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道义有利可图，人人都高尚可敬。

——托马斯·莫尔

2017年2月8日，白宫办公厅主任雷恩斯·普利巴斯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的办公室很大，墙上有壁炉，中间摆了张会议桌，窗外便是高大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13年前，我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和副总统迪克·切尼一起开会的，听他讲如果司法部不肯改变对“星风”项目的看法，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就会因此丢掉性命。在那之后没过几天，我便见证了在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病床前的那场对峙，从病房回来后，我又在这间办公室待到临近午夜。

现在，我又踏进了这间办公室，原因自然是之前和特朗普总统共进晚餐。普利巴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也想跟他解释一下联邦调查局与白宫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才是合适的。之前，普利巴斯从未在总统身边工作过，对于在这个职位上应该如何处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截至当时，我已经跟两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打过交道了，其中共处时间最长的是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安德鲁·卡德，而令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与安德鲁·卡德在医院里的那次交锋了。作为奥巴马总统任内的联邦调查局局长，我跟他的办公厅主任也打过不少交道。奥巴马总统的办公厅主任是丹尼斯·麦克多诺，他是一位非常正派、细心周全，又坚强勇敢的人。人生而不同，各届总统的办公厅主任也各有性格，为人处世和领导方式都各有不同。但所有的办公厅主任都遭受了同样的痛苦，那就是睡眠不足。白宫办公厅主任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得使出浑身解数保证白宫的有效运行，而白宫就像一个混乱不堪的企业，就算在最平静无波的时候也是如此，更别提有事的时候了。当然，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总统，他有自己的领导技巧，也面临着独特的挑战，他给白宫带来的混乱，可算是前无古人了。

其实，我并不太认识普利巴斯。他看起来总是一脸困惑、脾气火暴，但他脾气火暴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经营特朗普任内的白宫肯定不容易，就算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管事都会焦头烂额，更别提普利巴斯本身就没什么政府工作经验了。在成为白宫办公厅主任之前，普利巴斯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之前在威斯康星州做一名律师，从来没在联邦政府工作过。就算不是普利巴斯，任何一个有类似经历的人，都很难管理好唐纳德·特朗普任期内的白宫。我都不知道普利巴斯该怎么办，但他一直在为做一个称职的办公厅主任而努力。

我和普利巴斯的会面持续了差不多20分钟，会面很愉快，我们讨论了很多机密话题，也讨论了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与白宫之间的关系。会面快结束的时候，他问我想不想面见总统。这很奇怪，我们刚刚讨论完白宫与联邦调查局的关系，他怎么就要让我去见总统呢？这之前说那么多不是白说了吗？白宫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联系方式自有成规，除了像“棱镜门”这种突发事件，或是联邦调查局牵涉其中的国家安全政策讨论之外，如果白宫想联系联邦调查局，还是要经过司法部的。我们今天这场对话已经谈论了联邦调查局要与白宫保持距离的问题，普利巴斯也已经说过他完全理解了我的想法，但现在他又迫不及待地让我去见总统，这是什么情况？

上次面见总统之后，我不太想再与总统先生会面了。因此我回绝了普利巴斯，感谢了他的好意，说我觉得总统肯定特别忙，就不去叨扰了。他又问了我一次，我再一次回绝了他。

但他说：“请坐一会儿吧，我确信总统先生会愿意见您的。我去看看他是不是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说完他就离开了。从他办公室到椭圆形办公室并不远，他很快就回来了，笑着说：“总统愿意见您。”

我脸上一点儿笑意都没有，只能说：“好吧。”

我们两个走进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总统正在和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说话。我们进去坐了一会儿之后，斯派塞就走了，就剩下普利巴斯和我，还有总统先生。

尽管我并不是第一次面见这位新任总统了，但这次是我第一次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见他。他坐在那张著名的坚毅桌边，穿着西装上衣，两个小臂搭在桌子上，整个人都显得不太适应。他坐在桌子后面，来见他的所有人都得隔着这样一块儿大木桌跟他说话。

