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主啊，请恩许我可以尽可能多地……谅解他人，多于被谅解。

——《圣法兰西斯祷文》

埃里克·加纳（ericgarner）、塔米尔·赖斯（tamirrice）、沃尔特·斯科特（walterscott）、弗雷迪·格雷（freddiegray）。

2014—2015年，这些黑人公民在与警方发生冲突的过程中丧生，有视频记录下了他们与警方发生冲突的过程。随后，这些视频像病毒一样在各地迅速传播，燃起了民众心中种族歧视和种族虐待的熊熊烈火。2014年8月9日，一位名为迈克尔·布朗（michaelbrown）的年轻黑人在密苏里州弗格森被白人警察枪杀。尽管传播的视频中并未包括他被枪杀的画面，但这件案子拨动了民众脆弱的神经，引发了当地民众持续几周的动乱。也正因这一事件，美国社会开始对美国警方对黑人民众使用致命武力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

在迈克尔·布朗枪杀案发生之后的几个月里，联邦调查团队发现了一些很重要的真相。弗格森警方歧视当地黑人，而当地政府在市政管理中，无论是罚单制度还是保释体系，在实施过程中都处处针对当地的黑人群体。同样，美国其他地方的城市和乡镇也是如此。要想让美国的黑人群体对警方再次建立起信任，美国警方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迈克尔·布朗枪杀案会造成如此大的反应，因为当地的黑人民众实在是被警方压迫太久了。

但最后，联邦调查局发现，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以枪杀迈克尔·布朗为由起诉这名白人警察。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当地走访了几百户民众，发现不仅在当地找不到足够的起诉证据，就连最初流传的枪击视频也是漏洞百出，很明显该视频是为了误导民众。

大部分民众在报道中了解到的是，迈克尔·布朗被枪杀的时候，正要举手投降。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是因为攻击警察并试图夺枪才被枪杀的，随后进行的dna检测比对证实了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联邦调查团队在迈克尔·布朗离世几个月后得出的这个结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错误的信息和报道已经遍布了全世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迈克尔·布朗是在举手投降后仍被警察枪杀。在等待真相水落石出的过程中，假象已经绕地球飞好几圈了。

司法部的这个结论确实非常重要，但为时已晚。截至2015年春，司法部终于结束了对这件案子的调查，公开发布了调查细节和结论，但这时，几个流传较广的视频已经引起了全美国民众的广泛关注。这几个视频全都是关于警方与黑人的冲突，将大众对警方暴力执法的关注度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上百万人看过这些暴力执法的视频，看过纽约警察局的警察怎样致使埃里克·加纳窒息，知道克利夫兰的警察怎样在城市公园内杀害了年仅12岁的塔米尔·赖斯。更多民众还看过南卡罗来纳州的警察是如何在背后枪杀了沃尔特·斯科特，又是如何在杀死他之后伪造犯罪现场，销毁犯罪痕迹。还有更多的人看过巴尔的摩的一群警察如何将弗雷迪·格雷拴到警车后面拖着跑，最后导致弗雷迪·格雷丧生。这些悲剧让大众对警方形成了一种固有印象。这些警察中的败类掩盖了上百万善良敬业的好警察的光芒，掩盖了他们和市民的正常互动，让所有尽忠职守的职业警察都白白遭受大众的怨恨。

在这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又一件悲剧发生了。2014年12月，两名纽约市警察局的警察被一名杀手杀害。这名杀手声称他就是要复仇，就是要把这两名警察“送上西天”。奥巴马总统请我替他参加其中一名警察的葬礼。我去参加了刘文健警察在布鲁克林殡仪馆的葬礼，现场气氛悲伤而压抑，前来吊唁的警察面色沉重冷峻。寒风中，吊唁的队伍绵延数英里。

在此之前，弗格森案的发生让我感受到了黑人群体的痛苦与怒气，但现在，执法部门也陷入了极端痛苦与冲天怒火之中。我们的警察保护社会治安，却感受不到应有的安全感与敬意，而民众也不愿相信警方的努力。

