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觉得特朗普及其团队并没有对此提出疑问，这本身就是个问题。他们马上就要领导的这个国家面临着外国对手的攻击，他们居然对此无动于衷，都没有问问未来俄罗斯会对美国产生哪些威胁，也没有问美国要采取什么行动才能应对这些威胁和挑战。听了我们的汇报，特朗普和他的团队竟然当着我们4个人的面（其中两位还是由奥巴马总统任命且即将卸任的政府官员）马上开始讨论要采用什么策略向大众发布有关俄罗斯这一事件的信息，讨论如何应用我们刚才汇报的内容引导舆论。他们一直在讨论这些，就好像我们4个人是空气一样。由普利巴斯起头开始讲如何针对此次会议发布新闻公告，随后彭斯、斯派塞和特朗普都参与了讨论，争论如何使用这些材料才能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他们一直在强调这些事情对大选结果没有影响，这就说明并不是俄罗斯人选择了特朗普。克拉珀插了一嘴，提醒他们，一分钟前我们讨论的是：情报界并没有对美国大选结果进行分析，我们并没有对此发表看法。

我已经与两任总统共事过，参加过很多情报简报会，但我从没见过布什总统或是奥巴马总统当着情报界领导的面讨论政治策略。情报界和政治界之间是有明确界限的，情报界负责调查事实真相，而白宫负责制定政策、寻找说辞，两方互不相扰、互不相关。伊拉克战争就是基于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情报而展开的，这给我们以沉痛的教训——永远不要将情报界和政治界混为一谈。我努力告诉自己，现在会议室里的讨论可能是因为特朗普团队对这些事情没有经验。当然，特朗普本人确实没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验。但就因为这场讨论，情报界和政治界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不堪了。

我坐在会议室里，脑海中充满了很多奇怪的画面。我不停地告诫自己不要去想这些，因为这些画面太奇怪、太戏剧化了，但收效甚微。我想到纽约的黑帮，想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曼哈顿做助理检察官的时候见过的纽约黑帮。拉维奈特俱乐部、帕尔马男孩俱乐部和吉拉迪诺咖啡厅里的景象，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只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事情已经不像我当时想的那么奇怪，那么戏剧化了。

我在前文中提到过，意大利黑帮称自己为“lacosanostra”，意思是“我们的事业”，他们总是在“其他人”（指家族之外的人）和“自己人”（指家族正式成员）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我坐在那儿，想到这个。天哪！特朗普团队就是想让我们觉得我们是“自己人”啊！他们想拉我们入伙啊！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虽然这听起来很疯狂，但特朗普确实当我们都是“自己人”了，特朗普团队想让这些事情都变成“我们的事业”。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情报工作才是我的事业，政治角逐都是别人的事。但现在，特朗普团队想要改变这点。

那时候我真应该说点儿什么。毕竟，我在其他领导者面前并非羞赧不言的那种人。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作用，但也许那时我应该告诉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统一些行为准则。自古以来，大家都尽量把政治界和情报界隔离开来，确保总统得到的是真相，无论总统想听与否，喜不喜欢，都要这样；大家也将情报工作跟政治纷争隔离开来，以免遭受池鱼之灾。要是有人认为，情报机构的领导人会愿意参与某个政府的公关决策讨论，那他简直是太幼稚了，他根本不理解我们的职责所在。要是有人觉得，两位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政府官员会为新任政府的政治决策献言献策，那他实在是愚蠢至极。

但在当时，我还是说服自己不要开口多事，我不认识这些人，他们也不认识我。我们刚刚进行了一番“俄罗斯人想选你当总统”的谈话。我真的要给他们上上课，教他们如何跟我们相处吗？一会儿我还得单独跟特朗普谈那些俄罗斯妓女的事儿呢！不要，绝对不要。于是，我什么都没说，其他人也没有说什么。特朗普团队里也没有人想过说“嗯，要不我们一会儿再谈这个问题吧”或者“特朗普先生，我们谈下一个话题吧”。

