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总统问我，为什么几周前就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一案召开了国会听证会。这个听证会确实开了，是在司法部的要求下由我组织召开的，目的是确认联邦调查局将要对俄罗斯与特朗普竞选团队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进行调查。我解释道，召开听证会是因为两党的高层领导都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同时，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艾奥瓦州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charlesgrassley）坚持要求我们针对这一调查向他进行详细的汇报。我还解释道，我们已经向国会领导简单汇报了我们将要对谁进行调查，也告诉他我们并没有对特朗普总统本人展开调查。总统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你们得让公众了解，你们没有对我本人展开调查”。其实，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并不愿意发表公开声明，说明我们没有对特朗普总统展开调查。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如果情况有变的话，我们就还得发表公开声明继续对此进行说明。然而，我并没有告诉总统这一点，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他不会愿意听。

总统又接着说，如果他身边有谁做了错事，我们能把他揪出来是再好不过的了，但他什么都没做错，因此希望我可以找机会对公众说明，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对他展开调查。

接着，他突然把话题转向了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安德鲁·麦凯布。他说他也没有将“麦凯布那些事”公之于众，只因我认为麦凯布是个值得尊敬的人。接着他说，弗吉尼亚州的州长特里·麦考利夫（terrymcauliffe）是民主党人，与克林顿夫妇关系密切，还曾为麦凯布（我觉得他说的可能是麦凯布的妻子）提供过竞选资金。我知道他说的这件事。麦凯布的妻子吉尔是一名医师，在北弗吉尼亚州工作，曾在2015年参与弗吉尼亚州的州立法委员竞选，但失败了，那时候麦凯布是联邦调查局华盛顿特区办公室的一把手。吉尔是由麦考利夫州长招募进竞选团队的，她的竞选资金大部分都来源于由州长负责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大选的时候，特朗普总是谴责联邦调查局对希拉里·克林顿手下留情了，还说就是因为麦凯布的妻子与克林顿夫妇的老朋友、弗吉尼亚州州长之间有这样的关系。作为总统候选人，当时特朗普还声称，希拉里自己就曾经给麦凯布的妻子提供过竞选资金。当然，这个指控不是真的。

无论何时，这个指控都是无中生有。说它无中生有有很多原因。首先，联邦调查局的员工并不是希拉里的秘密粉丝。尽管联邦调查局特工在踏入联邦调查局大厦之前，都得把自己的政治倾向置之度外，但他们也倾向于在政治版图中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那一侧——而麦凯布长期以来都觉得自己是个共和党人。同时，联邦调查局花了好几年时间调查与克林顿有关的案子，在比尔·克林顿执政的时候就开始调查了。那时候，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之前也是联邦调查局特工）放弃了可直入白宫的通行证，因为他认为克林顿涉嫌一桩刑事案件。但特朗普自打一上任，便问过我两次，“麦凯布是否跟我有过节，因为我对他妻子确实不太客气”。我回答道，麦凯布非常专业，不会让这些事情影响自己的工作。

我不理解为什么这时候总统又把这些事情翻出来了，是想跟我做什么交易，还是想威胁我他要开始攻击副局长了？我又说了一次，麦凯布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并不会因政治原因影响工作。

最后，特朗普总统又强调了一遍他头上的“阴云”已经影响了他做决策，希望我能让公众了解，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对他展开调查。我对他说，我会想办法，我们会好好调查，我们会尽快调查。

挂了电话，我马上给代理副总检察长达纳·本特（danaboente）打了个电话（因为塞申斯已经从俄罗斯相关案件中抽身出来，而又没有正式的副总检察长上任）。我对本特汇报了总统的要求，表示我会等待他的指示。但过了两周，我都没有等到他的指示，只等来了特朗普的另一通电话。

4月11日上午，总统又打来电话，问我对他上次的要求采取了什么处理方式。这次他打电话来，并没有像之前一样先奉承我一番，也没跟我寒暄几句，而是直接切入正题。看起来，他对我很是生气。

