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使命就是寻求真相……因此这个使命被玷污的可能性，甚至只是这个使命被玷污的想法都让我深深为之忧虑。然而，长久以来，我们都在被这个问题困扰，我们也应该被这个问题困扰。

——罗伯特·m.盖茨（中央情报局前局长）

一队全副武装的suv，上面坐着国家情报总监、中央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局局长和联邦调查局局长，正开向曼哈顿中心这座高大的、金光闪闪的大厦。2017年1月6日，距离总统就职日还剩两周，当天早上，我们全都聚集到了这座大厦里。纽约警察局的警员引导我们的车开过路障，来到麦迪逊街和第五大道之间的小巷中。我们下了车，在安保卫队的保护下走入特朗普大厦的侧门。

此时，媒体都在第五大道的等候区，看不到我们下车；抗议者也在不远处的等待区，也看不到我们。尽管如此，我们这浩浩荡荡的一群人，依然在特朗普大厦的大厅里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我们这一群人足够挤满两个电梯。上电梯的时候，从一个电梯里走出一位要去遛狗的女士。她和她的爱犬都穿着华贵又保暖，以便能抵御外面的寒风。她牵着她的爱犬穿梭在我们这群西装革履还全副武装的人之中。我们这些情报机构领导人，手里拿着美国最重要的秘密，嘴里礼貌地嘟囔着：“借过一下，谢谢。”

过去这段时间，这座位于第五大道的特朗普大厦接待了很多前来求职的工作人员，其金碧辉煌的大厅也见证了高管的来来去去，这些画面都通过电视直播了出去。现在，美国最大的情报机构的领导们正悄悄走进这座大厦，想要面见这位即将任职的美国总统。

这已经是情报界（政府内部将其称为ic）领导层第三次简报会，也是最后一次简报会了。在简报会上，情报界领导层会就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案的一些机密信息进行汇报。在奥巴马总统的指示下，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分析师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分析师一起，花了几个月时间，把所有能调查到的线索拼在一起，形成情报评估报告递送政府部门，也递送给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这份情报评估报告完整地说明了俄罗斯是如何干预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这份情报评估报告的非机密版本已经准备好要公开了，但涉及的内容太多，包含一些非常敏感的信息。其中，信息来源和获得信息的方式都很敏感，更确切地讲，是获得信息的方式更敏感一点儿。这份报告事无巨细地讲述了我们所有的情报机构为什么如此反常地形成高度统一的意见，坚信俄罗斯势力深入干预了美国总统大选。

4家情报机构联合签署了这份评估报告，这种做法令人震惊不已，却传达出了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信息：俄罗斯总统普京非常努力想要影响2016年的美国大选。他通过网络活动、社会媒体和俄罗斯官方媒体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想要达成以下目的：降低民众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心；抹黑希拉里·克林顿，干扰其竞选过程以阻止其登上总统之位；帮助唐纳德·特朗普赢得大选。

2017年1月5日，我们开了第一次简报会。简报会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召开，我们向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和国家情报总监吉姆·克拉珀汇报了工作进展、调查结论和得出结论的依据。总统问了好几个问题，副总统也问了几个问题。

每当这样的时候，我总能时不时地发现巴拉克·奥巴马和乔·拜登之间那些温暖的兄弟情义，尽管这两个人个性完全不同，有时擦出的火花却让人惊叹。他们两个总是这样，奥巴马总统就某个问题发表了清晰明了的看法，指向了这个问题的东面。然后有那么一刻，拜登插进来，说“总统先生，我能问个问题吗？”奥巴马会礼貌地同意他的提问，但脸上的表情明显透露出，他完全知道这接下来5~10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可能都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西面。但是，奥巴马还是非常耐心地听拜登讲，等他讲完，奥巴马再把讨论拉回正轨。

但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一直都没有偏离讨论的正轨。在会议延时了一会儿之后，奥巴马总统问我们，接下来我们打算做什么。克拉珀总监解释说，我们第二天早上要与来自两党的8名参议员组成的“八人团”开一个简报会，说明一下情报部门面临的问题，然后我们会直接去纽约，向即将就职的总统团队汇报。

