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第一场女权主义葬礼及其他葬礼

“自从沃特死后,”t.s.盖普写道,“我的人生好像进入了尾声。”

珍妮·菲尔兹死时,盖普一定感到更为迷惘,好像时间按照计划流走。但那计划是什么?

盖普坐在约翰·沃尔夫的纽约办公室里,努力理解围绕着他母亲的死而产生的众多计划。

“我没批准谁办葬礼,”盖普说,“怎么能办葬礼呢?都没有遗体,萝贝塔你说是吗?”

萝贝塔·马尔登耐心地说,遗体按照珍妮的意思处理了。遗体不重要,萝贝塔说。只不过要办场纪念会,还是不要把它想成“葬礼”比较好。

报纸报道过,这将会是纽约的第一场女权主义者葬礼。

警察也说可能会出现暴力行为。

“第一场女权主义者葬礼?”盖普说。

“她对那么多女性都那么重要,”萝贝塔说,“别生气。你并不拥有她,你知道的。”

约翰·沃尔夫翻了个白眼。

邓肯·盖普从约翰·沃尔夫的办公室窗前,往外看曼哈顿的40层楼高处,让他觉得很像他刚坐过的飞机。

海伦在另一间办公室打电话。她想联系上在史第林老城的父亲,她想让厄尼在波士顿机场接他们从纽约过去的飞机。

“好吧,”盖普慢悠悠地说,他抱着坐在他大腿上的小婴儿珍妮·盖普,“好吧。你知道我不同意的,萝贝塔,不过我会去。”

“你会去?”约翰·沃尔夫说。

“不!”萝贝塔说,“我的意思是,你不必去。”

“我明白,”盖普说,“不过你是对的。她应该会喜欢这种事,所以我会去。有些什么内容?”

“会有很多很多演讲,”萝贝塔说,“你不会想去的。”

“你们会从她的书里挑段落朗读吗?”约翰·沃尔夫说,“我们已经捐了一些书。”

“不过你不会想去的,盖普,”萝贝塔紧张地说,“就别去了吧。”

“我想去,”盖普说,“我向你保证不会发出嘘声,不论什么浑蛋怎么说她。我想读读她写的东西呢,要是有人感兴趣的话,”他说,“你们读过她写的被人叫作女性主义者的感想吗?”萝贝塔和约翰·沃尔夫面面相觑,他们如受重击,面如土色。“她说‘我讨厌被人这么叫,因为我在表达对男性的感觉以及写作的时候,并没有选择这个标签’”。

“我不想和你争,盖普,”萝贝塔说,“现在不是时候。你非常清楚她也写过说过其他东西。她就是个女权主义者,无论她喜欢这个标签还是不喜欢。她干脆地指出了女人面对的所有不公平,她干脆地叫女人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作决定。”

“哦?”盖普说,“她是不是相信所有发生在女人身上的事,都是因为她们是女人?”

“白痴才这样相信呢,盖普,”萝贝塔说,“你把我们说得好像艾伦·詹姆斯主义者。”

“你们俩都别说了。”约翰·沃尔夫说。

珍妮·盖普小声抱怨了一下,打了盖普的大腿,他惊讶地看看她,好像忘了腿上还坐着个活人。

“怎么了?”他问她。但婴儿又静了下来,她直愣愣盯着约翰·沃尔夫办公室里其他人都看不到的花纹。

“狂欢大会什么时候?”盖普问萝贝塔。

“下午五点。”萝贝塔说。

“我相信这是经过精心选择的,”约翰·沃尔夫说,“这样纽约一半的秘书,都能早一个小时翘班了。”

“并不是每个纽约的女性上班族,都是秘书。”萝贝塔说。

“秘书,”约翰·沃尔夫说,“是唯一在四点到五点之间会给人惦记的。”

“哦,老天啊。”盖普说。

海伦进来说她无法打通她父亲的电话。

“他在带摔跤训练。”盖普说。

“摔跤季还没开始呢。”海伦说。盖普看了看表上的日历,时间还和美国时间相差几个小时,他上一次调表还是在维也纳。但盖普知道,史第林的摔跤季要到感恩节之后才开始。海伦是对的。

“我打到他体育馆的办公室,他们说他在家,”海伦对盖普说,“我打到家里,又没有人接。”

“我们到机场租车,”盖普说,“无论如何,我们今晚才会走,我还得去那倒霉的葬礼。”

“不,你不必去。”萝贝塔坚持道。

“其实,”海伦说,“你不能去。”

萝贝塔和约翰·沃尔夫再次如受重击,面如土色,盖普只是一片茫然。

“什么意思,我不能去?”他问。

“那是女权主义者的葬礼,”海伦说,“你没读报纸吗?还是只读了个标题?”

