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海伦受到了史第林学校英语系最热切的邀请，她还是犹豫不决是否要在这里教书。
“我还以为你想重执教鞭呢。”盖普说。但海伦还要等上好一阵子，才肯答应在这所她小时候还不收女生的学校教书。
“也许，等到珍妮大到可以离家的时候，”海伦说，“现在，我挺乐意看书的，就只是看。”作为一个作家，盖普嫉妒又不信任像海伦这样读了这么多书的人。
而且让他们担忧的是，他们都发展出一种恐惧心态，他们在此谨慎地思考自己的人生，好像真的多老似的。盖普当然一直以来都有种保护孩子的执念，现在他终于发现珍妮·菲尔兹想继续和她儿子住在一起的老观念并不算不正常。
盖普一家在史第林住下，他们有花不完的钱。要是海伦不想做，她可以什么都不用干。但盖普需要做点儿什么。
“你就写东西。”海伦疲劳地说。
“想停笔一段日子，”盖普说，“也许永远不再写了。起码要停一阵子。”
这确实让海伦震惊，觉得是早衰的征兆，但她也和他一样焦虑，和他一样想保住理智等已经拥有的东西，而且她知道他跟自己一样了解夫妻之间爱的脆弱。
他跑去史第林体育部提出要接替厄尼·霍尔姆，对此她什么都没说。“你们不需要付我钱，”他跟他们说，“钱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就是想当摔跤教练。”他们当然得承认他能胜任。如果没有人来接替厄尼的话，原本强大的摔跤队就会开始走下坡路。
“你一点儿钱都不想要？”体育部主席问他。
“我一点儿钱都不需要，”盖普对他说，“我需要的是有事做，除了写作以外的事。”除了海伦，没人知道t.s.盖普只学会了做两件事：他能写作，他能摔跤。
海伦可能是唯一明白他（此刻）为什么无法写作的人。她的观点后来会由评论家a.j.哈姆斯表达出来，哈姆斯说随着盖普的作品越来越类似他的个人生活史，品质就渐渐低下去了。“随着他越写越带有自传性，作品就越来越狭隘，而且，这么做让他变得越来越不自在。就好像他明白，不仅仅作品带有更多个人的痛楚，因为搅扰回忆，而且这作品从各方面来看，都越来越浅陋并且缺乏想象力。”哈姆斯写道。盖普已然失去了诚实想象人生的自由，他非常年轻的时候，以优秀的《格里尔帕策民宿》向自己和所有人证明，他有自由想象的潜力。在哈姆斯看来，盖普现在只能通过回忆来做到忠实于内心了，而且这种和想象迥然不同的写作方式，不仅有害心理健康，成果还远远差强人意。
不过哈姆斯这种后见之明是容易的，海伦在盖普担任史第林学校摔跤教练那时，就洞悉了他的问题。他们都知道，他和厄尼差得远了，但他能带出一支不错的摔跤队，他手下的摔跤手赢的比赛一定会比输的多。
“试试写童话故事。”海伦建议，她比他更常思考他的写作事业。“试着编故事，整个故事完全靠编出来。”她从来没说“像《格里尔帕策民宿》那样”，她从来没有提起，尽管她知道他现在也同意自己：这是他写过的最好的故事。不幸的是，那是他的处女作。
盖普只要一试着写，他就只看见自己人生中无聊又未经开发的事实：新罕布夏灰色的停车场，沃特一动不动的小身体，猎人发着油光的外套和红帽子，还有无性别感的“噗”自以为是的狂热。靠这些画面，什么也写不成。他花费大量时间侍弄新房子。
米姬·史第林·珀西从来不知道，谁买了她赠送给史第林学校的祖宅。要是“斯图威二号”有朝一日发现的话，他起码够明白事理到永远不把这事告诉他母亲，她对盖普的记忆和对好人斯莫恩斯先生的新印象搅和在了一起。米姬·史第林·珀西，死于匹兹堡一家养老院，因为“斯图威二号”身在铝制品业，之前就把母亲搬到离该金属产地不远的一家养老院里。
天晓得“噗”身上会发生什么事。
海伦和盖普修补了史第林老宅，校友圈里很多人都这么称呼这栋房子。珀西这个姓氏很快被人淡忘，现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米姬的名字总是米姬·史第林。盖普的新家是史第林校园内外最古典的地方，史第林的学生带家长或有意申请的学生参观校园时，很少说“这是作家t.s.盖普的家。原来是史第林家族祖宅，建于1781年”。他们的介绍更调皮，他们总是说：“这是摔跤教练住的地方。”家长会礼貌地互相看看，有意就读史第林的学生会问：“那么摔跤在史第林很受重视咯？”