长期以来，执法部门与黑人群体都是美国社会的两条平行线，偶尔会靠得近些，大部分时间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但现在，这两条平行线变成了两条曲线，而且越走越远。每当有视频曝出某个黑人平民死于警方之手，或又有警察殉职，两者之间的距离都会被进一步拉大。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得做点儿什么，让这两条线至少向彼此靠拢一点儿。联邦调查局是个联邦调查机构，但我们跟地方警局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帮他们训练警长，也在不少案子上有亲密无间的合作。我决定要做两件事：首先，我可以利用联邦调查局局长这个高调的身份公布一些事实，希望能促进双方的良性沟通；其次，我可以利用联邦调查局的全国影响力促进双方的交流对话。因此，2015年2月，我在乔治敦大学演讲，谈了4点我们大家都需要承认的事实，尽管这些事实会让人有些难以接受。

第一，执法人员需要承认，长期以来，执法人员对黑人群体的欺压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要勇于承认我们的历史，因为我们立志保护和服务的民众并没有忘却这一点；第二，我们所有人都要承认，每个人对他人都是有偏见的，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偏见会让我们做出不公正的决策；第三，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确实看到许多年轻黑人因涉案被捕，这难免会影响执法人员的心理和判断；第四，我们所有人都得承认，那些发生在社区环境最糟糕地区的严重争端，其真正的根源都并非警方，真正的根源往往过于复杂，警方只不过是个替罪羊而已。紧接着，我命令全国56个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召开由执法部门与社区联合参与的会议，讨论现状和如何才能建立相互信任的双方关系。关系亲密的两个人很难真正怨恨对方，而现在，联邦调查局可以帮助人们建立起这种亲密关系。

公众对我的这些想法给予了积极的反馈。作为一个白人局长，我有长期的执法经验，我可以说出许多执法部门的历史以及存在的偏见，但别人不可以。很多警察局局长私下里其实很感激我这么做，但公众与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依然剑拔弩张。到2015年年中，不好的苗头出现了。8月末的时候，全美国排名前60的大城市中有40多个城市都向联邦调查局汇报，说从2014年年底以来，这些城市的谋杀案件数量急剧上升。从数据上来看，最不寻常的就是这些城市的谋杀率并不是以一种有规律的方式上升的，其上升形态毫无模式可循。剩余的大约20个城市的谋杀率并未上升，有的反而下降了。谋杀率上升的40多个城市与谋杀率未见上升的城市在地图上的分布没有任何规律可循。

甚至当我在乔治敦大学演讲的时候，谋杀事件依然在不断发生，而受害者大多数都是年轻的黑人。在这些谋杀率骤升的城市，有的黑帮肆虐，有的毒品交易猖狂，导致犯罪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些谋杀案大多数都集中在贫困的黑人聚居区，在那里不断有年轻的黑人被其他年轻黑人杀害。

各地警察局局长告诉我，谋杀率的上升可能是因为警方与民众的相处方式改变了，而促成这种改变的直接原因可能就是那些广泛传播的视频。我并不能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了谋杀率的上升，也没有基础数据可以分析，但我仍然决定把这个问题拿到台面上来讨论一下。如果美国想无视这些黑人的死亡，那简直是太简单了，因为遇害的这些黑人都是“贫民窟里的穷人”。但总得有人出面，针对这些谋杀案说点儿什么。我只希望之前的分析是错误的；只希望能找到某个简单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谋杀率上升了，或者能够证明这种大规模的谋杀率异常上升的现象只是偶然。

与此同时，国会内部的自由民主党人和自由意志主义共和党人组成了一个有趣的联盟，他们与奥巴马政府联手，意图使国会通过一项刑事司法改革，减轻对某些联邦刑事犯罪行为的处罚。这是那些自称“茶党”的共和党人和奥巴马总统唯一能达成共识的政策领域。我对具体政策没有任何意见，这些政策在我看来都很合理、很恰当。但这些刑事司法改革的倡导者根本不愿针对城市谋杀率上升问题及其背后的原因展开讨论。我完全理解这一点，但我只是无法忍受自己眼看着这么多年轻的黑人失去生命而无动于衷，无法忍受警方与民众的相处方式变化成为谋杀率节节攀升的潜在诱因。