我记得，当时确实是特朗普结束了他的团队关于政治策略的讨论，说他们可以之后再谈这些问题。然后，雷恩斯·普利巴斯问我们，还有什么其他想要跟他们说的事情。

啊，终于来了。

克拉珀对特朗普说：“确实有。有一些比较敏感的情况需要跟您汇报，我们觉得由科米局长在小范围内跟您谈比较好。我们先出去，他自己跟您说这事。”

“好的，多小的范围呢？”特朗普看着我，问道。

“由您决定，先生。”我说，“但我建议只有我们两个人。”

雷恩斯·普利巴斯插进来说：“我和迈克·彭斯也参加，如何？”

我转向即将上任的总统，答道：“当然可以，先生，完全由您决定。我只是不建议在大家面前谈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当时特朗普是否意识到我要说什么，但他确实向普利巴斯挥了挥手，然后指向我，说：“就我们两个吧。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于是，我们两边的人互相握手致意，随后他们都走了出去。杰·约翰逊的话又在我脑中响起：“吉姆，请小心，请一定要小心。”

我俩静静地等着其他人都走出会议室。人都出去后，特朗普先开口，一张嘴就开始表达对我的赞赏。他说：“你这一年过得很辛苦吧。”随后又说我处理希拉里邮件案的方式十分“令人敬佩”，给我自己带来了“极高的美誉”。他能这么说确实让人听起来很舒服，语气之中也有对我真挚的关心和欣赏。我十分感激，点了点头，笑了一下。他说，联邦调查局的员工“很喜欢你”，并表示希望我会留下来继续任职。

我回答道：“我确实打算留下，先生。”

我并没就此对他表示感谢，因为我觉得这么说会显得我好像是在巴结他，毕竟我已经得到这份工作了，我有10年的任期，并不需要显得好像要向他重新申请这份工作一样。实际上，在联邦调查局的历史上，只有一位联邦调查局局长是在任期结束之前被炒鱿鱼的。当时，比尔·克林顿出任总统，他于1993年解雇了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姆·塞申斯（williamsessions）。他解雇威廉姆·塞申斯这事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争议，因为这位时任局长被指控有严重的道德问题。但很讽刺的是，比尔·克林顿指定的继任者路易斯·弗里最后变成了政府心中的一根刺，如鲠在喉，因为他对政府违法行为展开了近乎疯狂的调查。

特朗普说了差不多有1分钟。他说完之后，我解释了一下我要跟他讨论的材料，以及我们为什么觉得他需要知道这件事情。随后，我简要地陈述了一下“斯蒂尔档案”中有人指控他于2013年在莫斯科的酒店内和妓女在一起，并且据称这件事情已经被俄罗斯人拍摄了下来。我没提到其中的一项指控——就是他曾让妓女在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住过的床上小便。我觉得这事儿没必要告诉他。说话的时候，我有一种非常诡异的感觉，就好像我已经灵魂出窍了，看着自己跟即将上任的总统讨论这个俄罗斯妓女的问题。我还没说完，特朗普就干脆地打断了我，语气非常轻蔑。他非常心急地辩驳，说这些指控都不是真的。

我解释道，我并不是说联邦调查局相信这些指控，我们只是觉得有必要让他了解，这些事情已经被曝光，也已经被广泛传播了，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随后，我又加了一句，说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就是保护总统不被任何势力胁迫，无论这些指控是真是假，重要的是他要知道俄罗斯政府肯定在意图不轨。我强调，我们并不想就这些事瞒着他，尤其是媒体就要对这些事情进行报道了。

听了我的话，他又一次强烈否认了这些指控，问我他看起来像需要妓女来服务的人吗？当然，我猜他只是为了强调，并不想真的问我。

然后，他开始讲之前有女性指控他性骚扰，这件事我并没跟他提。他提到了好几位女性，也好像记起了当时她们指控他的罪名。他越说越激动，谈话的走向也越来越不可捉摸。在这场谈话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之前，我本能地亮出了我的筹码，说：“先生，联邦调查局当下并没有对您展开任何调查。”这句话似乎让他冷静了下来。

