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年来担任白衣天使，以及看护女权运动成长之后，就这样珍妮·菲尔兹再次当起护士来，她穿着一身合适的装束走马上任了。珍妮提议盖普一家搬进犬首湾的菲尔兹家族大宅。那里有很多房间，好让珍妮照顾他们，还能听到具有疗愈作用的海潮声，潮来潮去，将一切冲刷干净。
邓肯·盖普终其一生，只要听到海浪的声音，就想起自己养伤的那段日子。他的祖母帮他解开绷带，邓肯的右眼处有点儿像潮汐灌溉。他的父母不忍心看这个空空的洞，但珍妮习惯了瞪着伤口看，直到它们消失不见。邓肯是和祖母珍妮在一起的时候，看见了自己的第一只玻璃义眼。“看见了吗？”珍妮说，“棕色的大眼睛，没你的左眼漂亮，但是你只要确保让女孩子先看到你的左眼就好了。”这可不是非常女权主义的说法，她猜，但珍妮总是说，她最主要的身份还是护士。
邓肯的眼睛，是被甩到前排座椅缝隙间时，被捅出来的，他一头栽向那根光秃的变速杆。盖普的右手伸进缝里的时候，已经太迟了，邓肯已经倒在地上，右眼被捅出，右手三根手指折断，因为塞进了安全带卡扣里。
没人觉得那辆沃尔沃当时的速度会超过25英里，最多也就35英里，但撞车的力度很惊人。三吨的别克，一寸也没让盖普那辆正在滑行的车。撞击发生的一瞬，沃尔沃里的孩子们，就像滚出盒子的鸡蛋一样散落在购物袋里。即便在别克里，震动也很猛烈。
海伦的头被甩到前面，险些撞到转向柱，但转向柱撞到了她的后脖子。很多摔跤手的孩子脖子都很硬，海伦的脖子就没断，不过她戴了差不多六个星期的颈托，而且她的余生都被背痛折磨。她的右锁骨断了，也许是被迈克·米尔顿抬起的膝盖撞的，她的鼻梁可能是被迈克·米尔顿的安全带扣撞裂的，缝了九针。海伦的嘴因为巨大的冲力闭了起来，断了两颗牙，舌头也结结实实地缝了两针。
起初，她以为自己把舌头咬下来了，因为能感觉到嘴里一口血当中有小肉在游移，她的头太痛了，不敢张嘴，直到不得不张口呼吸，而且她发现自己的右胳膊动不了了。她把以为是舌头的肉块吐在左手掌上。当然不是她的舌头，是迈克·米尔顿四分之三的阴茎。
海伦觉得脸上的热血感觉像汽油，她开始大叫，不是为自己，是因为担心盖普和孩子的安全。她知道是什么撞上了别克。她挣扎着从迈克·米尔顿的腿上爬出来，想看清楚她的家人怎么样了。她把原本以为是舌头的东西扔在了别克的地板上，她用没事的左手捶了迈克·米尔顿，他的大腿把她顶在转向柱那里动弹不得。就在此时，她听到了自己的叫声之外的叫声。迈克·米尔顿当然在尖叫，但海伦听到了沃尔沃那里传来的声音。是邓肯在叫，她很肯定。海伦依靠左胳膊，爬过迈克·米尔顿流着血的大腿，爬到了车门把手那里。门开了，她就把迈克推出了别克车，她觉得力大无比。迈克仍旧保持着他弯腰坐着的姿势，他就以坐在司机座上的姿势侧身倒在冰泥上，他咆哮着流血不止，好像一头阉牛。
大别克的车门灯光照过来，盖普只能隐约看见车里一摊血，邓肯脸上的血被他的泪水弄花。盖普也开始咆哮，但他的声音轻如呜咽，他被自己奇怪的声音吓了一大跳，他努力轻声对邓肯说话。就在那时盖普意识到他无法说话了。
