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说谎的人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但第二次、第三次就会容易得多，然后说谎就会变成习惯，最后，他的谎言会像流水一样，而他说的真话则无人采信。语言的虚假会导致心灵的虚伪，最后吞噬人性中所有的美好。

——托马斯·杰斐逊

2005年3月，玛莎·斯图尔特（marthastewart）被刑满释放。那时，媒体大肆宣扬的都是她在被拘留期间净资产不降反增，就好像检察官起诉这个女人是为了摧毁她一样。实际上，她被起诉是因为她在调查期间做伪证，对她的处罚也向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无论你是谁，都不能妨碍司法公正。

当时，我正在拉斯维加斯做一个演讲。我知道媒体一定会就玛莎·斯图尔特一案采访我，看看我的反应，因为是我起诉了她。也正因这起案件，我获得了大量的媒体关注，遭到不少公众批评。不出所料，一个摄影师和一个当地记者来到我面前，记者把麦克风往我面前一递，一口气说出了他的问题：“科米先生，玛莎·斯图尔特今天出狱，身价比她入狱之前涨了两亿，对此您怎么看？”（他故意把“怎么看”这三个字拖了老长。）

我停顿了一下，对着摄像机，慢慢说出了我在脑海中演练了很久的话：“我们司法部的目的就是好好改造罪犯，然后使他们成功地重新回到社会。至于斯图尔特女士，她可能比别的罪犯改造得好，我们对此没必要担心。”我板着脸，点了点头，然后走开了。这名记者显然没有意识到我在开玩笑，但摄影师（作为媒体圈里更接地气的人）已经笑得前仰后合，摄像机都握不住了。最后，这段片子并没用上，因为画面晃动得太严重了。

玛莎·斯图尔特并没犯什么惊天大案。起初，我甚至觉得这个案子有点小题大做，因为这与我们整天忙活的那些案子相比，与那些影响国计民生的案子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但有些事情让我改变了对这个案子的看法，这个案子不仅仅是一个有钱人把即将崩盘的股票抛售出去，还关系到更高层次的东西。同时，这个案子将会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我今后的执法生涯，给予我的教训令我终生受益。

人的一生中，每个人都会说谎。重要的不是我们说了谎，而是我们在哪儿说谎，说了什么谎，多久说一次谎。

我这种身高的人，最容易被人问的问题就是——你大学打篮球吗？其实我不打，但想说明我为什么不打可就没这么简单了。我不打篮球是因为我发育得晚，我膝盖有伤，而打篮球又需要太多时间练习。我觉得没人想知道这些，就算他们想知道，茶水间的日常谈话也未必有这么多时间。因此毕业之后，但凡有陌生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会回答：“我打篮球。”就连念法学院的时候，一起打球的朋友问我本科时候打不打篮球，我都说我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可能是因为我不自信，也可能是这个答案不需费口舌，又或者是我想让别人觉得我是个校园球星。这似乎是个傻孩子说的一个无关紧要的谎话，但谎话就是谎话。它让我的内心备受煎熬。因此，法学院毕业之后，我给朋友们写信，承认我对他们说了谎，我其实之前并不打篮球。他们都能理解我，还有一个给我回信（能回信的都是真朋友）说：“我们知道你之前不打球，但我们觉得无所谓。你是个好人，篮球打得也不错。当然，有些时候你也会犯蠢。”

我觉得，我如此在意这个小谎言的原因，是怕说谎会成为我的习惯。这么多年来，我见过太多的骗子，他们的谎言如流水，最后甚至失去了分辨真实与虚假的能力。物以类聚，那些爱说谎的人身边聚集的也都是爱说谎的人。那些不愿意放弃节操去欺骗别人的人都被逐出局，那些愿意忍受谎言与虚妄的人逐渐成为这个圈子中的核心成员。这样的圈子也吸引着其他骗子加入。这就形成了一种说谎的氛围，最终说谎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这些随便说说的小谎，实际上非常危险。“小时偷针，大时偷金”，谎言会越说越大，酿成的后果也会越来越严重。

每年，总会有那么一些人被指控犯有内部交易罪。一群衣冠楚楚的人被铐起来，在镜头前面一一掠过，走进法庭。一般除了经济媒体，公众对这类案件关注度不高。但在2002年1月，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生物科技公司涉案，其股东成员中有一位知名的大人物。而这个案子的卷宗出现在了我曼哈顿的办公桌上。

