老狗，人们已习惯看到他俩形影不离。那是只西班牙猎犬，生了一种皮肤病，我想应该是疥癣，害它几乎掉光了毛，且全身长满斑点和褐色的痂皮。由于长期跟这只狗窝在一个小房间里，老萨拉曼诺的外表也变得跟它越来越相似。他脸上生着淡红色的斑疹，头发枯黄而稀疏。宠物则从主人身上承袭了驼背的姿势，绷紧脖子，鼻子向前伸。他们看起来虽然像是一家人，却彼此厌恶。老人家每天都在十一点和六点钟带狗出门散步，八年如一日，路线从未改变。他们会沿着里昂路往下走，狗使劲拖着主人，直到老萨拉曼诺在踉跄中险些跌倒，对它破口大骂，一阵拳打脚踢。害怕的狗儿瘫在地上不敢前进，倒过来变成老人家拉着它走。当它忘记刚才的教训，又会开始拖着主人瞎跑，再讨来一顿打骂。最后，一人一犬停在人行道上互望，前者一脸憎恶，后者满是畏惧。同样的戏码天天上演。当狗要排泄时，老人家不给机会拉着就走，它只得边跑边在地上留下一滴滴水痕；要是不小心尿在家里，那它一样得挨打。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八年了。赛勒斯特提起他们时总说“好悲惨啊”，但实际上，谁又真的清楚。我在楼梯上遇到老萨拉曼诺时，他正吼他的狗：“混账！没用的东西！”狗在一旁哀号。我跟他道声晚安，老人家还是咒骂不已，我问他这只狗犯了什么错，他没有回答我，只是厉声训斥：“混账！没用的东西！”我试着找出原因，只见他弯下腰来调整狗项圈。我提高声音再问了一遍，他没抬头，压抑着怒气答道：“它死都不肯动。”在他的蛮力下，不情愿的老狗尽管持续哀号，还是被拖着走了。
就在此时，另一个跟我住同一层的邻居进来了。社区里，人们都说他是个拉皮条的，尽管问起他的职业，他回答的是“仓库管理员”。总之，可以确定的是，他不怎么讨人喜欢。不过他经常找我聊天，有时还会到我家坐坐，因为我肯听他说话。我觉得他讲的事很有趣，再者我也没理由不搭理他。他叫雷蒙·辛戴斯，个子矮，肩膀宽阔厚实，生着个歪鼻子，穿着倒是一直都很体面。他在谈到萨拉曼诺对待狗的方式时也说：“真是惨不忍睹！”他曾问我会不会觉得这很倒胃口，而我回答：“不会。”
我们一起上楼，接下来我正准备跟他道别，突然他叫住我说：“我家里有些香肠和红酒，要不要过来一起吃？”我想这样一来就不必做饭，便同意了。他家的格局同样是一个房间，和一个没有窗户的厨房。床上方挂着白色、粉红色相间的天使石膏像，还有几张冠军运动员和裸体女郎相片。房间看起来很脏乱，床也没铺。他先点亮了油灯，然后从口袋里取出一条不太干净的绷带，绑在右手上。我问他手怎么了，他告诉我有个家伙惹毛了他，他俩大打了一架。
“默尔索先生，你明白吗？”他解释道，“我不是什么凶神恶煞，只是脾气比较暴躁。那人挑衅我说：‘是个男人就从电车上下来。’我说：‘安分点，别找麻烦。’他却嘲笑我不是男人、没胆下车。我就下来警告他：‘够了，你最好放聪明点，小心我教训你。’他回说：‘怎么个教训法？’我就给了他一拳，他马上倒在地上。我本想把他扶起来，没料到他竟躺着踢了我好几下，气得我又回敬他一脚，外加两记重拳。他被打得满脸是血。我问他还敢不敢惹我，他回答：‘不敢。’”
辛戴斯叙述这段经历的同时，不停地整理手上的绷带，我则坐在床上。他接着说：“听完这些，你该看出不是我去惹他，是他先对我不敬的。”听起来的确没错，我表示赞同。他接着说自己有件相关的事，想询问我的意见，并说我是个阅历丰富的男子汉，一定能帮他的忙，那么他以后就会是我的好哥们儿。我没有回话，他又问我愿不愿意当他的哥们儿，我说我无所谓。他听了似乎很高兴，二话不说，拿出香肠，在锅里煎熟，又在桌上摆好杯、盘、刀叉和两瓶红酒。直到我们上桌吃饭，他才开始向我说明事情的原委。起先，他显得有些犹豫。“我认识了一个女人……应该说，她是我的情人。”那个跟他打架的男子是这女人的哥哥。他说自己出钱供养她，看我不发一语，急忙澄清他很清楚社区里是怎么说的，但他为人坦荡荡，他真的有份管理仓库的工作。
“话说回来，”他告诉我，“有一天，我发现这女人对我不忠。”他仅供给她基本的开销，除了替她付房租，每天再给她二十法郎的伙食费。“房租是三百法郎，伙食费六百法郎，偶尔给她买双丝袜，加起来便是一千法郎。这位贵夫人是不上班的。可是她却说这些钱只够勉强应付，抱怨我给的不够生活。我就提议：‘那你工作个半天如何？这样我的负担会减轻一点。这个月我给你买了一件新套装，每天给你二十法郎，房租也是我付的，而你下午却跑去请朋友喝咖啡。你招待她们咖啡和糖，花的可是我的血汗钱。我待你不薄，你不该这样回报我。’但这女人就是不上班，还老是嚷着缺钱花，后来，我发现事有蹊跷。”
然后他说曾在她的包包里找出一张乐透彩券，质问她时她没法解释是怎么来的。没多久，又在她家里找到了当铺凭据，上面写着她抵押了两条手链。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道她有什么手链。“我非常清楚她背着我搞鬼，所以决定跟她分手，摊牌时我打了她两巴掌，告诉这女人她想要的只是寻欢作乐，那才是她的本性。默尔索先生，你懂吗？我这么说：‘你不知道，别人都嫉妒你有福气跟着我。以后你就会明白自己多幸运。’”他接着把她打到见血。这件事发生前，他从来没打过她。“以前那可不算打她，只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她会哀叫个两声，我就去把窗户关上，每次都这样罢了。可这次我是认真的，而且在我看来还便宜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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