很快，盖普想，邓肯就会成为史第林的学生，盖普期待这一天，他为之高兴，一点儿不觉得丢脸。他虽然希望邓肯能出现在摔跤室里，不过也很高兴邓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游泳池，由于他的个性或视力，也许两种因素都有，泳池让他感到非常自在。邓肯有时会来摔跤室看看，他刚从泳池上来，还裹着毛巾，有点儿发抖，他坐在其中一台暖风机下的软垫上取暖。
“你怎么样？”盖普会问他，“你身上不是湿的吧，是吗？别把水滴到垫子上，好吗？”
“不会，我不会的，”邓肯会说，“我挺好的。”
海伦更常来摔跤室。她又重新开始读所有书，而且她会来摔跤室读书，“好像在桑拿房看书。”她总这么说，偶尔因为特别响的摔打声或喊痛声放下正在读的东西，抬起头来看看。在摔跤室里看书唯一的坏处，就是眼睛会不断起雾，这一点以前就让海伦觉得麻烦。
“我们准备好步入中年了吗？”有一晚，海伦在他们美丽大宅里的前厅问盖普。晴朗的夜晚，在前厅可以看到珍妮·菲尔兹校医院亮着灯的方形窗户，还可以看到远处校医院辅楼前的青黑色草坪，被楼门上的孤单夜灯照射着，盖普小时候就住在那里。
“耶稣基督，”盖普说，“中年？我们已经退休了，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我们一起跳过了中年，直接进入老年人的世界。”
“这让你难过吗？”海伦小心地问他。
“还没，”盖普说，“一旦我开始为这个难过，我就会做点儿别的，或者无论如何做些什么事。我发现，海伦，我们领先所有人，我们可以不上场好一阵子了。”
海伦已经对盖普的摔跤术语感到厌烦，但她毕竟从小听着这些词语长大。对海伦·霍尔姆来说，这些话就好像耳旁风一样。而且尽管盖普没有写作，她觉得他看起来挺高兴的。她晚上阅读，盖普看电视。
盖普的作品，已经为他赢得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名声，也不算和他对自己的期许相差太远，还比约翰·沃尔夫的预期更为奇怪。尽管盖普和约翰·沃尔夫，都对《本森海沃眼中的世界》因为政治意识同时被人欣赏又为人所不齿感到尴尬，不过这书的盛名，还是让读者重新关注起盖普的早期作品来，哪怕是由于误解。盖普礼貌地婉拒了到大学演讲的邀请，他们希望他代表所谓女性议题的一方或另一方，而且，也希望他谈谈和母亲及其作品的关系，还有他赋予书里众多人物的“性别角色”。他称之为“艺术为社会学和心理学所害”。但也有差不多数量的邀请，只希望他朗读自己的小说，偶尔他会接受这类邀请中的一两个，特别是海伦想去的地方。
盖普和海伦在一起很幸福。没有再对她不忠，他很少产生那种想法了。也许因为和艾伦·詹姆斯的接触终于让他不再对年轻女孩儿想入非非，至于和海伦年纪相仿或更年长的女性，盖普锻炼出一种意志力，这对他来说并不特别难。他的人生已经被欲望影响得够了。
艾伦·詹姆斯被强奸并割去舌头时11岁，搬入盖普家时19岁。她马上就成了邓肯的姐姐，也是邓肯羞于与之为伍的残疾人一员。他们非常亲近。她帮邓肯做功课，因为她擅长读写。邓肯让她喜欢上了游泳和摄影。盖普在史第林大宅里搭了一间暗室。他们在暗室里一待就是几小时，不停地洗照片。邓肯因为镜头孔和打灯喋喋不休地咕哝，艾伦·詹姆斯则发出不成字词的“哦”和“啊”。
海伦买给他们一台摄影机，艾伦和邓肯合写了一个剧本，亲自演出，说的是一位盲王子因为亲吻一个清洁女佣恢复了部分视力。他只有一只眼睛好了，因为女佣只让他吻了她的脸颊。她太害羞，不肯让任何人吻她的嘴唇，因为她丢了舌头。尽管他们身患残疾，身有缺陷，这对年轻恋人还是结婚了。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以哑剧形式演出，配了艾伦写的字幕。邓肯后来说，这部片最好的地方只有七分钟长。