我回答说，我已经向代理副总检察长说明了他的要求，但没有得到副总检察长的回复。总统说，头顶的“阴云”已经妨碍到了他的日常工作，也许他会让自己的工作人员去跟代理副总检察长谈谈。我对他说，这才是正常的沟通方式。总统顾问应该与司法部领导沟通，提出要求，这才是正常的沟通渠道。

总统表示，他会这样做的。然后说：“因为我一直都对你十分忠诚，十分忠诚。我们之间还是有点什么的，是吧。”

我什么也没说，也没问他“有点什么”究竟是什么，但这好像是个互相表忠心的过程，可能他想起来之前我拒绝对他表忠心，所以这次想让我表个忠心吧。之前我们一起在绿色会议室吃晚餐的时候，我只承诺他一定会对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无论如何，他这种要求下属表忠心的行为，都是不太正常的。而我只能回复他说，如果他想尽快处理俄罗斯这个案子，就得让总统顾问给代理副总检察长打电话。他说他会这么做的，然后把电话挂掉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与特朗普总统通话。挂了电话，我就把这次通话内容向代理副总检察长做了汇报。很显然，从3月30日到现在，他对于这件事什么也没干。他对我说：“天哪！我还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但这件事，并没有过去。

最终，这些狂风化作暴雨落了下来。2017年5月9日，我正在洛杉矶参加一场多样化探员宣讲活动。我们之前已经在华盛顿和休斯敦开展过这个活动。活动中，我们邀请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年轻律师、工程师和商学院毕业生来听宣讲，就是想让年轻人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领着不高的薪水到联邦调查局来做特工。我非常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这与我一直以来想让联邦调查局特工更加多样化的诉求十分相符，之前的两场活动也大获成功。让联邦调查局的员工保持多样化，是保持联邦调查局活力的重要举措。我之前也说过，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到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原因，尤其是黑人和拉丁裔美国人不愿意来这儿工作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联邦调查局是“白人工作的地方”。谁想到只有“白人工作的地方”工作呢？我喜欢参加这样的宣讲活动，因为这给我和联邦调查局的其他领导者提供一个机会，向这些有天赋的年轻人展示我们的工作，展示联邦调查局的团队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这些年轻人急于改变社会，而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为公众服务、为国家尽忠、从事有益的工作将会对社会带来多么深刻的影响。一朝入联邦调查局，永是联邦调查局人，体验过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工作与生活后几乎没有人愿意离开。我的任务就是激发这些年轻人内心的热血，让他们想要加入这样的组织，过这样的生活。华盛顿和休斯敦的两场宣讲会呼声很高，于是我到洛杉矶来参加这场活动，面对500多名可能成为新任探员的年轻人说出我的想法。我知道，很多未来的特工可能就出自那些台下的听众。我已经等不及要跟他们交流了。

宣讲活动在晚上举行，但我早早就到了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我愿意在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里面走一走，参观每个楼层、每个隔间，看望每一位联邦调查局的员工，跟他们握握手。在我看来，这种做法非常值得，因为对联邦调查局人来说，局长能亲自来感谢他们，对他们意义重大。像联邦调查局这样的大组织，办公室遍布世界各地，我的探望会让员工感到自己的辛勤劳动被肯定了，让他知道他们的上司不是只关心他们工作做得怎么样，还真正地关心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人。每一次我出差的时候，都会挤出几个小时，去探访当地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探访这些为了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殚精竭虑的普通探员。他们平凡，却又很伟大。

当天，我在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里见到了很多联邦调查局员工。洛杉矶分局的领导者还做了一件很暖心的事情，他们把那些没有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包括清洁人员和设备间工作人员）叫到一起，坐在一间大指挥室的桌子前，跟我见面。下午2点（华盛顿时间下午5点）的时候，我去问候了他们。我对他们说，2015年我们重新撰写了联邦调查局的使命，现在我们的使命更简短，更能凸显我们职责的重要性。我们最新敲定的使命是：保护美国人民，捍卫宪法尊严。我对大家说，我想让使命表述得简短一些，这样所有人，尤其是年轻人，都能知道我们的使命，了解我们的使命，记住我们的使命，然后与亲朋好友分享我们的使命。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意识到……