2001年年底，萨姆·瓦克萨尔（samwaksal），英克隆（imclone）制药公司的总裁，卖出了自己手上大部分的英克隆公司股票，因为他了解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拒绝批准该公司新开发药物的生产许可。问题在于，大众对此事并不知晓。按照法律规定，公司总裁在了解了不为普通股东知晓的关键信息之后，不可买卖公司的股票，否则就犯了内部交易罪。瓦克萨尔此举就相当于把自己送到了执法部门的枪口上。很明显，他有罪，应该被起诉。但需要进一步调查的是：2001年圣诞节后卖出英克隆公司股票的其他人是否也知道了这个机密的、未公开的信息。

这笔交易发生在曼哈顿，属于我的管辖范围，于是我很快召集了手下一帮明星助理检察官去协助调查。我的副手是戴维·凯利（davidkelley），一位职业助理检察官，同时也是我的好友。刑事部门主管凯伦·西摩（karenseymour）之前也是一名检察官，同样是我的好友，负责管理刑事部门的所有助理检察官。是我说服了她离开华尔街的律师事务所，帮我带领刑事部门这个团队。我们三个在一起做了所有艰难的决定。我们就像所有的老朋友一样，一起开怀大笑，一起争论不休，也一起开彼此的玩笑。我很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因为他们总是对我坦诚相待，就算我已经被血淋淋的现实围绕，他们也从不欺瞒。

组织机构中，尤其在等级森严的组织机构中，最大的危险就是反馈渠道不通畅，领导者无法知道下属的不同意见，也听不到真实的反馈。这就很容易让组织中的成员生活在欺瞒和错觉当中。若组织的领导者过于自负，不肯谦恭近人，就会养成妄自尊大的坏毛病，逐渐远离群众。纽约的黑帮组织就是这样没落的。而讽刺的是，朱利安尼领导下的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虽然最终将黑帮组织绳之以法，却也面临这一问题。现在，既然我坐在了朱利安尼的位置上，我就要当心，不能重蹈覆辙。

现在，在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创建新的工作氛围成为我的责任。我要吸取朱利安尼的教训，发扬费伊的优点，创设良好的工作氛围，让团队的所有人都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从我第一天任职开始，我就试着将这种态度融入工作当中。在我任职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期间，我录用了差不多50位新的助理检察官。每一位助理检察官宣誓就职的时候，我都会在现场见证。我请他们邀请自己的家人参加宣誓就职仪式。我告诉他们，他们站起来宣誓自己今后会代表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一刻，是值得终生铭记的一刻。因为自那一刻起，他们所说的一切，人们都会相信。尽管我并不想戳破他们美好的梦想，但我必须告诉他们：人们愿意相信你们并非因为你们自己，而是因为无数的前辈检察官前赴后继，恪尽职守，惩奸除恶，去伪存真，最终为今天的你们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而这笔财富，我称之为“信用水池”。我告诉他们：这个“信用水池”里承载的信任和信用，是你们的前辈竭尽全力，一点一滴为你们积蓄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信用水池”，我们才得以开展我们现在的工作。这是一笔无价之宝。我对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检察官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宝贝也不例外。你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保护我们的“信用水池”，保证其完好无损，甚至为其填注力量，然后将它传递给你们的后辈。要想装满这个“信用水池”，可能需要很久，但要想毁掉它，是非常简单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人的行为不端就可能毁掉几百年来所有前辈的努力。

在瓦克萨尔这个案子上，政府的调查人员，包括联邦调查局探员和分析师一起对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他们列出了一张人员名单，上面都是和瓦克萨尔在同一时间卖掉英克隆公司股票的人，其中就有玛莎·斯图尔特。就在瓦克萨尔卖掉自己手里股票的同一天，斯图尔特也把手里的英克隆公司股票都卖了。当时，公众并不知道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并未批准英克隆公司新药的生产许可。卖了手里的股票之后，斯图尔特女士避免了5万美元的损失。这点儿小钱对于这位身家上亿的女士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但调查员出于谨慎起见，还是去拜访了斯图亚特女士，询问了她出售股票的原因。

斯图亚特是瓦克萨尔的朋友，所以调查员觉得她可能会说，当她知道瓦克萨尔卖掉公司股票的时候，她也照做了。她当然会说她并不知道这笔交易有什么问题，如果真有什么问题的话，她感到很抱歉。这种情况下，最后调查员会给她一个严正警告，也可能开出一张对她来讲不值一提的罚单，然后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但斯图亚特并没有这么做。