海伦照顾婴儿珍妮，艾伦·詹姆斯也帮了大忙。艾伦和邓肯很会照顾这孩子，盖普星期天下午会带她去摔跤室，他声称在那里她可以学走学跑，跌跟头也不会伤着自己，不过海伦说这会给孩子造成一种错误印象，以为脚下的地面踩上去像几乎不稳的海绵。
“不过这个世界的触感就是这样的。”盖普说。
自从他不再写作，盖普生活中唯一和外人之间的摩擦，是和他最好的朋友萝贝塔·马尔登。但萝贝塔并不是摩擦的起源。珍妮走了以后，盖普发现她留下的遗产可观，而珍妮好像为了给儿子找麻烦似的，已经指定他作为她的遗嘱执行人，负责处理她庞大的财产和犬首湾给受伤妇女准备的大宅子。
“为什么是我？”盖普嚷道，“为什么不是你？”他对萝贝塔哇哇大叫。但萝贝塔对自己不是遗产执行人感到很受伤。
“我不懂。真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当中，”萝贝塔也这么说，“竟然会选了你？”
“妈妈故意刁难我。”盖普断定。
“或者说她是故意要让你思考，”萝贝塔说，“多好的妈妈啊！”
“哦，老天。”盖普说。
他一连好几个星期都在为珍妮的一句遗言伤脑筋，那是她关于如何使用她的钱和海湾大宅的声明。
我想留下一个地方让配得上的女人可以去平复心情，简单做自己，和自己相处。
“哦，老天。”盖普说。
“要成立一个基金会？”萝贝塔猜。
“菲尔兹基金会。”盖普提议。
“太棒了！”萝贝塔说，“对，颁给妇女奖金，还让她们有个去处。”
“去做什么？”盖普说，“拿了奖金要干吗？”
“要是她们认为必要的话，用来康复；要是她们需要，就用来独自待着也行；”萝贝塔说，“要是她们想，就去写作，或者去画画。”
“或者成立一个未婚母亲之家？”盖普说，“设一个‘康复’奖金？哦，老天。”
“严肃点儿，”萝贝塔说，“这很重要。你看不出来吗？她想让你理解女性的需求，她想让你来处理这些问题。”
“还有，由谁来决定哪个女人‘配得上’？”盖普问，“哦，老天，妈妈！”他叫道，“我可以为这破事拧断你的脖子！”
“你来决定，”萝贝塔说，“就得这样才能让你思考。”
“你来决定怎么样？”盖普问，“萝贝塔，这种事你在行。”
萝贝塔显然陷入两难。她也和珍妮·菲尔兹一样想教育盖普和其他男人懂得女性需求的合法性和复杂性。但她也觉得盖普会把事搞砸，而且她知道自己会做得很好。
“我们一起来，”萝贝塔说，“就是说，你来负责，但我会从旁指导。我觉得你犯错时会和你说。”
“萝贝塔，”盖普说，“你总是告诉我我在犯错。”
萝贝塔极尽卖弄风情之能事，吻在他嘴唇上，还搂住他的肩膀。两者都那么用力，让他吓得往后退。
“耶稣基督。”盖普说。
“菲尔兹基金会！”萝贝塔叫道，“一定会很棒的。”
于是这种摩擦，持续发生在t.s.盖普的生活里，要是一点儿摩擦没有，他说不定会丧失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他不写作的时候，是摩擦给了他活力，萝贝塔·马尔登和菲尔兹基金会，最起码给他提供了摩擦。
萝贝塔成了驻扎在犬首湾的菲尔兹基金会总管，这栋大宅变成兼具作家营、康复中心和生育指导诊所的地方，还有几间日照充足的阁楼房间，给画家提供了光线和僻静。一旦女人们知道，有这么个菲尔兹基金会的存在，就有很多人想知道谁够格获得援助。盖普也不知道。所有申请人都写信给萝贝塔，她招募了一小批女性员工，这些人轮番对盖普又爱又憎，但她们总是和他起争执。每个月有两次，萝贝塔和董事会成员都要在闷闷不乐的盖普的参与下聚在一处，遴选申请人。
天气好的话，他们会坐在犬首湾大宅暖洋洋的侧门廊，但盖普越来越抗拒去那里。“那群驻扎在那里的怪胎，”他对萝贝塔说，“让我想起从前。”于是他们在史第林的史第林祖宅也就是摔跤教练家里碰头，盖普觉得在这里和这群咄咄逼人的女人见面稍微舒服点儿。
要是能在摔跤室见她们，毫无疑问他会更舒服。不过就算在那儿，盖普非常清楚，从前的罗伯特·马尔登也会让他得分艰难。
第1048号申请人名叫查理·普拉斯基。
“我以为申请人必须是女的，”盖普说，“我以为起码这一条是板上钉钉的原则。”
“查理·普拉斯基是女的，”萝贝塔对盖普说，“她只是一直叫查理。”