然后我停了下来。

我看到后面墙上的电视中出现了“科米离职”这四个大字。我的听众是背对电视的，大概他们注意到了我的失神，也都转过头去探个究竟。我笑了，然后说：“这太滑稽了。这个谣言应该是费了大力气吧。”我没管这些，继续说：“联邦调查局里没有所谓的职能部门，我希望……”

屏幕上的字又变了。三个屏幕正在播放来自三家不同电视台的新闻，但内容都是一样的：“科米被解雇了。”我笑不出来了，屋子里开始议论纷纷。我对大家说：“朋友们，我得去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无论这条信息是真还是假，我想传达的理念不会改变。现在请让我说完。”我继续说，“你们之中的每个人都肩负着保护美国人民的任务，肩负着捍卫宪法尊严的使命。我们分工不同，但使命都一样。感谢各位在过去的时光里做出的贡献，谢谢各位！”然后，我走到每个员工面前，和他们握手，紧接着便离开会场去到一间私人办公室，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联邦调查局局长出差的时候，身边是有通信团队的，以保证司法部或白宫可以随时找到他。但是没人给我打过电话，司法部部长没打过，副总检察长也没打过，没有一个电话。明明出差的前一天我刚刚见过司法部部长，几天前我还跟新上任的副总检察长单独见过面。副总检察长请我去见他，想就如何开展工作咨询我的意见，毕竟我在2003—2005年曾出任这一职位。2016年10月末，大选之前不久，现任副总检察长当时还在巴尔的摩任联邦检察官，他还请我去做演讲，面对他所有的员工讲领导力，讲我为什么要在希拉里邮件案中发表7月声明。那时，他还夸赞我是个能够鼓舞人心的领导者。现在，他不仅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还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支持特朗普解雇我，说我2016年的所作所为不可接受，非常糟糕。这让我觉得十分不可理喻。

当时，我知道的所有情况都是通过媒体得知的。一通混乱之后，我们了解到一名白宫的工作人员正在前往联邦调查局总部，想要给我带个总统的信儿。我给帕特里斯打了个电话，她说她和孩子们都看到新闻了。我对她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们正在研究是怎么回事。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给我打电话，我也是这么对他说的。

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johnkelly）也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被解雇之后他也伤透了心，也想辞职抗议。他说他不想再为这个无耻之徒工作了，对我他都能干出这种事情来，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我劝凯利别这么做，这个国家、这个总统都需要自律的人在身边，尤其是总统更需要。

我的助手奥尔西娅·詹姆斯非常给力，她在联邦调查局大楼门口拿到了白宫工作人员带来的消息，草草地看了一遍然后发给了我。我确实被解雇了，即时生效。我居然被解雇了，被这个多次表扬我、请我留任的总统解雇了。解雇我的决定是由副部检察长提出并经司法部部长同意。这位副总检察长不久之前还夸赞我，说我是一名出色的领导者；而司法部部长不仅完全抽身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一案，而且据总统先生所说，还曾称赞我工作做得很好。解雇我的原因都是假的，但这封解雇信确实是真的。我觉得我有点反胃，还有点头晕。

我走出这间办公室，一大群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的员工聚在外面，很多人都热泪盈眶。我跟他们简单说了几句，告诉他们联邦调查局的价值观比我们任何人都重要、都坚定。现在要离开他们，我非常伤心，我告诉他们，正因他们都具备那些生而为人的珍贵品质——诚实、称职和独立，使我觉得离开是如此苦痛。我非常不愿离开他们。随后，我去了洛杉矶分局局长迪尔德丽·菲克（deirdrefike）的办公室。当初是我推荐她出任这个职位的，我相信她的判断力。直觉告诉我们，无论如何我都应该参加这场宣讲，就算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也好。这场宣讲是我非常关注的活动，我依旧愿意劝说那些有才能的男男女女加入联邦调查局，就算我不再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分子了。但最终我还是决定不参加了，因为我的出现会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只要有一个媒体看见了我，整场活动就别想顺利进行下去了。我的出现没什么好处，可能还会带来害处。于是，我觉得还是直接回家比较好。