盖普伸出手去接邓肯时，他几乎在驾驶座上完全转成侧身，脸重重地撞在了方向盘上，敲断了下巴压伤了舌头（12针）。盖普在犬首湾养了好几个星期的伤，还好珍妮和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沟通有方，因为盖普的嘴被针线缝了起来，只能靠文字和母亲交流。有时他用打字机写了一页又一页，然后由珍妮来读给邓肯听，因为尽管邓肯可以看，但医生让他不到万不得已不用那只眼睛。不用过多久，剩下的眼睛就能弥补丢掉的那只了。但盖普有太多话想马上说出来，然而却无法说出来。他察觉到，他母亲改了他写给邓肯和海伦的话（他也给海伦写了一页又一页），于是盖普就硬起他疼痛的舌头，从缝起来的嘴里发出抗议的咕哝声。然后，珍妮这位好护士，就会明智地把他送到单人间里。
“这里是‘犬首湾医院’。”海伦有一次对珍妮说。尽管海伦可以说话，她却说得很少，她没有一页又一页的话要说。她养伤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邓肯房里，念书给他听，因为海伦念得比珍妮好得多，而且她的舌头只缝了两针。在养伤期间，珍妮比海伦更能对付盖普。
海伦和邓肯时常肩挨着肩，坐在邓肯房里。邓肯只能看见一只眼睛力所及的范围，他一整天都睁着，好像一台相机。习惯以一只眼看世界，就好像习惯通过相机镜头看世界一样，有着同样的景深，也有类似的对焦问题。等到邓肯似乎准备好探索摄影时，海伦买给他一台单眼反光镜相机，对邓肯来说，这种相机再合适不过了。
邓肯·盖普后来回忆道，他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第一次想成为艺术家、画家和摄影师，当时他快11岁了。尽管事故前，他一直很热衷体育，但失去了一只眼，让他终生都对球类运动不抱好感（就像他父亲一样）。他说，即便是跑步，也会被有限的视线影响。邓肯宣称运动让他笨手笨脚。不过最终让盖普更为伤心的是，邓肯也不爱摔跤。邓肯用照相机来打比方，他告诉他父亲，他眼睛的景深问题之一，就是看不清楚垫子离自己多远。“摔跤的时候，”他对盖普说，“我感觉就像在黑暗中走下楼梯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踩到底了，只能靠感觉。”盖普的结论当然是，因为意外，邓肯才对体育运动丧失安全感的。但海伦指出，邓肯以前就算运动很在行，运动神经好，也总是有些胆小和拘谨的感觉，总是宁可不玩。他完全不像沃特那样精力旺盛，沃特什么都不怕，总是带着信任、优雅和鲁莽冲进各种新状况里。海伦说，沃特才是他们当中真正的体育健将。过了很久，盖普才觉得她是对的。
“海伦常常是对的，你知道的。”珍妮有一天晚上在犬首湾对盖普说。珍妮在各种情况下都可能说出这句话，不过那天是发生意外不久，邓肯在自己的房间，海伦在她的房间，盖普有属于他的房间。
海伦常常是对的，她母亲这么对他说过，但盖普看起来很生气，写给珍妮一张字条。字条这么写道：
“这次她不对，妈妈。”
也许指迈克·米尔顿，也许指所有这一切。
海伦从学校辞职，并非由于迈克·米尔顿。盖普和海伦后来想，搬去珍妮在海边的大医院，是让他们远离不想再看见的熟悉的家和车道的一个办法。
在教职员工道德规范当中，“有伤风化”被列为会让人丢掉终身教职的理由。虽然从来没有正式经过讨论，但和学生发生关系，总的来说不会被处置得太严厉。这可能会成为某人无法取得终身教职的隐藏原因，不过很少会让人被撤销终身教职。海伦也许猜测过，咬掉学生四分之三的阴茎，在虐待学生罪当中算相当严重的。和学生睡觉只不过时有发生，尽管学校从未鼓励这种行为，虽然还有很多更恶劣的法子惩罚学生、给他们今后的人生分类。但咬掉他们的生殖器，绝对是太过严厉了，哪怕是针对坏学生，海伦可能想自我惩罚。于是她剥夺了自己继续从事多年来做得很好的工作的乐趣，她不让自己享受书籍和与学生讨论带来的兴奋。在她后来的人生里，海伦拒绝感到悔恨，省掉了很多不愉快。在她此后的人生里，和迈克·米尔顿之间发生的一切，都让她愤怒多于伤心，因为她足够坚强到相信自己是个好人，她也真的是好人，只不过因为微不足道的轻率行为，受到了不合比例的痛苦。
