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要能用善良中和怒火；要追求真相，而不只是找到受害者；要为法律服务，而不是为党派服务；要能以谦卑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案子；只有这样的检察官，才能成为国家安全的保障。

——罗伯特·h.杰克逊（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对于华盛顿各党派来说，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门”可谓是闹得满城风雨。尽管如此，联邦调查局在处理这一案件的同时，还在处理其他很多重要的案子。2016年夏，我们正在紧急处理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一案，想要知道俄罗斯人到底在搞些什么鬼。情报机构的证据非常确切地显示了俄罗斯政府试图通过三种方式干涉美国大选。

第一，俄罗斯政府想削弱民众对美国民主政体的信心。为此，俄罗斯政府拼命抹黑美国，这样美国大选就失去了鼓舞世界民众的功能。

第二，俄罗斯政府想抹黑希拉里·克林顿。普京很讨厌她。2011年12月，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爆发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抗议者反对普京继续执政。希拉里公开支持抗议者，普京因此对希拉里极为不满。希拉里当年在俄罗斯大选之前和大选过程中公开批评俄罗斯议会在选举中存在舞弊行为，并称其为“令人不安的举动”。普京认为，希拉里的这一行为是在给参与街头抗议的俄罗斯民众“一个信号”。希拉里曾说道：“俄罗斯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应该享有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应该享有参与大选的权利”。普京将希拉里的这一言论视为对其个人的攻击，不可原谅。

第三，普京想让唐纳德·特朗普赢得大选。特朗普一直都对俄罗斯政府很友好，一直以来普京也对商界领袖非常欣赏，因为商人愿意做交易，不坚持原则。

在俄罗斯政府干预美国大选的整个事件中，最核心的就是那些他们从民主党相关机构和个人电子邮箱中窃取到的邮件，这些邮件对大选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还有证据显示，俄罗斯政府曾非常努力想要进入由美国政府维护的选民注册数据库。7月末，联邦调查局了解到，特朗普大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乔治·帕帕佐普洛斯（georgepapadopoulos）几个月之前就在研究如何用俄罗斯政府获取的这些邮件打倒希拉里。于是，联邦调查局对此展开了调查，想要知道是否有美国人——包括特朗普大选团队在内，在与俄罗斯政府一起影响美国大选。

和调查希拉里邮件案时一样，刚开始调查的几个月里，联邦调查局拒绝一切媒体采访。此时还为时尚早，我们手里并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因此不方便把媒体牵扯进来，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联邦调查局在对此事展开调查。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并没有公开确认对此事开展官方调查。但2017年3月，一切都改变了。

当时，我们面临着一个困境，那就是是否要在大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告诉民众我们在对俄罗斯政府干涉美国大选一事展开全面调查。整个8月和9月，奥巴马总统及其国家安全团队都在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在一次与奥巴马总统一起召开的会议上，我们讨论了是否应该给美国民众先“打预防针”。也就是说，让民众先知道究竟哪些敌对势力试图操纵美国大选，这些势力又是如何操纵大选的，以此减轻敌对势力对美国大选的影响。在会上，我表示，在7月5日发表了那个声明之后，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成为众矢之的的日子，但这次如果没有别人愿意出面发声，我依然愿意做那个“出头鸟”。同时，我也对总统表达了我对这个“打预防针”手段的看法。我提醒总统先生，如果我们真的给美国民众“打预防针”了，其后果可能正好达成了俄罗斯政府的目的——削弱美国民众对大选体制的信心。如果我们真的告诉美国民众确实有俄罗斯势力干扰美国大选，那最后民众会不会怀疑大选结果？会不会给失败的一方以失败的借口？这是个两难的选择。奥巴马总统完全清楚这些，我们决定不能让俄罗斯政府的阴谋得逞，不能让美国民众对我们的大选体制失去信心。于是，工作人员继续讨论“打预防针”计划的可行性，讨论其可能造成的后果。