“我得说，就凭这一点，她就不合格了。”有人说。那人是玛西娅·福克斯，她是个瘦削的诗人，常常和盖普交锋，尽管他欣赏她的诗歌。他永远做不到那么简练。
“查理·普拉斯基想要什么？”盖普机械地问。有一些申请人只想要钱，有一些想在犬首湾住一阵。还有一些想要很多钱并且得到犬首湾的一间屋子，永远住下去。
“她只要钱。”萝贝塔说。
“要钱去改名吗？”玛西娅·福克斯说。
“她想辞职去写一本书。”萝贝塔说。
“哦，老天。”盖普说。
“建议她别辞职。”玛西娅·福克斯说，她是那种憎恶其他作家的作家，还恨想当作家的人。
“玛西娅连死掉的作家也恨。”盖普对萝贝塔说。
但玛西娅和盖普，都读了查理·普拉斯基女士投递来的书稿，他们一致同意，她应该保住任何她能找到的工作。
1073号申请人是微生物学的副教授，也想休假写书。
“写小说？”盖普问。
“分子病毒学研究。”琼·阿克斯说，她原本在杜克大学医学院任职，现正请假做自己的研究。盖普问过她在研究什么，她神秘地告诉他，她对“血液中隐藏的疾病”感兴趣。
1081号申请人的丈夫死于一场空难，生前没有上保险。她有三个不到五岁的孩子，还需要更多学时才能完成法语专业硕士课程。她想重返学校，取得学位，找个像样的工作，她需要念书的钱，还需要足以收容她的孩子还有一个保姆的犬首湾房间。
董事会成员无记名投票决定，奖给这个女子足够完成学业和支付住家保姆的钱，但孩子、保姆以及这名女子，必须得住到她想攻读学位的地方。犬首湾不适合孩子和保姆。那里有的女人，只要一看到孩子或听到孩子的声音就会发疯。还有的女人的人生曾经被保姆毁掉。
这是个简单的决定。
1088号申请人造成了些分歧。她是谋杀了珍妮·菲尔兹的男子的前妻。她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在少年工读学校，自从她的丈夫，也就是谋杀珍妮·菲尔兹的凶手，被新罕布夏州警察发射的火力弹幕和其他在停车场转悠的带枪猎手击毙之后，赡养费也断绝了。
死去的那位肯尼·创肯米勒离婚不到一年。他跟朋友说起过赡养费要了他的老命，女性解放毁了他老婆，所以她才和他离婚。帮创肯米勒太太打赢这场官司的律师就是个纽约的离婚人士。肯尼·创肯米勒13年来，几乎每个星期起码要打老婆两次，还在各种场合在身体上和精神上虐待过他三个孩子中的每一个。但创肯米勒太太在读到《珍妮·菲尔兹自传：性生活有问题的人》之前都不够了解自己，也不懂自己可能拥有的权利。这本书让她开始想到自己忍受每周的暴打、孩子被虐待，其实都是肯尼·创肯米勒的错，13年来她都以为是自己有问题，以为自己命该如此。
肯尼·创肯米勒把他妻子的自我教育怪在妇女运动头上。创肯米勒太太以前一直是新罕布夏北山镇的一个自由职业者——发型师。一等法庭强制肯尼搬出他们家，她就马上成了个正式发型师。但现在没了给镇上开货车的肯尼，创肯米勒太太觉得，光靠做头发养活一家人很困难。在她字迹潦草的申请书上，她写道她被逼无奈，委屈自己来“维持生计”，而且她不介意以后还要继续委屈自己。
创肯米勒太太一直没有透露她的名字，她表示明白董事会对她丈夫的厌恶强烈到会对她产生偏见。要是他们无视她的申请，她能够理解。
约翰·沃尔夫是荣誉董事成员（被硬拉下水的），全因他精明的经济头脑，他立马表示对菲尔兹基金会来说，没有比奖励“这位不幸的珍妮·菲尔兹的谋杀者的亲属”更好更广的宣传了。会立即成为新闻，奖金会回本，约翰·沃尔夫肯定，因为基金会一定会收到无以计数的捐献款项。
“我们收到的捐献够多了。”盖普闪避着说。
“要是她不过是个妓女怎么办？”萝贝塔指不幸的创肯米勒太太，他们都盯着她看。萝贝塔在他们当中有优势：既可以像女人那样思考，又可以像费城老鹰队球员那样思考。“稍微想一想吧，”她说，“假设她只是个荡妇，一直在委屈自己，从来如此，根本不在意。这样一来，忽然之间，我们就会成为笑柄，然后我们就上当了。”
“那么我们需要人品担保。”玛西娅·福克斯说。
“什么人得去见一下这女人，和她聊聊，”盖普提议，“看看她是不是值得尊敬，是不是真心努力想独立生活。”
