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周围的人毫无理性地向你发难，你仍能镇定自若、保持冷静……

——拉迪亚德·吉卜林《如果》

2004年3月10日，已经是晚上七点了。结束了一天工作的我身心俱疲。那时，我正代替生病的阿什克罗夫特代理司法部部长一职。这个位子将我推进了和布什总统的白宫团队的纠缠之中。而且这种纠缠愈演愈烈。

我坐在一辆全副武装的黑色雪佛兰萨博班里，沿着宪法大道向西走，陆续经过了几个博物馆、华盛顿纪念碑，以及白宫南草坪。那时候，政府高级官员根据被袭击风险等级的不同，有不同的安保措施。在曼哈顿做联邦检察官那会儿，我没有这样的安保待遇。但“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副总检察长的出行工具就换成了这辆全副武装的雪佛兰，身边还有一群武装法警陪伴。

本来，好不容易结束一天工作的我正想回家。电话响了，来电的是阿什克罗夫特的办公室主任戴维·艾尔斯（davidayres）。艾尔斯是那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人。此时，显然有一座大泰山要崩塌了，因为他的语气冷得像要结冰一样。艾尔斯刚与珍妮特·阿什克罗夫特通过话。珍妮特·阿什克罗夫特是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的妻子，这几天一直不眠不休地守在丈夫的病榻前。约翰·阿什克罗夫特被诊断出患有急性胰腺炎，一直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住院治疗。他的病情十分严重，必须卧床而且已经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房。

艾尔斯在电话里说，几分钟之前，总统想跟阿什克罗夫特通话。我知道总统为什么打这通电话，艾尔斯也知道，聪明的珍妮特同样知道。珍妮特跟她的丈夫一样，也是一名身经百战、言辞犀利的检察官。

珍妮特拒绝了总统的要求。她说她丈夫因重病卧床，神志不清，不能和总统通话。总统并没放弃，对她说要派总统顾问阿尔贝托·冈萨雷斯和总统办公厅主任安德鲁·卡德（andrewcard）到医院去看望约翰·阿什克罗夫特，跟他讨论一件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珍妮特·阿什克罗夫特马上给艾尔斯打电话说了这事儿，于是艾尔斯打给了我。

挂了电话，我马上对开车的法警说：“艾德，我需要尽快赶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可能是感受到了我话语中的急迫，艾德打开了应急灯，开始飞速前行，就好像是在赛车协会的赛场上一样。从这一刻开始，我确实是在赛跑，是在和总统先生的两位高级官员赛跑。这可以说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疯狂、最离奇的时刻。

“9·11”事件后，副总检察长的工作压力真是太大了。工作压力越大，我越希望能帮助我的团队成员在工作中找点儿乐趣。找到乐趣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开怀大笑，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一起在工作中找到意义和乐趣，我们的办公室一定会充满欢声笑语。同时，笑声也代表着我们没有把自己逼得太紧。

我做副总检察长的时候，为了带着大家找点儿工作中的乐趣，有时候会乐于当个白宫的“导游”。比如说，我去白宫开大会的时候，经常会带着一个之前没去过白宫的同事。大部分时候大家都挺乐意去，但有一次差点儿闹出事儿。

布什总统任期内很重要的一项提案就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各部门和机构为宗教团队筹措资金。大多数政府部门，包括司法部在内，都专门设了一个办公室处理这一与宗教相关的事宜。2004年，布什总统召集了好几个部门的领导，听取他们对这项政策的执行情况的汇报。我代表司法部参加。在开会之前，我被告知每个与会领导都可以带一名陪同人员，也就是说我可以带一个我的工作人员。

我非常了解这项政策在司法部的执行情况，并不需要人陪同。但我突然想起来，鲍勃·特罗诺——一名非常资深的联邦助理检察官——还没来白宫开过会。鲍勃是我在里士满的同事，我们一起处理过利奥尼达斯·扬的案子，他负责起诉了那个助纣为虐的年轻牧师。我让他到华盛顿来，帮我管理美国法警署和联邦监狱局。这些机构都是司法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白宫对这些机构历来不怎么关注。我觉得这趟旅程对他来讲，应该挺有意思的。

但出乎我的意料，鲍勃对我的想法并不怎么感冒。他对这个资助宗教团体的政策丝毫不知，一个字儿也没听说过，也并不想跟总统一起开什么简报会。我跟他说，他什么也不用干，只要听着就行了，我来做汇报。我劝了他好久，做了很多保证，他终于不情不愿地同意了。“别担心，我不会拿你开涮的。”