我也算与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开过几十次会了，从没见过他们在桌子后面跟我们说话。这两位总统都喜欢坐在壁炉边的扶手椅上开会，这样显得更随意，姿态更开放。在我看来，他们选择坐在那儿是有意义的，因为一般人和总统一起开会时都不可能特别放松，但如果大家都坐在一起，就可以假装是一群朋友围在咖啡桌旁讨论问题，气氛会更轻松开放一点儿。这时候，总统作为讨论群体中的一员，更容易从与会人员口中听到真相。然而，如果总统坐在他的“王座”上，面前还有一张大桌子，会议一下子就变得正式起来，所有人都会正襟危坐，那总统就不太可能从与会人员口中听到所有真相。不幸的是，在我与特朗普总统一起开会的时候，他都是这样坐在桌子后面的。

同时，我也注意到特朗普总统把屋子里的窗帘换了，换成了明亮的金色。后来我了解到，这套窗帘是比尔·克林顿的，但一想起特朗普对这位前总统的公开评价，想到克林顿的夫人，我觉得他用比尔·克林顿的窗帘似乎有点奇怪。（后来，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总统把克林顿的窗帘换成了他自己的。）

斯派塞走后，总统跟我打了个招呼，让我坐在一把木头椅子上，我的膝盖都顶到他桌子上了。然后，普利巴斯努力把话题转到所谓的“俄罗斯档案”一事上。这件事我们其实已经讨论很多次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又提起这个话题，但这次总统似乎对这个话题不太感兴趣。他坐在肯尼迪总统和里根总统用过的桌子后面，开始他一贯“爆豆式”的意识流独白。这次他讲的是几天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比尔·奥雷利（billo'reilly）对他进行的电视采访。采访是在“超级碗”之前的节目中播出的，我没看到直播，但直播后的评论我看到了不少。

采访中，奥雷利问特朗普总统，他是否“尊重”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特朗普回答道：“我确实尊重他，但我也尊重很多人。尊重他并不意味着我就得跟他保持友好关系。”

奥雷利接着说：“但他是个杀人凶手啊，普京的手上沾满了鲜血。”

特朗普回答道：“杀人凶手太多了。我们当中也有很多杀人凶手。怎么，你觉得美国政府就干净吗？”

特朗普这么说，就好像是把普京的残暴专制与美国的民主体制等同起来，这让四面八方的批评如潮水般涌来。还有人因此附会，说特朗普与俄罗斯政府关系亲密。特朗普本不该支持这种言论的，但他在采访中的言论有这个倾向。我曾不止一次好奇，俄罗斯政府入侵邻国，压迫甚至谋杀其公民的事例不胜枚举，为什么特朗普从不愿意正视这些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呢？可能他想反其道而行之，也可能在下一盘大棋，这样就能解释他为什么一直对俄罗斯政府的行为不明确发表意见，还总对普京表示歉意。也可能是因为有什么地缘政治上的坚实理由让特朗普无法公开对其他国家表示谴责，因为这毕竟是人家的内政。但4周前在特朗普大厦的时候，尽管情报机构的领导一致表示，俄罗斯政府已经干预了美国大选，想要损害美国的民主政治，但总统先生似乎对此并不担心。即使是在私下里，他也没有对俄罗斯政府的所作所为有太大反应，也不好奇俄罗斯政府下一步打算做什么。我们都知道普京政府确实史无前例地干预了美国大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特朗普赢得大选。而特朗普对奥雷利问题的回应只会让大家更加理解普京为什么愿意扶特朗普上位。

紧接着，奥雷利以其暴风骤雨式的提问挑战特朗普，质问他与普京之间关系为何如此亲密，但特朗普依旧不愿对俄罗斯政府进行批判。

现在，三天过去了。特朗普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显得有点伤心，至少有些心事重重，而且依然非常愤怒地想要辩驳。