盖普带着责备看着萝贝塔·马尔登,但她在看着朝窗外看的邓肯。邓肯拿出自己的望远镜,侦查着曼哈顿。

“你不能去,盖普,”萝贝塔坦白道,“是真的。我没告诉你因为我觉得你会不爽。反正我也没想到你想去。”

“不许我去?”盖普说。

“这是为女性办的葬礼,”萝贝塔说,“女人热爱她,女人要哀悼她。这是我们想要的形式。”

盖普瞪着萝贝塔·马尔登。“我爱她,”他说,“我是她唯一的孩子。你是说我不能去这场狂欢大会就因为我是男的?”

“我希望你不要叫它狂欢大会。”萝贝塔说。

“什么是狂欢大会?”邓肯问。

珍妮·盖普再次发出抗议,但盖普没理她。海伦从他怀里把她接了过来。

“你的意思是没有男人可以参加我母亲的葬礼?”盖普问萝贝塔。

“严格说起来不算葬礼,我告诉过你的,”萝贝塔说,“比较像是集会,虔诚的示威。”

“我去定了,萝贝塔,”盖普说,“我不管你叫它什么。”

“哦老天。”海伦说,她带着小珍妮离开了办公室,“我再去打电话找找我父亲。”

“我看见一个男人只有一条胳膊。”邓肯说。

“求你别去了,盖普。”萝贝塔声音软了下来。

“她说得对,”约翰·沃尔夫说,“我本来也想去。说到底我还是她的编辑。但就放手让她们去吧,盖普。我觉得珍妮要是知道,也会同意的。”

“我可不管她要是知道会不会同意呢。”盖普说。

“这八成是真心话,”萝贝塔说,“这也是你不应该去的一条理由。”

“盖普,你不知道有些女权主义运动的人是怎么看待你的书的。”约翰·沃尔夫告知他。

萝贝塔·马尔登翻了个白眼。以前就有人说盖普靠他母亲的名声和女权运动发财。萝贝塔看见了《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的广告,那是事件发生后,约翰·沃尔夫立马利用珍妮遇刺给书做宣传。盖普的书,看起来也利用了这场悲剧,那广告传递出一种恶心的感觉,一个可怜的作家刚刚没了儿子,“现在又没了母亲”。

幸好盖普从没看见过那广告,连约翰·沃尔夫自己也感到后悔。

《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大卖又大卖。有那么几年,这书充满争议,后来大学里还会教这本书。幸运的是,盖普其他的作品也偶尔会在大学里被讲授。有一门课把珍妮的自传,盖普的三部长篇小说,还有斯图尔特·珀西的《埃弗雷特·史第林学院校史》放在一起讲。那门课,显然是通过一些看起来纪实的书,来理清盖普的人生。

幸好盖普也从不知道有那门课。

“我看见一个男人只有一条腿。”邓肯·盖普宣布,他在曼哈顿大街和窗户里搜索所有缺胳膊少腿和精神错乱的人,这个任务可得花好几年工夫。

“邓肯,请别这样。”盖普对他说。

“要是你真想去,盖普,”萝贝塔·马尔登小声对他说,“你得穿女装去。”

“要是男的真的那么难进去,”盖普对萝贝塔发火道,“最好希望门口没有染色体测试。”话刚出口他就后悔了,他看见萝贝塔往后一缩好像被他扇了耳光似的,于是他抓起她的两只大手捧着,直到感觉到她回握了他的手。“对不起,”他细声细气地说,“要是我非得扮成女的,有你在这儿帮我装扮就好了。我是说,你是老手了,不是吗?”

