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走进办公室，转过身等司法部部长关上门。她关上了门，转过来，低下头，张开手臂，向我走来。虽然拥抱确实是表示尊重的一种方式，但这个拥抱实在是有点尴尬，这很可能是因为我比林奇高出了整整46厘米，我们拥抱的时候，她的脸只能到我的胸口。我也伸出手，尴尬地拍了拍她的后背。

“我只是觉得，你可能需要一个拥抱。”她说。确实如此。尽管我并不太习惯拥抱，但这几天我觉得自己确实快被打倒了，在外人看来可能也是如此。

然后，她坐在沙发上，挥手让我坐在边上的一个扶手椅上，问道：“你怎么样？”从她的语气中，我感受到了真诚的关切。

我对她讲，这几天简直就像噩梦一样。我向她解释了我的想法，我面临的“糟糕透顶”和“严重打击”这个两难选择，解释了我觉得“糟糕透顶”总比“严重打击”要好。她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如果这些邮件是在11月4日泄露出来的，你会不会好选择一点儿？”她问我。11月4日就是大选之前的那个周五。

“当然会，洛蕾塔。”

我并不是以邮件泄露为前提做出我的决定的，但林奇说得没错。只要司法部批准了这封搜查令，世人早晚都会知道我们重启了希拉里邮件案的调查，那时联邦调查局就会被批评不诚实。她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同意我的做法？是不是说我这么做是对的？她是不是在以某种方式感谢我做了这个“出头鸟”，扛下了所有的指责？但她并不会回答这些问题。

几分钟后，我们的交谈就结束了。林奇起身走向门口，忽然停下，转身对我说：“装得沮丧点儿。”她嘴角闪过一丝笑意。她一定是跟什么人说过，要好好教训教训我。世界真残酷。

至于我，整个噩梦真是太难熬了。铺天盖地的指责和评论让我渐渐有些麻木，甚至之前挺喜欢我的人都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些之前就反对我的人就骂得更难听了。我理解他们。我妻子也希望希拉里·克林顿当选首位女性总统，但她更加担心我又成为众矢之的。她对我说，她完全理解我的做法，但她不愿意接受我又要冲出去被批评、被指责。她说：“好像总是你出面挨枪子儿。我明白你这么做的原因，但我总是希望挨枪子儿的不是你，是别人。”

民众情绪沸腾，好像联邦调查局的天平已经倾向唐纳德·特朗普了。然而，没有什么听证会、记者会或任何机会能让我们向公众解释联邦调查局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也没有机会在递交国会的草案中添上几笔理由。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手中的信息究竟会带来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究竟会找到什么。这时候，任何公开发布的信息都是不完整的，会误导民众，只能让情势雪上加霜。因此，我在递交国会的草案中，措辞十分严谨。

联邦调查局于某不相关案件中了解到，某些邮件疑似与希拉里·克林顿邮件案相关。调查团队已于昨日向我进行了简要汇报。经我同意，调查团队将采取恰当的必要措施审查相关邮件，确定其中是否含有机密信息，评估该批邮件对调查的重要性。现就此告知国会。

尽管截至目前，联邦调查局尚不能断定该批材料的重要性，也无法预知审查邮件的所需时间，但鉴于我之前对此案的相关证词，我依然认为有必要就此告知国会。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联邦调查局对韦纳的笔记本电脑中的邮件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审查。我忘记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二的一天，我去白宫战情室参加了一个会议。无论是走过白宫长长的走廊，还是坐在会议室里，我都感觉自己像《第六感》里的布鲁斯·威利斯（brucewillis）一样，明明已经是个死人，却不自知。因为基本所有人都把我当空气。坐在战情室里，我甚至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只有国家情报总监吉姆·克拉珀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johnbrennan）在我站在走廊里等着开会的时候，过来跟我打了个招呼。他们俩都拍了拍我的肩膀，鼓励我要挺住。除了他们，甚至没人看我一眼。

