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认为伟大的领导者应当具备这些品质，是因为在到联邦调查局工作之前，我花了数十年观察我的领导，理解领导的一举一动，自己也曾领导他人。我从别人那儿学到了很多，也从自己的错误中得到了教训。从这些经验教训中，我知道了我想跟随什么样的领导，也知道了我想成为什么样的领导。现在，我要为此而努力，要做一个好榜样。

例如，在我正式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第一天，我坐在礼堂里，面对摄像机，对局里所有的员工说出了我的期望，也试图了解他们对我的期望。我坐在一个吧台凳上，穿着衬衫戴着领带，但没穿外套。我穿了一件蓝衬衫。大家可能觉得，不就是穿件蓝衬衫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但鲍勃·米勒出任局长12年来（国会把他的10年任期延长了两年），每天都穿白衬衫。不是有时候穿，也不是经常穿，而且天天穿，每天都穿白衬衫。这就形成了一种白衬衫文化。我觉得，穿一件其他颜色的衬衫可能象征着我迈出了改变这种文化的第一步，尽管是很小的一步。我并没有提及我的蓝衬衫，但大家其实都注意到了。

第一天上任，我给大家提了5点期望。每个员工都听到了，之后我也不止一次地提起过这5点。

·我希望，大家都能在工作中找到快乐。我们铲奸除恶、扶助弱小，我们营救人质、逮捕罪犯。我们所做的是正义的事，这理应成为我们快乐的源泉。

·我希望，大家对每个人都能予以同样的尊重，无论职位高低、身份贵贱。

·我希望，大家能有意识地保护联邦调查局的“信用水池”，这是我们的工作取得成效的基础。

·我希望，大家都能努力工作，因为这是我们对纳税人应尽的义务。

·我希望，大家能够平衡工作与生活。

我特别强调了最后一点，因为我担心联邦调查局的这些员工因为工作太努力，使命感太强，身上背负太大的压力。在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工作的那一年，我从理查德·凯茨身上学到了一个道理。我希望联邦调查局的员工一直保持生活的意趣，寻找工作之外的兴趣、活动和朋友，因为对于我们这种手握权力的工作者来说，判断力十分重要。我们手里都有权力，可以善用权力做好事，也可以滥用权力做坏事。因此，我们需要强大的判断力来全面看问题，从身边不同人的角度看问题。尽管我不知道这种判断力究竟来自哪里，但我确信，时不时抛开手头工作，接触一些新的东西，对增强自己的判断力很有好处，也能促进工作中思维方式的转变。

随后，我谈到了家庭。“我们生命中的‘爱人’是需要我们去爱的。”我提醒大家，在工作中，我们总会说“回头再说”。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告诉自己：我正在保家卫国，回头再陪伴我的另一半、孩子、父母、兄弟姐妹或朋友。然而，世界上没有“回头”这种事。我对大家说：“在我们的工作中，经常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如果你总是说‘回头再说’，最后可能就永远没有‘再说’的机会了。我命令大家一定要去爱人。这才是正确的，是对你自己有好处的。”

接下来，我又加了几句从“星风”项目和虐囚案中学到的教训。当我们疲累的时候，判断力就会下降，就很难跳出问题的既有框架进行思考。对此，我的建议是：睡觉。睡觉的时候，大脑实际上在修复我们的判断力，将我们白天看到的情况和信息联系起来，寻找其中的潜在含义。劳累的时候人的判断力就不敏锐了。爱人和睡觉这两件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我笑着说：“实际上，你可以一起做。如果情况允许的话，跟你爱的人一起睡觉吧。”

上任第一周，有一天中午我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穿过大会议室，走过鲍勃·米勒助理的办公桌——她还会在这儿再工作几个月。米勒的助理已经在局里工作了几十年，这对我来讲无比珍贵。但她熟悉的，是另一种领导方式。

“您要去哪儿？”她问道。

“买个三明治。”我回答道。

“为什么要自己去买呢？”

“因为我饿了啊，我要去餐厅一趟。”

“要是有人想跟您聊两句怎么办？”她看起来有点困惑。

“我巴不得他们跟我聊天呢。”

我在联邦调查局任职的这三年八个月零五天里，只要有空，我就会穿过那条长长的走廊，上楼梯，到联邦调查局总部的餐厅去。我不穿西装外套，让我的安保卫队离我远远的，这样别人就会觉得我是自己一个人。我不想让联邦调查局的员工觉得我需要防着他们。