但起码有那么一段时间，海伦疗着自己和家人的伤。她从未有过母亲，以前也没机会让珍妮像母亲一样照顾自己，海伦全身心在犬首湾养病。她通过照顾邓肯来让自己平静，她希望珍妮能照顾盖普。
医院的氛围盖普并不陌生，他早年那些充满了害怕、梦境和性的人生经验，都发生在老史第林学校的校医院里。他调整自己适应新环境。这有利于他写下想说的话，因为书写让他变得小心，让他重新考虑他本来以为要说的很多话。当他看到原始的想法被写下来，就意识到，他不能或不应该这么说，当他修改这些话时，他已经改变了想法，于是扔掉了写的话。这里有一张字条是写给海伦的：
“四分之三不够多。”
他扔了。
然后他写了另一张，也真的交给了海伦。
“我不怪你。”
之后，他又写了一张。给他母亲：
“我也不怪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再次合二为一。”
一身白衣的珍妮·菲尔兹，轻手轻脚地穿梭在这栋盐湿的房子的各个房间，带着她护士的姿态和盖普的字条。这是他唯一能写的东西。
当然了，犬首湾的这所房子一直被用作疗伤处。珍妮那些受到伤害的女性朋友们以前在此找回自我，散发着海水味的房间充满了过去了的伤心史。其中就有萝贝塔·马尔登的伤心史，她在珍妮的陪伴下，在这里度过了变性手术后最艰难的时光。事实上，萝贝塔也无法一个人住，和好几个男人生活在一起无果之后，她又在盖普一家搬进来的时候，重回犬首湾。
春天渐渐温暖起来，邓肯右眼那个洞慢慢愈合，不再怕有沙子进来了，萝贝塔就带邓肯去海滩。在海滩上，邓肯发现自己看飞起的球会出现景深问题，萝贝塔·马尔登正试着和他玩接球，但很快就用橄榄球打中了他的脸。他们就再也不玩球了，萝贝塔满足于和邓肯在沙地上纸上谈兵，回忆她在费城老鹰队当近端锋时打过的所有比赛，那时她仍叫罗伯特·马尔登，90号，她对着邓肯重温自己偶尔的达阵传球，她掉球，她越位犯规，她最阴险的撞击。“那是在打‘牛仔’的时候。”她对邓肯说，“我们在达拉斯打，那个隐形杀手，八球，人人都这么叫他，走到我的盲区的时候……”然后萝贝塔看了看沉默的孩子，他终生都有盲区了，于是她巧妙地换了话题。
萝贝塔和盖普的话题是变性手术的敏感细节，因为盖普看起来感兴趣，而且萝贝塔知道，盖普一定想听完全与自身无关的麻烦。
“我一直都知道，我应该是个女孩儿，”她对盖普说，“我梦到有人和我做爱，男人。但在梦里，我总是女人，我从来不是一个和男人做爱的男人。”萝贝塔提起同性恋，不止一点儿鄙夷，盖普觉得这很奇怪，决定改变自己不惜从今往后都被归入少数派的人，可能对其他少数派比想象中更缺少同情。萝贝塔抱怨起其他跑来犬首湾找珍妮疗伤的女人时，还很不客气。“那群天杀的女同志，”萝贝塔对盖普说，“她们想让你母亲变成她们想要的人，她根本不是那样。”
“我有时候觉得，妈就是做这种事的，”盖普故意逗萝贝塔，“她靠让别人以为她是某种她不是的人，来让他们开心。”