奥巴马团队对这个计划思考了很久，几天之后仍然没有定论。于是，我以个人名义起草了一篇评论文章，并交给奥巴马团队审议，看是否可以起到“警示”美国民众的效果。在这篇文章中，我列出了俄罗斯政府窃取邮件并披露这些被窃邮件的意图，强调有黑客想要黑入选民投票数据库，还将这一做法与之前俄罗斯大选中那些干预选举的做法联系起来。但针对这篇文章，奥巴马团队始终没有给出审议结果。奥巴马团队的审议一向严谨、充分但非常耗时。我怀疑，他们花这么长时间审议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从当时民意测验的结果来看，特朗普不可能赢得大选。我还记得，在9月召开的一个讨论俄罗斯势力影响大选的会议中，奥巴马总统表现出了自己对本次大选结果的信心。他说：“普京选错人了。”他似乎已经有了论断，既然俄罗斯势力并不能影响大选结果，那为什么要冒着让美国民众对大选体制失去信心的风险呢？又为什么要给唐纳德·特朗普以借口，让他有机会指责奥巴马总统恐吓美国民众呢？反正特朗普会输掉大选的。

到10月初，奥巴马团队最终还是决定要发布一个政府官方声明。国家情报总监吉姆·克拉珀（jimclapper）和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jehjohnson）打算在这份声明上签字。联邦调查局领导层和我都觉得，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在这封声明上签字，于是我没签。那时，媒体上铺天盖地都在报道有俄罗斯势力影响大选，媒体声称他们的信息来自很多不具名的政府官员。声誉颇高的立法委员也发表声明，告诉媒体他们已经就俄罗斯势力影响大选一事开过简报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本人也说过，俄罗斯势力已经选择支持她的对手。网站和社会媒体都声称那些被窃取的邮件与俄罗斯有很大关系，甚至包括维基解密网站及其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assange）的推特都与俄罗斯势力有关。因为有了这些报道，奥巴马政府的10月声明充其量不过是对公众现有的信息进行了有限补充。如果是这样的话，联邦调查局签署这份声明什么也改变不了，不签署声明恰恰符合我们的自身设定——与大选保持距离。

无论政治家和学者怎么说，实际上，对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应该怎么在大选年处理相关调查这个问题，并没有书面规定。虽然如此，但我始终遵守一个重要准则：我们应该尽力避免任何会影响大选结果的行为。2016年10月，联邦调查局还没有什么理由能对俄罗斯势力影响大选一事发表公开声明，而美国民众也知道发生了什么，因此联邦调查局规避这些行为是十分合理的。

但在那之后，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希拉里邮件案的相关调查材料又回到了我的办公桌上，新的调查线索来势汹汹。这时，“规避”就不再可能了。然而，我已经在4个月前，面对镜头斩钉截铁地声明，联邦调查局已经对该案件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且调查已经完全结束了。

10月初的一天，联邦调查局总部有人［我记得是副局长安德鲁·麦凯布（andrewmccabe）］向我提到，国会前议员安东尼·韦纳（anthonyweiner）有个笔记本电脑，里面可能含有希拉里·克林顿邮件案的相关信息。我记不清他原话是怎么说的了，可能因为他也是个传话的。而安东尼·韦纳的电脑里的信息可能与希拉里·克林顿邮件案有关这个消息当时在我看来难以理解。

安东尼·韦纳，纽约州国会前议员，是民主党人士，为人不怎么样，因将自己的裸照发给一些女性的丑闻被揭露而辞职。他还是希拉里·克林顿最亲密的助理胡玛·阿贝丁（humaabedin）的前夫。当时，韦纳被指控与未成年女孩有一些不当接触，联邦调查局纽约刑事调查科正在处理这起刑事案件，因此得到了韦纳的笔记本电脑。调查人员申请了一个搜查令，可以查看笔记本电脑中的一些文件，但仅限于与这起性丑闻案相关的内容。但在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还在他的电脑上发现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的命名让纽约调查组怀疑与希拉里邮件案相关，但是他们的搜查令并没授权他们打开这些邮件。