吉姆·克拉珀是我在政府机构中最为欣赏的领导。他有点秃顶，脾气有点暴躁，脸上总是一副让人摸不透的表情，声音低沉，但内在是个铁骨柔情的硬汉，善良又强硬，自信但谦逊。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我也是美国情报机构的一分子，我同时向司法部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汇报。我非常珍惜每个季度跟他汇报时的晚间会议时间，他将其称为“晚祷”。我们坐在他办公室的一个安全屋里，讨论工作，交流生活。我们的副手也都在，我拿着一杯红酒，他拿着一杯加了两个橄榄的伏特加马天尼，我听着这个领导年限跟我的岁数一样大的人讲故事。作为朋友，我送给他一条大红色点缀着马天尼酒杯的领带，是我的妹夫之前送给我的。因为我们两个都为人诚实，于是我告诉他这条领带不是我买的，是我妹夫之前送给我的，我只不过是借花献佛。克拉珀总是在“晚祷”的时候，换上这条领带。

到了临近大选这几周，我每天都听取“中期团队”的汇报。他们没日没夜地工作，阅读新发现的邮件。在工作中，我们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之前我从没想过会有这个突破。经过不懈努力，联邦调查局技术操作部的工作人员像变魔法一样找到了一个可以电子分拣邮件的方法，这样探员和分析师就不需要每个人都要阅读几万封邮件了。我们不能用商业软件，但技术部门为我们定制的这款软件可以把阅读量降到每个人几千封。这样，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团队人员告诉我，他们有望在大选之前审查完所有的邮件。

11月5日，大选之前的那个星期六，团队成员告诉我，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可以审查完所有的邮件，就可以向我汇报他们的成果。星期日早上，我们见面了，这时距离大选只有两天了。在希拉里·克林顿的这个黑莓域名的邮箱上，的确有几万封邮件，但没有一封是希拉里上任国务卿早期的邮件。这些只不过是希拉里·克林顿收发的工作邮件，有的确实含有机密信息，但没有什么新的证据。在这些邮件中，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能够改变之前结论的证据。我不断对他们施压，想确保这不是他们筋疲力尽之后说出来的昏话，他们向我保证，虽然他们确实很累，但结论完全靠谱。

然后，我们开始讨论下一步行动。团队的整体观点是，既然我已经在10月28日将重启调查的消息告知了国会，那么现在我有义务将调查结果告知国会。只有一个人不同意，就是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处处长。他认为这时候我们再发声，太晚了。他没给出什么确切的理由，只是觉得这时候离大选太近了。我觉得他是因为想到那份草案带来的后果而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们反复讨论，最后还是决定告知国会。现在的情况太特殊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尽量确保联邦调查局活动的公开、透明。10月28日，我们在“坦言”与“隐瞒”之中选择了“坦言”，那么现在，11月6日，我们也得这样做。跟之前一样，我们把这封草案递交了司法部，供司法部高级员工审查和修改，他们也的确给出了一些建议。

11月6日，星期日。联邦调查局向国会递交了一份简短的草案，告知国会希拉里·克林顿邮件案的调查结束了，结论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并没有对此发表新的公开声明，因为离大选只有两天了，如果这时候我站在镜头前，告诉公众我们在安东尼·韦纳的笔记本电脑里发现了什么，无疑会对公众造成混淆。具体原因我现在还不能解释，但联邦调查局在韦纳的电脑里发现了大批与希拉里·克林顿往来的工作邮件（但她之前声称，已经向国务院提交了所有的工作邮件），其中很多封也都涉及之前我们看到过的机密话题。调查人员也调查了胡玛·阿贝丁和安东尼·韦纳是怎么处理这些机密邮件的。尽管我们做了很多调查工作，但还是觉得这份草案应该简短，就跟第一份一样。这时候，我已经没时间给全体联邦调查局成员发邮件解释现状了，反正他们星期一上班之前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联邦调查局选择了不向国会和美国人民隐瞒重要信息，我们如此努力地工作，就是为了在大选日之前结束这个案子。我感谢了所有“中期团队”的成员，我告诉他们，他们是我见过最棒的团队，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如此完满地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