他们都盯着他看。
“这个嘛，”萝贝塔说，“我可不想去验证她是不是个妓女。”
“哦，不，”盖普说，“我不去。”
“新罕布夏北山镇在哪儿？”玛西娅·福克斯问。
“我不去，”约翰·沃尔夫说，“我也不常在纽约了。”
“哦，老天，”盖普说，“要是她认出我怎么办？有人真认得我的，你们知道的。”
“我很怀疑，”茜尔玛·布洛赫，一个盖普讨厌的心理辅导社工说，“最有动力去读自传比如你母亲那本的人，几乎不被小说吸引，或者很偶然才会读小说。也就是说，要是她读过《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也只是因为你才读的。这也不足以让她读完，无论哪种情况，再加上她毕竟是个发型师，她一定会觉得困难就不读了。而且也不会记得封面上你的照片，只可能对你的脸有个模糊的印象（当然了，你的脸上过新闻，不过只出现在珍妮被刺杀那段时间）。在当时，珍妮的脸肯定会被人记得。这种女人看很多电视，她不是个会看书的人。我十分怀疑这种女人会记得你的样子。”
约翰·沃尔夫对茜尔玛·布洛赫翻了个白眼。连萝贝塔也翻了白眼。
“谢谢，茜尔玛。”盖普冷静地说。一致决定盖普去探访一下创肯米勒太太，来裁定她的品性具体如何。
“起码弄清楚她叫什么。”玛西娅·福克斯说。
“我赌她叫查理。”萝贝塔说。
他们接着讨论行政报告：目前犬首湾住着谁，谁即将期满离开，谁即将搬入，以及存在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
目前有两位画家，一位住在南边阁楼，一位住北边阁楼。南边的这个画家，羡慕北边这个画家房间里的光线，有两星期她们关系很糟，吃早饭的时候不和对方说任何话，还指责对方拿了自己的邮件，如此等等。然后，看起来她们成了爱人。现在只有北边阁楼的画家，多少还画点儿东西，是以南边阁楼画家为模特的习作，南边阁楼的画家，整天沐浴在好光线里摆造型。她在楼上裸体的行为，起码影响到了一个作家，她是从克利夫兰来的反女同性恋编剧，很敢说，她说，因为海浪的声音她睡眠不好。一定是那对爱人做爱的声音让她睡不好的，她被人说“管得太宽”。不管怎样，自从有一次，另一个驻村作家提议，整个犬首湾的住客，都大声朗读这位剧作家正在创作的作品片段，她就不再抱怨了。这招对全部人很管用，楼上的住客现在很高兴。
这“另一个作家”是个不错的短篇小说作者，盖普一年前兴奋地力荐过她，不过她马上就要搬出去了，她的居住合约要到期了。谁会搬进她的房间？
那个丈夫自杀、婆婆刚刚赢去了孩子抚养权的女人怎么样？
“我跟你们说过别接受她的。”盖普说。
那两个某天不请自来的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如何？
“现在给我等一下，”盖普说，“什么情况？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不请自来？这是不允许的。”
“珍妮以前总是让她们进门的。”萝贝塔说。
“现在是现在，萝贝塔。”盖普说。
董事会的其他成员多少都同意他，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不太讨人喜欢，其实她们从来没被人喜欢过，她们的激进做法（现在）看起来越来越陈腐可怜。
“不过这几乎是传统了。”萝贝塔说。她描述这两个“老”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在加州过得很不好。很多年前她们在犬首湾待过，萝贝塔分辩说她们的回归是一种情感上的疗愈。
“耶稣基督，萝贝塔，”盖普说，“甩掉她们。”
“你母亲以前总是照顾这样的人。”萝贝塔说。
“起码她们会很安静。”作家玛西娅·福克斯说，盖普真心欣赏她的言简意赅。但只有盖普一个人笑了。
“我觉得你应该让她们走，萝贝塔。”琼·阿克斯博士说。
“她们实在讨厌整个社会，”茜尔玛·布洛赫说，“这种情绪会传染。但另一方面，她们几乎是这个地方的核心精神。”
约翰·沃尔夫翻了个白眼。
