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遗憾的是，奥巴马总统的行为也加剧了这一危机。2015年10月11日，他曾在《新闻60分》的采访中说，希拉里·克林顿对其邮件的处理是一个“错误”，但并没有威胁到国家安全。这种说法大大降低了司法部调查结果的可信度。随后，在2016年4月10日《福克斯新闻》的采访中，他又说希拉里·克林顿确实粗心，但并没有故意损害国家安全的意思，并暗示这个案子中涉及的材料的保密等级本没有那么高。奥巴马总统是个十分聪明的人，非常懂法。所以直到今天我都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会对这个案子发表这样的公开言论，为什么要在最终判决公布之前就这样为希拉里开脱。如果总统已经做出了决定，那其他人肯定会想，司法部终究是会遵照总统的意思来办事。但就我所知，奥巴马总统其实和大家一样，只知道媒体曝出的那些信息，他从没就这个案子听过我们的简报。如果奥巴马总统一直听取媒体报道的信息，那他其实什么也不知道，因为当时我们根本没有泄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但他的这种说法把我们推到了风口浪尖，如果最终我们没有对希拉里·克林顿提起诉讼，那我们一定会饱受大众的攻击和质疑。

2016年3月初，我觉得最终这个调查肯定会无疾而终，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希拉里。于是我建议副总检察长萨利·耶茨（也就是我的直接上司）考虑一下，如果这起案件最终真的以未起诉结案，到时候应该怎么收场。耶茨之前是个职业检察官，我已经认识她很多年了。她和我的一个好朋友曾一起在亚特兰大做助理检察官。那时，她以强硬、细心和公正著称。从我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以来，我看到的她完全符合之前人们对她的描述。由于希拉里·克林顿的案子并不是个简单的案子，2016年也不是普通的一年，于是我建议耶茨，我们应该在这个案子上保持信息透明。尽管公开这样的信息并不是惯例操作，但就这起案件而言，唯在如此才能确保美国人民相信我们，保护司法部的公正性。我对耶茨说，我希望她能安排人手研究一下，我们如何才能在法律框架下保证此案的透明性，但她一直没有回复我的建议。

至此，这个案子已经调查了将近一年。事已至此，任何一个称职的调查者或检察官都已经能够预测该案件的结局。每当案件调查即将结束时，检察官就会依照惯例起草起诉书，而称职的检察官也会开始考虑，如果最后真的未起诉，那这个案子应该怎么结案。然而，如果接下来有其他证据出现的话，我们也一定会考虑其他结果，而且称职的检察官总会提前做好预案。

2016年5月初的一个周末，我开始起草一份陈述，历数我们在这个案子上的大部分发现。我觉得这个案子马上就会结束了。除非我们能找到什么确凿的邮件或指令，能明确证明希拉里·克林顿有犯罪意图，又或者能证明她对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说谎了，否则这个案子只能这么结束了。平心而论，我觉得她很有可能有犯罪意图，也有可能说谎，其实我倒是希望能起诉她，但我们没有证据。在这个充满恶意的政治环境中，我需要提前做好预案，要把我们的决定用最好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个陈述草案改了很多次，我试了很多不同的方式，想要对国务卿希拉里的所作所为做出最准确的描述。在我们看来，她对这些邮件处理得非常草率，根本不是所谓的“粗心”就能解释的。我在草案中一度使用“严重疏忽”一词来描述这一行为，并解释了在这个案子里，这个词不适用于100年前的刑法定义。根据1917年刑法，如果有人“因为自身严重疏忽导致（机密信息）被从适当位置移除，或是被送至自己不信任的人手中，或者导致（机密信息）丢失、被盗、被提取或被损毁”，则该人犯有重罪。