“我能怎么做呢？说我不尊重这个我们需要与之交好的大国领导人吗？”特朗普貌似在自问自答。

一开始，普利巴斯和我都什么也没说。就算我们想说点儿什么，也插不进去嘴，特朗普总统根本没有给我们留出说话的时间。他接着说，奥雷利又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我回答得很好”。他一边说一边看着我们，一脸不容置疑的神情。“我确实回答得很好，谁也想不出更好的答案了。”

特朗普在讲述这件事的时候，我能明显地看出，他是在说服自己，同时他觉得他也说服了我们。其实，我并不觉得奥雷利的问题有多尖锐，也不觉得特朗普的答案有多好，但他并不想听我的意见。

跟特朗普打过几次交道之后，我就能辨别出特朗普的意图了。他会一直强调“大家都这么想”，这事“确实如此”，一直强调，不容辩驳。我们之前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根本不给你说话的余地。因此，正常谈话其实就变成了特朗普的一言堂。每次开会，他都连珠炮似的说很久，其他人根本插不上嘴。这时候，其他人的沉默就会自动被认为是同意了他所谓的“事实”，但这其实是他想象出来的。马丁·路德说得好：“你不仅要为自己说出的话负责，还得为自己没有说出的话负责。”

我坐在特朗普对面，看着他不断用自己的话语结成一个“另类事实”的茧，牢牢地把我们包裹起来。只要我没有反驳他，那我就一定同意了他一直以来所强调的，他就职典礼的观礼人数是史上最多的；只要我没有反驳他，那我就一定同意他接受奥雷利采访时的反应是非常好的，他给出的回答也是非常机智的。我已经见识过他的这种招数了，这次我不会再让他得逞。这时候，他正好看着我问：“你也觉得我的回答很棒，是吧？”然后就想继续说下去。

我抓住了这个空隙，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是再年轻一点儿，我绝不会这么做——尤其是对着美国总统。在我与特朗普有限的交集中，我从没见过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样跟他说话。那时候，他正要开始下一篇宏论，觉得我们就该同意他的观点。我不记得我是打断他的话插进去的，还是趁他稍微停顿的时候插进去的，反正我插进去了。

“总统先生，您回答的前半部分很好”我说道。他吸了一口气，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但后半部分不太好。我们和普京不一样，我们并不是普京那样的杀人凶手”。

我这句话一出口，特朗普不说话了。在这个挂着明晃晃的金色窗帘的屋子里，一丝阴霾似乎爬上了他的脸庞。我能看到他眼神中的变化，一丝冷酷，一丝阴郁。他眨了眨眼，眼睛眯了起来，下巴也收紧了。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独裁者，不习惯身边的人挑战他的观点，更不习惯身边的人纠正他的错误，他才是那个万物的主宰。我没说几句话，却给他实实在在地泼了一盆冷水。他将我们政府中每个人的努力与普京的暴政置于同等地位，真是让美国政府蒙羞。他脸上的阴霾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好像我从没说过那些话，而他也从没有发怒一样。这场会面就这么结束了。

总统感谢了我的到来，而从头至尾普利巴斯都没说话。普利巴斯陪我走出了椭圆形办公室，我径直走出了白宫，我们俩之间也没再交流。

回到联邦调查局总部，我对手下人说，经过今天在白宫里发生的这件事，我跟特朗普总统之间算是不可能有任何私人交情了。两周之前，我拒绝对他表忠心，现在又打断了他的话，直接批评了他。我与特朗普之间，不可能建立我与布什总统或是与奥巴马总统之间那样友好暖心的交情了。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联邦调查局局长本就不应该与在任总统或政府保持密切关系，而这也是我当天去白宫的初衷。

然而，这场会面依然让我心有余悸，我从没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说过这样的话。在我回顾我与特朗普的会面时，我又一次想起了早年做联邦助理检察官时对抗美国黑帮的事情，想起了黑帮里那种无言的顺从，想起了老大掌控全局、手下人必须宣誓效忠的氛围，想起了他们非友即敌的世界观。黑帮里那些为了显示忠诚而无处不在的谎言，使黑帮组织抛弃了道德理念，抛弃了事实真相。