“有一个医生在研究癌症相关的堕胎。”琼·阿克斯说，“她怎么样？”
“对，把她放在二楼，”盖普说，“我见过她。她会把所有想上楼的人吓个屁滚尿流。”萝贝塔皱起了眉头。
犬首湾大宅底楼面积最大，有两间厨房和四间完整浴室，可以住12个人，楼下私密性很好，还有多间空房，萝贝塔现在叫它们会议室，它们是珍妮·菲尔兹还活着的时候的客厅和巨巢。还有一间领食物和邮件的大餐厅，还有无论谁想找人陪伴，都会整日整夜聚集在这里。
这是犬首湾社交最活跃的一个楼层，尤其不适合作家和画家。对有自杀倾向的人却是最佳楼层，盖普告诉过董事会：“因为她们不能跳窗，得逼着自己去海里死。”
但萝贝塔以强硬手腕和既像母亲又像近端锋的作风管理此地，她几乎可以劝服任何人不要做任何事，而且就算她自己不行，她也指挥得动其他人。她成功和地方警力结盟，是珍妮从来没能办到的。偶尔伤心欲绝的人由警察捡回，要么在海滩上很靠近海的地方，要么是在村子里的海边栈道上号啕大哭，她们总是会被和善地带回来交还给萝贝塔。犬首湾的警察都是橄榄球迷，对前罗伯特·马尔登凶猛的锋线进攻和阴狠的前场阻挡满怀敬意。
“我想提出一项动议，任何艾伦·詹姆斯主义者，都不得从菲尔兹获得资助和安慰。”盖普说。
“赞成。”玛西娅·福克斯说。
“这个有待商榷，”萝贝塔对全部人说，“我觉得没必要设这条规定。虽然我们不支持这种基本上被公认为愚蠢的政治表态，但是不代表这些没有舌头的女人当中不会有人真的需要帮助。我得说，事实上，她们已经明确表示需要住处了，我们以后会继续接到她们的请求。她们真的需要援助。”
“她们是疯子。”盖普说。
“这么说太笼统了。”茜尔玛·布洛赫说。
“世界上多的是有生产力的女人，”玛西娅·福克斯说，“她们没有放弃自己的声音。事实上，她们在为发出声音奋斗，我不主张奖励愚蠢的行为和自己制造的沉默。”
“沉默中有美德。”萝贝塔争辩道。
“耶稣基督啊，萝贝塔。”盖普说。而且他看到了这个黑暗话题的光明面。出于某种原因，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比起世界上的肯尼·创肯米勒们让他更气，而且尽管他看出艾伦·詹姆斯主义已经退潮，但对他来说，她们消失得还不够快。他希望她们滚，不仅希望她们滚，还希望她们丢脸。海伦跟他说过就她们的为人来说，他对她们的憎恨太过头了。
“她们的所作所为，就只是疯狂和一根筋罢了，”海伦说，“为什么你就不能不理她们，让她们去呢？”
但盖普说：“我们去问问艾伦·詹姆斯。这样公平了吧，不是吗？我们去问问艾伦·詹姆斯她本人对艾伦·詹姆斯主义者的看法。耶稣基督，我愿意公开发表她对她们的看法。你知道她们给她什么感觉吗？”
“这太私人了。”茜尔玛·布洛赫说。她们都见过艾伦，都知道艾伦·詹姆斯憎恨自己没有舌头，也憎恨艾伦·詹姆斯主义者。
“我们暂时不要说这个了，”约翰·沃尔夫说，“我提议我们搁置这个议案。”
“妈的。”盖普说。
“好，盖普，”萝贝塔说，“我们来投票，就现在。”他们都清楚他们会否决他的动议，会去掉这条动议。
“我撤回我的动议，”盖普没好气地说，“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万岁。”
但他并没有撤回这项议案。
正是由于疯狂，他母亲珍妮·菲尔兹才会死，是因为极端主义。因为自以为是，狂热可怕的自我怜悯。肯尼·创肯米勒只是一种特殊的白痴：一个真心相信自己的恶棍。他太过盲目地可怜自己，以至于会把为自己的失败提供思想的人视作仇人。
而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又有什么不同呢？她们的姿态不也一样咄咄逼人，又对人类的复杂性一无所知吗？
“算了吧，”约翰·沃尔夫说，“她们没有谋杀任何人。”
“还没有罢了，”盖普说，“她们有杀人的素质。她们有本事作出不经过大脑的决定。她们相信自己再正确不过了。”