“哎，她们想给我灌迷汤，”萝贝塔说，“我准备接受手术的时候，她们不停劝我别做。‘做个同性恋吧，’她们说，‘你想要男人，就要好了。要是你变成了女人，就要给他们占便宜。’她们都胆小如鼠。”萝贝塔总结道，尽管令人伤心的是，盖普眼看着萝贝塔确实一次又一次被男人占便宜。
萝贝塔的坏脾气并不特别，盖普想到其他在他母亲宅子住着，受她照顾的女人们，都是不宽容的社会的受害者，然而他见过的她们中的大多数，都特别不能容忍彼此。盖普无法理解这种内讧，他惊讶于他母亲能对付她们所有人，让她们每个都开心，互不冒犯。盖普知道，罗伯特·马尔登在真的接受手术之前好几个月都穿女装，他早上以罗伯特·马尔登的样子出门，然后采购女装，而且几乎没人知道，他用来支付变性手术的钱，都是他去男生俱乐部和男子俱乐部的宴会演讲的车马费。晚上回到犬首湾，罗伯特·马尔登会穿上新衣服，走秀给珍妮和同住的挑剔女人看。之后雌激素让他的胸部变大，从前的近端锋的身材也出现变化，罗伯特不再出席宴会，而是穿着男性化的女式西服，戴着比较保守的假发，从犬首湾的家大胆走出去，他在手术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试着当萝贝塔了。从生理上说，萝贝塔现在已经和大多数其他女人一样，有同样的生殖器和泌尿系统了。
“不过我当然不能怀孕，”她对盖普说，“我无法排卵，没有月经。”珍妮曾经安慰她说，几百万其他妇女也不行。“我从医院回家的时候，”萝贝塔对盖普说，“你知道你母亲还对我说了什么吗？”
盖普摇了摇头，他知道萝贝塔所说的“家”指的是犬首湾。
“她告诉我，我比她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更不会让人搞错性别。”萝贝塔说，“我真的很需要这句话，因为我一直得用可怕的扩张器，不然我的阴道就要合起来，我觉得自己像台机器。”
“妈妈这个老好人。”
盖普胡乱地写道。
“你写的东西，对人有很大的同情。”萝贝塔忽然对他说，“但现实生活里，我看不出你对别人有什么同情心。”珍妮以前也老这么批评他。
但现在，他觉得，他对他人更为同情了。他的下巴被缝起来，他的妻子手臂整天吊着石膏，邓肯漂亮的脸蛋只剩下半边是完好的了，盖普对来到犬首湾的别的可怜人更为宽容了。
这是座夏日度假城。淡季时，灰绿色的沙丘和白色海滩边，海洋道尽头的这座带门廊和阁楼的褪色的木瓦房，是唯一有人住的房屋。偶然会跑来一条狗嗅遍骨头色的浮木，退休的人住在离海几英里远的他们以前的度假屋里，他们偶尔来到海岸边散步，仔细观察贝壳。夏天海滩上，满是狗和孩子，还有帮妈妈们带孩子的人，海湾总是停靠着一两艘颜色鲜亮的船。但盖普一家搬来和珍妮一起住时，岸边一派荒废的样子。海滩上，尽是被冬天高涨的潮水带上岸来的垃圾，没有人迹。大西洋一直到四五月，都还是伤口般的铁青色，也就是海伦鼻梁的颜色。
淡季来这座小城的人，很明显是来向著名的护士珍妮·菲尔兹寻求救助的迷失女人。夏天，这些女人经常在犬首湾待上一整天，努力寻找知道珍妮住处的人。但犬首湾的居民人尽皆知。“海洋道走到底的那栋房子，”他们告诉来问路的受伤的女孩儿和女人，“亲爱的，那房子就跟酒店一样大，你一准儿能看见。”
有时这些访客长途跋涉先到了海滩，盯着大房子看了很久以后，才终于鼓起勇气来问珍妮是否在家；有时盖普看见，她们独自一人或三三两两蹲在风很大的沙丘上观察着房子，好像试图揣摩出这房子里有多少同情。要是她们是结伴来的，就会在海滩上商量，其中一个人被推举来敲门，其他人则挤在沙丘上，就像狗被人命令不许动！直到有人来叫她们过去。
