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疆，你走的那天，没有去机场送你，要离开的那一阵，也没有请你吃一次饭。告别的时候，是在欢送你的酒会里，隔着一层层的人，向你道了再见。
那天，从阳明山下了课，匆匆忙忙在阴暗的雨天赶到大理街的《中国时报》去，酒会时间已经快过了。进去的时候，诗人管管正在麦克风前说书，仍有许多许多你的朋友留着。人群里，看见住在中部的宪仁，我讶然地问他怎么在台北，他说特地北上来这个酒会，来送你的。说完淡淡地一笑。
知道在那样人多的场合里，是不能说什么话的，也没有什么真正想说话的心情。我们聚在一起，就是到你的面前，来给你看。信疆，你看见了，在这儿，有多少朋友爱你。
酒会走出来，是傍晚了，我的车里坐着一个不常见面的好朋友和一个学生。已是晚饭时分了，车子开到重庆南路，看见朋友没有带伞，在大雨倾盆的路口下车，冲到水里面去，而我，因为赶赴另一场饭局，无法与他多说两句话，在开走车子的那一刹那，心里方才升起了很深很深的悲哀。
那种无能为力的悲哀，竟因为看见一个心爱的朋友在雨中离去，将我弄成不能排遣。
有时候，对于朋友或亲人，我们能做的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不能。
对于信疆你的离去，也是这样的怅然。
许多人以为，我们是因为投稿的原因才认识的。《人间》副刊的主编和一个文字工作者。很少人知道，我们原先是学校里的同学，当年大学的那一段生涯，回忆里，有时模糊，有时鲜明，一刹那，已近哀乐中年了。
二十岁，你说它算不算童年？我是那么看它的。青青涩涩的一颗颗果子，疯狂地念书，拚命地恋爱，执著于一场又一场夜谭，那份对于未来和知识的痴恋，将不同系的那十几二十个人拉成了学校里的一张网。
当年的我们，啃了多少多少本课外书，已经不复记忆了，只知道，后来这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被人视为异端的一群，毕业之后，多多少少，在生命的承受和表现上，都是不凡的。
那时候，信疆，你大我们一年，是新闻系最杰出的学生，身边的俏妞——沅馨，是我们女孩子欣赏又羡慕的对象。大学同学的恋爱，有结果的并没有几对，而沅馨和你，始终很团结，不但成了家，这么多年来，在事业上也是好搭档。一对校园里的金童玉女，就那么走了出来。这在学校的时候，已经了然了，并没有看走眼。
许多年过去了，再见面，你告诉我一个故事——校园里的。念书的时候，你陪着另外一个男同学，在公用电话亭外面绕了一夜，那个同学手里握着一枚铜板，怎么也提不起勇气，去拨我家的号码，告诉当年哲学系的那个女孩子，他心中的情感。
这个故事，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而你，是唯一的见证人，时间也就这么流掉了。
每当想起这个情景下的你，还有那位已经是做了父亲的男同学时，学生时代的那份情，变得很亲密，不浓的一种亲。正如当年的我们，看来相似，事实上却并不十分合群，而每一个人，在这条心路上，又是孤单的。
说不亲吗，仍是亲的，毕竟，大学同学，在这个社会上来说，已是不可多得的了。有时候，我们这一群，仍是护得紧，而且团结。
李子他们，听说你放下了编务，要远离台湾去进修，三天两头打电话催我，说同学们要再聚一次，送送你，看看沅馨。我没有安排这场同学会，替你推托，替你挡，只因为，私心里，希望你多留一些在台的时间，将每一分钟，都付给妻子和家庭，虽然明知这不太可能，但是我不敢再去占你的时间。
你就那么走了，同学们拚命骂我，说我不合国情，没有人情味。我知道，他们也不是执著于那顿饭局，他们珍惜一次难得的重聚，忙忙碌碌的一群，再相聚又会是什么时候？
新加坡的南发写信来，说到来台之事，竟然说：“虽然台北仍有你在，可是信疆走了，感觉里少了一个重要的朋友，不一样了。不想去台湾，如果想我们，还是夏天你来吧！台北没有了信疆，对我很不相同了。”
不止是大学同学，新加坡，我们也有一群好朋友在，你和沅馨的，我的。分别认识，结果又成了不必通信的死党。新加坡，代表了很多事情，它是朋友的代名词。
台湾，也是朋友的代名词，对某些人来说。
许多年来，眼中的信疆，是一支两头燃烧的蜡烛，十二年的心血和生命，付给了一份理想，展现在销售一百万份的报纸上。台湾的副刊，因为高信疆这个大将的参与，变得如同战场。水准的直线上升、崭新观念的启发、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与竞争，使得每天纸上风云际会，千万读者日日注目，整个文坛朝气蓬勃，那股充沛的活力，将副刊弄成不再只是每天报纸上的一个版；这和信疆的投入，有着决定性的因素。
不常看见信疆，每见到他，往往已在深夜。他的人，总给人巨大的压迫感，看见他，不容易舒畅，闷热又紧迫的感觉，那份报纸，压在他的背上，好似燃烧着一生的爱情。
信疆是一个反应敏锐、行动快捷的狠家伙，言谈间，许多构想，许多梦，几天之内，可以付诸行动，展现在他的版面上。那份副刊，看不厌它，信疆是一脉活水，永远不会停歇。他是狂热的行动者，这里面，没有睡眠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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