其实，1917年国会制定这项法规是想适用于那些有犯罪意图的犯罪分子，也就是说，嫌疑人必须是故意为之，才能被判重罪。投票通过这项法规的国会成员也考虑到，仅因为粗心而犯错的人，不能被判以重罪。我也了解到，从1917年至今，司法部只依据这项法规起诉过一个人（一个腐败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其罪行远比“严重疏忽”要严重得多），但从没有人因为触犯这项法规而被定罪的。了解了这个情况，我更坚信，这项法规不能适用于希拉里·克林顿的这个案子，因此用“严重疏忽”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会产生歧义。因此，我对团队成员说，我们得换一种表达方式，更准确地描述她的行为。改了很多遍之后，我决定用“极其粗心”这个词对她的行为进行描述。

我把写好的草案交给了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请他们思考三个问题：这封草案里的事实描述得是否准确；是否有什么政策或其他规章会对这封草案的内容予以限制；我们要用什么方式，以什么形式将这封草案的内容公布给美国人民。这就是我能想到的预案了，我并没有做出最终决定，但这封草案可以让我们对此展开讨论。在法律框架下，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要公开陈述某一案件，联邦调查局该怎么做？我们是和司法部部长站在统一立场上，还是独立发表看法？要不要以书面形式递交国会？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

联邦调查局的领导层确实对其进行了讨论、思考和辩论，甚至连睡觉的时候都在想着这些问题。我想从大家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反馈，但有一点很重要：无论如何都要保证联邦调查局工作的独立性，我不想让司法部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其实，如果要证明联邦调查局的独立性，最冒险的方式就是绕过司法部直接向大众公布信息。我并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有意义，那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疯了，如果我们跟司法部说出我们的想法，司法部肯定不会同意。司法部很可能会压根儿不想让我们考虑这些问题，那我就得像那次“事件”会议一样，必须遵守司法部的命令了。因此，我们把这件事保密在联邦调查局内部。调查进行到最后一步——对希拉里·克林顿开展讯问。

但就在这时，调查陷入了困境。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务卿希拉里有选择性地上交邮件。当时，国务院要求她将之前的工作邮件全部上交国务院，而希拉里·克林顿只选择了其中一部分上交。2014年年末，国务院要求她上交邮件的时候，她的私人服务器上有大约6万封邮件。她的私人律师审核了所有的邮件，将其中一半上交国务院，其余的都删除了。我和“中期团队”的成员都认为，如果我们不查清楚希拉里删除邮件的原因，那我们的调查结果就不具有说服力。我们不能拿着他们给的这些邮件做调查，我们得拿到一手信息，得知道这些律师是根据什么做出了删除邮件的决定，还得看看他们是用哪些设备进行的这一操作，这样我们的专家才能找到这些被删除邮件的蛛丝马迹。

可以想象，我们的这一调查活动让司法部的律师非常紧张。希拉里的律师团用来审核邮件的那些电脑中也包含他们其他客户的信息。如果我们想搜查那些电脑，我们就有可能违反律师与当事人保密特权以及律师工作成果保护协议，不仅是希拉里·克林顿，还有他们的其他不相关客户的权利都有可能被侵犯。希拉里·克林顿的代表律师贝丝·威尔金森（bethwilkinson）在与司法部交涉时措辞非常强硬，表示她和其他律师都不会谈论任何有关客户的事情，也不可能交出自己的电脑让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查看。这就意味着他们会与我们顽抗到底。联邦调查局的总法律顾问吉姆·贝克（jimbaker）认识威尔金森，所以我请他去和威尔金森交流，表达一下我们要搜查他们的电脑的决心。他也确实去了，但威尔金森马上将联邦调查局的意图告诉了司法部。于是，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之间的关系变得有些僵硬。

调查陷入了僵局，如果我们不能拿到那些被删除的邮件，了解他们删除邮件的原因，我们就无法对美国民众说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是称职的。对于我们来讲，将希拉里·克林顿的律师牵扯进来并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查看这些电脑，不调查这些律师，我绝不会同意结案，绝对不会。如果国务卿希拉里想在接下来的两年中都面临刑事调查的话，那就随她吧。尽管我们态度很坚决，但直到2016年5月中旬，我们依旧没能有机会检查那些电脑。这样，这场调查很有可能会持续到夏天，也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而两党都会在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名自己的总统候选人。