海伦给邓肯买了一架望远镜，邓肯从他的海景房侦察着畏畏缩缩的访客，经常在听到敲门声之前几个小时就宣布有人来了。“有人来找奶奶。”他说。对焦，总是在对焦。“她大概24岁，或者大概14岁。她背着蓝色背包。她带着一只橙子，但我觉得她不会吃掉它。有人和她一起来，不过我看不见她的脸。她躺下来了，不，她病了。不，她戴着一种面具。她大概是另一个人的妈妈，不，姐妹。要不就是朋友。”
“现在她在吃橙子。橙子看起来不太好吃。”邓肯如此汇报。萝贝塔也会往外看，有时海伦也会看。总是盖普去开门。
“是的，她是我母亲，”他说，“但这会儿她出门买东西去了。要是你愿意等她的话，就请进来吧。”然后他对来人微笑，尽管他一刻不停地仔细打量对方，就像退休老人在海边看贝壳那样仔细。在他的下巴痊愈、裂开的舌头长好之前，盖普用一大叠事先准备好的字条应门。很多访客，拿到字条一点儿也不惊讶，因为这也是她们唯一的交流方式。
“你好，我的名字叫贝丝。我是个艾伦·詹姆斯主义者。”
盖普会递给她这个：
“你好，我的名字叫盖普。我的下巴坏了。”
他冲她们微笑，再递过去第二张字条，视情况而定。其中一张写道：
“厨房的壁炉火生得很好，左转就是。”
另一张写着：
“别难过。我母亲就快回来了。这里还有其他女子。你想见她们吗？”
在这段时期里，盖普重新穿起运动夹克，并非因为怀念在史第林或维也纳的旧时光，当然也不是因为在犬首湾必须穿着得体，这里只有萝贝塔一人在意自己的穿着，而是纯粹由于他需要口袋，他随身带着的字条太多了。
他试过在沙滩上跑步，但不得不放弃，他的下巴会震动，舌头会打到牙齿。但他在沙滩上步行好几英里，警车把一个年轻男子带来珍妮家的这天，他刚散完步回来，警察手挽手把这个男子扶上很大的前门廊。
“盖普先生吗？”一个警察问。
盖普散步也穿着一身跑步装，他没带字条，但他点点头，表示是的，他就是盖普先生。
“你认识这小子吗？”一个警察问。
“他当然认识了，”年轻男子说，“你们警察从来不相信任何人。你们不懂怎样放松。”
是那个穿紫色宽袍的小子，被盖普护送出拉尔夫太太闺房的那位，盖普觉得好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他本想不认他，但还是点了点头。
“这小子一分钱也没有，”警察解释道，“他不住在这附近，也没工作。他也没在任何地方上学，我们打电话给他家里人，他们说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也不像想知道的样子。但他说，他和你住在一块儿，你会帮他说话。”
盖普当然无法说话。他指了指下巴的缝线，做了个在手掌上写字的动作。
“你什么时候戴起牙套来的？”这小子问，“大多数人都小时候戴牙套的。你的牙套，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
盖普在警察给的交通违章表背面写了字。
“是的，我来对他负责。但我不能帮他说话，因为我弄断了下巴。”
那小子从警察身后读了字条。
“哇，”他咧开嘴笑着说，“把你弄成这样的另一个家伙怎么样了啊？”
他丢了四分之三的阴茎，盖普在心里说，但他没有把这话写在交通违章表或其他什么东西上。从来没有。
原来，这男孩儿在监狱里读了盖普的所有小说。