斯图亚特告诉调查员，她和她的股票经纪人达成了一项协议，如果英克隆公司的股票跌到某个价格，或者说“触底”了，那就立刻将其卖掉。斯图亚特说，她在卖股票之前，并不知道瓦克萨尔把自己手里的股票卖了。可能就是因为瓦克萨尔大量抛售英克隆公司的股票导致了股票价格的暴跌，因此斯图尔特才卖掉了自己手里的股票。这事儿就是个巧合，没什么可调查的。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才不相信什么巧合。斯图亚特的说法让他们想要进一步深究。调查员查到了很多疑点，但其中最可疑的就是斯图亚特和瓦克萨尔的股票经纪人居然是同一个人。同时，他们也了解到，这个经纪人在瓦克萨尔卖掉股票的那天早上，给斯图亚特打了个电话。但是，斯图亚特那时候正在去墨西哥的私人飞机上，并没接到这个电话。因此，经纪人给她的秘书留了个信儿，说自己有很紧急的事情，是有关瓦克萨尔的，必须要马上跟斯图亚特商谈。

该案件的调查启动之后，联邦调查员获得了经纪人手写的便条，证实了之前斯图亚特关于售卖股票协议的说法。但便条上的字是由两种不同的墨水写成的。能支持斯图亚特说法的部分是用一种牌子的墨水写的，而其他的内容则是由另一种牌子的墨水写的。

随后，调查员又查到了一个疑点。他们询问了斯图亚特的秘书，了解到在联邦调查员开始调查英克隆股票抛售案之后，斯图亚特曾让秘书把自己和经纪人的电话记录调出来，然后她走到秘书的办公桌前，让秘书起来，自己坐下，开始删掉经纪人打电话来想商谈关于瓦克萨尔一事的那部分信息。但斯图亚特在中途停止了操作。显然她觉得自己在潜在证人面前就这么删掉证据实在是太蠢了。如果被检举，这就是妨碍司法公正的重罪。她突然站起身来，让秘书把自己刚才删掉的地方恢复。

我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喜欢玛莎·斯图亚特这个案子，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时间花在那些更为重大的案件上。20世纪90年代正是科技泡沫破碎的时候，伴随着急剧动荡的市场环境，一大批公司诈骗案涌现出来。借用沃伦·巴菲特的名言：“当大潮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当市场的大潮退去后，安然（enron）、世通（worldcom）、阿德菲亚（adelphia）等公司的诈骗行径暴露，造成了多家公司破产，成千上万的人丢掉工作，投资者损失了几十亿美元。那时候，为处理这些大案子，我们夜以继日地在纽约的办公室里工作。这些案子太难了，要动很多脑筋才能最终破获。这跟我之前处理的贩毒案太不一样了。我处理过很多贩毒案，那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被告和毒品交易之间的联系。如果联邦探员闯入一个旅馆房间，发现一公斤海洛因堆在桌上，那桌边坐着的所有人都要坐牢。这些人之中，没人会说自己不知道买卖毒品是违法的，也没人会辩解说自己的会计师或律师已经检查了这些海洛因，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美国法律的要求。因为这些理由都是没用的。所有人都要进监狱。

但在公司诈骗案里，重点完全反了过来。忙活了一天，探员终于调查清楚这些交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了，终于知道交易的双方是谁，都交易了些什么。但涉案的每个人都会说自己完全不知道这些以抵押贷款支持的交易、逆向回购交易、外汇掉期交易等错综复杂的交易是非法的。他们肯定会说，自己对那些蒙受重大损失的人感到非常抱歉，但自己确实不知道自己哪里违法了，也压根儿就不想犯法。

于是，向陪审团证明这些人内心是否在图谋不轨的重任就落在了我们调查员和检察官的肩上，而且要使12位陪审员一致认同案件中公诉方证据充分、符合规定。要调查并指证罪犯实在是太困难了。20世纪，电子通信设备的发明为执法部门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但取证依然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有时候，电子邮件里确实有一些直截了当、无可辩驳的证据。在我办过的一个案子里，一个财务主管就给另一个财务主管发邮件说：“我就祈祷证券交易委员会不会发现我们在干吗。”他的同事回复道：“别管证券交易委员会了，联邦调查局来的时候，我肯定就完蛋了。”这些证据确实很有利。