因此，2015年10月下旬，我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讲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我谈到民众与警方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谈到网上那些推波助澜的视频。在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引用了两个推特上的话题来说明我的观点。

其实，推特上的两个话题“黑人的命也是命”和“别拿警察的命不当命”很好地证明了我的观点。当然，这两个话题和话题背后代表的声音确实非常重要。但只要有人把“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个话题解读为反对执法机构，黑人群体对警方的信任就减弱一分；只要有人将“别拿警察的命不当命”解读为反对黑人，警方对黑人群体的厌恶就增加一分。再这样下去，双方就会越走越远，隔阂就会越来越深。一桩桩、一件件的小意外，一个个网站视频，一个个推特话题，都会加剧双方的误解，加深双方的隔阂。这，才是最糟糕的。

随后我谈到了谋杀率上升的问题，我说：“当前警方和黑人群体之间的隔阂愈加严重，而这有可能是某些地区谋杀率上升的原因。”弱势社区的谋杀案件数量骤然上升，而死者基本都是年轻的黑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社区、执法机构和研究机构的共同努力。我看了大家给出的一些原因推测，包括贩卖枪支、走私毒品、黑帮、囚犯刑满释放等，但没有一个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谋杀率上升的40多个城市在地图上的分布并未呈现任何规律性，而且这些城市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出现谋杀率上升的现象。

接下来，我谈到了我听说的另一个推测：“几乎没人公开谈过这个推测，但全国的警方和当局官员都会在私下讨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个推测确实可以解释谋杀率上升现象发生的时间和地理分布问题。在我听过的所有解释里，这个推测在我看来算是最靠谱的了。这个推测就是，可能是因为警方出了问题。”

我说：“我并不能确定问题一定出在警方身上，也不能确定这个原因是否能解释所有的案件，但我确实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执法机关确实经历了一场寒冬。”

演讲的最后，我呼吁：

我们需要寻找到问题的真相，并马上解决这个问题。有人跟我说，现在就着手是不是早了点儿，这才10月，我们可以等年底统计报告出来的时候再说，看看总体犯罪率究竟如何。但我不同意，尤其是当我看到全国各大城市的警察局局长给出的谋杀案件数据后，我更加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数据，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执法机构的领导要主动推进执法，坚定、公平且专业地推进执法。同时，社区领导者也要主动配合警方维护社区治安，保证警方有时间、有机会，高效且专业地进行社会安保行动，并在执法过程中得到应有的尊重。

我知道，我说的这些话可能会让奥巴马政府内的某些官员感到不满，但我觉得联邦调查局局长应该在这类司法问题上保持独立。奥巴马总统提名我当局长的时候，特别提醒我要保持司法的独立性。犯罪问题、种族问题和执法问题都是错综复杂、极其敏感的，但如果人们都不谈这些话题，那这个现状就永远不会改变。

至少我说对了一件事：我说出这些话之后，确实惹得大家都不高兴。实际上，不高兴的人比我想象中要多很多。我原本的目的是强调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找到对应的解决办法，激发民众探讨问题背后的原因和解决方案；促使双方对这个棘手的问题进行对话和探讨；激励民众探索真相，搜集资料，挖掘事件背后的原因。同时，我希望这样的探讨可以改变警方与黑人群体的互动方式，拯救无辜的生命，鼓励警方采取更好的方式维护社会治安，也鼓励社区支持警方的工作。然而，我见证了另一场美国式“屁股决定脑子”的斗争。

警方抱怨我批评警察，称他们为胆小鬼。民主党人说我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肯定了所谓的“弗格森效应”，而这一效应可能压根就不存在，说我根本是在妨碍警方执行公务；共和党人则声称美国正饱受谋杀率上升的困扰，并将其归结于奥巴马总统的执政不力。很少有人问：“真相是什么？”他们明明有机会可以当面来问我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他们却不愿这么做。相反，他们都忙着站队，选一边，然后站定。很少有人会花时间去问：“这个人到底在担心些什么？他到底在说一个什么事情呢？”