克拉珀对奥巴马总统说，有一个不太正常的情况，我们必须得提请特朗普先生注意：有一些材料（后来公众将其称为“斯蒂尔档案”）中包含了一系列对特朗普先生的指控。这些材料是由一个非常可靠的情报机构前工作人员搜集的，但还未被完全证实。材料中有些信息实在是太敏感了，其中有一些未经证实的材料，指控特朗普涉嫌在2013年出行莫斯科时，与俄罗斯妓女发生过异常性行为。这几位俄罗斯妓女还在丽嘉酒店的总统套房（奥巴马总统出访俄罗斯时曾在此居住）的床上小便。另一项指控是说，这些活动已经被俄罗斯情报机构拍摄下来，很有可能会以此勒索特朗普先生。克拉珀解释道，我们觉得媒体很快就会对这些材料进行报道，因此，由情报界先告诉特朗普先生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听了这些话，奥巴马总统并没有任何反应，至少没跟我们说。他的声音波澜不惊，不带任何感情色彩：“那你们去见了特朗普，打算怎么说呢？”

克拉珀以常人难以察觉的余光瞥了我一眼，深吸了一口气，说：“我们决定，在完成情报评估报告的汇报后，由科米局长单独会见特朗普先生，讨论这些敏感问题。”

总统一句话也没说，他转过头看着我，挑了挑眉毛，像是要强调些什么似的，然后又转回去。我知道对于这种表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但在当时的我看来，他的那种喜剧演员式的挑眉暗含着一丝幽默，又有对我的担心，就好像在说：“祝你好运吧，朋友！”我觉得胃里像灌了铅一样，无比沉重。

会议结束之后，我盯上了椭圆形办公室的咖啡桌上放的那筐苹果。奥巴马总统和奥巴马夫人都非常关心健康问题，这位第一夫人还在学校开展了一项活动，倡导把垃圾食品都换成蔬菜和水果。因此几年以来，椭圆形办公室的咖啡桌上都会摆上一筐苹果，这已经成为椭圆形办公室的一个惯例了。我不确定这些苹果是不是能吃，但有一次，我看见白宫办公厅主任丹尼斯·麦克多诺（denismcdonough）拿了两个，他肯定不会吃塑料苹果吧。很久之前，我最小的女儿曾求我给她带个总统苹果回来，这明显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要不要拿个苹果呢？现在不拿，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了。但要在有关俄罗斯干预总统大选一案的会议结束之后顺走一个苹果，也太没教养了吧。但那时候，父亲对女儿的爱打败了所谓的教养，我还是拿了一个。没有人阻止我拿这个苹果。回到车上后，我给苹果拍了张照片，然后发给了我的女儿。晚上回家的时候，她让我尝了一片。嗯，不是塑料的。

那天晚上，我接到了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的电话。我们两个从20世纪80年代一起在曼哈顿做联邦助理检察官的时候就是朋友了，早上的会议他也在。我不知道他是否是在奥巴马总统的建议下给我打这通电话，也不知道他们两个是否谈过这个问题，但杰还是就这件事跟我说了他的看法。

“吉姆，我对你单独面见特朗普还是有点担心。”

“我也有点担心。”

“你之前见过唐纳德·特朗普吗？”

“没见过。”

“吉姆，请一定小心，一定要非常小心。我总觉得，这事儿不会一帆风顺的。”

我对杰对我的关心表示感谢，也感谢他特意打电话来提醒我。这通电话，让我觉得更加不安。

然而，我并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联邦调查局知道这些材料的存在，也有两位参议员分别与我联系，让我注意这些材料，并且提醒我华盛顿有很多人手上都有这些材料或知道这些材料的存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知会联邦调查局新闻办公室，称他们第二天就要跟进这些材料了。不管他们说的是真是假，但如果敌人想要胁迫哪个政府官员，而你想让这个官员对此有所准备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这个官员敌人可能会做什么。联邦调查局将其称为“防卫式简报会”。

