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我需要你命令你的探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我被带离阿什克罗夫特的病房。”

米勒让我把电话给这位探长。探长接过电话：“遵命，长官。”然后，他把电话还给了我，一脸坚定地告诉我：“长官，您不会被带离这间病房的”。

我回到了阿什克罗夫特的病房里。这时候，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也来了。我坐在病床右边的一把扶手椅上，紧盯着阿什克罗夫特的左脸。他躺在床上，双眼紧闭，处于半昏迷状态。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站在我的身后。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戈德史密斯手里就拿着笔，把他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了下来。珍妮特·阿什克罗夫就站在床的另一边，握着她丈夫的右手。我们静静地等着，一言不发。

过了一会儿，病房门打开了，卡德和冈萨雷斯走了进来，冈萨雷斯手里还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这两位布什总统的心腹在我面前停了下来，就站在阿什克罗夫特的左腿边，我一伸手就能抓住他们。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就想，要是他们想逼阿什克罗夫特签署什么文件，我就这样拦住他们。但我知道，这个念头太疯狂了，我真要跟这两个人在司法部部长的病床前打起来吗？

冈萨雷斯首先开口：“部长先生，您还好吗？”

阿什克罗夫特嘟囔了一句：“不太好。”

紧接着，冈萨雷斯开始解释他和卡德的来意，说他们是奉总统之命，为了一个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项目而来，这个项目事关重大，必须继续进行下去。对此，他们已经向国会做了简报，国会已经知晓这个项目的价值，想让这个项目继续进行。紧接着，他又说道，他们愿意和我们一起解决项目中存在的所有法律问题。说到这儿，他停下了。

这时候，阿什克罗夫特做了一件让我震惊万分的事情。他努力用手肘支起身体，浑浊的眼睛抬起来，盯着这两个人，迅速回击了他们。他说自己之前被“星风”这个项目彻底误导了，他之前一直问这俩人要项目相关的法律支持文件，但这俩人始终以保密为由拒绝了他。阿什克罗夫特接着气愤地说道，他现在理解了这个项目的内容，因此有理由质疑其中一些行动在法律上是否合理。说完这些，他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一下子失去了平衡，跌回床上，喘着粗气。“但现在这都不重要了，我不再是司法部部长了”，他抬起颤抖的手，指向我，“这才是现任司法部部长。”

整个病房瞬间静默了，大家都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冈萨雷斯吐出了两个字：“保重。”

他们俩转身走了出去，看都没看我一眼。就在他们转过身去的那一刻，珍妮特·阿什克罗夫朝他们撇了撇嘴，吐了下舌头。

卡德和冈萨雷斯走了。5分钟后，鲍勃·米勒进来了。他弯下腰和阿什克罗夫特很温柔地说话，他说的话如果让别人听见了，都会大吃一惊，觉得这肯定不是平时那个冷漠古板的米勒。

他对阿什克罗夫特说：“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面对上帝的考验，这就是上帝对你的考验，而你已经通过考验了。”阿什克罗夫特没有回答。就像米勒之后在他的日记中写的那样，那个晚上，他发现这位司法部部长“极其虚弱，一度说不出话来，身上背负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

这个晚上，我简直要用掉了所有的精力。我的心怦怦地跳，感觉快要晕过去了。但当我听到鲍勃·米勒这些温柔的话语时，我几乎要哭了出来。最终，还是法律取得了胜利。

但无论是冈萨雷斯还是卡德都不会善罢甘休。一位探员叫我去隔壁房间接电话，联邦调查局在那儿设立了一个临时指挥中心。电话那头是卡德，他正在因刚刚跟阿什克罗夫特的交锋而怒气冲天。他让我马上到白宫去见他。

他刚刚在病房里对阿什克罗夫特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我备感愤怒。他刚刚就是在逼这个濒死的人违犯法律啊！我不能再退缩了，我对他讲：“鉴于你刚才的行为，我不会在没有第三个人在场的情况下跟你见面。”

他更生气了：“什么行为？我们刚才就是去探望他一下而已。”

这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但我没心情戳穿他。我又说了一遍，缓慢而坚定地说道：“鉴于你刚才的行为，我不会在没有第三个人在场的情况下跟你见面。”随后我突然想到了一点，就又加了一句：“而且我希望这位见证者必须是联邦总律师。”

“你是说你拒绝来白宫？”卡德的声音里透出一丝惊讶。

“不是的。我这就动身去白宫，只不过去之前我要请联邦总律师跟我一起去。”通话结束了。我想到了联邦总律师泰德·奥尔森（tedolson）。他和鲍勃·米勒一样，尊重法律，也和鲍勃一样，跟我没什么深交，但我欣赏他、尊敬他，更重要的是，总统和副总统也一样欣赏他、尊敬他。我确信，如果他了解了事实真相，一定会站在和我们一样的立场。我联系上了奥尔森，他也在外面吃饭呢。接到我的请求后，他马上同意到司法部来跟我会合，陪我一起去白宫。