“是。”萝贝塔说。

“真荒唐。”约翰·沃尔夫说。

“要是有女人认出了你,”萝贝塔对盖普说,“她们会把你大卸八块的。最起码,她们也不会让你进门。”

海伦又回到了办公室,怀里的珍妮·盖普在挣扎。

“我给鲍吉尔主任打了电话,”她对盖普说,“请他试试看打给爸爸。这真一点儿也不像他,哪儿都找不到。”

盖普摇了摇头。

“我们就应该马上去机场,”海伦对他说,“在波士顿租辆车,开到史第林去。把孩子放下休息,然后要是你想跑回纽约参加什么圣战,随便你。”

“你先去,”盖普说,“之后我再坐飞机自己租辆车。”

“这多傻。”海伦说。

“还贵,没必要。”萝贝塔说。

“我现在有的是钱。”盖普说,他冲约翰·沃尔夫嘲弄地一笑,没有得到回应。

约翰·沃尔夫提出自己送海伦和孩子去机场。

“一个男人只有一条胳膊,一个男人只有一条腿,两个瘸子,”邓肯说,“还有一个没有鼻子。”

“你应该再多留一会儿,看看你爸变什么样。”萝贝塔·马尔登说。

盖普想到自己:这个丧亲的前摔跤手,化装成女人参加他母亲的纪念会。他吻了吻海伦和孩子们,连约翰·沃尔夫也吻了。“别担心你爸。”盖普对海伦说。

“也别担心盖普,”萝贝塔对海伦说,“我会把他打扮得谁都认不出,不会有人来烦他。”

“我希望你别去烦任何人。”海伦对盖普说。

忽然,约翰·沃尔夫的办公室出现了另一个女人,没人留意,她试着引起约翰·沃尔夫的注意。当她开口时,刚巧这一刻没人说话,于是所有人都朝她看过来。

“沃尔夫先生?”这女人说。她很老,皮肤是棕黑灰色,而且她的脚似乎疼得要命,她身上绑着一根延长电线,在她的粗腰上绕了两圈。

“什么事,吉尔西?”约翰·沃尔夫说,盖普盯着这个女人看。当然,那是吉尔西·斯洛珀。约翰·沃尔夫应该知道,作家对名字的记性很好。

“我想问问,”吉尔西说,“今天下午能不能早下班,你能不能帮我说句话,因为我想去那个葬礼。”她讲话的时候低着头,艰难地吐出字句,尽可能说得简短。她不喜欢在陌生人面前开口,而且她认出了盖普,不想沃尔夫向他介绍自己,永远都不想。

“可以,当然可以。”约翰·沃尔夫很快说。他比她还更不想对盖普介绍吉尔西·斯洛珀。

“等一等。”盖普说。吉尔西·斯洛珀和约翰·沃尔夫都僵住了。“你是吉尔西·斯洛珀吗?”盖普问她。

“不是!”约翰·沃尔夫脱口而出。盖普瞪了他一眼。

“您好。”吉尔西对盖普说,她正眼不敢瞧他。

“您好。”盖普说。他一眼就看出,这个哀愁的女人并不如约翰·沃尔夫所说的那样“爱”他的书。

“我对你妈妈的事深表遗憾。”吉尔西说。

“非常感谢。”盖普说,但他和所有人都看得出,这个女人心里在为什么事憋着一团火。

“她可抵得上两三个你!”吉尔西忽然对盖普嚷道。她浊黄的眼睛含泪。“她可抵得上你的四五本烂书!”她哼哼着,“上帝啊,”她喃喃自语,撇下约翰·沃尔夫办公室里的众人走了,“上帝啊,上帝啊!”

又有个跛子,邓肯·盖普想,但他看得出他父亲不想听他数人头。

在纽约城的第一场女权主义葬礼上,前来哀悼的人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也许因为这场集会不是在教堂举行的,而是在城市大学系统神秘的建筑物之一的一座礼堂里举行,古老的礼堂回荡着以前没人认真听过的讲话声。巨大的空间有些乱糟糟的,残留着从前摇滚乐队和偶尔著名诗人来此表演激起的喝彩。但礼堂也很严肃,留着从前这里举办过的大型讲座的书卷气,几百号人曾在此记过笔记。

这地方的名字叫作“护理学校礼堂”,于是歪打正着成了纪念珍妮·菲尔兹的好地方。很难分辨出谁穿着胸前绣着小红心的“珍妮·菲尔兹原创”牌服装,谁又穿了真的护士服,真的护士服永远那么白,一点儿不时髦。她们来护理学校礼堂附近是有别的事,办事之前先在此驻足,偷看这里的仪式,或出于好奇,或出于同情,或两种心情兼有。