但我们究竟要怎么给特朗普汇报俄罗斯势力影响大选的事儿，同时又不告诉他那些敏感信息呢？这些信息太淫秽，当着一群人的面告诉他实在是太尴尬，尤其还是当着奥巴马任命的这群官员。特朗普一上任，这些人就要离职了，而我还会留下来继续做联邦调查局局长，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些信息又必须得有人告诉特朗普，因此这事由我来做也是有道理的。这个计划是明智的，如果在跟他谈起那些莫斯科妓女的时候能选择恰当的措辞，就更好了。但这个“明智的”计划，依然让我觉得非常不安。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非常不安。很久以前我就意识到，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来推测别人。就算你和他们的世界观完全不同，他们还是会把自己的世界观投射在你身上。唐纳德·特朗普作为一名政客和态度强硬的交易者，很可能会觉得我是用这个妓女的事情作为把柄，想要从中谋取些什么。他也可能觉得我在玩埃德加·胡佛那套，因为如果是胡佛局长的话，就会这么做的。这事儿肯定不会顺利。

不过，想到埃德加·胡佛，我觉得我得找点儿筹码，让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统相信我。我得准备点儿说辞，让场面变得好看一些。为此，我和我的团队商量了很长时间，终于决定，我的筹码就是，向他保证联邦调查局此刻并没有对他展开调查。其实这是真的，联邦调查局确实没有在这件事上对他展开反情报侦察。我们其实不关心他是否在俄罗斯跟妓女有什么瓜葛，只要俄罗斯人不胁迫他就行。

联邦调查局总法律顾问吉姆·贝克极力劝阻，说这种保证虽然是真的，但会误导特朗普，让他觉得联邦调查局可能正在调查他的其他行为，或是联邦调查局将要调查他的大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关。而且，如果联邦调查局之后真的对特朗普立案侦查，可能就必须得提前告知他了，这也着实令人担心。我明白其中的逻辑，但我考虑到新任总统特朗普一向冲动，一旦他与联邦调查局开战，后果将更严重。我决定尽己所能，好好跟他合作。因此，我拒绝了吉姆·贝克深思熟虑的建议，还是决定带着“联邦调查局此刻并没有对你展开调查”这个筹码，去见特朗普。这次会见，又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会见。

2017年年初，处理完希拉里·克林顿这个复杂的案子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大家都认得我。就算我想藏起来不让别人看见，就我这个身高来说也不太容易。很明显，共和党人也都同意希拉里·克林顿的观点，认为是我影响了大选，让特朗普获胜了。希拉里对我有多生气——有时可能是愤恨——特朗普团队对我就有多友好。在特朗普这边的人眼里，我也算是个名人了，这让我走进特朗普大厦这一路感到非常不舒服。我并不想看起来和其他的情报机构领导有什么不同。

我们在特朗普公司内部的一个小会议室里开会。这个会议室装饰得很平淡，临时挂了个金灿灿的落地窗帘遮挡住玻璃墙，这样走廊里路过的人就看不到我们了。特朗普准时走进会议室，后面跟着即将上任的副总统和其他即将被任命的白宫团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唐纳德·特朗普本人，他本人比在电视上跟希拉里·克林顿辩论的时候看起来矮一些，但他长得跟在电视上看起来一模一样，这一点令我非常惊讶，因为很多人真人和电视上看起来会有些差别。跟电视上一样，他的西装上衣扣子没扣，领带太长；脸上有点偏橘色，眼睛下方有白色的半月形痕迹，可能是太阳镜的作用；头发明显有精心打理过，从近处看起来都是他自己的真头发。我还记得，我曾好奇他早上要花多长时间打理头发。他伸出手打招呼的时候，我偷偷和他比了比手掌的大小，他的手掌比我的小，但没小多少。