当天晚上，帕特里斯和我，还有我们的一个女儿出门去当地一家叫tex-mex的美式墨西哥餐厅吃饭。这时候，第二份递交国会的草案，那份宣称希拉里·克林顿邮件案调查结束的草案已经被传得满天飞了。吃饭的时候，饭店的老板走过我们的餐桌时，低声说：“加油吧，希拉里！”我已经没力气理他了，我也不会投票。我再也不想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之前的事情已经把我搞得筋疲力尽。我只想喝杯酒，所以我点了一杯香醇的玛格丽塔，加了冰和盐。但就这事儿，《华盛顿邮报》甚至编排我说，有人看见我点了一杯“巨大的”玛格丽塔，借酒浇愁。

后来，我花了很长时间回望2016年发生过的这些事。即使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也找不到什么完美的解法。站在当前回望历史，只能让我看到一些特殊的观点，但这些观点也是无比珍贵的。

跟其他人一样，我也很惊讶唐纳德·特朗普为什么能当选总统。从民意测验结果来看，明明是希拉里·克林顿会赢得大选的。很多次，我扪心自问，我的选择是否受了民意测验结果的影响。我不知道。虽然是无意的，但如果我说自己的选择丝毫没有受到民意测验结果的影响，那我绝对是在骗人。我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前提就是希拉里·克林顿会赢得大选，因此我非常担心，如果隐瞒了调查事实会使其总统任命变得不合法；然而，如果整件事就发生在大选前几天，或当时民意测验的结果是唐纳德·特朗普领先，那我的选择会不会不一样呢？我不知道。

我看过那些希拉里·克林顿将其落败归咎于我的报道，在她看来，她的落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我也知道，她在回忆录中曾写道，她觉得自己被我“涮”了。终其一生，希拉里·克林顿都在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而奋斗，我完全能理解，输掉这次大选，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输掉大选，深深地伤害了她。我知道，她私下其实很生我的气，我对此表示非常抱歉。我很抱歉，我没能好好跟她和她的支持者解释我这样做的原因。我也知道，很多民主党人都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很不理解，甚至很愤怒。

大选之后，我和一些两党的参议员一起参加了一个机密信息简报会，会议内容并不是关于希拉里·克林顿邮件案的。快结束的时候，其中一名民主党参议员阿尔·弗兰肯（alfranken）问了我一个在场很多人可能都想问的问题。他说，他想问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问题：“你对希拉里·克林顿都做了什么？”参议院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mcconnell）当时也在场，于是我问他，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回答这个问题。他一脸戏谑地看着我，往椅背上一靠，说道：“当然，尽管回答。”

于是，我对在场的参议员解释道，我希望他们可以跟我一起回到过去，从我的角度，从联邦调查局的角度，了解一下发生了什么。“我们从10月28日开始说吧。”就算我不能说服他们同意我的决定是对的，我依然希望至少能向他们解释一下我的想法，让他们知道我面临的两难抉择，以及我为什么选择了“坦言”而不是“隐瞒”。我的做法的确不完美，但就我当时掌握的事实信息来看，我做到了所有我能做的。这就是那天我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说完这番话，我知道我至少说服了在场的一名听众——查克·舒默（chuckschumer），只见他向我走来，眼含热泪，抓起我的手，另一只手拍着我的胸膛，说：“我理解，我理解你。你当时的处境太艰难了。”

