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要成为一名领导者首先要正直。不正直的领导者无法取得任何成就，无论他是领导一群劳工、一个足球队、一支国家军队，还是一个部门，都是如此。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2013年入夏的第一天，我来到了曾认为自己再也不会踏足的地方。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提名我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那天，晴空万里。奥巴马总统、我和前任联邦调查局局长鲍勃·米勒一起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等候，我们等着穿过那扇玻璃门到玫瑰园去。外面的白宫记者团早已人头攒动。

就在我们要出门去面对镜头的时候，总统突然停下了。他看起来很严肃，转过来对我说：“吉姆，有件事情我之前忘了跟你讲。”

我一脸困惑地看着总统对米勒点了点头，说：“鲍勃之前一直对我有一个承诺，现在，我想让你也做出这个承诺。”这会是个什么承诺呢？总统之前已经跟我保证过，我享有绝对的独立，但现在又要我对他做出什么秘密承诺？

总统停顿了一下，以示庄重，然后开口道：“鲍勃一直允许我在联邦调查局的体育馆里打篮球，现在我需要你承诺我可以继续使用联邦调查局的体育馆打篮球。”

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当然，总统先生。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是‘您的’体育馆。”

尽管我很喜欢打篮球，但我知道我绝不会在联邦调查局的体育馆里和总统一起打篮球。我也喜欢打高尔夫，但也不能和他一起打。联邦调查局局长不可能和总统保持这样的私人关系，原因嘛，众所周知。至少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

2005年8月从布什政府的司法部离职后，我加入了一家私人公司。从2005年开始，每两年我就有个孩子要上大学，而15年来在政府机关没挣多少钱，更不用说存钱了。孩子要上大学了，我必须得挣点儿钱供他们读书。于是，我加入了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他们的法律总顾问。我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工作了5年，然后又到康涅狄格州的桥水联合基金工作了3年。2013年年初，我离开了桥水联合基金，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成为一名国家安全方面的研究员。去哥伦比亚大学是因为我觉得教书育人实在是太有成就感了。

2013年5月，我突然接到了时任司法部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holder）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参加联邦调查局局长的面试。他并不能保证我一定能得到这份工作，但如果上面没有认真考虑我来出任的话，他是不会给我打电话的。

这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可能是我已经对华盛顿这些党派人士有了根深蒂固的印象，我很难相信，一个民主党总统会选择一个曾经在共和党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人出任如此重要的岗位，而且我还曾经支持过奥巴马总统的政治对手。

我对这件事并不看好，而且再到政府部门工作对我的家庭来说也是个负担。我没告诉霍尔德我说这话的原因。但那时帕特里斯正一边读硕士，一边在布里奇波特的一个精神健康诊所里做顾问；我们的一个孩子马上就要上高三了；之前有几个孩子寄养在我家，而我们又不是孩子走了就不管他们的那种父母，我们一直跟他们保持联系，也会履行义务。因此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很富裕。霍尔德让我考虑一下，我说我会好好考虑，但很可能不会去。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发现帕特里斯不在卧室里。我下楼，看到她在厨房里抱着电脑。凑过去一看，她竟然在浏览华盛顿特区附近的房产网站。

“你在干吗？”

“你19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也知道你的志向所在。你去吧，去做你想做的。”然后她停了一下，接着说，“但他们不会选你的。”她挺喜欢奥巴马总统的，大选时还给他投了票，但她依然觉得我只是去陪跑的。后来她承认，她只是不想看我耷拉着脸不开心罢了。她跟我一样，都觉得奥巴马总统不会挑一个布什总统任期内的政府工作人员。

在跟总统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几轮面试之后，我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见了奥巴马总统。他就坐在布什总统经常坐的那个扶手椅上，背对着壁炉，他旁边摆着一座老爷钟。我坐在他左手边的沙发上——在离他近的那头。总统顾问凯瑟琳·雷穆勒（kathrynruemmler）坐在我对面。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奥巴马总统本人，有两点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第一是他比电视上看上去要瘦很多；第二就是他有强大的专注力。面试之前，我和雷穆勒在椭圆形办公室门口等候，总统正站在桌边打电话。雷穆勒说，他正在和俄克拉何马州州长通电话，谈论席卷俄克拉何马州的龙卷风灾难。这场龙卷风已经造成了几十人死亡，上百人受伤。奥巴马总统挂了电话，挥挥手让我进来，简单谈了几句俄克拉何马州的事情，就转入正题了。

