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总统有一种能力，就算这个问题在别人看来他可能不太愿意听到，他也愿意跟人讨论。就像之前，我对种族问题和执法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他就跟我讨论了这个问题。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他的这种能力。实际上，我的论调引起了白宫极大的担忧。从芝加哥回来之后，我到椭圆形办公室去参加奥巴马总统的会议，我发现他故意把所有的高级官员和司法部成员都请出了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我就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以来的26个月里，这是我第一次单独与总统先生开会。我走进门，经过那座老爷钟，看到屋里只有我们两个，我觉得我可能会挨训。总统还是坐在老位子，那把壁炉边的扶手椅上，而我坐在他左手边的沙发上。

然而，我并没有挨训。总统说：“我请你来，是因为我非常了解你，我想知道你都看到了什么，你是怎么想的。”随后，我们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们确实在“谈话”，有来有往地谈话，真正地谈话。我想讲，他想听；他想讲，我也想听。我们之间进行了真正的交流。

总统问了我一个问题：“你都看到了什么？你究竟在担心什么？”我说了大概有10分钟，谈到了谋杀率上升现象的地理分布问题和时间问题——全国最大的60个城市中有40多个城市的谋杀率在上升，死的还都是年轻的黑人。在时间上，这些城市几乎同时出现这一现象；在地点上，这些谋杀率上升的城市在地理分布上并没有什么特定规律可循，剩余的将近20个城市的谋杀率就没有出现上升现象。我对总统先生讲了自己的担忧，我担心大部分人会忽略这个问题，因为死的都是黑人，都是贫民区的黑人。我还担心，这种谋杀率的暴涨与警民之间的不良互动有关，而这种不良互动就是由那些漫天传播的视频引起的。我对总统先生说，我的目的是让大家都注意到这个问题，把警方和黑人群体之间的矛盾摆到台面上，让大家注意到是否因警方和黑人群体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而最终导致了大问题的爆发。我的期望就是，如果真相确实如此，那么我这么做能对双方矛盾的解决起到一点儿作用。

我说完之后，奥巴马总统对我的想法表示了赞赏。紧接着，他针对我在公开演讲中的一些说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我在演讲中用了“清除杂草、播撒种子”来说明我属意的解决办法——清除犯罪行为，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但是总统问我：“你想过黑人听到你这么说会怎么想吗？你会称你邻居的孩子为‘杂草’吗？”他对我说，黑人所处的生活环境总是让他们进退两难：一方面，他们想让警方入驻，保护社区的安全；另一方面，社区里教学条件糟糕，失业问题严重，吸毒现象泛滥，离婚率高等问题，导致他们经常陷入与警方对峙的状态。黑人民众自己对此也抱怨不已，却无能为力。

听总统先生这么说，我突然醒悟了。我对总统说，我从没想过黑人群体可能会这样理解我话中的意思。我从没意识到“清除杂草”这种说法会让听众心里不舒服，尤其让这个特殊时期内的黑人群体感到不舒服，因为这个说法已经在执法机构内部用了很多年了。我陷入了经验主义的怪圈，而我们的总统，从一个普通黑人的角度帮我认识到了我的问题。

随后，我们还谈到黑人的高犯罪率对黑人群体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谈到了国家在服刑人员再教育方面其实做得有多么不好。我同意，如此多的黑人被监禁确实是一场悲剧。但我也跟他表达了我对他所说的“大规模监禁”一词的看法。他曾使用“大规模监禁”一词描述我们国家监禁人数急速增长的问题，在他看来，我们国家的监狱里关押的人太多了。我对总统先生说，对于我们这些致力于降低少数群体社区犯罪率的执法人员来说，这个词真的很刺耳。就我个人而言，听到“大规模监禁”一词会让我想到“二战”中日本所建的俘虏营，无数民众被关在其中，周围布满了铁丝电网。我认为，一方面，“大规模监禁”这个词极其不准确，因为监禁行为发生时实际上规模并不大：每个被告都是分别被起诉，都有自己的律师，分别被审判和定罪。最终监狱里确实关押了很多人，但并没有“大规模”这一说。另一方面，这个词简直就是对于那些勤勤恳恳的执法人员的侮辱。执法人员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帮助这些泥足深陷的年轻人脱离危险境地，而“大规模监禁”这种说法将警察、探员和检察官同黑人群体一起拯救高犯罪率社区的努力变成了一种不合理的行为。