我非常希望，联邦调查局的所作所为，我的所作所为，不是大选结果的决定性因素。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给希拉里·克林顿投了票，也在唐纳德·特朗普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参加了华盛顿2017年女性大游行。就像我在证词里说的，一想到可能是我的决定影响了大选结果，我就隐隐觉得难受。这不仅仅因为唐纳德·特朗普身上有很多问题，他不是一个好领导（他的毛病太多了，甚至连我证词里“隐隐觉得难受”这句话都没能理解）。我会感到难受是因为，我的一生都致力于为我深爱的机构服务，而我之所以热爱这个机构，是因为它并不为任何政治势力所用，独立于大选的狂热之外。因此，只要一想到可能是我的决定影响了大选结果，我就无法接受。然而，2016年的大选与之前任何一次都不同。我的一个孩子给我看了一条推特消息，似乎能够描述当时人们的心情。推文里说：“科米简直是个政治仆从，肯定是金钱驱使他这样做的，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支持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我并不喜欢被人批评，但我也得关注这些批评的声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然而，批评听得太多，人就会麻木，甚至会被打倒。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用了个简单的办法：如果批评我的人是我觉得理智且有想法的，那我就认真听取意见。如果批评者的观点逻辑清晰、细节翔实，说到了我以前没注意到的点，我还会特别关注他，哪怕他是某党派的强硬分子。至于剩下的那些疯狂的攻击，我就置之不理。

让我感触最深的批评是说，我已经深深迷恋上了我所谓的正直，我所谓的美德。长期以来，我都担心我或许有点自负。我对自己一直努力做正确的事这一点很是骄傲，也对我努力成为可信且透明的人而自豪。我真的认为，与公众眼中随处可见的那些满口谎言的党派人士相比，我的处世方式要高明许多。但这些骄傲和自豪也会蒙蔽我的双眼，让我听不进其他的建议，搞不清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

我曾不止一次地在脑海中回放希拉里·克林顿邮件案的整个过程。除了7月5日的现场声明中，我的某些表述方式可能不太恰当之外，我至今依然认为，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按照我当时的角色和所掌握的事实信息，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但我觉得，理性的人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举个例子，如果我是一个为民主党政府工作的民主党人，我就不能确定，我是否还会绕过司法部，在7月5日发表那份公开声明。如果我曾是民主党人，那我可能就会被形容为一个矛盾的党派分子，即使我绕过司法部独立发表声明，也不可能取得公众的信任。当然，换作任何一个有民主党背景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就算他在7月的时候没有单独发表声明，也一定会以某种形式知会国会，说明联邦调查局对希拉里·克林顿邮件案的调查已经完全结束了。那么，到10月时他依然会面临我当初面临的两难困境。

如果我不曾在布什政府的司法部工作那么久，我可能也不会觉得，我有义务保护联邦调查局的独立性，保护司法部的独立性。如果2005年，我不曾在副总检察长的位置上领会到服从所带来的苦楚（就像虐囚案曾带给我的那样），那么我也不知道，我是否会有足够的勇气绕开司法部部长，独立发表声明。我曾经的公众演讲经历让我不排斥面对镜头。如果是另一个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可能就会服从司法部的领导，让司法部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如果是其他人做联邦调查局局长，可能在6月末比尔·克林顿与司法部部长在飞机上会面之后，就会建议司法部任命特别检察官来处理希拉里·克林顿的案子了。但是，我依然觉得这样做对希拉里·克林顿是不公平的，而我确实能想象到，别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可能确实会这样做，而不是像我一样，想要保护司法机构的清誉。

如果是别人，可能也会批准调查人员去申请搜查令，搜查安东尼·韦纳的电脑上关于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但可能不会这么着急通知国会，会等等看，看调查人员究竟调查出了什么，再做决定。但其实，我当时的处境很微妙。因为“中期团队”明确告诉我，他们不可能在大选之前完成对这些邮件的审查。别人也有可能会选择赌一把，在大选前这周进行私下调查。当然，这个观点就和林奇的观点不谋而合。但如果我什么都没说，那一周内会不会有消息泄露出来呢？很可能会有消息泄露。尽管“中期团队”的成员调查了一年，什么信息都没从他们口中泄露出去，但联邦调查局纽约刑事调查科的人知道一些消息，知道我们要对希拉里·克林顿展开调查了，而申请搜查令就是很明显的证据。这时候，涉及的人比之前调查的时候多太多了，还包括纽约的很多工作人员。几个月之前，有关希拉里邮件案的消息就曾在纽约被泄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真的隐瞒了对希拉里·克林顿的调查，那么一旦消息在大选之前被泄露出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换作是别的理性的人，可能确实会这么做吧。