总统在谈到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人选时，显得无比凝重。他说：“某种程度上来讲，选择联邦调查局局长和最高法院院长是我在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两项人事任命了，因为我这是在选择美国的未来。”在他看来，联邦调查局局长10年的任期价值巨大，他希望如果我上任，我能对下一任总统有所帮助。他举例说，在他刚上任，还没有什么经验的时候，就曾经被军队领导人逼着做一些军事决定。虽然他没说出来，但我能看出他非常遗憾那时身边没有一个有经验的顾问可以帮他出谋划策。因此，他觉得我可能会对将来那个同样缺乏经验的领导者有所帮助，帮助他更好地制定国家安全方面的决策。

我们还谈了调查机密信息泄露的需求与支持出版自由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最近，司法部花了大力气调查机密信息泄露事件，而媒体对此也争相报道，并以此攻击奥巴马总统，宣称“奥巴马政府就要完蛋了”。我们没有谈到具体的案例，但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周密的领导与调解是可以让这两方取得某种平衡的。说调查员永远都不会从记者那儿挖掘情报显然是目光短浅的，而说调查机密信息泄露就剥夺了出版自由更是夸大其词。我们可以在保证出版自由的同时也保证机密信息不被泄露。

最让我惊讶的是总统对联邦调查局工作的看法，正是他的这一认知让我觉得，帕特里斯认为我这趟是白跑了的看法可能是错的。其实，奥巴马总统对联邦调查局局长工作的认知大大超出了我和大部分党派人士的预期。他说：“我并不指望联邦调查局能在政策制定上给我什么帮助。我需要他们保持独立性，完全有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我需要的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能放下心来，知道整个国家在正常运转，知道美国人民有人保护。”这次谈话和我之前假设的情景完全不同，实际上，我觉得这种政治独立性还挺对我胃口的。

我认同了他的想法。联邦调查局应该是完全独立的，完全不受政治党派的影响，这才是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局长被赋予10年的任期。

我与奥巴马总统见完面后，给帕特里斯打了个电话，自作聪明地说：“亲爱的，你之前的判断可能并不准确哦。”我对我和奥巴马总统的这次会面感觉良好，于是在白宫给我抛出橄榄枝之后，我同意了他们的提名。我的家人还会在康涅狄格州住上两年，处理完手上的事情，但我已经完全准备好投入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工作中了。一旦就职，我的任期会一直到2023年，那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会影响这个任期。

出乎我意料的是，在面试后到公布提名我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前，奥巴马总统又请我去了椭圆形办公室一趟。我们坐在和上次一样的位置，总统顾问一样参与了这次会面。一开场，总统就解释道：“等你真正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后，我们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坐下来谈话了。”过去40年的时间里，政府的领导者们都已经认识到，总统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关系不能走得太近。联邦调查局调查的案件经常会涉及总统身边的一些高级官员，因此会影响总统的职业生涯。为了保持联邦调查局的公信力，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人们的观念里，联邦调查局和联邦调查局局长都不能跟总统走得太近。因此，这是最后一次我和奥巴马总统可以像大学同学一样开诚布公地一起谈话了。那天，我们讨论了很多并不在联邦调查局局长职权范围内的棘手问题，比如用无人轰炸机消灭恐怖分子。我非常惊讶，他能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和评价一些复杂的问题。我觉得，他是想在正式提名我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前，通过探讨这些问题，对我和我的价值观进行最后一次评价。

在我离开的时候，我对凯瑟琳·雷穆勒表达了自己对这次讨论的看法。我对她说：“我没想到我们能谈论这些话题，也没想到坐在总统宝座上的人，竟然有这样一颗柔软的心。”

自此之后，我和奥巴马总统再也不能像这样随意地谈话了。

从1935年被正式命名为“联邦调查局”到我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前，联邦调查局一共经历过6任局长。第一任局长，也就是传奇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johnedgarhoover）管理联邦调查局（包括联邦调查局的前身调查局）长达50年，建立了自己的管理文化，对联邦调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所有探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十年来，胡佛铁腕统治，让政府高层对其又惧又怕。他手里握有很多高层领导的“个人信息”，而且他故意让这些高层领导知道这一点。他和总统、参议员们一起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却又总是笑里藏刀，将联邦调查局作为手里的利刃。