于是，2016年5月，我去见萨利·耶茨，对她说这场调查不能再这么无休止地继续下去了。现在距离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几周的时间，我可能得建议她指派一名特别检察官来负责此案件。我的前任也曾经这么做，其中最知名的应该是路易斯·弗里局长曾经以书面形式建议司法部部长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去调查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的资金募集活动。我还对她说，如果司法部再不尽快结束此案的调查，就会导致公众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大打折扣。我们需要一名不受政治党派力量影响的、来自部门外部的检察官来负责这次调查。我不知道我会在哪一天正式向她提出这一建议，但除非我们能拿到那些电脑，否则离这一天不远了。

耶茨理解我的想法。我不知道她做了什么，但“中期团队”的成员很快就感觉到，司法部的年轻律师好像打了鸡血一样。突然，他们开始不顾一切地想要拿到那些电脑。仅仅过了几周，这些律师就谈好了交易，拿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电脑和与希拉里的律师团谈话的机会。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说服这些私人律师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因为联邦调查局并没参与司法部律师与希拉里的律师之间的谈判。最终，我们拿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改变之前的结论的决定性证据。至此，我终于能说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是可信的了。我对此非常满意。

就在整个团队为了这些电脑闹得人仰马翻的时候，整个6月，我都在思考究竟怎么结案。距离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只有6周了，我们如何结案才能让公众真的相信司法部的调查结果是公平公正的呢？这时发生了两件事，让我又想到了之前那个疯狂的想法——绕过司法部直接把所有的事情都公之于众。

首先，2016年6月中旬，俄罗斯政府开始披露从民主党有关机构偷来的邮件。最初是一个叫作“dcleaks”的网站和一个自称“guccifer2.0”的黑客在网上公布了一些被窃取的邮件，意在针对希拉里和民主党。这就意味着与洛蕾塔·林奇相关的那些机密信息随时有可能被泄露，根本不用等上几十年。就像我之前说的，这些材料一旦被披露，那些未经证实的真相会让党派人士叫嚣，声称希拉里通过林奇操纵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6月27日，星期一，凤凰城烈日炎炎。在凤凰城机场的停机坪上，比尔·克林顿和司法部部长林奇在联邦调查局的一架湾流5喷气式飞机上会面，谈话时只有他们两个人，谈了大约20分钟。一开始听说他们俩这次即兴会面的时候，我并没当回事。我根本想不到他们会谈什么。有人说他们的会面会影响调查结果，但在我看来这根本是无稽之谈。如果比尔·克林顿真的想对司法部部长施压，他就不会在大白天走进繁忙的机场，登上一辆全是联邦调查局特工的飞机。何况主持调查的人也不是林奇。但这些基本事实并不能影响媒体的论断。随着媒体沸反盈天的评论不断涌出，我开始关注这件事。我眼看着民众对这场谈话的评价演变成一个荒谬的论调：奥巴马政府领导下的司法部根本不可信，不可能完成对希拉里·克林顿邮件案的调查。

而此时，司法部部长驳回了我之前建议她退出希拉里·克林顿一案的提议。7月1日，星期五，她选择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立场——她宣布自己不会退出希拉里·克林顿的案子，但她会接受我和司法部职业检察官对此案的建议。实际上，她这种要退出不退出的态度很让人费解。