听我这么说，奥巴马总统让我去看看黑人群体在执法过程中是如何被对待的，在法庭上又是如何被对待的。他说，看到如此多的黑人被监禁，看到被监禁人口中黑人所占的比重远远高出黑人群体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他们很难不将此视为“大规模监禁”。

这场谈话结束后，我醍醐灌顶。奥巴马总统让我听到很多不同的观点，学会了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当然，我也希望我的说法也给了他另一个看待问题的视角。我们这次谈话可谓酣畅淋漓，与所谓的“华盛顿倾听”截然不同。我们两个人都有意识地去理解对方言语中的含义，理解对方与自己不同的视角，也都保持开放的思想，随时准备接受不同的观点。

如果奥巴马总统不够自信的话，他绝不会跟我展开这样一场对话；如果他不够自信的话，他也不会如此谦逊。实际上，如果要我说奥巴马总统作为一个领导，身上有什么瑕疵的话，那就是他太自信了。我在美国政府任职的过程中，处理过的最棘手的一个案子就是“棱镜门”事件。正是在这个案子中，我看到了奥巴马总统的这一点。

在我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前，爱德华·斯诺登，国家安全局的一名外包技术员，窃取了有关国家安全局正在进行的项目的大量加密数据，然后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泄露给了媒体。很显然，他的这一行为给美国的情报搜集工作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在他泄露了数据之后，几乎全世界的不法分子都把自己的通信设备和通信频道加密了。他们使用了极其复杂的加密手段来阻止美国政府对他们的监视，就连联邦调查局被法院授权的监视行动也受到了影响。在这之后，我们目睹了之前监视了很久的恐怖分子网络线索逐渐断开，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2014年9月，就在这次事件过去一年之后，苹果和谷歌两家公司宣布，它们开发的移动设备采用默认加密的方式。在我看来，这两家公司的做法就是在提醒民众：在社会生活中，要让自己的移动设备免受司法部门的监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做法简直快把我逼疯了。我实在是不能理解，聪明的美国人怎么就看不到这么做会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呢？要知道，在某些案件中，不让法官了解电子设备内部的信息，可能会让整个社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每个季度，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都会与媒体一起召开常规记者会。苹果和谷歌的这个声明就是在记者会前夕发出的。在第二天的记者会上，我原本并没打算谈这个加密的问题，但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对这两家公司将要采取的默认加密的做法表示不赞同。

我是个忠实的法律信徒，我也相信，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个问题上，我担心的是，这些公司正在推广的东西会让我们的民众凌驾于保护他们的美国法律之上。

这些话一出口，我自然陷入了一场极其复杂、情绪高涨的争论之中。

联邦调查局与苹果这类公司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价值观和看待问题的视角上。双方看待问题的视角都有各自的局限性。但坦白来讲，我们双方之间也没有真正理解过彼此，没有倾听过彼此。科技公司的领导层无法像联邦调查局一样看到社会的阴暗面。作为联邦调查局员工，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抓捕那些恐怖活动的策划者，抓捕伤害儿童的罪犯，抓捕集团犯罪的嫌疑人。我们每天，从早到晚看到的都是人性的阴暗面。联邦调查局每位探员的生活中，都充斥着这些恐怖的、常人无法想象的活动。他们每天忍受着这样的生活，不遗余力地阻止犯罪活动。而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并不了解社会的这一面，这就可能会造成非常可怕的后果。我经常跟这些每天都见识社会黑暗面的同事开玩笑说：“硅谷那些人当然看不到社会的阴暗面，那儿可是个阳光明媚的地方，那里所有人都聪明绝顶，富得流油。”在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生活的世界里，技术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顺畅，关系更亲密。谁不喜欢把宠物猫的动态图分享给爱你的奶奶？谁不想直接在手机上预订一杯咖啡，这样到星巴克时就可以不用排队直接取走呢？尽管我是在开玩笑，但我依然认为大部分搞技术的人都不能真正理解，如果执法人员不能使用司法命令获取证据，那么全社会将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同时，我也理解有人批评我们说，执法人员过于关注社会的阴暗面，而忽略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

正是因为双方都会被自己的立场所蒙蔽、所影响，因此我觉得，无论是哪一方采取类似的决策都是不可取的。美国人民应该自己决定，究竟要怎么过日子，究竟要如何管理这个国家。但实际上，这个问题牵扯很多方面，要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其实非常困难。信息加密这个看起来很小的问题，引发了个人隐私与公共安全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涉及个人隐私与公共安全问题，还涉及技术、法律、经济学、哲学、创新和国际关系领域，可能还有其他的利益和价值掺杂在内。