涌动的人山人海,喃喃地轻声说话,她们当中站了许多穿白色制服的人,盖普立马咒骂起萝贝塔来。“我和你说过,我可以穿护士服的,我本来可以没那么显眼的。”

“我本来觉得,你要是扮成个护士才显眼呢,”萝贝塔说,“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这么穿。”

“护士服马上就他妈的要风靡全国了,”盖普咕哝道,“等着瞧好了。”但他没再说下去了,他打扮亮眼,在萝贝塔身边缩着身子,觉得所有人都在看自己,不知怎么就能感觉到他的男子气息,或者好像萝贝塔警告过的那样,起码能感到他的敌意。

他们坐在硕大的礼堂正中间,离舞台和演讲台有三排座位,一大群女人一排又一排地坐进了他们后排的座位,礼堂后方的空地上(那里没有座椅),没打算坐下参加完整场仪式但想前来致敬的女人慢慢排成单列,从一扇门进来再从另一扇门出去。就座的人比较多,她们就好像珍妮·菲尔兹敞开的棺木似的,而那些慢慢走动的女人前来瞻仰这口棺木。

盖普当然感到自己是口敞开的棺木,所有这些女人是来瞻仰自己的,她们看着他那苍白的脸,可笑的彩色着装。

萝贝塔这么装扮他,或许是为了报复他逼自己带他来,要不就是报复他针对她的染色体开过的残酷玩笑。萝贝塔给盖普穿了一条青绿色的廉价连体裤,就是奥伦·拉斯那辆皮卡的颜色。连体裤上有一条金色的拉链从盖普的裆部拉到喉咙口。盖普的臀部那里撑不起连体裤,但他的胸部,因为有萝贝塔给他垫上的胸垫,倒是把胸口的翻盖口袋拉得紧紧的,不太坚固的拉链也给拉弯了。

“你这对胸可厉害啊!”萝贝塔对他说。

“你不是人,萝贝塔。”盖普对她低吼。

硕大丑陋的胸罩肩带深深嵌进他的肩膀。但一旦盖普感到有人盯着自己看,似乎在怀疑他的性别,他就侧过身来,秀出自己的胸部。这样就能打消一切怀疑,起码他希望如此。

他对假发就没那么有信心了,是妓女那种披散的蜜黄色假发,他的头皮痒得不得了。

他的脖子上系着一条美丽的绿丝巾。

他深色肤色的脸给扑了粉,变成恶心的灰色,但萝贝塔说,这能遮住他的胡茬。他那薄薄的嘴唇给涂成了樱桃红,但他不停舔嘴唇,弄得嘴角上都是口红。

“你看着好像刚接过吻似的。”萝贝塔让他放心。

尽管盖普觉得冷,萝贝塔就是不让他穿上那件滑雪外套,因为会让肩膀看起来太厚。盖普脚蹬一双及膝高筒靴,靴子的料子是一种樱桃红色的漆皮材料,萝贝塔说,和他的口红很配。盖普看到自己在商店橱窗上的倒影,对萝贝塔说觉得自己像个十几岁的妓女。

“像个在变老的小妓女。”

“像个娘娘腔伞兵。”

“不像,你看起来是个女人,盖普,”萝贝塔向他保证,“虽然不是个品位不错的女人,不过肯定是女人。”

于是盖普浑身不自在地坐进了护理学校礼堂里。他拧着可笑的手提包上摸起来痒痒的编织绳,这凹凸不平的麻制提包上是东方色彩的图案,小得只够塞进他的钱包。萝贝塔·马尔登把盖普真正的衣服,也就是他的另一重身份藏在自己鼓囊囊的大挎包里。

“这位是曼达·霍顿琼斯。”萝贝塔小声说,她指的是一个瘦削的女人,这长着鹰勾鼻的女人讲话鼻音很重,类似啮齿类动物的头低垂着。她读了事先写好的呆板的演讲稿。

盖普不知道谁是曼达·霍顿琼斯,他耸了耸肩,忍耐着她的发言。人们逐一发言,从政治性的团结呼吁,到激动而悲伤地追忆珍妮·菲尔兹。听众不知道应该鼓掌还是祷告,应该出声赞同还是肃穆地点头。现场同时带有追悼的气氛和团结的紧迫感,有种前进的强烈意识。盖普觉得这种气氛对他母亲来说既自然又合适,也和他对女权主义运动的感觉相符。