我确实没骗他，但天不遂人愿。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与宗教有关的简报会开始之前，我被叫去战情室开另一个会，而且那个会超时了。这天，布什总统并没有在战情室里跟我一起开会，而且他把那个与宗教有关的简报会的开始时间提前了。尽管布什总统这个提前开会的习惯与克林顿总统总是推迟开会的习惯相比，没那么恼人，但总统提前召开会议就意味着所有的参会人员都要提前好久到达会议现场。在我刚当上副总检察长的时候，就曾错过一次总统先生的反恐工作简报会。那次，我提前15分钟到达了会场，然后决定去个卫生间。卫生间就在椭圆形办公室外面不远。（我总跟家人说那儿有“世界上最高级的厕所”）。但当我回来的时候，椭圆形办公室的门关上了，会议已经开始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在会议进行中进入那个办公室，我是个新人，也不敢试。在外面绞尽脑汁、坐立不安了一会儿之后，我走了。

这次，换成鲍勃在罗斯福厅里坐立不安了。他挑了一个远离主会议桌的位子，看着主会议桌上写着我名字的桌签旁始终空着。一如往常，布什总统提前走进了会议室，不耐烦地扫视了一圈。可怜的鲍勃。

布什总统可能确实缺乏点儿耐心，他总是提前开会这事儿简直快把我逼疯了。但更令我震惊的是他强烈的、有时有点恶作剧般的幽默感。我还记得2004年的时候，他正在参加第二次总统大选，跟民主党人约翰·克里（johnkerry）竞争。克里当时总是用布什总统主持推行的一项政策攻击他，称这项政策为“失业版”经济复苏方案。

有一次，在早上的反恐简报会上，联邦调查局局长鲍勃·米勒汇报说，一名正在政府密切监控下的疑似“基地”组织成员巴巴尔又在纽约找了一个兼职工作。

米勒这个人平时没什么幽默感。但那次，他说完这句话就停下了，然后转向我说：“吉姆说……”

布什总统也看向我，副总统切尼也看向我。我都吓呆了。在会前，米勒和我正好说到这个事儿，然后我就开了个玩笑。但我并不想在总统先生面前开这个玩笑，怕一不小心惹他发怒。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都能听到挂钟嘀嘀嗒嗒的声音。我并没有接话。

然后总统催我说：“吉姆，你说什么了？”

我深吸一口气，心一横，接着道：“谁说您没有创造就业机会？这家伙都有两份工作了。”

总统大笑起来，我的心又放回了肚子里。副总统切尼没笑。走出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我拉住了米勒，苦笑着说：

“你简直吓死我了。别再这么干了，我都快让你吓出心脏病来了。”

米勒回答说：“多有意思啊！”然后又做了个鬼脸笑起来。米勒并不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很多人都害怕他这张扑克脸。据小道消息说，“9·11”事件之后不久，米勒的膝盖动了个手术。手术的时候他都不打麻药，只是咬了根皮带。但我很了解他，我知道他还是有幽默细胞的，只不过都是些黑色幽默和冷幽默罢了。这就是他的杰作之一。

我再一次解释道：“鲍勃，这个笑话只能我们两个之间说说，不应该给别人知道。”他理解了我的意思，但还是觉得这事儿太好笑了。事情过去了这么久，现在想想我也觉得这事儿挺好笑的。

我曾经也看见过布什总统恶作剧的一面。那是个寒冷的冬日早上，整个城市都笼罩在皑皑白雪之中，天冷极了。布什总统坐在他经常坐的那张椅子上，背对着壁炉和老爷钟。他马上就要乘坐“海军一号”出行，因此，记者们都一如往常地等在玫瑰园外，裹着厚厚的大衣，想要记录下总统的这次出行。

我正在就一项涉恐案件跟总统进行简单汇报，这时直升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总统冷着脸示意我停下来：“等一下，吉姆。”

他抬起手示意我停一下，稍稍转了一下椅子，转身看向外面的南草坪。那儿围着很多记者。我也随着他的目光向外看。随着直升机不断降落，螺旋桨卷起地上的雪，扬起白茫茫的一片雪雾。那些雪全都落在了外面等待的记者身上，没过一会儿，他们就像雪人一样，窘态百出的雪人。布什总统的表情并没什么变化，只见他把椅子转回来，把手放下，对我说：“继续吧。”