政府内部所持的观点永远都是：个人隐私非常重要，但当政府为保护社会大众的利益，需要探访私人空间或领域时，在证据充分、监管得当的前提下，政府还是有权获得私人的信息。在美国，没有什么地方能真正脱离司法管辖的范围。奥巴马总统也是一位民权自由主义者，但他能够看到，如果将个人隐私上升到绝对价值，认为其绝对不可侵犯，那么一定会给社会带来威胁和危害。2016年春，他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公开演讲中，也说明了这一点：

但危害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保持社会秩序，保证司法效力，保障社会文明对我们所有人都非常重要。不仅如此，保护我们的孩子也非常重要。因此，我对认为个人隐私绝对高于一切的观念，持怀疑态度。我们随时随地都在妥协……如果有人说个人数据这事儿和我们做出的其他妥协不一样，那恕我不敢苟同。

奥巴马总统真的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命令白宫彻查个人隐私与公共安全之间的冲突，这样的政令是前所未有的。在白宫战情室里，他曾亲自主持召开了很多次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议。会上他表示，如果美国人民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希望未来的生活中有一大片领域是不受司法审判的，那也应该由美国人民自己决定，而不应由一个科技公司决定。

不幸的是，奥巴马总统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践行他的理念。政府确实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些成果，开发了一个“概念验证”的科技计划，证明了确实可能开发出一款设备，既可以保障个人隐私，又能在合理的情况下允许司法查验。但在这之后，奥巴马总统就卸任了，并没留下任何关于下一步的指示，也没有说明是否要针对这一问题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我至今仍记得一些当时开讨论会的场景。2016年夏，我在白宫战情室里开会，很多领导者和官员都在场，和总统讨论这个问题的各种角度、各种看法。其实，战情室是好几个办公室和会议室的总称，是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经常开会和办公的地方。但更多情况下，战情室是指总统经常举行国家安全会议的那个会议室。这个会议室和电视剧中出现的所谓的“战情室”一点儿都不一样。这个会议室很小，最多只能放10把正常的皮质转椅。如果这些椅子都坐满，大家大气儿都不能喘，太挤了。

每场会议的座次安排都是战情室的工作人员在会前决定的，决定好就把桌签放在桌子上。我跟三位总统共过事，参加了许多次这类会议，却依然没弄明白座次到底是怎么排的。在两场连着的会议中，在第一场会议结束后，我还得换个地方坐，因为我在第二场会议中的座次变了。开会的时候，总统对面不坐人，以免挡住视频屏幕和摄像机，这样不能到场的重要领导就通过视频参加会议。他们会出现在屏幕上的方框里，只有腰部以上能被看见。（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有一次我在夏威夷参加了一场这样的视频会议，我上身穿西装系领带，但下身穿的是泳裤。）因为屋子太小了，工作人员时不时就要搬几把小椅子进来，放在桌边离总统最远的地方。我把这些小椅子叫作“儿童椅”。因为我不是内阁成员，所以我经常被安排坐在“儿童椅”上。这时候，其他好心的同事就会给我这大个子换一把稍微大点儿的“儿童椅”。墙边还站着10~12个参会者，但这个会议室实在太小了，他们站在那儿，腿一不小心就可能会碰到前面的椅子。

就这样，我们在奥巴马总统执政的最后一段时期，挤在这个小会议室里讨论信息加密的问题。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总统开口说话了，看起来很困惑。“这实在是太难了。”他自言自语地说，“通常我都能找到解决办法的，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了。”

听到这句话，我有两点感受，但我都没跟别人讲过。第一，他绝对没开玩笑。一群绝顶聪明的人已经凑在一起研究这个问题好几年了，这个问题确实太难了。第二，他实在是太自信了。至少在我看来，他并不是在吹嘘，也不是在炫耀，更不是像布什总统那样自嘲，而是真真切切地觉得，他——巴拉克·奥巴马，有能力解决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难题。但这个问题他解决不了，这让他感到很困惑。天哪，这种自信简直太酷了！