但通常情况下都没这么简单。联邦调查员在调查犯罪意图时经常受到阻碍，尤其是涉及巨大经济损失的案件。人们口头呼喊着公司高级管理者“一定知情”并不够，要排除合理性怀疑，找到能够证明他知法犯法的证据。在这种时候，公司的高级管理者总是表现得十分震惊，震惊于自己手下的员工居然敢违犯法律，以此表示自己对犯罪行为毫不知情。

我们有这么多复杂的大案子要忙，我为什么要关心玛莎·斯图亚特的案子？这不过是个简单的小案子，不过是个富人在自己的朋友卖了某公司的股票后自己也跟着卖了，而事后又对调查员撒了个谎罢了。我们有证据表明这是个内部交易案，如果我们再上纲上线一点儿，指控嫌疑人意图妨碍司法公正也就是了。但这个案子远不止这么简单，因为这个案子涉及一个人人爱戴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陪审团的同情心异常高涨。斯图亚特在电视上教会了我们很多小窍门，我也曾按照她的建议，在感恩节烤鸡下面垫一层罗勒叶。为什么要起诉她，惹这个麻烦呢？谁又关心这个呢？

但很快，这案子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一天下午，担任该案件调查小组组长的助理检察官冲进我办公室。从我办公室里能看到布鲁克林大桥曼哈顿这侧的风景，可以看到纽约市警察局总部。从早到晚，我都能看到布鲁克林大桥上人来人往，纽约市警察局总部总有人进进出出。调查小组组长冲进来时，两只胳膊举过头顶，仿佛预示着胜利一样。他笑着告诉我他们找到了关键证据。

非常出人意料，这个案子的关键证据来自玛莎·斯图亚特最好的朋友，玛丽安娜·帕斯特纳克（marianapasternak）。就在这个所谓巧合的股票抛售发生之后几天，这两位都到墨西哥的卡波圣卢卡斯过新年假期。帕斯特纳克告诉调查员，她们在酒店阳台上闲聊的时候，斯图亚特对她说，她之所以卖掉所有英克隆公司的股票是因为她的经纪人说瓦克萨尔把自己的股票卖了。然后斯图亚特又说：“有这样一个经纪人实在是太好了！”

这就意味着，玛莎·斯图亚特确实对我们说了谎，而我们现在也有充分的证据能证实她说谎了。实际上，她根本没必要说这个谎。她本可以选择主动退还那5万美元（对她来讲，这5万美元简直是九牛一毛），然后表达出自己的悔改之意，发誓说她也不会再干这种内部交易的事儿了，这事儿就可以了结了。然而，她选择编织一个精心的谎言，然后让别人给她掩盖行迹。

斯图亚特除了有一堆狂热的粉丝帮她说好话之外，她的律师团队也十分给力。她的辩护律师给出的理由之一就是：一个身价上亿的人居然为了区区5万美元不惜触犯法律，而且还是在去墨西哥的私人飞机上干这事儿，实在是没有必要。她的时间太宝贵了，这些琐事根本不需要她浪费精力。听了这个辩护理由后，我问她的律师团：假如在一个周末的早上，斯图亚特女士端着一杯咖啡，走出自己豪宅的门，沿着蜿蜒的花园走道去取当天早上的《纽约时报》。突然，她看到报纸边上躺着一张5美元的钞票，你说她是会捡起来呢，还是对这种“琐事”视而不见呢？律师团一片沉默。她当然会捡起来了。只需给经纪人打个电话，就能避免自己5万美元的损失，她当然会这么做。大多数人都会这么做，尤其是当人们对内部交易罪这种罪名并不熟悉时。

我咨询了刑事部门主管凯伦·西摩，看看她能不能与斯图亚特的团队进行认罪协商。凯伦并不想这样做，因为她手中已经握有强有力的证据，跟犯罪嫌疑人进行认罪协商可能让他们以为我们的证据并不确凿，但她还是试了试。起先，斯图亚特的律师团说她愿意认罪，后来又说她绝不认罪。我猜测，要么是他们想试探我们的决心，要么就是没能劝服他们的当事人在这个不可能打赢的官司上认罪。但对于我们来讲，如果我们想要将斯图亚特绳之以法，我们就得对她提起诉讼，然后跟这个受人爱戴的公众人物打官司。尽管这个案子证据确凿，但我依然犹豫了。我知道斯图亚特那些媒体圈的朋友会如何维护她。他们会说我就是想借这个案子捧红自己，说我打着司法公正的幌子拿公众人物开刀，说我就是另一个鲁迪·朱利安尼，踩着别人的肩膀上位。关于这一点，斯图亚特的律师早已透露过。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思考良久。我并不想让自己成为媒体舆论的焦点，更不想遭到不公正的指责。正在我为自己和自身形象担心的时候，我想起一个年轻的黑人牧师。