布什总统这么做可能确实有些恶趣味，很显然他很爱看别人被捉弄。但在我看来，他知道在这种高压高危的工作环境下，有点幽默感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总是这样，上一秒还在讨论生死攸关的反恐措施，下一秒就放声大笑，不能自已。这是我们保证自己能继续工作的唯一方式——在痛苦繁忙的工作里找点儿乐子。但那天在白宫，我的朋友鲍勃·特罗诺觉得自己跟总统的那次会面一点儿都不好笑。

果然，布什总统提前了5分钟到达罗斯福厅：“还有谁没到？”

有人跟他说，科米正在楼下战情室里开会。

“吉姆可以来的时候再追上我们的进度。咱们开始吧。”

鲍勃简直能感觉到自己的汗正在一滴滴顺着后脊梁淌下来。会上，每个部门都要做汇报，一个一个来。劳工部汇报结束了，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汇报结束了，教育部汇报结束了，农业部汇报也结束了。我还没有来。鲍勃开始耳鸣，他想起来自己对这个政策一点儿都不了解，根本没法回答总统的问题，一个字都说不上来。退伍军人事务部结束了，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结束了。他开始有点头晕，心脏快从嘴里跳出来了。商务部结束了，小型企业管理局也结束了。豆大的汗珠顺着衣服向下淌，他整个后背都湿透了。这时，门突然开了，我大踏步走了进来。

“啊，吉姆，来得正好。我们正要听司法部的。”布什总统说。

于是我坐下，开始汇报。随后，总统感谢了与会人员，然后就散会了。鲍勃看起来一点儿都不高兴。他咬牙切齿地在我耳边说道：“我真想掐死你。”

尽管我很注意培养“快乐”的工作环境，但司法部的工作中总有那么一些黑洞，一点儿乐趣都没有。在这些黑洞里，没有什么道德底线可言，只是不断地与白宫和其他政府部门打太极，做无谓的争论。这些争论让我们泥足深陷，大伤元气，我甚至担心会因此失去一些部门内最优秀、最有能力的律师。其中一个黑洞就是法律顾问办公室，就相当于行政机构内部的最高法院。在这里工作的律师经常被我称为籍籍无名、离群索居的修道者。他们都非常聪明，经常要解决很多来自其他行政机构的、无比艰难的法律问题。他们的工作就是对这些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然后就其是否符合法律要求给出结论。当然，要得出这个结论，他们需要考虑到法院、国会和法律顾问办公室之前就同类问题给出的结论。这真是太难了，因为很多时候他们都很难得出最后的结论。当他们面对的问题涉及机密信息的时候，工作就更难做了，遇到问题连个可以探讨的人都没有。

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是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goldsmith）。他之前是法学教授，性格阳光开朗，还有点娃娃脸，整天都笑嘻嘻的。但坐上了这个位子4个月后，他面对的问题就让他笑不出来了。“9·11”事件发生之后，当时的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顶着巨大压力很快签署了一系列法律意见书，然后卸任了。戈德史密斯顶了上去。在此之前，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律师们已经证明了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采取积极反恐行动的合法性。两年多来，总统和整个情报机构的行动都是基于那些法律意见书。但在戈德史密斯看来，这些意见书中的很多说法都大错特错。随后，布什政府内部就这些观点展开了激烈讨论，但越讨论越糟糕。

戈德史密斯的首要关注点放在了那时还是高级机密的“星风”项目上，他和另一位十分出色的律师帕特里克·菲尔宾（patrickphilbin）都认为这个项目的法律基础并不是那么牢靠。“星风”项目的法律意见书是由戈德史密斯的前任签署的，批准国家安全局在无须向法官申请授权的前提下，即可对美国境内的疑似恐怖分子和公民进行监视。整个布什政府都将这一项目视为对抗恐怖主义的情报来源。而布什总统似乎并不知道的是，国家安全局做得有点过分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只是法律基础不牢靠那么简单，按照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的结论，他们的做法明显是违法的。

