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的夏天，我自非洲回台湾两月。那时刚刚出了第一本书《撒哈拉的故事》。在读者心目中也许是一个新作家，事实上我当时已写了大约十年，因此文艺界的一些长辈并不是取名三毛之后才认识的。

那日的中午本是约了一些朋友们见面的，《中华日报》副刊的主编蔡文甫先生突然来电话，说是要我临时参加他的一个饭局，我因已答应了他人在先，便是婉谢了。蔡先生亦知不能勉强，最后说：“那真可惜，今天是徐先生做主客，你不来认识一下吗？”

知道中午能够会到徐先生，对于早先约好的熟朋友便是硬赖掉了，这种事情一生里并没有做过太多次。

那日吃饭徐先生被请坐上首，陪客尚有一些文坛上鼎鼎大名的长辈作家，我因是小辈，坐在蔡文甫先生的身旁，在徐先生的正对面。

初见徐先生，并不觉得他如一般人所说的严肃，可是饭桌上的气氛，却因徐先生并不多话的缘故而显得有些拘束。

我因仰慕这一位一生从事写作的名作家已有多年，因此自然而然地说了许多话。后来蔡文甫先生提起徐先生小说中一个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造型，我便又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意见。那时徐先生看着我，眼光里突然闪烁了一下只有被我捕捉到的一丝什么东西，使我突然沉默了下来，却是仍然昂着微笑，也不避开徐先生对我若有所思的凝视，只是不再讲话了。

那时，徐先生突然说：“你做我的干女儿吧！”

这句话对我并不意外，这一刻本来已藏着千年的等待和因缘，只是我们并不知晓，只到有一日相遇，才突然明白了，这一切都不是偶然。

当时我站了起来，向徐先生举起满满的酒杯双手捧着一饮而尽。他倒是着急了，说：“不能喝便不要勉强。”

那时人多，徐先生先生又是名作家，我饮尽了酒之后便不再说什么，静听别人的讲话了。

散席时，我走到徐先生先生身旁去，低低地对他说：“那么我给您叩头，然后再回去禀告父母亲。”

徐先生坚持不肯任何形式，既然那么说，便是依了他。没有称呼，没有行礼，饭局终了，我们也散了。

在遇见徐先生先生的那一日，我去重庆南路的一家出版社的门市部，想买下他的全集。

徐先生先生著作等身，我只看过部分。他的全集一共有十五巨册，在书店内给放在最近地下的一格，放得零乱不说，全集也凑不齐，书店小姐找书时已很不耐烦，包装的时候因为书太重，她又发了一场小脾气。我将店内的一切看在眼里，心中便想，干爸的书给这种地方出，真是失算。《风萧萧》这本书风行全国，而干爸晚年依旧两袖清风，他自己没有生意眼光，亦是一个原因。

做了干女儿的第三日便已是徐先生先生离台赴港的最后一天了。我因心中恋慕他，下午又去看干爸，在希尔顿酒店的咖啡室里，先将干爸交付出书的那家出版社的态度骂了一阵，又怪责干爸对自己的利益不知闻问。他听了只是淡淡一笑，有些寂寞，又有些黯然，很淡然地对我说：“那只是店员小姐如此，上面的人都是多年老友了，怪责不得的。”

那一个午后，我再悄悄地观察徐先生先生，为何我眼中的他与别人看去的却是那么不同呢！

这个人多愁、敏感、寂寞、灵性重、语言淡，处世有某种程度的文人的执著和天真，却又是个绝对懂情懂爱又不善表达的人。神情总是落落寡欢，风格表情上有他自成一家的神秘和深远，年龄，在他的身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在我的眼里，我的干爸仍是风采迷人。

那个午后，一直伴在干爸的身旁，我突然问他：“是天蝎座出生的吧？”

干爸有些好笑，反问我：“你怎么猜得那么准？”看他的样子又十分高兴似的。

我笑而不答。干爸不可能是别的星座，天蝎的神秘、阴沉、孤僻和浪漫在他身上讲得明明白白，绝对是个属灵的人。这个人一向用灵魂在活，根本不是用肉体在活，难怪他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干爸与我虽无血缘，事实上两人许多地方却是极为相似，只是我们各自选择了不同的行为语言，外人看去便是两个极端不同的个体了。

次日干爸回到香港去，我没有赴机场送行，也没有抱歉不送之类的客套话。没有形式，只是知心，在我，已是完全，干爸岂有不明白这个道理的。

不久，我个人也快离台了，徐先生先生给我来了一封长信，介绍了家中的亲人，说起徐夫人，要我唤阿姨。又想起在台的尹秋大哥和明兰嫂嫂，当然更说了许多在美国的妹妹尹白的情形。