司法部部长的这种态度让人摸不着头脑，于是我又开始考虑是否要建议她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这位特别检察官必须是在常规政治体系之外，还得能够持身中立。众所周知，任命特别检察官这种事一向都是兵行险着。最后我还是决定不提出这一建议，因为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不任命特别检察官这个决定不是政治决定，而是道德上的选择，是由我们的价值观决定的。任何调查对象都应该被公平对待。世界顶级的联邦调查局团队已经调查了希拉里·克林顿将近一年，调查结果显示这个案子并不值得起诉。但如果现在引入一位特别检察官，那就无异于昭告天下，这个案子还是有可以调查的地方，无疑会将案子的调查再延长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同时，这也会让美国民众觉得我们之前做的所有调查都是假的，换句话说，民众会认为联邦调查局在撒谎。

几年来，我一直提到之前说过的“信用水池”，这才是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能够永远站在正义一方的法宝。每当我们出现，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烧烤摊旁边，只要我们亮明身份，就算是陌生人都会相信我们，因为我们有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信用为我们背书。如果没有这个“信用水池”，我们就会和这个两极分化的政治体制中的党派人士没有任何区别。当我们将我们的所见所闻，将我们找到的证据提交法庭、陪审团和国会的时候，他们不是在听一个民主党人或是共和党人的论调，他们听到的是独立于党派纷争之外的、真实的调查反馈。联邦调查局永远都要做这个国家的“局外人”，否则就违背了其建立的初衷。我总是愿意用“信用水池”这个比喻，因为“水池”这个意象既可以突出信用“浩瀚无际”的特点，又能凸显它的脆弱，水池太容易被抽干了。那么，如果司法部部长是有政治立场的，身为她的下属，我如何能保护传承了几十年的“信用水池”呢？联邦调查局绝对是独立的，是不受党派影响的，美国人民需要知道这一点。

为了保护我们的“信用水池”，我做了个决定。我需要与林奇保持距离，还得让大家注意到这点，我要做一件2016年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联邦调查局的名义，单独向美国民众迅速披露信息，告诉公众我的最终决定、我所有的想法及疑虑。我知道，这么做对我自己来说就是毁灭性打击。民主党人会觉得我就是在给自己增加曝光度，是个无法控制自己的自大狂；而共和党人一定会攻击司法部，说司法部德不配位或是腐败横行。同时，这种做法也会让我和司法部之间的关系出现永久的裂痕。但我相信，一直到现在我都相信，我这么做无论是对联邦调查局还是对司法部，都是最好的选择。

美国民众需要了解真相，也应该了解真相，而我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保护我们的“信用水池”，就算子弹都打到身上也在所不惜。

如果不出意外，2016年7月5日，星期二，我将在联邦调查局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结案。除非2016年7月2日，希拉里·克林顿在接受我们的讯问时，对我们说谎。

很多专家都质疑过，这起案件中希拉里·克林顿作为被调查对象，为什么联邦调查局等了这么久才对她开展讯问。实际上，有经验的调查者都会避免在自己不太了解案件情况的时候讯问嫌疑人，因为这种信息不对等会让嫌疑人从中得利，从而妨碍调查。尤其是在高智商犯罪中，调查者更愿意在掌握全盘信息之后再去对嫌疑人开展讯问，这样调查人员就能问出好问题，能逼嫌疑人说出真相，能用其他目击证人的证词或物证来辅助讯问。这就是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在调查时，通常都在最后才讯问嫌疑人，“中期团队”也是这么做的。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和分析师花了一年的时间做了所有能做的调查分析。现在我们要看看，在我们密集的提问下，她会不会选择说谎；如果她真的说谎，我们能否证明她说谎。在高智商犯罪中，我们总会发现嫌疑人会选择说谎来掩盖自己的罪行，这给我们以机会起诉他们做伪证，就算我们手上没有实质性证据对其提起诉讼，但对调查人员说谎本身也是一项罪行。不过，想要发现并证明这样一个圆滑世故、公众形象良好的人说谎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但联邦调查局也不是吃素的，之前斯图亚特和利比不也栽在我们手里了。在这个案子中，尽管我们到最后才对希拉里·克林顿开展讯问，但这场讯问至关重要。