10月27日，星期四，距离大选只有12天了。早上5点半，麦凯布给我发了封邮件，说“中期团队”想要见我。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见我，但我立即让工作人员安排了一次会面。当天上午，我们就见面了。我走进会议室，微笑着向在座的主管、律师和所有“中期团队”成员致意。他们都坐在当初常坐的椅子上。

“我们又回来啦！”我一边说，一边坐到了我的座位上。“怎么了各位？有什么事儿吗？”

在这之后很久，我都没再那样笑过了。

“中期团队”的成员向我解释，在韦纳的笔记本电脑中，他们发现了几万封与希拉里·克林顿的私人邮箱的往来邮件。这是很大一部分邮件啊！2014年，希拉里将其私人服务器上的邮件提交国务院的时候，她提交了大概3万封，删除了其他3万封，并声称那些是私人邮件。这些新发现的邮件数量比她提交的和删除的邮件总数还要多。在调查过程中，还有一些信息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中期团队”一直没找到希拉里·克林顿刚出任国务卿那几个月时的邮件，那时候她用的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黑莓邮箱域名。调查人员特别想找到这些邮件，因为如果存在所谓的“问题邮件”（要么是有人跟她说不要用私人邮件系统，要么是她知道她这么处理机密信息是不对的），那么这些信息最有可能出现在她出任国务卿之初，刚刚设立私人服务器的那段时间当中。然而，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这些黑莓邮箱的邮件。

不知为何，韦纳的电脑中有几十万封来自希拉里·克林顿的使用黑莓邮箱域名的邮件。调查人员告诉我，这些邮件中可能就有那些早期邮件，而韦纳早已麻烦缠身，是绝对不会同意我们搜查这些邮件的。

“我们需要您的许可去申请一个搜查令。”

我当然同意，我马上回答了他们：“去申请吧！”

“你们最快需要多久能审核完这些邮件，并且评估它们是不是有用？”

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说，审核这些邮件可能要好几周才行。邮件的数量太多，不可能更快了。他们每个人都要看上几万封，而且还得是熟悉案情的人才行，并不是随便哪一位联邦调查局探员都可以做的，不熟悉案情的人连要找什么都不知道。调查人员告诉我，11月8日大选之前，他们不可能完成对这些邮件的调查工作，因为只剩下不到两周时间了。

“好吧，但请尽快完成。要保质保量地完成，不要为了加快速度而牺牲质量。”

会后，调查人员联系了司法部的律师，律师同意立刻申请相关搜查令，批准调查人员搜查韦纳笔记本电脑上有关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于是，我们又面临着一个问题。

7月的时候，我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告诉美国民众和所有的国会成员，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是真实的、称职的、独立的，这个调查已经完全结束了，没有任何继续的必要，所有人都可以相信这个结论。然而在10月27日，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又决定申请搜查令，对数万封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展开调查，其中可能就包括会推翻之前调查结果的证据。同时，调查人员还告诉我，这个调查不可能在大选之前完成。那我们的责任何在呢？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自成立以来，联邦调查局的准则就是不影响大选。这个准则，或者说传统，是我的立身之命。这也是为什么联邦调查局没有签署奥巴马政府关于俄罗斯势力影响大选的10月声明。如果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项全新的调查，我们可以不采取任何相应措施，什么也不做。但在希拉里邮件案上，我只看到了两种选择，任何一种都要求我们采取相应措施。

其中一个选择是“坦言”。这样，我就得通知国会，联邦调查局之前的调查声明并不是真的。这简直是太糟糕了，会把联邦调查局和我本人都置于可能影响大选结果的位置上。这不是个好选择，简直是个糟糕透顶的选择。如果能避免，我绝不会选这个。

另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另一个选择是“隐瞒”。联邦调查局的成败，完全依赖于民众的信赖。作为联邦调查局的代表，我曾向国会和美国民众发誓，称这个案子的调查已经结束了。现在我知道这个案子并没有结束。如果我们一边申请搜查令，审核数万封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一边却对此保持沉默，这就是对真相的隐瞒。这就意味着联邦调查局局长已经误导、并且要继续误导整个国会和全体美国人民。