便是这样，我做了徐家的另一个女儿。

回想起数年来与干爸的通信，第一封信中干爸对我所说的话，至今仍很鲜明地记在心里，他说：“我之收你做女儿，是一个庄严的决定和承诺，绝对不是一般社交场合的应酬，想来你对我亦当如此。”

看见他这样的来信，我心中也做了默默的承诺，在对徐先生先生说“那么我给您叩头！”的那句话起，我亦不是在应酬任何人了。

在徐先生所有的著作中，特别偏爱他写灵魂方面的题材，虽然小时候迷的是《风萧萧》，后来再细看他的文字，便是明白了有太多胜于《风萧萧》的好作品。尤其是他的诗，更是深为我所喜爱，倒是《江湖行》这本书，正如彭歌先生所说，干爸本身并不江湖，写来便是隔了一层。

对于我的写作，干爸极多鼓励，却也十分严格，很少对我夸奖。只有一次，看见我写的加纳利群岛七岛的游记，他来信极为兴奋地说我写得太好，游记如此已是水准。收到干爸那封信的夜晚，我几乎不能成眠，因为干爸是不说应酬话的，第一次称赞，自是令人喜出望外了。

在分别的这段时间里，干爸数度离港，赴法，赴美，赴德，赴墨西哥，我们通信甚勤，却再也没有见面。

在那数年内我又出了几本书，却是一本也没有寄给干爸。这种极不礼貌的行为自是伤到了他的心，我知干爸悄悄买了三本《哭泣的骆驼》，对我的不送书却没有一句抱怨的话。

在我的解释里，出书是急不来的事情，一年一本未免太快了，很怕干爸怪责我胡乱写作。因此出了书便是不敢提，不肯送，恨不得干爸不晓得最好，也是十分奇怪的心理，可说自己亦是个怪人，而今想起来，他是自己干爸，如何会轻看我文字的浅近和幼稚，再说他反正是会去买的，何必藏拙怕着他呢！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先生荷西潜水遇难，一去不返——我们死了。

那一阵干爸寄信加纳利群岛，寄信台湾，千方百计寻找我，信中再再地安慰我，鼓励我，开导我，痛惜我……而我，伤心病狂，哪里听得进他的道理。后来干爸打长途电话去家中找我，知道他亦是焦急关心，却也不肯给他回个电话。

在那次事故之后，渐次平静下来，面对的自己却已不再是当年的我了。这亦是看透了人生的幻想之后必然有的转变。

去年三月我做了一次东南亚的旅行，最后一站是香港。酒店中再见徐先生先生，我扑了上去，抱住他叫了一声：“爸爸！”这是做他干女儿以来第一次当面唤他，叫出来的却是与他的孩子尹秋、尹白对他一样的称呼。

那一刻，我的心里有多少委屈想对干爸倾诉，有多少倒吞的眼泪恨不能在他面前畅快地奔流。可是一别四年，干爸怀里的女儿却只是累累地笑，换得了他一句安慰的话：“还好！不算太憔悴！”

在港的次日，干爸、阿姨及我一起去一个极豪华的地方吃中饭。初见阿姨，得了一块美玉做见面礼。其实在这之前，每一年的圣诞节干爸总是千山万水地给我寄礼物。有一年干爸给我刻了一个象牙章，同样三毛的音，给换了另外两个字。我知干爸一直不喜欢我的笔名，有一次信中还对我说：“好好一个女孩子，怎么给自己取了这样一个名字。”从那时起干爸一直叫我另外两个字，一直到今天。

那日的阿姨穿了一件灰色的薄毛衣，下面一条再深些灰色的褶裙，非常大方优雅而亲切。吃饭时阿姨几度将明虾默默夹到干爸盘子里去，可以看出她的情深。饭后干爸一张大钞付出去，换回来的竟是一些铜板，我看在眼里自是心惊，可是始终不敢讲一个谢字，只怕说了这个字反是见外了。

在港三度见到干爸，最后一次也是在吃饭，我因接着又有朋友的约会，不得已提早告退，与全桌的长辈们致歉之后，我转向干爸面前。那时我第二日便要离港回台，回台十四日便要再赴欧洲了。

干爸站了起来，默默地抱住我，他很高，我只到干爸的肩膀，我双手环住他，说：“爸爸，我走了！”他拍拍我，说：“好！好！自己保重！”我湿着眼睛朝他笑了笑，便转身大步离去。

那时的香港街头正是华灯初上，一片歌舞升平，说不尽的繁华和热闹。港口的风惆惆怅怅地吹拂过来，我只觉得想狂奔一阵，于是便一路往旅馆的方向没命地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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