“这是莎莉·德夫林。”萝贝塔小声说。这个正攀上演讲台的女人看起来聪慧可人,隐约有点儿面熟。盖普马上感到有必要离她远点儿保护自己。盖普小声说:“她的腿挺好看。”他这么说不是出于真心,只是想要刺激萝贝塔。

“比你的腿好看。”萝贝塔说着用她那有力的拇指和长长的传接球的食指捏痛了他的大腿,盖普觉得,她有一根手指一定在费城老鹰队断过很多回。

莎莉·德夫林用她柔软哀伤的双眼,看向台下的观众,好像在沉默地批评教室里开着小差、甚至还坐没坐相的孩子一样。

“这场无谓的谋杀,并不值得我们隆重纪念,”她冷静地说,“但珍妮·菲尔兹就是帮过那么多人,她就是对遭受不幸的女性如此耐心大方。任何得到过他人帮助的人,都应该对她的遭遇感到难过。”

盖普此刻真心难过,他听到几百个女人混合着叹息和啜泣的声音。就在他身旁,萝贝塔紧靠着他宽大的肩膀颤动着。他感到一边肩膀被一只手抓住,也许是坐在他正后方的女人,那手抓紧了他那可怕的青绿色连体裤。他怀疑是否会因为穿着不得体被扇耳光,但那手只是抓着他的肩。也许这女人需要安慰。此刻,盖普知道,她们都好像姐妹似的,不是吗?

他抬头想听莎莉·德夫林在说什么,但他自己也双眼含泪,看不清德夫林女士。不过他听得到她发出的声音:她在啜泣。她痛彻心扉地抽噎着!她努力继续演讲,但泪眼模糊无法看清稿子讲到了哪里,翻动的纸页擦着麦克风哗哗作响。一个健壮的女子想扶莎莉·德夫林下台,盖普觉得以前见过这女人,就是经常跟着她母亲的其中一个保镖似的人物,但德夫林女士不肯走。

“我本来不想这样的,”意思是本来不想哭得失控,她还在哭,“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她抗议道,但她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妈的。”她语带自尊,让盖普感动。

那个大个子的壮女人发现自己独自一人站在麦克风前。观众静默地等着。盖普感到肩上的手颤抖了,或者拉了他一下。盖普看着萝贝塔放在大腿上的两只大手,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手一定很小。那女人想说点儿什么,观众也想听。萝贝塔认识她。她在盖普身边站起来,开始为这位大个子女人在麦克风前让人恼火的沉默鼓掌。其他人也和萝贝塔一起鼓掌,连盖普也拍起手来,尽管他压根儿不知道为什么。

“她是个艾伦·詹姆斯主义者,”萝贝塔小声告诉他,“她什么都讲不出。”然而这女人痛苦又抱歉的表情融化了观众。她开口好像要唱歌,但没有声音。盖普想象自己能看见她被切剩下的舌头。他想起母亲支持过她们,这些疯子,珍妮对每一个来找她的人都好得没话说。但珍妮终于还是承认过并不认同她们的做法,也许她只对盖普说过。“她们把自己弄成受害者,”珍妮说过,“但这和让她们愤怒的男性做的事一模一样。她们为什么不宣示沉默,或者永远不在男人面前开口不就好了?弄哑自己来表明立场,这不合理。”

但盖普现在为眼前的女子感动,感到世界上自残的历史尽管暴力无理,也许比别的做法更能表达可怕的伤害。“我被伤得很深。”这个女子的大脸在说,她的面容在他的泪眼中模糊。

然后他肩上的小手弄痛了他,他想起自己是个女性仪式上的男子,于是转头去看身后的年轻女子,她看起来非常累。很面熟,但认不出是谁。

“我认得你。”年轻女子轻声对他说。她的声音听起来也没有因为认识他而高兴的意思。

萝贝塔之前警告过他不要对任何人开口,想都不要想。他做好了处理这个麻烦的准备。他摇了摇头。从翻盖口袋里取出一本簿子,这簿子本来抵着他硕大的假胸,然后从可笑的提包里抓出一支铅笔。女子的手指按进他的肩膀,好像生怕他跑了。