无论是“坦言”还是“隐瞒”，都不是什么好选择。“中期团队”经验丰富的调查员对此争论不休。我们一起展开讨论，没得出结论，大家各自回去思考，然后再聚在一起讨论。我们坐在会议室里，从各个角度讨论所有我们能想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我的办公室主任吉姆·雷比茨基（jimrybicki）坐在长方形会议桌的另一头——我的对面。这是他常坐的位置，这样他就能静静地观察所有与会人员和他们的肢体语言，他的工作就是确保我能听到所有人的发言，确保没有人被遗漏。他的情商很高，如果他看到了什么令他担忧的事情——比如说有人迟疑了，或是谁的发言没有被聆听，他就会私下跟那个人沟通，然后告诉我，这样我就能在接下来的会议中把被忽略的与会人员重新带入讨论范围内。联邦调查局总法律顾问吉姆·贝克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贝克是我的老友，也是诤友。无论何时，只要有没被充分讨论的争论或疑虑，贝克都会将其重新带回讨论中。贝克还经常私下来找我讨论问题，故意提出跟我相反的观点，但我知道，他这样是为了能让我从不同视角、不同方面考虑问题。

我们讨论，然后再推翻自己的讨论，循环往复。但讨论了几十个角度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原点——司法机构的公信力岌岌可危。假设一下，如果两周之后，希拉里·克林顿真的被选为美国总统了（其实当时几乎每个人都觉得希拉里·克林顿能当选），当选之后要是有人揭露她仍是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对象，那么整个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和希拉里的总统之路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总统大选之后，我们真的找到了能起诉希拉里·克林顿的证据，我们又该怎么办？无论我们找到了什么，这种对真相的隐瞒都会对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公信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么想来，“糟糕透顶”和“严重打击”之间，还是很好选的，我们得告诉国会，今时不同往日了。

就在我们要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团队中的一名律师问了一个要命的问题。她是个十分聪明但很安静的人，有时候在会上我还得点名让她发言。她问我们：“你们想没想过，你们现在做的这些可能最终会帮助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

我沉默了。我当然想过，每个人应该都想过这个问题，只是大家没说出来。

我感谢了她的提问，随后回答道：“这是个好问题，但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保障联邦调查局的司法独立性。如果我们开始以政治角度思考问题，思考我们的做法会影响哪一派的政治利益，那我们从一开始就输了。”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联邦调查局也像华盛顿的那些党派人士一样思考问题，想着什么决定对我的党派有利，这个决定会助益哪些人的政治前途，会毁掉哪些人的政治前途，那么联邦调查局就再也得不到公众的信任，也不配得到公众的信任了。这样，我们的“信用水池”就会干涸。

我命令团队成员告知司法部高级官员，联邦调查局必须知会国会，对希拉里·克林顿的调查已经重启，这是我们作为联邦调查局成员的责任。我会尽可能不披露细节，但联邦调查局得对此发声。我说，我愿意跟司法部部长和副总检察长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我并不完全清楚，为什么我现在愿意跟她们合作，而7月的时候不愿意。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出自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毕竟我曾经因为绕过司法部单独行动而受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我觉得这次她们会跟我意见相同，会在这个严峻的形势下支持我。毕竟，司法部部长在7月的时候曾公开表态，说联邦调查局对希拉里邮件案的调查非常彻底，而且案子也结得很漂亮。现在，她自己的检察官就在针对此案重新申请搜查令。她当然也能看出来，如果我们隐瞒真相，那将是司法部的一场灾难。然而，林奇和耶茨都通过工作人员对我表态，她们不同意我的做法，不愿意跟我站在一起，重启调查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做法。但她们并没有命令我不要重启调查，我应该遵守她们的命令。