我能理解政府开展这类项目的原因，也能理解其急迫性。“9·11”恐怖袭击事件中，3000名平民在一个万里晴空的早晨无辜丧命，使整个美国陷入无以言表的痛楚之中。那一天彻底改变了美国人民的生活，也改变了所有美国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我们发誓要竭尽全力阻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我们改进政府部门，重组联邦调查局，打破部门间的隔阂，开发新的工具，建立新的连接，都是为了能够避免如此巨大的灾难再次发生。“9·11”事件发生之后我回到曼哈顿担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那时，世贸大厦还冒着烟。那天晚上，我站在围栏外，看着消防队员在废墟中一点儿一点儿地搜寻生还者，找寻遇难者的尸体。我比谁都知道，我们要坚决打击恐怖主义。但我同样明白，我们要在正确的道路上与其战斗，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与其战斗。

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向白宫表达了他们的忧虑，主要负责与他们沟通的是总统顾问阿尔贝托·冈萨雷斯和副总统顾问戴维·阿丁顿（davidaddington）。在这两个人中，阿丁顿一直都是那个唱主角的。他是个律师，高个子，一脸络腮胡，说话很大声，带一点儿南方口音。实际上，阿丁顿就是副总统切尼的翻版。他总觉得别人都很愚蠢，而自己忍不了这种蠢人。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对阿丁顿说，“星风”项目的法律基础面临崩溃，这让阿丁顿勃然大怒。他们试图说服阿丁顿让我这个新任的副总检察长加入“星风”项目，好让我了解当时的形势。

对这个建议，阿丁顿强烈反对。从这个项目设计到获批再到此时，他成功地将其牵涉的人员保持在了最少数，在整个美国政府里，也不过就几十个人知道项目的细节情况。司法部里有4个人参与了这个项目，其中并不包括我的前任拉里·汤普森。对于这样一个挑战司法底线的国家重大项目来说，涉及如此少的相关人员，不说是史无前例，也是不同寻常的。阿丁顿甚至没有按照常规总统文件的保存程序去保存这个项目的相关文件。作为副总统的律师，他把这些有总统签名的政令就保存在他自己办公室的保险箱里。最后，在别人不断施压的情况下，阿丁顿才软了下来，允许我了解一点儿基本情况。

2004年2月中旬，我在司法部会议室里开了这场等待已久的简报会，听取国家安全局局长、空军上将迈克尔·海登（michaelhayden）对这一被列为国家高级机密的监视项目的简要介绍。海登是一个永远衣冠楚楚、和蔼可亲的人。他光头，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总愿意说点儿俚言俗语，三句话不离匹兹堡钢人球队。我们坐下来之后，上将的开场白我至今都记得：“我太高兴你能加入这个项目了，这样等约翰·克里当上了总统之后，我出庭做证时还能有个伴儿。”

这里他说的出庭做证指的是在国会听证会时，出庭陈述证词。他的这句话让我心里一沉。海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项目究竟在调查什么，竟然会让一个空军上将在下任总统上任时遭到国会的拷问？他为什么要跟司法部的二把手说这么一句话？我还没寻思过来，他已经开始介绍了。他把俚言俗语和官方口径结合在一起，这使他的汇报妙趣横生，也让我放松了不少。但我很快便意识到，上将的简报做得像流水账一样，听的时候很有趣，但当他介绍完，我再把他介绍的东西连在一起看时，却依旧什么都不懂。

海登走后，杰克·戈德史密斯和帕特里克·菲尔宾深叹了一口气，给我解释了一下这个监视项目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这个项目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在操作层面上都搞砸了。他们说，国家安全局正在执行的这个项目要求国家安全局在美国国内实施电子监控。但这个项目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为它不符合几十年前国会通过的一项法律。总统授权实施这个监视项目，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法律。同时，国家安全局的其他一些行为根本未经总统授权，更没有其他任何人授权他们这么干。海登上将的简报不够清楚并非他本人的问题，他不是个律师，也不是技术人员。他跟司法部部长阿什克罗夫特一样，即使跟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能谈论这个项目，所以也没什么人可以咨询或商量。“星风”项目本来是为应对国家紧急情况而发起的短期项目，就连阿丁顿都知道这是对总统权力的非常态使用，因此这个总统政令只是短时有效，一般只持续6周。这个总统政令将在3月11日失效。戈德史密斯告诉白宫，他无法继续授权开展这个项目。