“要是我早知道你写了那些书，”这小子说，“我才不会那样不礼貌。”他名叫兰迪，他已经成了盖普的狂热粉丝。盖普很肯定，他的大部分欣赏者一定有流浪儿、孤独的孩子、脑子不行的成年人、怪人，只有极个别没什么变态口味的正常人。但兰迪来找盖普，就好像盖普是他唯一肯追随的领袖人物。因为他母亲犬首湾房子的功能，盖普不是很好拒绝这男孩儿。
萝贝塔·马尔登自告奋勇，对兰迪简要说明了盖普和家人的意外。
“那个人高马大的漂亮妞是谁？”兰迪以一种敬畏的口气小声问盖普。
“你认不出她？”盖普写道，“她以前是费城老鹰队的近端锋。”
但连盖普的酸楚，也没法消减兰迪讨人喜欢的热情，起码不是马上让他冷下来。这男孩儿能逗邓肯玩上好几个小时。
“天晓得他是怎么办到的，”盖普对海伦抱怨，“一定是对邓肯说了他所有的嗑药经历。”
“这孩子没有嗑药，”海伦叫盖普放心，“你母亲问过他。”
“那么他就是讲给邓肯听他刺激的犯罪史。”盖普写道。
“兰迪想当作家。”海伦说。
“人人都想当作家！”盖普写道。但这话不对。他就不想当作家了，不再想当了。他想写作的时候，只有最骇人的死寂的主题跳出来欢迎他。他知道，必须忘了发生过的事，而不是抱着回忆不放、用艺术的形式夸大苦难。这很疯狂，但无论何时，他只要一想写，那个唯一的主题就跳出来，勾引他，新鲜的牵动肺腑的水塘，带着死亡的臭气。于是他不写了，连试也不想试。
最后兰迪走了。尽管邓肯舍不得他走，但盖普觉得松了口气，他没有给任何人看兰迪留给他的字条。
“我永远不可能像你一样优秀，在任何方面都不行。就算这是真的，你也可以在揭人疮疤的时候不那么狠。”
所以我不是个亲切的人，盖普想。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新发现吗？他把兰迪的字条扔了。
盖普下巴上的线拆掉，舌头长好之后，他又开始跑步。天气暖和起来，海伦开始游泳。她被告知这对恢复肌肉线条、强健锁骨有好处，尽管她还是感到疼痛，特别是蛙泳的时候。盖普觉得，她大概游了好几英里，直接游向大海深处，然后再沿着海岸游。她说，她之所以游出岸边那么远，因为那里的水比较平静，越靠近海岸，浪就越会影响她的动作。但盖普很担心。他和邓肯有时用望远镜看她。要是有什么事发生，我要怎么办？盖普不知道。他游泳不行。
“妈妈游泳很厉害的。”邓肯让他放心。邓肯自己也很会游。
“她游得太远了。”盖普说。
夏日游人来了以后，盖普一家不再在众目睽睽之下锻炼了，他们在海滩上玩，或者只有清晨才会下海。夏日人潮汹涌的时候和傍晚时分，他们在珍妮家有遮篷的门廊上看着这个世界，他们退回到了这栋凉爽的大屋里。
盖普稍微好了些。他开始写作了，一开始还有点儿诚惶诚恐，他写下很长的情节大纲和对人物的想法。他避开主要人物不写，起码他觉得，他们是主要人物——丈夫、妻子、一个孩子。相反他专注于侦探，一个和这一家没关系的人。盖普知道，这本书的中心隐藏着什么恐怖，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他通过一个和罪案无关的警方调查人员切入这个故事，避开自己个人的焦虑。我有什么必要写这个探员呢？他思考着，于是他将这个探员写成一个连他自己也能理解的人。然后盖普站到离死亡的臭味本身更近的位置开始写。邓肯眼睛上的绷带拆了，这孩子戴着一片黑布，在他夏天晒得黑黑的皮肤映衬下，几乎可以说很帅。盖普深吸一口气，开始写作这部小说。