没过一周，我又回到了椭圆形办公室，又坐在了那把椅子上，膝盖再次顶在坚毅桌的下面。

2月14日，我到椭圆形办公室参加一个早就计划好的反恐简报会，特朗普总统也有参加。他还是坐在桌子后面，我们6个人围着桌子坐成一个半圆。参会的有我、副总统彭斯、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国家反恐中心局长、国土安全部部长，还有我的新上司——司法部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sessions）。这位新任司法部部长上任还不到一周。我一见他，就觉得他与阿尔贝托·冈萨雷斯出奇地相像，都因在这个岗位上承受的重压而显得疲惫不堪，但塞申斯还不如冈萨雷斯善良。

奇怪的是，整场简报会上，总统都显得没什么兴趣，有些心不在焉。会上，我对当时美国境内的恐怖主义威胁表达了关切和担忧，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现象，但他并没有任何反应。这场会议就这么死气沉沉地进行着，快结束的时候，总统示意我们可以离开了。“感谢各位！”他大声说，然后他指着我说，“我想与吉姆谈谈。感谢各位！”

又来了。

我不知道他要跟我说什么，但这个要求有点不同寻常，我觉得结束后肯定又要写备忘录了。因此，我知道我得努力记下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一字不差地记下来。

当时，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坐在椅子上，看着其他人陆续离开椭圆形办公室，只有司法部部长还在我身边。作为我的上司，他肯定觉得他得参加这场会面，但总统下了逐客令：“杰夫，谢谢你，但我只想跟吉姆单独谈谈。”

然后，贾里德·库什纳来了。库什纳和其他白宫工作人员一起，坐在后面咖啡桌旁边的椅子上。他可能要比屋里的其他人都了解他的岳父特朗普，也想留下来看看究竟是什么事。为了能留下来看看我们要谈什么，他跟我谈起了希拉里邮件案，讨论当时的情况多么困难。可能他觉得特朗普会忘记自己说过让所有人出去，但特朗普可没忘。

“好了贾里德，谢谢你。”特朗普说。他的女婿不情不愿地出去了。

老爷钟旁边的门关上了，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总统看着我。

“我想跟你谈谈迈克尔·弗林的事情。”弗林本来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几天前被迫辞职了。我不怎么认识弗林，只是在2014年他出任国防情报局局长的时候，跟他一起出庭做证过。我觉得他还挺招人喜欢的。

弗林本是个退休的五星上将。2016年12月，他与俄罗斯驻美大使交涉过多次，就阻碍联合国决议一事寻求过俄罗斯的帮助。这项决议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而奥巴马政府并不打算否决这项决议。此外，弗林还通过俄罗斯大使敦促俄罗斯政府，不要对奥巴马政府实施的制裁措施做出激烈回应。当时，美国正以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为由对俄罗斯实施制裁。2017年1月初，媒体曝出了这段有关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对话，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响，当时尚未上任的副总统彭斯在镜头前否认了弗林曾与俄罗斯政府讨论过制裁问题。彭斯说，因为弗林跟他说过这件事，所以他知道。1月24日，我派出了两名探员去白宫询问弗林，想知道他跟俄罗斯政府之间究竟都说了什么，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调查的俄罗斯政府干预大选案之中的一部分。然而，他对联邦调查局探员说了谎，否认了自己曾与俄罗斯大使仔细讨论过相关问题。

现在总统跟我讨论的，就是这个案子。他说，弗林上将跟俄罗斯政府讨论这个问题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他必须得让弗林离开这一岗位，因为弗林误导了副总统的判断。总统还说，他对弗林还有其他的担忧，但他并没有明说。