“要杀人还要别的条件。”萝贝塔说。他们任由盖普生他的闷气。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容忍无法容忍的人可不是盖普比较强的地方。疯子让他发疯。就好像他本人憎恨他们听凭疯狂控制似的，一则也是由于他自己时刻需要控制自己才能理智行事。当有人放弃理智的努力，或者无法保持理智时，盖普就会怀疑他们不够尽力。
“容忍无法容忍的人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艰难任务。”海伦说。尽管盖普知道海伦有智慧，也经常比他有远见，但他宁可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消失在视野范围之内。
她们当然也宁可他完全消失在视野范围之内。
关于盖普和他母亲的关系以及他自己的作品最激进的批评，就来自各种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她们惹他不爽，他也反过来惹她们不爽。很难说清这是如何开始的，或者是否应该开始，但盖普会在女性主义者当中引起争议，主要就是由于艾伦·詹姆斯主义者的刺激，而且盖普也反过来刺激她们。由于同样的原因，盖普被很多女性主义者拥戴，也被同样多的女性主义者厌恶。
至于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她们对盖普的评价跟她们的行为一样直白：也就是她们割掉舌头是因为艾伦·詹姆斯被割掉舌头。
讽刺的是，正是艾伦·詹姆斯本人加剧了两方之间的长期冷战。
她一直习惯给盖普看自己写的东西：很多故事、对父母和伊利诺伊州的回忆、她的诗歌、关于无法说话的比喻描写、她对视觉艺术和游泳的喜爱。
“她是真有写作才华，”盖普不停地告诉海伦，“她有能力，而且也有热情。我相信她也会有耐力的。”
海伦对“耐力”这个词左耳进右耳出，因为她替盖普担心，怕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耐力了。他当然有能力，也有热情，但她觉得他也走了一条窄路，被误导了，而只有耐力能让他重返其他路径。
这让她难过。目前，海伦一直想，只要盖普对任何事有热情，她都会满意，摔跤，甚至是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因为，海伦相信，精力会产生精力，她想迟早他会重新写作的。
于是当盖普因为艾伦·詹姆斯的一篇论文兴奋不已时，海伦没有太过积极干涉。那篇文章是《艾伦·詹姆斯：为什么我不是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很有力、感人，盖普都落泪了。文章回顾了她被强暴的经历，这件事给她带来的痛苦，给她父母带来的痛苦，这让艾伦·詹姆斯主义者的做法看起来是一种对非常私人的创伤的模仿，狭隘又彻底政治化。艾伦·詹姆斯说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只是延长了她的痛苦，她们把她弄成了非常公开的受害者。当然了，盖普对公开的受害者没有抵抗力。
当然了，公平些说，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本来的意图就是将残忍威胁女人和女孩儿的恐惧公开。对很多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来说，模仿可怕的割舌并非“彻底政治化”。而是一种最个人化的认同。有些情况下，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也遭遇过强暴，她们的意思是，她们感到仿佛自己丢了舌头。在一个男人的世界，她们感到好像被永远噤声。
不过没人否认这个组织充满了疯子。连一些艾伦·詹姆斯主义者自己，也不能抵赖。说这是一个由极端女权主义者组成的具有煽动性的政治团体，大体上是没错的，她们经常拉低周围其他女性和其他女性主义者的极端严肃性。但艾伦·詹姆斯对她们的攻击，没有考虑到她们当中的个别人，就像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作为一个行动团体以前也不考虑艾伦·詹姆斯一样。她们没有真正想过一个11岁的女孩儿，更想私下克服自己的恐惧。