《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就开始于盖普疗伤期间的这个夏末。大约在那个时候，迈克·米尔顿出院，手术之后走路还弯着腰苦着脸。由于引流不当，造成了感染，因为常见的泌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他不得不接受手术把剩下的阴茎也去除了。盖普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在那个时刻，恐怕连这个消息也不能让他开心点儿。
海伦知道盖普又重新开始写作了。
“我不会读的，”她对他说，“一个字也不会读。我知道你不得不写，但是我永远不想看。我不想伤你的心，但你要理解我。我必须得忘记那件事，如果你不得不写那件事的话，希望老天助你一臂之力。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来埋葬过去。”
“严格说起来，不是关于‘那个’的，”他对她说，“我不写自传体小说。”
“我也知道这点，”她说，“不过我还是同样不会读的。”
“当然，我理解。”他说。
他始终明白，写作是一项孤独的事业。别人不读，让孤独的事变得更孤独了。他知道，珍妮会读的，她像钉子一样硬。珍妮看着他们好转，她看着新病人来了又走。
其中有个年轻姑娘叫劳蕾尔，有一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她犯了个错，她口无遮拦说邓肯的坏话。“我能睡在房子的另一边吗？”她问珍妮，“这里有个怪小孩儿，拿着个望远镜和照相机，戴着块眼罩的？他像个操他妈的海盗一样偷看我。连那么小的孩子，都想用眼睛扒光我，哪怕他只有一只眼。”
之前盖普趁着天亮以前的微光，在海滩跑步的时候，摔了一跤，又伤到下巴了，嘴又一次用线缝起来。他身边没了以前的老字条，但他很快在餐巾上涂了几个字。
“操你妈。”他潦草地写好，然后把餐巾扔向那个吃惊的女孩儿。
“看吧，”女孩儿对珍妮说，“这还只是我想逃开的其中一件常发生的事。有的男人总要欺负我，有的蠢货用他们的暴力大阴茎来威胁我。谁想要碰上这种事啊？我是说，特别是在这儿，谁要啊？我到这儿来是为了受同样的罪吗？”
“操你大爷。”盖普的下一张字条这么写道。但珍妮领着女孩儿出了门，告诉她邓肯的眼罩、望远镜、相机的故事，然后这女孩儿煞费苦心，在接下来住这里的日子，避开盖普。她只在这儿住了几天，就有人来接她走，开着辆纽约牌照的跑车，开车的是个看着像蠢货的男人，也就是老用“暴力大阴茎”威胁劳蕾尔的那位。
“喂，你们这些假屌！”他冲着盖普和萝贝塔嚷嚷，他们正像一对老派的情侣那样坐在大前门廊的秋千上，“这就是你们关劳蕾尔的妓院吗？”
“我们并不是真的‘关’她。”萝贝塔说。
“闭嘴，你这个玩女人的大个子妞。”纽约男说，他走上了门廊。他任凭跑车的发动机转着，它空转着充电然后静下来，充电然后静下来，又再次充电。这男人穿着牛仔靴和绿色的麂皮喇叭裤。他很高，胸肌发达，虽然没有萝贝塔·马尔登高，也没她肌肉发达。
“我不是玩女人的女人。”萝贝塔说。
“就算这样，你也不是什么圣处女，”男子说，“操他妈的劳蕾尔在哪儿？”他穿着件橘色的t恤，乳头中间的位置印着鲜绿色的字：“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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