然后，总统又说了很多关于机密信息泄露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确实所见略同。一直以来，有些能接触机密信息的人会对记者泄露这些信息，所有的总统都对这件事忧心忡忡，他也不例外。我解释道，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历届总统都被这个问题困扰，而立案也十分困难，因为查案的时候，有时需要调查涉案人员与媒体的交流情况（比如电话记录之类的）。但我也告诉他，如果我们确实能锁定是谁泄露了机密信息，就有可能立案，而一旦立案就会有杀鸡儆猴的效果。尽管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调查媒体的建议，总统却提起了之前我们将一名记者收监并审问的事情。这件事发生在“滑板车”利比案中，那时候《纽约时报》的记者朱迪思·米勒（judithmiller）在监狱了待了将近三个月。因为在2005年对此案的调查中，这名记者藐视法庭，拒绝向法庭提供与利比的相关谈话记录。随后，总统又极力劝我跟司法部部长塞申斯讨论一下，有什么更有攻击力、更有威慑力的方法对付那些机密信息的泄露者。我对他说，我会把这件事转告司法部部长。

总统谈了一会儿信息泄露的事之后，雷恩斯·普利巴斯侧身探入。我看到有一群人在外面等着，其中也包括副总统。总统挥挥手，示意他关上门，说马上就结束。普利巴斯把门关上了。

转过头，总统又回到了迈克尔·弗林的事情上，他说：“弗林是个好人，经历过很多痛楚。”他又重复说弗林其实并没犯什么错误，只是误导了副总统而已。

然后总统又说：“我希望，你能找个什么方式让这事儿过去，放过弗林一马。他确实是个好人，我希望你能想想办法。”

当时，我理解的总统的想法是，他想让我们撤销关于弗林做伪证一案的调查。但我当时并没有理解到，总统所指的案子范围更广，他想让我们撤销对俄罗斯干涉美国总统大选一案，以及俄罗斯与他的竞选团队之间的关系的调查。无论如何，联邦调查局都是独立的调查机构，因此总统的这种要求让我异常忧虑。试想一下，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上总统，然后与联邦调查局局长单独谈话，还极力劝说要他撤销对她任期内的国家安全顾问的调查，那会是个什么情况？

其实，总统的这种要求是非常不恰当的，但他还是极力在为自己辩解。我并没有打断他，尽管我应该打断他。如果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要求是不恰当的，为什么他又让所有人出去，连司法部部长和副总统都没留下，而要单独跟我谈呢？

至于我，我只能同意“弗林是个好人”，从我认识的弗林来看，他确实是个好人。但我并没有说我会“想想办法”。

对于我的反馈，总统并没有什么反应，又回过头简单讨论一些信息泄露的问题，随后就结束了我们的会面。我起身从老爷钟旁边的门出去，径直穿过门口等待的那一大群人。站在那儿等着的有普利巴斯、副总统彭斯、新上任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汤姆·普赖斯（tomprice）。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

回到车里，我给手下人发邮件，说他们花了很长时间给我准备的反恐简报材料非常有用，但“现在我又得写封备忘录了”。这份备忘录记录了会后我与总统的谈话。我写了一份非机密的备忘录，写了关于弗林的事。写完之后，我与联邦调查局的一些高级领导讨论了这件事，包括副局长麦凯布、办公室主任吉姆·雷比茨基、联邦调查局总法律顾问吉姆·贝克。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已经写了好几封与唐纳德·特朗普会面的备忘录了。我知道，我得把这些会面中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谈话的内容有些敏感，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知道，我正在与一个可能会说谎的行政机构领导者打交道。为了保护联邦调查局，也为了保护我自己，我得保留一个实时记录。

其他的联邦调查局领导也同意，我们不应该因总统的要求而影响对弗林一案的调查（从更广泛意义上说，就是对所谓的俄罗斯势力与特朗普竞选团队相勾结影响2016年美国大选一案的调查），我们也不打算按总统的要求行事。同时，我们还讨论到，因为见面的时候只有我和总统两个人，没有人可以证实我的言论，所以我们觉得，向司法部部长塞申斯汇报这件事并没有什么意义。在我们看来，塞申斯才不想蹚俄罗斯这摊浑水，他一定会抽身的。（果然，两周之后他就不管这事了。）而当时，副总检察长的职位是由一位联邦律师代理的，他不会一直出任这个职位。经过讨论，我们觉得应该等调查有了进展，想明白应该如何回应总统的要求，弄清楚其中的关窍之后，再做决定。