你好!我是个艾伦·詹姆斯主义者。

盖普在簿子上草草写道,他撕下这页纸交给那年轻女子。她没有接。

“你是就见鬼了,”她说,“你是t.s.盖普。”

“盖普”这个词好像未知动物打出的嗝儿,弹在安静伤心的观众席上,台上静默的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仍旧主持着大局。萝贝塔·马尔登惊恐万分地转过头来,她从来没见过这个年轻女子。

“我不知道你那个大个子同伙是谁,”年轻女子对盖普说,“但你就是t.s.盖普。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弄来这头蠢假发和假胸,但我到哪儿都能认出你来。你还跟搞我姐姐、把她搞死的那时候一模一样,一点儿没变。”盖普于是知道敌人是谁了:珀西大家族里的老幺儿,“噗”·珀西,快十几岁了还穿着纸尿裤,据盖普所知,现在还穿着。

盖普看着她,自己的胸部比她大。“噗”穿着中性,发型类似时兴的中性款式,五官说不上精致还是粗糙。她穿着件带士官条纹袖章的美军衬衫,别着一枚竞选新罕布夏州长的女候选人的宣传扣。盖普惊讶地发现,要竞选州长的是莎莉·德夫林。他想知道她有没有赢!

“你好啊,‘噗’。”盖普说,看见她往后一缩,因为显然再也没人叫她这个可恨的昵称了。“班布里奇。”盖普咕哝着,但现在示好已经太晚了。晚了很多年。从那个盖普咬掉癫子的耳朵、在史第林学校校医院侵犯库西的晚上,从没去她婚礼也没去她葬礼、根本没爱过她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无论“噗”对盖普或其他男人怀着什么深仇大恨,现在她终于可以任意处置她的敌人了。

萝贝塔的大手拍在盖普的手背上,她粗声粗气催他:“离开这里,快,别说一个字。”

“这里有个男人!”班布里奇·珀西对着护理学校大厅里默哀的人们大叫。连在台上不知如何是好的艾伦·詹姆斯主义者,都疑似发出了一声咕噜。“这里有个男人,”“噗”叫道,“他是t.s.盖普。盖普在这里!”

萝贝塔想带他上走道。一名近端锋的主要作用是阻挡,其次才是带球过人,然而就算是从前的罗伯特·马尔登,也无法拨开那么多女人。

“拜托了,”萝贝塔说,“让我们走吧,求你们了。他是珍妮的孩子,你们必须了解,她唯一的孩子。”

我唯一的母亲!盖普心想,他贴着萝贝塔的背艰难往前闯。他感到“噗”针一样的爪子抓过他的脸。她一把抢下他的假发,他又把它抢了回来紧紧抓在大胸前面,好像很紧张假发似的。

“他把我姐姐操死了!”“噗”哀号道。她究竟是怎么会对盖普有这种印象的,他永远无从得知,但珀西显然坚信不疑。她爬过盖普刚刚坐的椅子,转移到他和萝贝塔身后,他们俩终于挤上了过道。

“她是我妈妈。”盖普经过一个女人时说。这女人看来即将成为母亲。她怀着身孕。盖普在她鄙夷的脸上看到理智和温柔,也看到了克制和轻蔑。

“让他过去。”怀孕的女人小声说,不过不带多少感情。

其他人似乎比较有同情心。有个人嚷着他有权来这里,不过还有一些嚷嚷声,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

走到过道远端时,他感到自己的假胸被人揍了,他伸出手去拉萝贝塔,却意识到她已经(用橄榄球的术语来说)退出比赛了。她被放倒了。几个穿着深蓝呢大衣的年轻女子似乎坐在她身上。盖普忽然想到,她们大概以为萝贝塔也是个扮成女人的男人,她们验明萝贝塔女儿身的过程可能会很痛苦。