果然，司法部部长和副总检察长都不想选择，既不想“坦言”，也不想“隐瞒”。

得到了她们的回复之后，我有一瞬间想着要不要告诉她们我决定不通知国会。我就是想看看，如果我把责任完全推给她们，她们会是什么反应。但很快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这样做不仅非常愚蠢，而且还十分胆怯。我又一次走上了风口浪尖，接受所有的批评和指责。我告诉“中期团队”，让他们把我准备递交国会的草案送到司法部审核，问司法部是否要做出什么改动。司法部尽管依旧不建议我这么做，但还是在措辞上给了我一些中肯的建议。

10月28日，星期五。早上起来，我突然想起这天是当年“拉姆齐强奸案”的39周年纪念日。这天，我将草案递交给国会议长和各个委员会的高级成员。而就在几个月前，我刚给他们递交过一份报告，称希拉里邮件案的所有调查都已经“完全结束”了。跟7月那次一样，我还是给所有的联邦调查局员工都发了一封邮件，告诉大家现在的情况。

我的同事们：

今天早上，我已将有关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邮件一案重启调查的相关草案递交国会。昨天，调查团队告诉我，他们在一个不相关的案子里发现了希拉里·克林顿邮件案的相关信息，于是他们想要查看这些邮件。因为这些邮件确实与我们的调查相关，我已经同意他们采取恰当的措施，获得并审查这些邮件。

当然，按照惯例，我们没有必要将此次调查告知国会。但鉴于几个月之前，我已经再三证实，我们对希拉里·克林顿邮件案的调查已经完全结束，因此我认为我有义务告知国会我们将重启调查。同时，我也认为，如果我们隐瞒不说的话，将会误导美国民众。然而，由于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新发现的邮件中含有什么信息，因此我不想误导大家得出什么结论。我们已尽力平衡各种措辞，尽力将草案写得言简意赅，但鉴于大选将至，一定会有很多人误解我们的做法。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你们能直接从我这里听到这个消息。

大概10分钟之后，我递交国会的草案就被媒体披露了，比我预想的速度慢了9分钟，我本以为在华盛顿，这封草案会立刻被曝光。但跟我想的一样的是，这封草案引起了极大轰动。

对7月联邦调查局发表的那篇声明持支持态度的人和持反对态度的人显然调换了位置。因为害怕我的这封草案最后会让特朗普登上总统宝座，那些原本很理智的人也有些抓狂了。同时，认为联邦调查局严重违反司法部的规章政策的人也愈加歇斯底里。当然，对于这种事情并没有什么明文规定，也从没在大选年发生过这种事情。我觉得，理智的人可能会决定不对联邦调查局重启调查一事发表看法，但批评我们违反规定的声音让我不能接受。“告诉我，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问他们。但没人回答，报纸专栏作者、电视评论员都不理会我的问题。当然，我知道他们的答案，大多数人肯定会选择有利于自己立场的做法。然而，联邦调查局没有立场，联邦调查局是中立的，联邦调查局代表了蒙着双眼的正义女神，要在政治世界之外做正确的选择。

10月30日，星期日。晚上，我收到了来自司法部部长的一封邮件，问我是否可以在星期一早会后，单独留下见她。

“当然可以。”我回复道。

每星期一早上，联邦调查局总部都会召开情报简报会。就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司法部部长当着所有与会人员的面，问我是否可以留下来单独跟她谈话。我感到有点奇怪，昨晚我已经回复邮件，同意单独见面了，她为什么还要问一遍呢？但当我看到同事们的表情时，我明白了她的意图。会后，我们在为司法部部长预备的私人办公室里谈话，办公室就在简报会会议室旁边。她的下属和我的下属等在外面，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在过去几天里，媒体的抗议铺天盖地，尤其是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媒体，更是如此。我不知道洛蕾塔·林奇要跟我说什么。她会吼我吗？会威胁我吗？会警告我吗？会给我带来总统的口信吗？奥巴马政府里的每个官员对我都非常愤怒，唯恐我会阻断希拉里的总统之路。我完全有理由认为林奇也跟他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