2月14日，我与总统谈话之后，我让吉姆·雷比茨基在第二天上午，也就是周三上午的反恐例会结束之后，安排我与司法部部长会面。例会结束之后，所有人都走了，只有我、司法部部长和我们各自的办公室主任在场。会面就在刚刚开会的司法部安全会议室里，我和塞申斯各坐在会议桌的一头。当年洛蕾塔·林奇对我说，把对希拉里·克林顿邮件一案称为“事件”的时候，就是坐在塞申斯坐的那个位置上，甚至可能就坐在同一把椅子上。

会议室里的人都离开了之后，我兑现了对总统的承诺，替他将对信息泄露的担忧转达给了司法部部长，也对司法部部长说明了总统希望我们加大调查力度，找到一些更有攻击力的方式使泄密者受到惩罚。我当时抱着乐观的想法，觉得司法部部长可能能够影响特朗普总统的想法，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恳求他，以后不要再让我与总统单独见面了。“这不行啊，你是我的上司，总统与我谈话的时候你必须在场，不能被排除在外。你必须得处在我和总统中间啊。”塞申斯并没有问我发生了什么让我如此忧虑，我也没说。他只是把眼睛垂下，望向桌子，前后看了几下，又左右看了几下。他的这种行为我后来又看到过许多次。在我的记忆中，他什么都没说。四下看了一会儿之后，他把双手放在桌上，站起身来，感谢我的到来。于是，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并不能给我提供帮助。雷比茨基和我一起离开了。我被塞申斯看得心里直发毛，于是我让雷比茨基给塞申斯的办公室主任打了个电话，确保他确实理解了我的想法，也理解了司法部部长要介于联邦调查局局长和总统之间的重要性。他的办公室主任回答道，他们知道了。

但其实，他们不知道。或者说，他们根本无法知道。

截至当时，我还不知道，我与特朗普总统之间的纠缠只剩下三个月了。3月1日，我正要乘直升机飞到里士满，参加一场阿片类药物峰会。正要登机的时候，我的助手奥尔西娅·詹姆斯给我打电话，说总统想跟我讲话。我完全不知道总统打电话想要讲什么，但我觉得可能是很重要的事情，因此我让车停在直升机跑道上，等着接电话。缉毒局局长，也是我的老友查克·罗森贝格正在直升机上等我。

过了几分钟，我的电话响了，话筒里传来了白宫接线员的声音，说总统正在线上。电话里传来总统的声音，说他就是想“问候一下”。我回答他说，我挺好的，有很多事情要忙。为了让对话继续下去，我说司法部部长最近正忙着准备关于打击暴力犯罪的演讲，忙得不可开交。总统说：“他就该干这个。”这个对话太诡异了，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挂了电话，我突然反应过来，这可能是另一个想让我变成“自己人”的尝试，他应该是想要确认我是“自己人”吧。不然的话，为什么日理万机的美国总统要给联邦调查局局长打电话，而且仅仅是为了“问候一下”呢？我下了车，登上直升机，向缉毒局局长道歉，解释说我来晚了是因为总统刚打电话来“问候了一下”。

3月30日，特朗普又给我打电话，这次我在联邦调查局总部。他打电话来说，联邦调查局对俄罗斯一案的相关调查就像他头顶上的“一片阴云”，让他无心理政。他说自己与俄罗斯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与俄罗斯的妓女也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对于他在俄罗斯的一言一行都被人录了下来这件事也早就已经料到。然后，他又提到了所谓的“金色液体事件”。这已经是他第4次声明这件事不是真的，而且再次问道：“你能想象我会和妓女混在一起吗？”随后，他提到了他美丽的妻子，说这整件事已经给他的妻子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显然他是想勾起我的恻隐之心。

他问我，我们能做点什么才能拂去他头顶的“阴云”。我回答道，我们正在尽快调查，如果什么都没找到，那就说明万事大吉。他同意了我的观点，但又强调了一遍这件事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