在联邦调查局内部，局长就是绝对的中心。胡佛的铁腕方式为他带来了无尽的名誉、大众的关注和绝对的权力，但也让联邦调查局里的很多探员都不希望引起胡佛先生的注意。大家都只说他爱听的话，说完了就回去工作。这种心态在联邦调查局内部保持了很多年，即使胡佛早已经过世了，大家依然如此，积习难改。

2013年我宣誓成为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前，我花了一周的时间跟着鲍勃·米勒观察实习。米勒曾在海军服役，领导作风比较老派，不习惯用他所谓的那些煽情手法。2001年“9·11”事件后，整个联邦调查局都陷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之中，探员们都在精疲力竭地工作。米勒的妻子就劝他，要关注下属是否能扛得住这么大的压力。于是第二天早上，他例行公事般地给他的几个手下打电话，至少我听说的是这样。要知道，这些人的办公室离他的办公室不过就几步路。在电话里，米勒问他们：“感觉还好吗？”每个人都会例行公事地回答道：“还好，先生。”他回答：“那就好。”然后挂掉电话。

米勒生性遵规守纪，在帮助我走上工作岗位时也是如此。我开始观察实习的第一天早上，他就为我安排了和主要部门领导的谈话。我要跟他们一对一谈话，听每个人汇报他们工作中遇到的挑战和机遇。随后，他又面无表情地补了一句，说在每个人跟我谈完之后，他会再跟我聊聊，“告诉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这句话让我大吃一惊。联邦调查局的宗旨就是找出真相，但为什么在部门领导汇报完之后，局长还需要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米勒说这句话实际上就意味着，局里的高级领导要么是不知道真相，要么就是不打算对我说真话。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

就我的经验而言，很多人都会犹豫要不要把全部真相告诉领导，而他们犹豫的原因也可以理解。我曾经听一些联邦调查局的老员工引用电影《无间行者》（thede#zhu1">sup[1]/sup的那个案件。霍尔德未能就此案件提供使国会共和党成员满意的消息，因此被指控藐视法庭。那些国会共和党成员看不上霍尔德，霍尔德也看不上他们。

与埃里克·霍尔德相比，洛蕾塔·林奇个性内敛，在华盛顿的知名度也不高。她很少说话，开口说话的时候也有点照本宣科的意思。司法部部长这种高调的工作是需要时间适应的，而林奇的任期太短，看起来并没适应这份工作。霍尔德和副手的工作关系很好，但林奇和她的副手萨利·耶茨（sallyyates）的工作关系似乎有点疏远且紧张。看起来，她和她的手下彼此之间并不讲话。

我的日常工作不仅包括按规定处理那些重要案件，还包括处理紧急突发事件。同时，我还试着在冗杂的日常工作中，改变联邦调查局对待领导、网络安全、种族案件和情报案件等的处理方式，这就要求局长带领大家一起改变。联邦调查局也是个国际组织，在全球80多个国家以及美国的每个州都有办公室。于是，我就得到各处去看看，听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说说他们的故事，和他们聊聊他们的日常。

上任后，我用15个月时间走访了国内全部56个办公室，还访问了海外的几十个办公室。我去听了各地员工的故事，了解了他们的工作、他们想要什么、他们需要什么。在我四处走访的时候，我发现，大约有2/3的联邦调查局员工并不是持枪探员，这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在联邦调查局里做情报分析师、语言分析师、计算机工程师、人质谈判专家、监控专家、实验室专家、受害者专家、拆弹专家等。另外1/3则是持枪特工，有好多人都是在“9·11”事件之后加入联邦调查局的。他们之前也从事着五花八门的工作，有警察和海军军人，也有教师、化学家、心理咨询师、神职人员、会计师、软件工程师和职业运动员。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和电视上的特工差不多——男士高大威猛，女士英姿飒爽，穿着职业装，看着就令人赏心悦目。但他们又不乏特色，有的剃平头，有的梳马尾辫，有的脚踝上有文身，有的头上戴头巾，有的身高2米多，有的身高1米5。但他们加入联邦调查局的动机都一样，那就是对国家的使命感。是他们帮我重塑了联邦调查局的使命。他们早已把联邦调查局的使命刻在心里，那就是：要为保卫美国人民，保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而奋斗终生。