晚上11点刚过，天空飘起了小雨，我和联邦总律师一起坐在车里，由联邦法警护送至白宫。我们沿着铺着地毯的台阶走到白宫西厢，走过椭圆形办公室，很快就到了卡德的办公室。卡德正站在门口等着我们，他让奥尔森在门口等一会儿，他要单独跟我谈谈。卡德看起来冷静了不少，我的直觉告诉我，现在不要因为让奥尔森在场这事儿跟他争执了。

我进屋后，卡德说我们两个都要冷静。他说他听到了一些“辞职的风声”。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杰克·戈德史密斯已经让并没有牵涉进此事的副手为他准备了一份辞职信。而他的副手提醒了自己在白宫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又告诉了卡德。这位办公厅主任机敏地嗅到了丑闻的味道，他并不想在大选年让这么一桩灾难性的丑闻登在报纸头条上。

我答道：“我觉得，如果人们用辞职做筹码来达到特定的目的，那就太悲哀了。”相反地，人们应该努力工作，坦坦荡荡地解决问题。但如果始终无法拨乱反正，问题又太重要而不能视而不见，那就只有辞职一条路可以走了。

这时，卡德办公室的门开了，冈萨雷斯进来了。他看见奥尔森坐在办公室门口，也邀请他一起进来了。我们4个人坐下，沉默良久，思考现在的情况。我们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冈萨雷斯和卡德也没对自己刚刚在阿什克罗夫特病房中的所作所为做出什么解释，但我们的情绪都平静了许多。在这种气氛中，我们休会了。

几年之后，我才有机会听我的手下讲他们那天晚上的经历。那天晚上，他们所有人都知道一定是有什么糟糕的事儿要发生了，都以最快的速度到了医院，但没有人真的知道是什么事情。我的办公室主任查克·罗森堡绕着医院走了好几圈都找不到自己的车。来的时候，他停了车就跳下来跑到医院找我，根本来不及注意自己把车停在哪儿了。找不到自己的车，他只能在凌晨两点半打车回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家。他妻子不能理解，为什么罗森堡没喝酒，却不记得车停哪儿了。而罗森堡还只能对妻子说：“将来我会告诉你为什么的。”他妻子更是迷惑不解了。等到罗森堡告诉她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几年都已经过去了。幸运的是，第二天他就找到了自己的车。

我最喜欢的是办公室副主任道恩·伯顿（dawnburton）的经历。晚上七点左右的时候，她的上司——也就是我——已经走了，她一一询问了整个四层大厅的人，想找个人一起出去喝一杯。但每个人都说太忙了没空，于是她只好回自己的办公室继续工作。过了不一会儿，一个同事冲进她办公室说：“快穿衣服，车库集合！”她下意识地答道：“是！”然后冲向车库。随后，她就和其他同事一起挤进车里，奔向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来到阿什克罗夫特病房楼下的大厅里，压根儿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到这儿来。当所有人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她又最后尝试了一次，问有没有人想去喝一杯，但最后也没人去。

3月11日，星期四，我凌晨才回到家。到家的时候，家里一片静寂。帕特里斯和5个孩子都睡得很沉。那段时间，帕特里斯知道我在处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正在和白宫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她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一个字都不能透露给她，因为只有信息相关人员，且在得到准许的情况下，才能获知这种机密信息。帕特里斯既不是相关人员，也没得到相关许可。所以，我什么都不能告诉她。这种与家人和朋友的信息隔离让我备感压力，很多执行秘密任务的夫妻都是这样的。我睡得很少而且烦恼异常，而帕特里斯并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我到厨房去找点儿吃的，看到帕特里斯把6个月前我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的一些话打印了出来，贴在了冰箱门上。那天，她和孩子们都出席了我的听证会。参议员就我出任副总检察长之后将如何处理与白宫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进行层层逼问。他们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我将如何处理政治上有争议的调查，帕特里斯贴在冰箱门上的，正是我当时回答的部分内容：

我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权宜，也不关心所谓的情谊。我只关心真相。我永远不会知法犯法。面对有争议的政策，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但我只会做正确的事。

几个小时候之后，我就被一条消息惊醒了。消息上说，恐怖分子在夜间袭击了马德里的市郊往返列车。接下来的一天，我们都是在这些恐怖袭击的消息中度过。我们司法部、中央情报局还有其他的情报机构一起，调查美国国内是否存在类似的阴谋或威胁。我们一大早在联邦调查局总部碰面，米勒局长和我一起坐车前往椭圆形办公室开恐袭简报会。我们见到了总统、副总统和他们的高级官员团队。没有人提到“星风”项目。