既然我已经了解了真相，我得保证我的上司也知道全部真相。过去的两年里，阿什克罗夫特一直在给“星风”项目开绿灯，但现在他得知道这是个错误，不能再继续了。2004年3月4日，星期四，我和司法部部长阿什克罗夫特单独见了一面。我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星风”项目的所有问题，也阐明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再批准延期这一项目。我们在他办公室一起吃了个午饭。我吃的是从商店买的三明治，不是火鸡三明治就是金枪鱼三明治，我不记得了。那几天我实在是太忙了，于是我就把钱给了助理琳达·朗（lindalong），让她在这两种三明治里轮换着买给我作午饭。相比之下，阿什克罗夫特的午餐要正式得多，是他的厨师为他准备的。刚好我可以用这些胡椒瓶、盐瓶和刀叉做演示，分析了一下在“星风”这个项目里，哪些内容我们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予以支持，哪些必须整改或叫停。阿什克罗夫特听得很仔细。吃完午饭之后，他说我的分析很有道理，我们应该对这个项目进行整改，使其符合法律的规定。我告诉他，我们之前一直都是向白宫报告，但从现在开始，我将根据他的授权行事。

吃完午饭后，阿什克罗夫特要去波托马克河对面的亚历山德里亚市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参加一个媒体活动，但他没能去成。他在路上突发疾病，被紧急送往哥伦比亚特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他被诊断患有急性胰腺炎，这是一种让病患十分痛苦并有可能致命的疾病。那时候，我正要踏上一架民航班机去凤凰城参加一个政府会议。我刚下飞机就听说了阿什克罗夫特的情况。我的办公室主任查克·罗森堡（chuckrosenberg）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由于阿什克罗夫特已经丧失行动能力，我要临时担任司法部代理部长，需要立刻回华盛顿。他们派了一架政府班机接我回去。

回到华盛顿后，我星期五就跟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见了面。他们俩已经跟白宫沟通过司法部的立场。“星风”项目的最后时效只到3月11日，离现在还有一周的时间，若“星风”项目继续保持现状，司法部不会继续支持这个项目。那个周末，戈德史密斯被召到白宫去见冈萨雷斯和阿丁顿，但并没取得什么成效。冈萨雷斯依旧很友善，阿丁顿也依旧很愤怒。但这俩人都无法给出合理的理由让司法部改变主意，继续支持这一项目。戈德史密斯也告诉他们，我已经代任司法部部长了。

3月9日，星期二，白宫办公厅主任安德鲁·卡德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开会。卡德是个挺和善的人，我跟他一起开过很多次会也不见他说话。在他看来，他只需要保证总统的工作流程不出差错即可，并不需要提什么建议，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也和我一起去开会。副总统切尼主持这次会议，坐在会议桌主位上。我坐在他左手边第一个位子上。一起开会的还有海登上将、卡德、冈萨雷斯、联邦调查局局长鲍勃·米勒和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在我左手边最后面的地方找了两个座位。戴维·阿丁顿站在会议桌后面的窗台旁边。

会议的前半部分是由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用图表向我展示“星风”项目多么有价值，以及他们是怎么利用这个项目发现了“基地”组织在英国实施的一场阴谋。他们利用“星风”项目搜集来的情报生成了一张线图，显示了一群恐怖主义分子之间的联系。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当然，我对这个项目已经足够了解了，因此我非常怀疑，既然我们有其他的合法手段，是否一定需要国家安全局的这个“星风”项目才能搜集到这些情报呢？但我一句话都没说。我们司法部担心的并非这个项目的实用性，这不是我们司法部能决定的，司法部的工作是证实这个项目是否确实有坚实的法律基础。

在分析人员讲完他们的图表，离开会议室之后，副总统继续主持会议。我和他坐得很近，他后面站的是阿丁顿。副总统一脸严肃地看着我，就好像在说，这个项目真的很重要。但实际上，他说的是：“如果你们真的叫停了这个项目，上千人会因此丧失生命。”

屋里的气氛十分凝重，几乎让人喘不过气。很显然，虽然没有人宣之于口，但这个会就是为了逼我就范。副总统指控我的鲁莽会导致另一场“9·11”事件，甚至暗示我是故意这么做的。这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切尼并不想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也不想接受世界上凡事都有两面这个事实。对他来讲，只有他是对的，其他人都是错的，而这群意志薄弱的自由派律师并不想告诉他这一点。我气得头嗡嗡响，血冲上脑，脸颊绯红，但我很快恢复了镇定。