然而，有一个人站出来问了这个问题。我从芝加哥回来之后的一两天后，我的办公室主任告诉我，总统想在椭圆形办公室见我。我不知道总统要谈什么话题，也不知道还有谁在场，最后发现，这场谈话只有我们两个人。这是我第一次单独与奥巴马总统会面。

在我遇到我妻子之前，我都不知道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倾听，华盛顿的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倾听——至少就我的经验来说是这样的。对他们来讲，倾听就是在别人说话的时候保持沉默，等别人说完后自己再说一些早已准备好的东西。其实，我们对这种形式的意见交换很熟悉，电视上所谓的“辩论”就是这种形式。辩论场上，辩手们坐在椅子上，灯一亮，一方就站起来说出他们提前准备好的观点，等他说完后，另一方会站起来，用他们提前准备好的观点进行反驳。这个过程就是个左耳进右耳出的过程，并不能引发听众真正的思考。这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倾听”。

跟帕特里斯结婚后，我才明白我所谓的“倾听”实际上也并不是真正的倾听。以前，我跟很多人一样，都以为倾听就是坐在那儿安静地听别人讲，体会别人的意思。

但我错了。实际上，真正的倾听确实是要保持沉默，要认真思考别人讲的东西。但真正的倾听不止于此，它还包含一些听起来匪夷所思的东西：你的姿势、表情、回应的声音和给对方的反馈，让对方感受到“我想继续听你说，想知道你知道的，也想让你告诉我”。真朋友之间的谈话往往会让外人听起来云里雾里，但他们两个相谈甚欢。一个人说，另一个人回应：“啊，是啊，我知道，确实这样，我也遇见过，他们就是那种人。”一个人想讲，另一个人想听他讲，反之亦然。这样，这两个人的交流就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有来有往，互相支持，互相鼓励，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对方，同时鼓励对方把知道的都讲给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倾听。

为了提高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效果，我花了很多时间倾听，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对于领导者来说，真正倾听他人是很困难的，因为在倾听下属的声音时，领导者需要从领导的位子上走下来，需要学会示弱。奥巴马总统选我做联邦调查局局长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这次谈话更让我对他惊诧不已。巴拉克·奥巴马是个极其出色的倾听者，比我遇见过的任何领导者都出色。我和他一起参加过很多会议，我看着他尽己所能地在一场谈话中引入各种观点，经常为了听到不同的观点忽视与会人员的座次等级。在白宫会议中，与会人员的座次是由等级决定的——各部门一把手坐在主会议桌旁，低一级的与会者坐在靠墙的椅子上。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战情室里，我们正在开一场有关机密技术的会议。会上，主会议桌旁正襟危坐的军事部门领导者和情报部门领导者讨论完后，奥巴马向一个硅谷天才咨询意见。这个家伙坐在墙边的椅子上，连条领带都没系，看上去有点邋遢，他也确实反驳了我们其中几个人的意见。奥巴马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求贤若渴，欢迎大家说出自己的观点。这个习惯可能来源于他之前做教授的经历吧，教授不是都喜欢突然叫起一个坐在后排的学生回答问题嘛。奥巴马的这种做法经常会使全场陷入激烈的讨论，能让他听到不同的观点。布什总统执政的时候，大家往往出于等级限度，或者是因为怕被他嘲弄，所以不愿说出自己的观点。不系领带的人员不可能出现在布什总统的战情室里，就算混进去了也只能坐在后排，绝对不会有机会发言，就算发言了，也绝对会被嘲笑：“这孩子穿着也太随意了。”

但奥巴马不同，奥巴马有与人讨论的能力，他能平衡局面，让我们说出与他不同的想法。他会转向发言者，面对面看着他们，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去打断他们的发言。这个过程中，尽管他不怎么说话，但他会用自己的面部表情、体态姿势或一些简短的回应让发言人愿意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脑儿地说出来。他仔细地理解着发言人的逻辑，总会在发言人讲完后提出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都是在他倾听的那短短几分钟内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