简报会散会后，我在走廊里拦下了弗朗·汤森（frantownsend）。我们曾一起在纽约做助理检察官。她现在是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的副手。赖斯没有跟副总统一起参加星期二那天的会议。有没有可能国家安全顾问并没有参与“星风”项目呢？如果她也参与了这一项目，她会不会保持着理性呢？

我对汤森说，我有个词要告诉她，我想让她帮我弄明白赖斯知不知道这个词。汤森看起来有点儿困惑，但我没有对她解释，而是继续对她说：“‘星风’。我想知道赖斯知道不知道这个词。”弗朗答应了我，说她会帮我弄明白。那天下午，汤森打电话来，急急忙忙地说，赖斯知道这个词，然后就把电话挂了。于是我明白了，我无法从赖斯那儿得到任何帮助。

而司法部这边，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已经证实，白宫已经在“星风”这个项目上保持静默。我们只能等待。傍晚时分，他们俩来见我，告诉我，总统对我们的警告置之不理，重新授权了这个项目。新的授权令和之前的有很大不同：需要司法部部长签名的地方已经被删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总统顾问阿尔贝托·冈萨雷斯的签名。阿丁顿还在上面添了其他内容，授权国家安全局执行一些之前的总统授权令没有提及的行动。

听到这儿我知道，司法部这场仗打输了。我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了，鲍勃·米勒的也是如此。我们俩都不会再为政府工作了，因为我不可能接受白宫这样公然违法的行为，而他也不可能指挥联邦调查局参加这样没有法律依据的行动。

我写了一份辞职信，回家告诉帕特里斯，我打算辞职了。和之前一样，我依然不能告诉她原因究竟是什么。

3月12日，星期五，天灰蒙蒙的。早饭前我就起床出门了，在我走后，帕特里斯对孩子们说：“爸爸可能要去找一份新工作了，不过没关系，一切都会好的。”我和鲍勃·米勒一起，照常在联邦调查局总部梳理了早上的恐袭信息，然后出发去白宫参加椭圆形办公室的恐袭简报会。我们默默地望着窗外的玫瑰园，等着老爷钟旁边的门被总统推开。那时候，我还想着要记住这些我再也不会看到的景色。这时候，椭圆形办公室的门开了。

这场会议的气氛十分诡异。我们讨论了马德里事件，讨论了“基地”组织，讨论了所有该讨论的事情，就是没讨论“星风”项目。双方都明白，一旦我们触及这个话题，表面的和平就会立即崩溃。会开完了，我们都站起身来要出去，米勒走在我前面。我马上就要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总统说：

“吉姆，我能跟你谈谈吗？”

我转过身，布什总统带我走到椭圆形办公室的另一头，穿过一个小厅，走到了总统的私人餐厅。餐厅里有一张四方桌，每侧都摆着一张椅子。我们坐下来，总统坐在背对窗子的那张椅子上，我坐在离门最近的那张椅子上。

“你看上去气色不太好，”总统单刀直入，“我们不希望再有人倒下了。”几天前，另一个机构的一名同事在离开白宫的时候，晕倒在地了。

“我这几天没怎么睡过觉，我压力太大了。”我也直言不讳。

“那让我把你肩上的重担减轻一些吧。”总统说。

“我也希望您能这样做，总统先生，但很遗憾您不能。我觉得我正站在两条铁轨中央，一辆火车就要从我身上碾过去了，我的职业生涯即将结束，而我一动都不能动。”

“为什么呢？”

“因为截至目前，我们都不能为‘星风’项目中的部分行动找到合理的法律基础。”

随后，我们讨论了这个项目的具体情况，也就其中有问题的那些部分交换了意见。最后我说：“我们就是无法证明这部分是合法的。”

“但行政机构的办事条例是由我说了算的。”总统说。

“确实是这样，总统先生。但司法部能否证实其合法性，是由我说了算的。在这件事儿上，我没法证明其合法性。我们已经尽力了，总统先生，但就像马丁·路德（martinluther）所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

“如果你早一点儿跟我们提出这些反对意见，该有多好。”

我吃了一惊：“总统先生，如果您的手下是这么告诉您的话，那您就被彻底误导了。这几周，我们一直都在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

他停了下来，好像在消化这个惊人的真相。“你能再给我些时间吗？给我到5月6日就行。我打算提交一项法案，那时候这个项目就没有问题了。这个项目真的很重要，如果5月6日我没法让法案通过，那我就叫停这个项目。”

“总统先生，这个我确实做不到。这几周以来，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

讲到这儿，我停顿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逾越了我作为律师的本分，给总统提了一个政治建议。“总统先生，我觉得我必须要说这句话。美国人民如果知道我们都干了些什么，他们会很担心的。”