但现在问题出现了：我该怎么回家呢？我还是把这个问题留给安德鲁·麦凯布来操心吧，这家伙几分钟之前刚从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变成代理局长了。麦凯布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跟我一样惊愕不已。现在他是一把手了，他得想个合理又合法的法子解决这个问题才行。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我十分震惊，我还想过租个车，开上2700英里回家得了，但转念一想觉得不妥，我又不是自己来的，脑子也还算清楚，不能这样做。最后还是麦凯布决定，既然联邦调查局依然对我的安全负有责任，我还是坐来时的飞机原路返回，反正安保人员和机组人员也都得回华盛顿。拿定了这个主意，我们就都上了车，开向机场。

新闻直升机在我们从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去机场的路上追上了我们。我们的车缓缓地行驶在洛杉矶的路上时，我看到我们右侧的车里，开车的人用手机在看新闻，新闻里俨然都是我们的身影。然后他转过头来，摇下车窗，对我笑了一笑，竖起了大拇指。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完成了这一串动作，同时又握得紧方向盘的。

往常，我们都是直接将车开进停机坪，由警官直接护送我到登机梯架上，这次也不例外。一般我都会感谢护送我们的警官，但这次我整个人都是懵的，不知道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差点儿忘了这事儿。还是我的特别助理乔希·坎贝尔（joshcampbell）提醒了我。他看我没有与护送警官握手告别，就用胳膊肘轻推了我一下，让我去谢谢那些警官。我照做了，跟每个人握了手，然后登上了扶梯。我不敢看飞行员的眼睛，也不敢看我的安保团队，怕我会失态。他们也非常安静。随后，机舱广播响起，说飞机即将滑行起飞了。这些影像全都被跟随我们的新闻直升机拍摄了下来。

特朗普总统显然在白宫也一直盯着电视看，自然看到了我感谢护送警官之后登上飞机离开的画面。而这让他异常恼怒。第二天早上，他给麦凯布打电话，要他调查一下是谁允许我乘坐联邦调查局的飞机从加利福尼亚州飞回来的。

麦凯布说，他确实可以调查是谁允许我使用联邦调查局的飞机的，但他不必这么做，因为就是他自己允许的。麦凯布对总统说，无论如何飞机也是要返航的，安保团队也得回来，而联邦调查局也肩负着将我安全送回家的责任。

听麦凯布这么说，总统爆发了。他下令说，决不允许我再踏入联邦调查局的任何地方，绝对不许。我的前同事只能将我办公室里的东西都打了包送到我家。总统的命令中还禁止我与联邦调查局员工见面，不允许我与他们之间有任何交流。那些都是曾与我并肩奋斗过的兄弟啊！

大选的时候，特朗普就对麦凯布和他妻子的事情有诸多不满，至今还总对那事儿愤懑不已，总想拿出来说一说。

因此，特朗普问麦凯布：“你妻子在弗吉尼亚州输了竞选，是不是？”

麦凯布回答道：“是的，她没能取胜。”

然后，总统居然问了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这样一个问题：“替我问问她，输了的感觉如何？”然后把电话挂了。

回家的飞机上，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努力理清思路。我从手提箱里掏出了一瓶从加利福尼亚州带回来的黑皮诺，倒在纸杯里抿了一口，盯着舷窗外的万家灯火，盯着这片我深爱的土地。如果我还没有被解雇的话，这种行为可是不被允许的。快到华盛顿的时候，我问飞行员，能不能让我坐在驾驶室里感受一下降落的过程。联邦调查局的飞机我坐了几百次，从未进过驾驶区。我坐在驾驶位后面的弹跳座椅上，戴上耳机，看着两个出色的特工飞行员操纵飞机降落，稳稳地停在了里根国家机场。这是我最后一次坐这架飞机了。他们曾带着我飞遍整个美国，飞遍整个世界，而现在，我们只能眼含热泪，紧紧地握着彼此的手，说声珍重。

我在从加利福尼亚州飞回来的路上，一边抿着红酒，一边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什么也不想做，就想花些时间真正思考一下，我接下来要干些什么呢？在家的那段日子，有朋友自发地告知媒体：我曾经多么努力想要在联邦调查局与特朗普的白宫之间划出一道清晰的界限；我又是多么努力在那天的晚餐会上，拒绝向特朗普总统表忠心。然而，我与特朗普总统打过这么多次交道，自然还有很多黑暗的故事没有见诸报端。