我说：“这些话除了让我感到很难过之外没什么用，并不能改变‘星风’项目的法律分析结果。我了解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但司法部的工作是确保其符合法律规定，如果项目仍保持现状的话，它就不符合法律规定。”

切尼明显备感沮丧，我能够理解他的感受。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曾在2001年出具一份法律意见书支持这个项目，司法部部长也在这两年多里，在各种场合证实了这个项目的合法性。他不禁问道，你们司法部怎么能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随便更改立场呢？

我对此表示同情，但随后表示，那个2001年的意见书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很明显属于“违宪无效”，没有任何律师会将它作为法律依据。

窗边传来阿丁顿冷冷的声音：“我是个律师，我就会将它作为法律依据。”

我仍盯着副总统，并没有理会阿丁顿，补了一句：“没有任何合格的律师会这么做。”

我很少会这样无礼，但阿丁顿的做法让我想起了一群人。阿丁顿总是欺负别人，跟之前在初中和高中时学校里欺负我的混混没什么两样，跟大一时那个欺负室友的我也别无二致。我并不喜欢这个人。自从我就任副总检察长职位以来，这几个月我、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都在尽量避开他的威胁。为了这个案子，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通宵达旦地工作，但阿丁顿还是威胁他们，欺负他们。这俩人都是正直、体面的人，都是好人。在我看来，正是阿丁顿的自大让我们陷入了现如今的境地。我受够了。所以，我并没有给他什么好脸色。毫无悬念，这个会议很快就结束了，双方并未达成任何一致协议。

司法部部长阿什克罗夫特的办公室主任戴维·艾尔斯一直跟我通报阿什克罗夫特的情况。他的情况确实不好。阿什克罗夫特的胰腺炎非常严重，可能会造成器官衰竭，甚至会导致死亡。他浑身疼痛，正躺在重症监护病房里。我跟副总统开会的那天，他正在手术室接受手术。

在星期三那天，“星风”项目异常平静，什么动静都没有，星期四就是现行政令失效的时候。而到星期三傍晚时，艾尔斯给我打了那通电话，告诉我阿尔贝托·冈萨雷斯和戴维·阿丁顿打算绕过我，直接跟阿什克罗夫特讨论这事儿。他们正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得想个什么对策才好。

在去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的路上，我打电话给我的办公室主任查克·罗森堡。我非常信任他，也相信他的判断。我跟他讲了现在的情况，让他到医院来。想了一下，我又说：“把能叫到的人都叫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觉得是我在曼哈顿做了多年联邦检察官的直觉告诉我，应该这么做。我们检察官一旦在法庭上遇到什么问题，就会通知大家“请大家到第x法庭来”，这时候，我们就会从办公室出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知道肯定是有同事需要帮助了。

查克·罗森堡很好地执行了我的想法。他通知了我所有的手下，很快一群律师就向医院进发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来干吗，只知道我需要他们。随后，我又给联邦调查局局长鲍勃·米勒打电话，他正在跟妻子和他们的一个孩子在餐厅吃饭。我对他说了一下情况，想请他到医院来做个见证。其实米勒和我并没什么私交，在工作之外的场合也没怎么见过面，但我知道他会理解我。米勒尊重法律底线，对法制边界十分关心，他的一生都致力于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我跟他说完这个情况后，他说他马上赶过来。

我的车在医院门口来了个急刹车，停了下来。我立马跳下车，跑向阿什克罗夫特所在的楼层。看到卡德和冈萨雷斯还没到，我松了一口气。阿什克罗夫特的重症监护病房在走廊的尽头，和其他病房隔开。整条走廊灯光昏暗，有六七个联邦调查局探员把守着，负责保护他的安全。我走过去，向这些探员点头致意，径直走进了阿什克罗夫特的病房。他躺在床上，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面色灰白，显得很疲惫，他好像没认出来我。我尽力向他描述了一下现在的情况，提醒他这事儿跟他住院之前我们的那次谈话有关系。我不知道他是否听进去了，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想起来我说的是什么事儿。

随后，我到走廊里，对外面负责安保的联邦调查局探长说：“一会儿卡德和冈萨雷斯会带着一群特警赶来，我知道这么说你们可能难以相信，但我怕他们会用武力把我带离这间病房，好能和阿什克罗夫特单独谈话。”跟这位联邦调查局探长交流的过程中，我又给鲍勃·米勒打了个电话，他正朝医院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