从我们开始谈话到现在，他第一次生气了：“这事儿还是留给我来操心吧！”他的语气有些尖刻。

“好的，总统先生。我只是觉得有必要说这句话。”

他也停顿了一下，我知道这次谈话要结束了。就像我星期三晚上跟总统的办公厅主任讲的那样，我并不相信以辞职作为要挟就能赢得这场争论。我觉得，就算有争论，也应该坦坦荡荡地争论，等一切已成定局之后再决定是否要辞职。如果一言不合就要卷铺盖走人，总让人觉得有点儿输不起。

但我还是想要帮助布什总统。我欣赏他，希望他能够成功。而他显然没意识到前面的暴风雨有多强烈。整个司法部的领导团队都要离职了，就在他要重新参加大选的关键时刻。哪怕是在“水门事件”发生的时候都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离职事件啊。我得告诉他，得提醒他，但我又不想打破自己的原则。所以，我只能试试其他办法。

我磕磕绊绊地说：“呃，总统先生，我觉得您应该知道，鲍勃·米勒今天早上正在计划着离职呢。”

他又停了下来。“谢谢你告诉我。”他伸出手，请我回到了椭圆形办公室。我走过屋里的老爷钟，直接下了楼，鲍勃·米勒正在白宫西厢楼下等我。我开始跟他讲我跟总统都谈了什么，一位特勤特工走了过来，说总统想马上见米勒。

大约过了10分钟，米勒回来了。我们一起回到他的雪佛兰车里，在后座坐定。他让他的司机先出去一下。（后来，这位司机告诉我，他知道肯定出事了，因为这是20年来，米勒第一次让他出去待会儿。）接着，米勒告诉我，他和总统谈论的基本上是同样的话题。米勒坚定地向总统表示，如果“星风”项目再这么进行下去，他不会继续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随后，他恳请总统听听我们的理由。总统对他说：“告诉吉姆，做他该做的事让这个项目合法。”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只需要总统下一个命令。有了这个命令我们就可以绕过副总统、卡德和冈萨雷斯，也绕过了阿丁顿和他那个装满了秘密命令的保险箱。我们回到司法部，对我们的高级官员说了这个消息。现在，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请更多的好律师加入这个项目里来。那时候，泰德·奥尔森正在准备一场最高法院的辩护，因此他的副手保罗·克莱门特（paulclement）加入了我们的团队，同一时间加入的还有很多法律顾问办公室的优秀律师。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律师也加入了我们的团队。阿丁顿阻止不了我们将更多人吸纳进来。

整个团队周末都在加班，起草了一个新的总统政令，缩小了国家安全局的授权监控范围。我决定向白宫递送一份机密备忘录，总结一下问题所在以及我们建议的解决办法。这个备忘录将永远被记录在总统文件中，也回应了总统对米勒的指令。这个备忘录中记录了司法部将“星风”变为合法项目的全部过程。这个做法有点不厚道，因为这样做，就相当于把之前项目中那些出格的行为做了永久的全套记录，但这时候确实应该不厚道一回了。星期日晚上，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亲自把这个备忘录送到了冈萨雷斯家里。这个简报让白宫中的一些人气坏了。

随后的星期二，冈萨雷斯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份备忘录会从白宫送回我们手里。他让我不要过度反应，说白宫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不知道我的做法是否是“过度反应”，但我确实做出了反应，而且是非常强烈的反应。这份备忘录显然出自阿丁顿的手笔，简直就是重重地打了我们的脸。备忘录里说，我们实在是大错特错，简直就是篡取了总统的授权。这份备忘录否定了我们之前提出的所有改动，说这些改动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在行动层面，都没有任何必要。他们确实没有指着我们的鼻子骂，但实际上字字诛心。

我又抽出了我的辞职信，把上面的日期改成了3月16日。我感到无比愤怒。他们连总统给鲍勃·米勒的命令都不放在眼里，只为保留这个不合法的政令。我对阿什克罗夫特的办公室主任说，我这次真要递辞呈了。他让我再等等。他很确定，阿什克罗夫特肯定想跟我们一起辞职，但他现在病得太重，不能亲自递交辞呈，问我们能不能等他好点儿再说。当然可以。我又把辞职信放回了抽屉里。

两天后，总统毫无预兆地签署了一项新的政令，接受了我们提出的所有改动，就是冈萨雷斯那份备忘录里认为毫无必要的那些改动。政令上说，总统之所以做出这些改动，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星风”项目，并不是因为我们说他必须得改，也不是因为我们解释说法律要求这样改。这个说辞太幼稚了，但我们已经不在乎了。有了这个政令，“星风”项目的法律基础就很坚实了，法律顾问办公室就能为其找到法律依据了。5月，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带着团队的新律师们完成了这一项目的法律意见书，并将其写入备忘录递交白宫。

至此，“星风”危机结束了。

更加艰难的日子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