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担任联邦助理检察官主管。我就是那时候认识他的。当时，他是里士满浸信会第四教堂的一位年轻的助理牧师。教堂里的高级牧师是当时里士满市的市长——利奥尼达斯·b.扬（leonidasb.young），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但不幸的是，扬市长可能是太有魅力了，甚至有点招蜂引蝶。他已婚并育有子女，却同时跟很多女人有婚外情。为了保持这些婚外情，他甚至去做了阴茎植入。后来，这个手术失败了，留下很多后遗症，要花大价钱护理。他又得花钱治病，又得花钱给这些情妇买东西、安排旅行、住酒店，扬市长有些捉襟见肘。他决定要赚点儿钱。但不幸的是，他选择了利用职位便利谋求财富，并且让他的助理牧师来帮他干这事儿。

那时候，里士满政府正盘算着将公共墓地私有化，其中一个竞标公司联系了扬市长。而市长表示，如果这家公司想在竞标中一举成功，那就得雇几个人，比如说请他的助理牧师去做“顾问”。然后这个公司就雇用了这位年轻的助理牧师，给他开了好几万美元的支票。银行记录显示，年轻的牧师兑现了这些支票，然后把这些钱都给了扬市长。

我的同事鲍勃·特罗诺（bobtrono）和我一起去见了这位年轻的牧师。在这位年轻的牧师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让我想要去帮助他。我看着他的眼睛，告诉他我相信他是个好人，他这么做都是为了报答他的人生导师，那位教堂高级牧师、里士满市市长利奥尼达斯·扬。就我们所知，这位年轻的牧师并没有把不义之财据为己有。我跟他说：如果你认罪，你不会有事的，但如果你说谎，我就得起诉你了。我还告诉他，总有一天，扬市长会把他供出去的。他有点慌了，额头冒汗，但仍坚持称这家公司雇用他是因为他的“专业水平”，称他并没有给扬市长钱。

会面结束后，我感到深深的悲哀，因为我能看到一个原本前程似锦的年轻牧师亲手毁了自己的未来。利奥尼达斯·扬被指控，他承认了自己非法获利的罪行，被判收监入狱。为了减免刑期，他供出了助理牧师，指控其帮助自己洗钱。就这样，这位年轻的牧师因做伪证而被起诉，起诉他的检察官是鲍勃·特罗诺。庭审现场，利奥尼达斯·扬出庭指证了他。就这样，这位年轻的牧师因做伪证被判处15个月有期徒刑。我在本书中隐去了他的名字，我希望他出狱后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就在我站在曼哈顿的办公室窗前，想起这位年轻牧师的时候，我突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这位牧师并不知名，出了里士满，我可能是唯一一个知道他名字的人。而我此刻，坐在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的椅子上，居然仅仅因为不想受到指责就犹豫要不要起诉玛莎·斯图亚特，而且我居然真的因为她是个富有的名人就有放过她的念头！这简直就是在断送司法公正！我简直就是个胆小鬼！

想通了这点后，我让戴维·凯利去调查，过去这些年里美国究竟有多少人因做伪证而被起诉。有多少“普通人”面对联邦调查员说了谎，随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答案是2000人。凯利告诉我，我得坚定自己的信念，我们做的是对的，我得坚持走下去。他说得对。我对我的下属们说，我们要起诉玛莎·斯图亚特。我决定让凯伦·西摩出庭起诉。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深思熟虑做出决定后遭到了无尽的指责。很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理解我为什么非得小题大做，为什么非得毁掉玛莎·斯图亚特。我肯定是疯了才会做出这种正常人不能理解，也不会支持的决定。来自各方的指责让我保持了清醒：我们用正确的方式做了正确的决定，我对此完全认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案子也为将来的执法提供了良好的先例。斯图亚特最终被定罪，判处5个月有期徒刑，在西弗吉尼亚州奥尔德森监狱服刑。

斯图亚特的案子提醒我，司法系统最终是个信用系统。我们无法分辨人们是否说谎，是否藏匿了有用的文件，因此当我们能够证明他们说谎，证明他们藏匿文件的时候，我们就要揭发他们。这种做法给公众传递了一个信息：人们要为在执法人员前面说谎而付出沉重的代价。人们要对在执法人员面前说谎心怀畏惧，否则司法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