无论我心情如何，我都会尽量保持轻快的步伐，身板挺直，面带笑容地与身边的人打招呼。我觉得，当联邦调查局局长踏进餐厅的时候，几百双眼睛都会看着我，仿佛在问同一个问题：“我们出什么事了吗？”我必须用自己的表情和体态回答他们说：“我们没出什么事，一切顺利。”

我从来不插队，即便有时候赶时间，我也从不插队。我站在队伍里，看着前面的人点他的帕尼尼（这个一般需要很长时间）。让别人认为我并不比他人优越，这一点很重要。因此，我一直等着，轮到我时才点餐。

其实，排队让我能跟很多人交流。我会转向后面的人，问他们在什么部门工作，问他们是否喜欢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我从这些交流中学到了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我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重要。上任将近一年的时候，有一天，我在餐厅里问排在我后面的人在什么部门工作。他跟我讲，他在计算机服务部工作，已经加入联邦调查局三年了。这份工作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可以学到比在私人公司更多的经验，学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说完之后，我们沉默了一下，有点尴尬。他可能觉得要礼貌一点儿，不能冷场，所以回问我：“你呢？你在哪个部门工作？”

我答道：“我是局长。”

他一脸难以置信地追问：“呃，局长？”

“是的，我就是联邦调查局局长。你就是在为我工作。”

又冷场了。最后，他说：“呃，你看起来和网上太不一样了。”

那天晚上，我回家后跟帕特里斯说了这一幕。她笑着说：“就应该每天都是这样。”

在我成为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前，我在桥水联合基金工作。就是这段工作经历让我决定要建立一种透明诚实的工作文化。在桥水联合基金工作的经历让我发现，有时候我是个自私的领导，是个不称职的领导。我的自私和不称职基本上都表现为，我不好意思告诉手下的员工，他们做得不对，他们的能力需要提升。最出色的领导人都是心地善良且作风强硬，如果没有这两点，手下的员工就不会成长。桥水联合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dalio）认为，反馈是没有消极反馈和积极反馈的区别的，反馈只有一种，那就是真实反馈。如果不跟别人谈那些难以启齿的话题，不告诉下属他们的缺点在哪儿，也不告诉他们怎样才能提升，那就剥夺了他们成长的机会。我这种欲言又止不仅反映了我的懦弱，更反映了我的自私。如果我真的关心下属，那我就应该保持诚实，哪怕这会让我感到不舒服。当然，我也要注意言辞，注意时间，注意场合，如果人家家里刚办完丧事，那肯定就不是个谈话的好时候。但是，我还是有责任、有义务找个机会进行这场谈话的。

高效的领导者从不需要对下属大吼大叫。因为高效的领导者会创造这样一种工作氛围：如果员工让自己的领导者失望了，那么员工自己会感到非常内疚。发自内心的内疚和喜爱比惧怕更能给人动力。那些伟大的教练只需要简简单单地跟队员说：“这不是我们最好的表现，是吧？”然后他的队员们就会奋发图强。因为这些队员爱他们的教练，也知道教练爱他们，所以他们会尽最大努力不辜负教练。所有人都对这样的领导者死心塌地，就像我之前一直对零售店店主哈里·豪厄尔死心塌地一样。那些对员工大吼大叫的领导者，看不起自己手下的领导者，不可能把人才长期留在自己的团队里。

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时候，我经常提到勒布朗·詹姆斯（lebronjames）。尽管我们俩并没有私交，但我还是经常提到他。原因一是，在我眼里，他是现今世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原因二是，他从不满足于现状，永远都在奋斗。我曾经读过他的专访，里面说他不打球的时候都会看自己的比赛录像，找到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一直练习。一开始我觉得这太疯狂了，他已经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篮球运动员了。但从他的角度考虑，我就发现这确实说得通，因为他并不是在用其他球员的水准来衡量自己，而是以自己为标杆。最出色的领导者并不太关心所谓的“标杆”，也不把自己的团队和别人做比较。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团队还可以更好，也愿意坚持不懈地把团队带向更好的未来。

刚坐上局长的位子时，我曾经声称，联邦调查局的整体领导力文化都需要提升。说完之后，有人递给我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全美国17家情报机构中，联邦调查局的领导力水平排在第二位。我把调查报告递了回去，对他解释说，我并不在乎这个，我们不跟他们比，我们只跟自己比。现在，我们还远达不到标准。一位善良且强硬的领导者会非常爱护下属，知道自己的下属永远可以自我提升，这样的领导者会点燃下属的热情，让他们奔向更好的远方。