可能听起来很奇怪，但跟特朗普总统共事5个月有余，我是真心实意地希望他能成为一名成功的总统。这并不是什么政治偏见。如果希拉里·克林顿上台了，我也同样会希望她成为一名称职的总统。在我看来，这是爱国的表现。谁不希望自己国家的总统是成功的、称职的呢？我与特朗普总统之间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很悲哀，但我并不生气。我并不怎么了解他，也不了解他的生活。但他似乎并没有跟随过像哈里·豪厄尔这样的领导，因此也就没学到刚柔并济的领导艺术；他可能也没在像海伦·费伊这样自信又谦逊的领导手下待过，因此也无法感受到其中的不同之处。将心比心是人之常情，帕特里斯和我失去科林之后，我们变得更愿意同情他人，关心他人，其他遭受过痛苦且能将心比心的人也是如此。我相信特朗普肯定也经历过痛苦与失去，但他似乎并没有从中学到将心比心。我也曾做过凌虐他人的事情，也曾在打篮球的事上说过谎，更见过很多信口雌黄、最后把自己都骗了的人，这些经历都给了我很大的教训。但我从未见过特朗普因自己的谎言而痛苦，也未曾见过他因给别人带来痛苦而罢手，这实在是悲哀又可怕。生而为人，如果不能用善良纾解强硬，不能在自信和谦逊中找到平衡，不能同情他人，不愿尊重真相，那么特朗普总统就无法吸引能帮他做明智决定的人才。他不能，任何一个这样的总统都不能。这让我为他感到悲哀，更让我忧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5月12日，星期五。特朗普总统发表了一篇推文，当着他390万关注者的面警告我说：“在将我们之间的谈话泄露给媒体之前，詹姆斯·科米最好祈祷我没有将我们的对话录下来。”这句话简直让我摸不着头脑。他是在威胁我吗？我根本没想过要将这些对话公之于众，也不想泄露机密信息。我只想将唐纳德·特朗普这个人从我的脑海中清除，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思考他这些话的意义了。这些日子，我都待在家里，睡觉、锻炼、避免与家门口的媒体接触。

5月16日，星期四。帕特里斯和我计划偷偷溜出去，绕过媒体的包围圈，去城外过几天。我早上2点就惊醒了，猛然想起，2月14日我们见面的时候，特朗普与我讨论迈克尔·弗林的事情。当时，他说“希望”我撤销对这位前国家安全顾问的调查。尽管我就我们的会面写了非机密的备忘录，但当时联邦调查局领导层和我都隐隐有些担忧，因为备忘录里可谓全是我的“一面之词”。当时，我们并没有撤销调查，而是决定不管这件事，让调查团队不受总统的影响，等司法部决定。待司法部部长撤出对俄罗斯一案的相关调查之后，司法部将如何处理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之间关系的调查？我们准备等司法部做好决定后，我们再做打算。但这条关于录音的推文让我猛然惊醒，我躺在黑暗中，思绪万千。如果我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真的被录下来了，那么他想让我撤销对弗林的调查这件事就有了呈堂证供，这就不只是我的“一面之词”了。如果真的有录音，大家就能听到美国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对我说：“我希望你能想想办法。”

我躺在床上，细细思考着这份迟来的爆料。我可以什么都不管，寄希望于联邦调查局的领导层看到特朗普推文里的东西，这样他们就会敦促司法部去拿到这些录音。也许联邦调查局还能敦促司法部指派一名独立检察官去调查这件事，也许我该相信政府会处理这件事的。但几年前，我在虐囚案上已经相信政府一次了，最终呢？后来我又相信司法部部长会在刑讯政策问题上与白宫据理力争，最后也没成行。现在，我再也不愿犯这种错误了。这次，我能做，也愿意做点儿事情，因为多亏了特朗普，我现在是个普通公民了。这真是大大的讽刺。