“盖普,走!”萝贝塔喊道。

“对,倒是跑啊,你这个小浑蛋!”一个穿着呢大衣的女人粗声粗气地说。

他跑了。

他差点儿就要跑到大厅后面熙攘的女人那里了,然而就在此时他被人击中,那人准确地击中了想击中的部位。自从很多年前在史第林接受摔跤训练以来,他还没被人打到过蛋,他发现自己已经忘了这会让人彻底动弹不得。他遮住那里,一边屁股着地,蜷着身子躺倒在地。她们还想把假发从他手上夺走,还有他的小提包。他紧抓不放好像被抢劫了。他感到几只鞋踢了自己,还挨了几记耳光,然后一个老妇薄荷味儿的呼吸喷上他的脸。

“加把劲儿站起来。”她温柔地说。他看到她是个护士。真护士。胸前没有绣着时髦的心形,只有一块小小的蓝色铜铭牌,她名叫云云。

“我叫多蒂。”护士对他说,她至少也有60岁了。

“你好,”盖普说,“谢谢,多蒂。”

她抓住他的胳膊,带领他快速穿过余下的暴民。有她在,似乎就没人想弄伤他了。她们放他走了。

他们出了护理学校大厅,多蒂护士问他:“你有钱坐出租车吗?”

“有,我想。”盖普说。他检查了一下那恶心的提包,钱包还好好的。他夹在腋下的假发更为凌乱。盖普自己的衣服在萝贝塔那儿,他看不到一点儿萝贝塔能从第一场女性主义葬礼脱身的迹象。

“把假发戴上,”多蒂对他说,“不然,别人会误会你是易装癖。”他艰难地戴上了假发,她从旁协助。“人们对易装癖很粗暴的。”多蒂又说。她从自己一头灰发上取下几枚发夹,把盖普的假发固定得更牢。

她说,他脸颊上的抓痕很快就会止血了。

护理学校大厅外的台阶上,一个和萝贝塔差不多高大的黑人女子,冲着盖普挥了挥拳头,不过什么都没说。也许她也是个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其他几个女人聚在那里,盖普害怕她们在盘算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攻击自己。古怪的是,这组人旁边站着个流浪儿似的女孩儿,也许是刚成年的孩子,她似乎和她们没有关系,她一头颜色驳杂的金发,目光锐利,大眼睛和沾了咖啡渍的盘子一个颜色,像嗑药或者长期痛哭流涕的人的眼睛。盖普被她的目光瞪怕了,冷得哆嗦,她似乎真的疯了,大概是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打手,她那过大的提包里说不定有把枪。他抓紧自己的破包,想起来起码钱包里装满了信用卡,有足够的现金打车到机场,可以用信用卡买机票飞往波士顿,回到家人的怀抱。他希望可以摆脱怀中这对浮夸的乳房,但它们还在那儿,就好像天生就在似的,而且他也好像生来就穿着这套松紧有致的连体衣似的。这就是他所有的行头了,必须得撑过去。盖普从护理学校的骚乱中逃出来,他知道萝贝塔还深陷痛苦的争论之中,说不定是战斗。晕倒的人和被揍伤的人被架了出来,更多警察入场。

“你母亲是一流的护士,让每个女人自豪,”多蒂护士对他说,“我敢说她也一定是个好母亲。”

“的确如此。”盖普说。

这位护士给他叫了辆出租车。他看了她最后一眼,她离开路沿,朝护理学校大厅走了回去。其他站在大楼外面台阶上看起来很有威胁感的女人,似乎没兴趣占她便宜。更多警察赶过来。盖普找寻着那个奇怪的大眼睛女孩儿,但她不在那群场外的女人中。

盖普问司机谁是新当选的新罕布夏州长。他努力掩盖自己低沉的嗓音,但司机见怪不怪,对盖普的嗓音和外形毫不惊讶。

“我之前不在国内。”盖普说。

“你什么也没错过,甜姐儿,”司机对他说,“那娘们儿崩溃了。”

“莎莉·德夫林?”盖普说。

“她垮了下来,就在电视上,”司机说,“她因为刺杀失控了,控制不了自己。她在演讲,但是根本讲不下来,你知道吗?”

“我觉得她就跟个白痴似的,”司机说,“要是她就这点儿自控能力,那可当不了州长。”

于是盖普看出了呼之欲出的女性失败模式。也许卑鄙的现任州长就曾说过德夫林女士控制不了情绪,因为“女人就这样”。莎莉·德夫林,因为对珍妮·菲尔兹表现出激动的情绪,而当众出丑,于是便被人认定不够有能力担任州长,天晓得州长有些什么鬼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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