我实在不能理解，奥巴马总统有足够的自信，相信他能解决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问题，但他并没成为那种刚愎自用的领导。通常情况下，过于自信的领导总是听不进去别人的观点，我就见过很多这样的领导。我的弱点之一，尤其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过于自信，总是迅速地下结论，然后抱定自己的结论，不愿听取他人的想法和建议。我还总是迅速地做决定，标榜自己“办事果断”，但实际上，我冲动又自大。我这一生都在与我的这个缺点做斗争。但在奥巴马总统身上，我看到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谦逊，而这种谦逊和自信很少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至今我都不能理解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从未因过于自信而刚愎自用，也从未因过于自谦而妄自菲薄。他总是循循善诱，让人能放松地讲出他想知道的东西。

我也曾在联邦调查局内尽力效仿奥巴马总统的行为方式，但我始终牢记，领导就是领导。无论组织架构多么“扁平”，等级制度总是存在的。就算一个屋子里所有人都穿着帽衫、破洞牛仔裤、人字拖；就算所有人都席地而坐，吃着零食，不假思索地分享自己的想法，只要这里面有老板在，有上司在，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无论职位的高低是否摆在表面上，每个人的心里都一清二楚。

跟自己的上司说实话是需要勇气的，需要克服全人类都有的一个毛病——冒名顶替症。我们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如果别人真的了解我们，如果他们像我们自己一样了解我们的话，他们就会看扁我们，这就是冒名顶替症。我们害怕如果向公众展示了自己的真性情，就会暴露自己的缺点，就会被别人看轻。如果你没有这个毛病，那从某种程度上讲，你绝对是个“奇葩”，那么这书不适合你。

直言不讳其实是很冒险的，有暴露自己性情的危险。对领导直言不讳则更危险，尤其是面对组织的最高领导者时更是险上加险。在联邦调查局这样的一个准军事机构里，等级森严，前50年都深受约翰·埃德加·胡佛的铁腕统治的影响，要想直言不讳简直是难于登天。然而，就算员工真的能克服自身的毛病而敢于进言，也只算成功了一半；领导者也要克服自身的毛病，不能觉得别人给自己提了意见，自己就不是完美的领导了。

在联邦调查局工作时，我总是努力创建一种人人说真话的工作氛围。大家可能觉得我这么做有点傻，但每个人也确实都认真思考并遵守了。一开始，我鼓励大家开例会的时候不要总穿得那么正式。因为我发现，来跟我汇报的同事总穿得跟要去参加葬礼一样。在局里开会时，我从来不穿西装外套，但只有我自己这么做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大家都穿得很正式，那么说话、思考也会变得很正式、很古板、这不利于大家展开讨论和对话。光是改变穿衣风格就费了我好大一番工夫。

我对局里的高级主管人员说，开早会时不用穿西装外套了，除非开完会后他们还要去参加其他外部会议。这二十几个高级主管，有男有女，起初三周效果不错，但三周过后，大家又恢复原样了。我又跟大家说了一遍，这次保持了6周。于是，我只能继续宣传我的这一理念。

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创建一种互相信任的工作环境。我鼓励领导者们说一些自己私底下的故事。有一次，我在开会的时候让所有与会的联邦调查局高级领导者跟大家说一件关于自己的私事，要能让别人大跌眼镜的那种。马上，我又笑着说道，“这事最好不会涉及你们的安全许可。”几周之后，我又问他们每个人，小时候最喜欢的万圣节糖果是什么；11月，我问他们感恩节最喜欢吃什么；12月，我问他们假期最想要什么样的礼物。当然，这些做法看起来可能很幼稚，是小学老师才会用到的把戏。但这些问题确实会让班里的孩子很快打开心扉，信任彼此。生活中，我们都需要一点儿孩子气的行为，因为孩子比大人更容易敞开心扉，更容易说出真相。

我花了很长时间营造这种说真话的氛围，培养听真话的习惯。谁都没想到，2016年，联邦调查局陷入了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大选的泥淖。那时，我无比需要之前建立起来的真相文化。

“大规模监禁”是指美国几十年来推行的监禁政策，为了降低犯罪率，联邦政府介入城市当地的执法行动中，用联邦政府的钱增加警力，在城市地区加强巡逻，鼓励将罪犯投入监狱进行监禁，判罚从重。这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作为人口仅占全世界5%的美国，却有着全世界25%的监狱人口。同时，美国长久的种族矛盾和族群关系紧张，特别是公众脑海中存在的“黑人是主要罪犯和暴力实施者”的刻板印象，影响着司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造就了监禁人口的有色人种比例畸形。——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