我信任联邦调查局，但我不信任现任司法部部长和副总检察长领导下的司法部会做正确的事情。若想让他们做点儿正确的事情，可能需要一些刺激。既然我现在是名普通公民了，这点儿刺激我还是能给的。于是，我决定要向媒体曝光2月14日总统让我撤销对弗林的调查这件事。这可能会逼迫司法部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来处理，然后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特朗普推文里所说的录音了。同时，尽管我不能再踏进联邦调查局大楼一步，但我还有一份备忘录，安安全全地躺在家里。

周二早上，天亮之后，我联系了好友丹·里奇曼（danrichman），他之前也是个检察官，现在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当教授。自从我被解雇后，丹就一直给我提供法律建议。我对他说，我会给他发一份非机密的备忘录，想让他将里面的内容（而不是这份备忘录）爆料给媒体。我之所以请丹来做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自己做这件事，那我家门前一定会堆满了狂热的记者，而我本人也会被紧紧追问，不得不对这事儿发表看法。当然，如果有人问我是否参与了此事，我确实参与了，我不得不这么做。在这里，我必须澄清，这并不是对机密信息的“泄露”，无论那些政客、政治掮客或是总统怎么说，我的这种行为都不是“泄露”。普通公民，无论是将自己与总统对话中得到的非机密信息分享给媒体，还是将其写在书里，都是完全合法的。我相信媒体的力量，也知道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新闻自由是公民自由的基础，新闻自由一旦限制即意味着彻底失去。”

我并不知道，司法部指派特别顾问这事儿，跟我将2月14日与总统的对话曝光给媒体有没有关系，但联邦调查局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指派特别顾问前去调查特朗普总统推文中说到的录音了。我只知道司法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指派了罗伯特·穆勒（robertmueller）来负责调查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政府的关系，一切相关问题都由穆勒来处理。

我也不知道，这位特别顾问是否会发现特朗普有什么刑事犯罪行为，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查出来我没写到的其他东西。我觉得，罗伯特·穆勒的调查团队正在调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劝我撤销对其国家安全顾问的调查和炒我鱿鱼这两个案子上，特朗普总统有没有妨碍司法公正。如果有，那他就触犯了联邦法律。其实在我看来，特朗普很有可能已经妨碍了司法公正，因为间接证据还是存在的，穆勒的团队可能也会找到很多其他的证据。我处理过很多妨碍司法公正的案子，但在这件案子上，我并不是检察官，而是个目击者。我对眼之所见有自己的看法，这可能并不符合优秀领导者的基本要求和理念，却是合理合法的。比如说，在这起妨碍司法公正案中，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总统是否表露出自己想要妨碍司法公正的意图，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他采取这些行动的目的就是妨碍刑事调查，而且他自己明知道这些行为是违法的。我并没有掌握全部的证据，也不能确凿地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我知道，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特别顾问穆勒及其团队正在努力调查，美国人民可以相信，除非有人妨碍他们调查，不然他们一定会调查出真相。无论是什么样的真相，他们都会调查得清清楚楚。

2017年6月8日，我在参议员情报委员会面前公开出席听证会，参议员们都想听听我跟特朗普总统都交流了些什么。不知道为什么，特朗普的言论让人们对我的说法愈加好奇。于是，我决定把我和他之间的这些交流过程记录下来，提前交给委员会，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在一开始花很多时间去讲述这些事情，也能给参议员一些时间消化我说的这些东西，然后提出问题。

我想通过一个简洁的方式与联邦调查局成员说再见。我走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并没有大发慈悲让我与同事们好好道别，他也没有那个气度。同时我还想利用这一机会代表联邦调查局，也代表我自己，澄清政府曾经说过的谎——联邦调查局并没有陷入混乱。我知道联邦调查局成员都会看到，这是我能与他们直接对话的机会。

写好开场白之后，我在帕特里斯和一个女儿面前演练过，她们对我想脱稿发言的做法很是震惊。但我对他们说，我的这番话都是发自内心的，如果我拿了稿子，我就会不停地看，反而不好。尽管我对当众脱稿发言很打怵，但我更想让联邦调查局的那群同事体会到我的真情实感。帕特里斯也担心我会紧张，担心我会傻笑，或是紧张得眉头深锁。我得找到一个方式平衡一下。