特朗普把他团队的主要成员全都叫来了会议室，即将上任的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pence）、白宫办公厅主任雷恩斯·普利巴斯（reincepriebus）、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keflynn）和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seanspicer）都坐在这个椭圆形会议桌两边，特朗普和彭斯坐在桌子两头。所有人都神情凝重，屋子里十分安静。我们与特朗普团队的人握了手，即将上任的副总统多握了我好几秒，还拉长了音称呼我的名字“吉……姆……”，听起来很奇怪，就好像许久没见的老朋友在打招呼，又好像是在安慰某个老友。我不记得我曾经见过迈克·彭斯，但我想起来，14年前我们曾通过一次电话。2003年，我还在曼哈顿做联邦检察官，我和他一起调查一起案件。那件案子中，嫌疑人注册了一些色情网站，那些网站的网址与当红儿童网站的网址十分相近，这样如果哪个孩子不小心拼错了网址，就会进入那些色情网站。对此，我的反应是：这肯定是犯罪。我发现，就在几个月前国会通过了一项《真实域名法案》，将这种行为认定为犯罪。我特意要到了提出该法案的众议院议员的电话，想对他表示感谢。接电话的就是印第安纳州的议员迈克·彭斯，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在他的一个孩子被误导登录这样的网站之后，他就开始推动这项法案的颁布。

情报总监克拉珀坐在特朗普右手边离他最近的位置上，旁边依次是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罗杰斯（mikerogers），然后是我。我后面靠着墙坐着的是特朗普未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篷佩奥（mikepompeo）、国土安全顾问汤姆·博塞特（tombossert）和国家安全副顾问k.t.麦克法兰（k.t.mcfarland）。特朗普团队的中央情报局简报员（一名为即将上任的总统传递一般情报简报的工作人员）也参与了会议，负责会议记录。

截至此时，我已经同两位总统紧密共事过，还与很多其他政府领导人一起工作过，因此，我对特朗普非常好奇，这一典型的“离水之鱼”，在完全陌生的工作环境中是如何自处的？经营一个家族企业和经营一个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就算是经营一个大型市政机关也和经营私人公司有很大差别。在政府机构里，你要和各种各样的选区选民打交道，而这些选民并不会听你的，也不会向你汇报，你还要遵守一些公司总裁一般不需要遵守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我见过很多领导者，从他们身上我明白了，足够自信所带来的谦逊之举是有效领导力的重要部分。谦逊待人才能成事。想要保持谦逊，只需要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我遗漏了什么呢？”优秀的领导者总担心自己的能力是否有局限，会有自己没看到的东西。为了克服自己的局限性，优秀的领导者会锻炼自己的判断力。判断力与智力不同。智力可以用来解决问题，在纷繁复杂的事件中找到真相，同时处理很多个任务；判断力能够让人全面思考问题，从其他人的角度，从不同的侧面、动机和背景中思考问题。判断力能让人将一连串事实应用于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可能是听证会上，也有可能是法庭上；可能是一个月以后，也有可能是一年以后；可能是主要媒体的新闻直播间，也可能是对手的董事会议室。智力能够让人从不同渠道搜集信息和事实；判断力则能让人看到这些事实背后的含义，以及这些事实对其他人会产生何种影响。

在我第一次与特朗普的会面中，我一直在观察，想看看他是如何在自信和谦逊中找到平衡的，又是否能够展示出强大的判断力。我承认，我一开始对此有所怀疑。在大选的过程中，特朗普给我留下的印象一直是，他的自我安全感很低，看起来不够自信，也不够谦逊。这样的人一般不太可能谦逊待人，也不太可能会问出“我遗漏了什么呢？”这种问题。但在特朗普大厦开会那天，我并没看出我之前的判断正确与否，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统显得有些沉闷，也有些严肃。

克拉珀将之前向奥巴马总统和“八人团”汇报的情报评估报告原封不动地汇报给了特朗普团队。特朗普团队对此提出了一些问题，做出了一些评论，大部分都是由坐在后排的汤姆·博塞特提出的。在我们讨论到俄罗斯干预大选这件事的时候，我记得特朗普一直静静地听，没有打断我们，只问了一个问题，或者说更像是在陈述一个问题：“但你们并没发现他们是否干预了最终结果，不是吗？”克拉珀回答道，我们没有对此进行分析，因为这件事不归我们管，也不是我们擅长的领域。我们只能说，我们没有找到他们更改选票统计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