我的工作完成了，谈话也结束了，我们握了握手，然后我离开了会议室。我们两个的单独会面持续了大概5分钟，我顺着来时的路走向门口，其他局长都已经离开了。我走到大厅的时候，有两个穿着冬装的男士迎面走来，其中一个看起来很面熟，但我想不起来他是谁了，于是我没有停下脚步。但当他看见我的时候，向我问道：“你是科米局长吗？”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他自我介绍了一下，说他是贾里德·库什纳（jaredkushner），我们握了握手，然后我离开了。

我从侧门走出了大厦，上了车，去了曼哈顿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去做我愿意做的事情。我一层一层地走过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和工作间，对那些辛勤工作的人们表示感谢。在刚才那个极不舒服的谈话过后，这些谈话就好像是泉水，荡涤了我的心灵。

1月10日，在我们与特朗普见面的4天之后，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全文刊出了一份整整35页的档案，就是我之前向特朗普汇报过的那份档案。文章是这么开头的：

几周以来，有一份档案在大部分当选官员、情报机构官员和记者之间广泛传播。这份档案揭露了很多未经证实的指控，指控几年来，俄罗斯政府意图“结交、支持并帮助”即将上任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并获得了一些关于其不甚体面的信息。这份档案是以一系列备忘录的形式指控了特朗普的助手与俄罗斯间谍之间具体、未经证实，有些甚至是无法证实的联络。还露骨地描述了声称已由俄方摄录下来的一些性行为。

很快，还没上任的特朗普就通过推特回复了这次披露：“假的！绝对是假的！这就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政治迫害。”

第二天，1月11日，我和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统又通了一次话。在奥巴马总统手下工作了三年，我从未与他通过电话，只是单独见面谈过两次话。现在，我依然处于奥巴马总统领导下，却在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办公室里，站在窗前与唐纳德·特朗普通话，这是5天之内我们的第二次谈话。我站在窗前，手拿着电话，低头就可以看到乌黑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川流不息的车辆。街对面就是司法部灯火通明的大楼，忙碌的人们正在办公。我还记得，当时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明亮的华盛顿纪念碑，它看起来比新建的特朗普国际酒店高出很多，与白宫遥遥相望。

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总统从纽约打来电话。他照例先夸了我一番，现在这番夸奖听起来有点像话术，而不是对我的真心欣赏。随后他又说了一句：“我希望你能留下来。”我又一次向他保证，我不会离开联邦调查局。

然后，他才开始表达他的想法。他说他非常关心这次俄罗斯“档案”的“泄露”，想知道这些信息究竟是如何被泄露出去的。我不知道他是否在暗示某个联邦机构泄露了这些信息，所以我解释说，这份所谓的“档案”并不是政府文件，是由私人机构整理发行的，也递交给了国会和媒体。联邦调查局并没有追究其来源，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出资搜集了这些信息。因此，说这些信息是被“泄露”的，不太准确。

随后他又说，他最近一直在思考那天我们单独谈话时涉及的内容，也询问了很多之前和他一起去莫斯科参加2013年环球小姐选美活动的人。现在他想起来，他当时并没有在莫斯科过夜。按照他的说法，他是从纽约直接飞过去的，然后去酒店换了个衣服，当天晚上便直接飞回家了。然后，他主动提起了之前我特意没跟他讨论的那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

他说：“还有一个原因能说明这些都不是真的。我是个有洁癖的人，不可能会看着其他人在我身边小便的，绝对不可能。”

听到这儿，我都笑出声来了。我决定不告诉他，这项指控中所涉及的活动并不需要他在莫斯科过夜，也不需要他站在妓女旁边。实际上，虽然我没进去过，但我觉得莫斯科丽嘉酒店的总统套房肯定足够大，绝对能够让一个有洁癖的人与正在小便的人保持一定距离的。我想到了以上这些，但我一个字都没提。

听着他在电话那头辩驳，我望向窗外的纪念碑，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和即将上任的总统讨论这些事情。他在电话里为自己百般辩护，但其实我并不关心这些。第二次，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统挂了电话。我走出办公室，对我的办公室主任吉姆·雷比茨基说，这个世界疯了，而我正身处其中。

的确，世界确实疯了，而且将一直疯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