我也曾很多次扪心自问，如果我在10月初听说韦纳的电脑中有关于希拉里邮件案的信息时就对调查团队施压，让他们加速调查，情况会不会不同。但就我而言，直到10月27日，我才真正了解这些邮件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时候，我在关注其他的案件和问题，我觉得如果情况很严重，调查团队一定会告诉我的。不过，就算我老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我也一定会做出和10月27日一样的选择——立刻拿到这些邮件。至于我应不应该或能不能够在10月27日之前获得此案的详细信息，那就不得而知了。

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讲，2016年美国大选是独一无二的，就算当时我就了解了全部的事实真相，我的选择可能还是一样的。但我知道，有原则的好人如果处在跟我一样的位置上，可能会在某些事情上做出不同的选择。在我看来，那些选择可能会对我们国家的司法机构造成更大的损害，但我对此也不确定。我也希望，将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不要有机会去验证这个观点。

11月下旬，大选之后，我去椭圆形办公室开一个国家安全会议，奥巴马总统和其他重要领导人也在场。开会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自己像个隐形人，尤其是当周围的人都原以为自己能在另一位民主党总统的白宫中继续任职时，我的这种感觉更甚。然而，奥巴马总统并不把我当作隐形人。他以一贯热情且专业的方式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

奥巴马总统是一个非常敏锐、观察力很强的人，他总能关注到别人的肢体语言所反映出来的心境。当时，他可能觉得我不太舒服，要么就是觉得很有必要跟我谈谈。会议结束的时候，他请我留下。我坐在沙发上，背对着老爷钟；他坐在常坐的那把扶手椅上，背对着壁炉。白宫摄影师皮特·苏扎（petesouza）留下来想要记录下这一刻，但总统请他离开了。有那么几秒钟，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奥巴马总统倾下身，胳膊支在膝盖上，看着我。他一开始说了很多，解释说他并不想跟我谈某个案子或是某个调查结果。

他说：“我就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我知道，奥巴马总统非常想让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大选，入主白宫。他不停地为希拉里·克林顿造势，有时候甚至超过以往任何一届在任总统对意中候选人所做的。我知道，希拉里·克林顿没能当选对他来说也是个沉重的打击，对整个白宫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然而，我非常尊重奥巴马总统，无论他说什么我都接受。

“我选你做联邦调查局局长，因为你刚直不阿，能力出众。”接下来他说出的话，让我铭记至今。“我想让你知道，在过去这一年中，没有任何事情让我改变对你的看法，一件都没有。”

他没有告诉我他同意我的决定，他压根儿就没谈起这些决定。他只是说，他理解我的初衷。天哪，这些话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听了这些话，我心中涌过一股暖流，泪水几乎要夺眶而出。在这样的会面中，奥巴马总统总是冷静自持的，但我还是对他表达了我深切的感激。

“总统先生，您说的这些对我来说真的意义重大。过去的这一年对我来说真的很痛苦，我最不想做的就是掺和到大选当中去，我只是努力在做正确的事情。”

“我知道，我知道。”

我停顿了一下，然后决定再加一句。我觉得可能美国的大部分民众也是这么想的。

“总统先生，如果我没有借这个机会谢谢您，告诉您我们将会无比怀念您的执政，那我妻子可能会杀了我的。”

尽管奥巴马总统参加竞选的时候，我并没有为他投票，但我依然将他视为一个非常出色的领导，一个我十分尊敬的人。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他的离去对我、对整个国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想到这儿，我就忍不住又说了一句：“总统先生，接下来这4年我一定会过得担惊受怕，但从某种程度上讲，我觉得留下来压力会更大。”

他什么也没说。尽管他明明可以对下一届总统、对国家的未来做出很多评判，但他什么也没说。他拍了拍我的胳膊，站起身来，于是我们握手道别。我走出了椭圆形办公室。很快，这个办公室就要迎来一个新的主人，一个完全不同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