我惊异于他们的才能，但也因眼见的一个趋势而惶恐。从“9·11”事件之后，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数量稳步上升，但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白人。在我当局长的时候，83%的特工都是非西班牙裔的白人。我对员工们说，我对白人没有偏见，但这种趋势确实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美国正逐渐成为一个多种族融合的国家，我觉得这是件好事。但在这样一个多种族融合的国家里，如果每个探员都跟我长得一样，那我们的效率就大打折扣了。如果在大家眼中，联邦调查局成为所谓的“白人工作的地方”，那83%的白人探员率很快就会涨到100%。有一次，我对我女儿说了我们现在面临的种族问题，但我女儿说：“爸爸，问题就是，你这个老大是白人啊，自然白人更愿意来这儿工作。”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我女儿的这句话里包含了我们所面对的机遇和挑战。

我女儿说得确实不错，但也不完全正确。如果人们知道联邦调查局里男性和女性都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人们就会想来这里工作。加入联邦调查局成为特工之后，几乎没有人想离开联邦调查局。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拉丁裔还是亚裔，男性还是女性，在联邦调查局内的年人员流动率均保持在0.5%。尽管联邦调查局探员只能拿着政府给的那点儿薪水，工作压力也很大，但只要体验过联邦调查局的工作环境及其带来的使命感，他们就很难再离开这个组织，会在这里一直工作下去直到退休。我告诉所有联邦调查局的员工，我们的挑战就是走出办公室，向更多非白人民众展示我们的工作，让他们敢于成为我们的一员。当然，还有妇女，联邦调查局雇员中，女性的比例一直都在20%以下徘徊。我说，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并不像火箭科技那样高尖端，办公室外面就有合适的人才，只是那些人才还不知道他们错过了什么而已。因此，我们要努力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究竟错过了什么。我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第三年，在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的新任特工培训班中，就有38%都不是白人。我们招人的标准并没有改变，只是向更多人展示了加入联邦调查局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一传十，十传百，更多人选择了加入我们。

在各地走访的经历还教会了我另一件事：联邦调查局的领导并不够好。在私人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了解到，最好的组织都非常重视领导力，因此他们寻找出色的领导人，检验其领导才能，并为其提供培训，将这种理念贯穿于工作的方方面面。他们将出色的领导力视为财富。但在联邦调查局，很多情况下领导力都不受重视。几十年来，联邦调查局都指望着有能力的人毛遂自荐成为领导者，然后这些领导者就得费尽周折搬家，因为他们的工作地点换成了华盛顿总部。幸运的是，很多有能力的人都愿意毛遂自荐担任领导者。但这种方式也会造成这样的后果：有些人成为领导就是为了逃离之前那个做不好的工作；还有一些上级为了摆脱某个讨人厌的下属，就把他推荐上位。我听很多员工谈起过他们的领导，有出色的，有差劲的，当然也有平庸的。然而，这样的领导者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讲，是无法接受的。

我对所有的联邦调查局员工讲，我有一个伟大的目标：总有一天，联邦调查局要成为政府中首屈一指的领导力培养机构，要让私人公司都数着日子等联邦调查局的领导者们退休（一般都是50岁），这样他们就能请这些退休的领导者去管理他们的公司了。联邦调查局会挑出那些出色的领导者，培养他们的领导力。所有联邦调查局的领导者在日常工作中为提升自己的领导力而付出的一切辛苦，都会在他们退休后的事业第二春中得到补偿。我对所有的员工说，军队确实很好，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领导者，但联邦调查局也能成为出色领导者的培养基地，并最终把这些出色的领导者送到美国的各大公司去。我们要定义伟大领导力的含义，找到那些拥有潜力的人，培养他们成为出色的领导者；同时，我们要挑出那些能力不足的领导者，对他们进行再培训或直接淘汰。

联邦调查局的员工都很支持我的想法，我想把领导力培训推行到联邦调查局的所有部门，直到我们都能变成更优秀的自己。我想要教会他们的是：伟大的领导者应当保持正直与高尚；他们自信满满，但不妄自尊大；他们心地善良且作风强硬；他们胸怀坦荡，从不搞阴谋诡计；他们能够理解工作中的意义所在。我还要教会他们的是：领导者说什么很重要，但做什么更重要，因为他们的员工时刻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简而言之，我们要培养德行兼备的伟大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