我知道我们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于是我建议所有人都去读一读马丁·路德·金的《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这是我读过的文章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篇。在某种程度上，马丁·路德·金受到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的影响，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在乱世中寻求正义的想法。从大学时期第一次读到这封信开始，我隔段时间就会拿出来重温一遍。我了解联邦调查局与民权运动之间的历史纠葛，尤其是对马丁·路德·金先生的监视，是联邦调查局历史上的一个污点。正因如此，我希望能多做一点儿贡献。我下令在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增设一门培训课程，希望所有参加培训的探员和分析师都能了解联邦调查局针对马丁·路德·金开展的这项任务。这项原本是为了反间谍而开展的合法任务为何会违背它的行动初衷，最终演变成为对民权运动领导者及其他民权运动者非法且恶毒的骚扰呢？我想让大家都记住这个好心却走上歪路的故事；我想让大家都知道，联邦调查局曾给马丁·路德·金发了一封勒索信，建议他自杀；我也想让大家回望历史，站在位于华盛顿的那座发人深省的马丁·路德·金纪念堂里，思考联邦调查局的价值与责任，也鞭策自己要不断做得更好。

联邦调查局的培训机构确实开设了这样一门课，所有参加培训的新员工都重温了这段痛苦的历史，在课程最后他们还参观了马丁·路德·金纪念堂。在那里，所有人都会从墙上挑一句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摘录下来。有人挑的是“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会威胁到所有地方的公正”；有人挑的是“衡量一个人的最终标准，不是看他身处安逸时持有的立场，而是要看他在面临挑战和争议时坚守的立场”。然后，他们要结合自己挑的这句名言与联邦调查局的价值取向，写一篇论文。这门课程并不是要告诉这些新员工应该思考些什么，而是要告诉他们，人必须要思考，思考历史，思考制度的价值取向。我最后一次看到的时候，这门课依然是匡蒂科所有的培训课程中最受欢迎的。

1963年10月，约翰·埃德加·胡佛给当时的司法部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f.kennedy）写了一份备忘录，请求司法部允许联邦调查局对马丁·路德·金实施电子监视。这份备忘录只有一页纸，5句话，没什么有意义的内容，在最底部，肯尼迪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授权联邦调查局可以随时随地监控马丁·路德·金。为了时刻提醒自己吸取这一事件的教训，我把这份备忘录复印了一份，就放在桌子的玻璃板下面。每天早上审核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那些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要对美国内部实施电子监视的申请的时候，我都要看一眼这份备忘录。跟胡佛一样，我必须得亲自签署这些申请。区别在于，如今这类申请文件要厚得多，还要送到法院去审批。我对手下的探员解释道，申请这种监视的许可实在是让我头疼极了，但这种头疼是必要的。

我一直留着胡佛的这份备忘录，并不是为了批判胡佛和肯尼迪的行为，而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失察，要时时约束自己的行为。我知道，胡佛和肯尼迪在做出这一决定时都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但他们缺乏的恰恰是对自己理论的检验，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检验他们自己的设想。公开审视自我是非常痛苦的，但这是改变未来的唯一方式。

联邦调查局的所有人都对我的这个想法和提议非常认同，从每年他们对我的匿名评分中可以看出来。但我也知道，有些联邦调查局同人对我看待联邦调查局的态度不太理解，因为我看起来总是对这个组织“不太满意”。但在联邦调查局内，人人坦诚相待，从不藏私。所有的问题、痛苦、希望和疑虑都拿出来摆在桌面上谈，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并提升自己。只有认清了自己的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解决它们，以合理的方式解决它们。小麻烦如果一直不解决就会酿成大祸。只有铭记我们的痛苦，正视我们的错误，我们才能不重蹈覆辙。

哈里·杜鲁门（harrytruman）曾经说过：“天底下唯一的新鲜事，便是不为人知的历史。”人类总是会重复自己的错误，重复自己的邪恶。我们一再犯错，只是因为我们总会遗忘。

此处的“速度与激情”指的是2006—2011年由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负责调查的非法枪支交易案件。由于2009—2010年，调查该案件的卧底特工基本都在赛车俱乐部做卧底，因此得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