每个美国人都知道艾伦·詹姆斯是怎么丢了舌头的，除了现在正长大的年轻一代，他们经常把艾伦误认为是艾伦·詹姆斯主义者，这种混淆让艾伦最痛苦，因为这表示她有自己割舌的嫌疑。
“她会生气也无可厚非，”海伦对盖普评价艾伦的论文，“我毫不怀疑她需要写出来，说出这些话也对她大有裨益。我和她说过。”
“我和她说过她应该发表出来。”盖普说。
“不，”海伦说，“我真的不觉得应该这样做。这能有什么好处？”
“什么好处？”盖普问，“嗯，这是真相。而且也对艾伦有好处。”
“那对你有什么好处？”海伦问道，她知道他想要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公开受辱。
“不发表好了吧，”他说，“好，好。但她是对的，妈的。那帮蠢货应该要听听原版怎么说。”
“但为什么呢？”海伦说，“对谁有好处？”
“很好，很好。”盖普咕哝着，尽管他心里一定知道海伦是对的。他告诉艾伦她应该把论文束之高阁。艾伦有一个星期没和盖普或海伦说话。
直到约翰·沃尔夫打电话来，盖普和海伦才知道艾伦把文章寄给了他。
“我该怎么做？”他问。
“老天，寄还给她。”海伦说。
“不，妈的，”盖普说，“问问艾伦她想怎么处理。”
“老家伙本丟·彼拉多，在‘金盆洗手’了。”海伦对盖普说。
“你想怎么处理？”盖普问约翰·沃尔夫。
“我？”他说，“我完全无所谓。但我肯定是能发表的。我是说，写得不错。”
“这不是这篇文章能发表的理由，”盖普说，“你知道的。”
“好吧，不是，”约翰·沃尔夫说，“但文章写得好也挺好的。”
艾伦对约翰·沃尔夫说她想发表。海伦努力劝她别发表。盖普想置身事外。
“你不可能置身事外，”海伦对他说，“你知道不用说话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这篇痛苦的檄文会被发表。这就是你想要的。”
于是盖普去找艾伦·詹姆斯谈话了。他跟她讲道理的时候尽量表现得很激动，对她说为什么她不应该公开说那些。这些女人病态、可怜、困惑、受尽折磨，被虐待过，现在则自我虐待，但谴责她们又有什么意义呢？再过个五年就没有人会记得她们了。她们再递出字条，人们会说：“什么是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你是说你不能说话？你没有舌头？”
艾伦看上去忧郁又坚决。
“我不会忘记她们的！”
她写给盖普看。
“5年以后不会，50年以后也不会忘了她们，我会像记得我的舌头一样记得她们。”
盖普喜欢这女孩儿爱用老派的标点符号。他温柔地说：“我想，最好还是不要发表了吧，艾伦。”
“要是我发表的话你会生我气吗？”
她问。
他承认自己不会生气。
“那么海伦呢？”
“海伦只会生我的气。”盖普说。
“你这样会把别人惹得太生气的，”海伦在床上对他说，“你把她们都惹火了。你在煽风点火。你应该让她们去。应该顾好自己的事，盖普。就顾好你自己的创作就好了。你以前说政治运动很蠢，而且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你以前是对的。是很蠢，真的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你这么做是因为这比坐下来从头开始编出什么东西来要容易。而且你清楚这一点。你却在忙着给整栋房子打书架，给地板打蜡，在花园里胡搞，老天啊。
“我嫁的是个临时勤杂工吗？我没有期望你会变成个革命斗士啊。
“你应该在写书，让其他人去打书架。而且你知道，我说的是对的，盖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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