司法部的检察官和国务卿希拉里的律师团最终敲定在独立日三天小长假中的周六早上对她讯问，讯问将在华盛顿联邦调查局总部进行。

有关这场讯问的信息被传得面目全非，但我们还是要关注真相。当天，希拉里·克林顿被特勤人员秘密送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地下车库，随后接受了联邦调查局的讯问。讯问是由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共同派出的5人团队进行的，希拉里·克林顿也由5位律师陪同。当时，这5位律师都不是这个案子的调查对象。这场讯问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地点设在联邦调查局总部重重安保下的一个会议室里，由两位高级特工主持。除了必要的安保工作之外，联邦调查局没有给希拉里·克林顿任何特殊优待，她在联邦调查局就是个普通的犯罪嫌疑人。跟大家想的不一样，我没有参加这场讯问，因为局长并不会参与这些具体工作，局长是拍板做决定的。联邦调查局有专业的、熟悉所有案件细节的调查人员来做这些具体工作。同时，依照程序，我们也不会在讯问未逮捕的嫌疑人时进行录像，而是由专业的记录员进行会议记录。国务卿希拉里在接受讯问之前并没有被要求起誓，但这也是标准流程，因为联邦调查局在嫌疑人自愿接受讯问时不会要求他们起誓。但无论如何，如果联邦调查局发现在讯问过程中希拉里·克林顿说谎，那根据联邦法律，她还是犯了重罪。简而言之，尽管媒体和国会一直都针对此事喋喋不休，但联邦调查局确实遵循了标准流程来对希拉里·克林顿进行讯问。

当天下午，我跟“中期团队”的成员通了很长时间电话，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他们并没有什么新发现，毕竟这些专业的调查人员已经在过去的一年中花了成百上千个小时调查希拉里，读了她的上千封邮件，拜访了她身边所有的人。根据希拉里·克林顿的陈述，她不太了解科技和安保方面的信息，只是图方便才使用了个人邮箱，想避免同时使用政府工作邮箱和私人邮箱的麻烦，同时她依旧不认为邮件内容是机密信息。在她的回忆录《何以致败》中，她也提到了自己对科技的无知。在她看来，她位于纽约查巴克家中的私人服务器是十分安全的，因为这个房子在特警保护之下，不可能被外人黑入。但她不知道的是，黑进一个服务器并不需要破门而入，而是在互联网上远程操作就可以完成。她还在讯问中说道，因为国务院的基础通信设施建设并不完善，不能为她和她的高级员工提供可靠的邮箱和电话，因此很多员工都会选择“避开”对敏感信息的谈论，而她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员工已经成功地“避开”了那些敏感的机密信息。她说的这些确实有点道理，但机密信息就是机密信息，泄露了就是泄露了。讯问中，希拉里·克林顿说她将审核和删除邮件的权利下放给了他人，相信他们只会删掉纯私人邮件，并不知道这样会妨碍司法公正。

随后，我们对希拉里·克林顿的讯问结果进行了仔细的审核和讨论，并不能证实她在任何一句话上说谎了，一句都没有。她没有承认有任何操作不当，也没有表现出她是知法犯法。无论我们信与不信，我们都没有证据证明她说谎了。在这个案子上，调查人员没法再进行下去了，于是这个案子结束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美国人民需要知道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

接下来的周末和星期一，我都和整个团队一起起草结案声明。我们决定直播我们的结案声明，真人出镜，这样民众就能第一时间知道结果。而且，我们要努力保持自己一贯专业的、不偏不倚的形象。在我们的设计中，这场直播很短，不接受提问，但我们会尽力提供尽可能多的细节信息，尽可能使该案件公开、透明。我们相信，查案细节和调查发现对于该案件的调查结果和结案声明的可信度无比重要。声明中的每个字都通过了联邦调查局法律团队的审核，确保其符合司法部政策以及现行法律。