就在我即将走进参议院听证会房间的时候，我依旧在思考究竟要不要脱稿。如果我忘词了怎么办？要是我紧张，舌头打结了怎么办？一般情况下，我在镜头前都不会紧张，但这并不是一般情况啊。然而，这时已经容不得我犹豫不决了。我与委员会的领导一起走进了会议室，走过发言台后面长长的走道，左转，踏上了证人席。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之前我也面对过很多次镜头，也经常听到咔嚓咔嚓的快门声，但这次太不同了。

我坐在证人席上，脑海中一直响起帕特里斯的那句话：“想想联邦调查局成员，一想到他们，你的眼睛都会亮起来。”我确实想到了他们，我说话时有点结巴，最后提到联邦调查局成员的时候，几乎没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但我所说的话，完全发自肺腑，出自内心。

2013年，我被任命为联邦调查局局长，那时我知道，总统对我的上任很满意。国会之所以决定联邦调查局局长有10年的任期，就是要保持联邦调查局的独立性，希望联邦调查局能成为政治斗争之外的独立组织。尽管如此，我也能理解，总统确实能以任何原因，或是压根儿没有原因，辞退联邦调查局局长。

5月9日，我知道自己被解雇了之后，就立刻回了家，做一名普通公民。但随后那些说法，那些颠倒黑白的说法让我很困惑，也让我越来越担心。这些说法让我很困惑，是因为总统和我曾就我的工作进行过很多次探讨。他在上任之前和上任之后，都曾一次次告诉我，我工作得很出色，他希望我能留下来。我也一次次向他保证，我愿意留下来，做满10年任期。

总统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与很多人谈起过我，包括现任的司法部部长。这些人都对他说，我的工作很出色，联邦调查局成员也都爱戴我、尊敬我。

因此，当我在电视上看到总统说，是因为我对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一案的调查而炒我鱿鱼的时候，我困惑不已。同时，我也是从媒体口中才知道，总统私下和其他人说道，炒掉我之后针对俄罗斯问题相关调查的诸多压力大大减轻。

我被解雇后，政府第一时间发布的解雇原因是，我在大选年做出了不当的决定。对此，我也十分不能理解。在我看来，这个说法根本说不通。首先，时间上就说不通；其次，大选年的那些艰难决定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必须要做的。因此，这个说法我十分不能理解。

其实，法律规定，总统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不需要任何理由。但随后，政府开始对我进行诽谤，更重要的是，开始对联邦调查局进行诽谤，说联邦调查局已经陷入一片混乱，说我的领导使联邦调查局一团糟，说联邦调查局成员已经对他们的领导者失去了信心。

这些都是谎言，彻头彻尾的谎言。我很抱歉，联邦调查局成员竟然会听到这些谎言；我也很抱歉，有人将这些谎言告知了美国民众。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每天兢兢业业，就是为了能给联邦调查局添砖加瓦，使它能更上一层楼。而我说“添砖加瓦”，是因为我并不是在孤军奋战。在联邦调查局，没有谁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联邦调查局的力量就在于，其价值观已经深深根植在每个联邦调查局成员的心中。没有我，联邦调查局也能继续运转。联邦调查局的使命就是：保护美国人民，捍卫宪法尊严。这个使命，一定会被联邦调查局成员坚定彻底地贯彻下去。

未来，我一定会非常怀念曾经为此奋斗的生活。联邦调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使命一定会继续向前，无论是我还是政府，都无法撼动其前进的脚步。

最后，我有几句话要对我的前同事们说。但在此之前，我想让每一名美国公民都知道：联邦调查局永远诚实，永远强大，永远保持独立。

现在，我的前同事们，我想向你们表达我的歉意，因为我没有机会跟你们好好说再见。能与各位一起为国家服务，能成为联邦调查局大家庭中的一员，是我一生的荣幸，我会永远想念你们。感谢你们来听我的发言，感谢你们为国家做出的卓越贡献，希望各位能继续为国家奉献青春，直到年华老去的那一天。

现在，参议员们，我期待你们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