7月5日那天，我非常紧张，紧张的原因有很多。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已经岌岌可危了。我对自己说，要镇定，你已经55岁了，不缺钱，工作任期有10年，你不打算再转行了，也不打算再往上爬了，有什么可担心的。但我还是紧张，因为我其实非常欣赏司法部部长和副总检察长，但现在我就要绕过她们自己单干了，就要为这样一个高调的案子瞒着她们发布公开声明了，她们一定会非常生气吧。但如果我不绕过司法部，我们的任何一个举动，都会被视为是受党派斗争影响的结果。我在发布声明之前一直在纠结究竟要不要告诉她们我在做什么。最终，我觉得我有责任知会她们，我要对此案发布声明，但我并不打算告诉她们声明里写了什么。是不是很纠结？

于是，我给萨利·耶茨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就要针对希拉里的案子发布声明了，但不会跟司法部合作。听了我的话，她一个问题都没问。尽管之前我并没告诉过她我的意图，但她似乎很理解我，理解我这么做的原因，也欣赏我的做法。司法部部长林奇的回应有些不同，她只问了一句话：“你打算说些什么的？”

“很抱歉，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与司法部合作，这很重要。我希望有一天你能理解我这么做的原因。”她听了我的回答，一言不发。

我挂断了电话，走出了办公室。路上，我停下来，给全体联邦调查局员工发了一封邮件。我希望他们能第一个得到消息。

我的同事们：

当你们看到这封邮件的时候，我正走在去媒体见面会的路上，将要发布有关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一案的调查声明。随信附上声明全文，供全体同事查阅。你们会发现，这份声明中披露的细节信息比我们在其他案子上披露的信息要多很多，其中就包括我们建议司法部不对调查对象提起诉讼。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民众对联邦调查局的信任非常珍贵，因此我希望他们能明白我们在调查过程中都做了些什么，我希望民众理解，我们联邦调查局的这次调查是一次称职、诚实且独立的调查。联邦调查局以外的人可能会对这一调查结果有不同看法，但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调查不带有任何政治倾向，完全专业，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也独立真实、认真审慎。这个声明是由联邦调查局的相关调查人员经过仔细调查得出的，并没有其他人的干预，也没有通过任何机构的审查。政府内没有谁知道我将要发表什么声明，我觉得这事就该这么办。

虽然上一段出现了很多次“我”，但实际上这次调查和这个结论都是联邦调查局团队的智慧结晶。这些极具天赋的探员、分析师、技术专家、律师和其他人员为了这个案子夜以继日。我与他们一起工作，保证这个团队有足够的资源，保证没有人干扰他们的调查。实际上，确实没有人干扰他们的调查。我以他们为傲，以全体联邦调查局人为傲。我们所有人调查这个案件的方式，将会得到全体美国人民的爱戴和尊重；我们调查这个案件的方式，值得全体美国人民的爱戴和尊重。

当天，我故意系了一条金色的领带，没有系蓝色的，也没有系红色的，以免有人说我有政治倾向。我想过要把发言的内容背会，但因为我们一直在做一些微小的调整，因此我放弃了这一想法。我的公关团队把发言文本投影在了墙上，这样我就可以在发言的时候知道我说到哪里了。

同时，我也遭到了很多非议，其中一些甚至来自我的家人，因为他们觉得我“拿腔作调”。他们之所以说我“拿腔作调”，是因为发言的时候我就像个主持人一样，前面铺垫太长，不能直接切入正题。我的本意并不是这样，但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在我看来，如果我一开始就把结论抛出来，说联邦调查局并不打算对希拉里·克林顿提起诉讼，那无论我接下来要说什么，都不会有人听了。但是，我接下来要说的东西至关重要，正是这些东西才能让美国民众依旧相信联邦调查局是一个称职、诚实且独立的司法机构。

正如我所料，华盛顿的两党成员都对此大为光火。共和党人发火是因为这个案子明明看起来“证据确凿”，联邦调查局最终却选择不起诉希拉里·克林顿。正如我之前说的，这个观点非常荒谬。凡是调查过机密信息泄露事件的、有正常思考能力的反情报工作者，绝不会觉得这个案子对职业检察官来说是个值得起诉的案子，根本不可能。而民主党人怒气冲天是因为我虽然没有对希拉里提起诉讼，但我描述了案件的调查细节，对希拉里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指摘和批判，“损害”了她的名誉。

两党在一个问题上保持了空前的一致：他们都认为我违反了司法部的政策。其实，如果案情合适而公众又关注的话，就算调查对象没有被起诉，司法部也会披露一些案件信息的。2015年春，联邦调查局对密苏里州弗格森市的迈克尔·布朗一案结束调查后，司法部就曾披露过这个案件的相关信息，还发布过一个长达80页的备忘录，详细记录了所有调查细节。2015年10月，针对美国国税局主管洛伊丝·勒纳（loislerner）的案子中，司法部也曾披露所有相关信息。在这起案件中，联邦调查局就美国国税局是否曾针对并骚扰“茶党”组织展开了刑事调查。司法部表示，勒纳的“判断力很弱”，但“不称职的管理并不是犯罪……勒纳的行为确实令人忧虑，也急需改正，但其所作所为并不足以让司法部对其提起刑事诉讼”。正因为有这些先例，同时这个案子还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为了保障公众对司法机构的信心，我们必须将我们的调查行为及调查结果公之于众。如果不公布调查细节，调查结果就会显得扑朔迷离、软弱无力，最终伤害的还是美国民众对司法机构的信任。而这次与之前不同的是，联邦调查局局长为了保护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挺身而出，脱离司法部领导，独立发表声明。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将会把我本人和我的职业声涯直接送到所有政治势力的枪口下，接受他们的攻击。

然而，如果要我再选择一次，我不会这么做。这么讲有点事后诸葛亮的意思，但如果再来一次，我会在发布会一开始就挑明，我们不会对希拉里·克林顿提起诉讼。当时，我觉得人们可能在听完这个重磅消息之后，就不会关注余下的信息了。但现在回头看，后给出结论造成的恐慌可能更麻烦。更重要的是，我应该找一个更恰当的词来描述希拉里·克林顿的所作所为，一个比“极其粗心”更恰当的词。共和党人为了把希拉里·克林顿拉下台，用了100年前的法律定义，认为对机密信息的“严重疏忽”要被判重罪。对于很多人来说。我用的“极其粗心”听起来太像“严重疏忽”这个法律用语了，只有非常谨慎的律师才明白其中的区别。我曾花了好几个小时来应对国会针对这个词提出的问题，而这个词也使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成了所有人攻击的靶子。除了上述两点之外，我对自己那天的行为丝毫不后悔，尽管大部分政治攻击的矛头都因此转向了我（可能我就是因此被炒鱿鱼的）。因为我始终相信，这是能够保护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公信力的最佳方法。

9月，国会听证会如期举行。尽管有很多批评的声音，但至少我可以说，联邦调查局至此结束了希拉里·克林顿的案子。我们向公众提供了所有细节信息，努力向美国人民证明联邦调查局是一个称职、诚实且独立的司法机构。现在，总统大选也如期举行。几个月之后，在2017年1月27日的晚宴上，特朗普总统告诉我，我在7月召开的那场记者会“拯救了希拉里·克林顿”。其实，我并没想拯救谁，就像后来我也不想“拯救唐纳德·特朗普”一样。从始至终，我的目的就是说出真相，让公众知道，什么才是对司法机构的至高忠诚。

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马克·朱利亚诺说的是对的，我们完蛋了，跟预期的一样痛苦。我们自食了我们国家政治体制的恶果，我自己也受到了意料之中的攻击。但我仍然觉得如释重负，因为联邦调查局和我都不用再考虑希拉里·克林顿和她的邮件了。这个案子，结案了。

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