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相信福祸相依，也一直相信我们能赋苦难以意义，予灾祸以价值。

——赫尔曼·黑塞

我和很多伟大的男性共事过，但对我的生活和领导能力影响最大的两个人都是女性。

1993年，甘比诺家族的案子完结了。我遵守了我的诺言，和妻子帕特里斯一起搬到了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我们在那儿没什么朋友，但养家的成本小得多，生活也舒适得多。

一开始，我在一家律师事务所谋了个差事，后来又重操旧业，在里士满做一名助理检察官。其实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也不错，挣得多，同事之间处得很好，但我就是有点怀念我以前的工作，尽管它的工作环境没那么好，工资也没那么高。我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有用一点儿，为社会做点儿什么，为那些需要我的受害者争取权益，但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并不能理解我。

我的新上司是联邦检察官海伦·费伊（helenfahey）。她是弗吉尼亚州东部所有联邦助理检察官的头儿。费伊的晋升之路不同寻常，而且非常鼓舞人心。孩子小的时候，她是个家庭主妇，在家照顾小孩；等孩子长大了，她就到国防部下面的一个部门工作，一开始她只是个打字员。与此同时，她一直在求学，坚持了17年时间。她曾经对媒体说过：“人要一步步来，我就是这样的。一次打一份工，一份工至少做满一个月，一次上一门课。”她至今没有拿到学士学位，但由于考试成绩好，工作履历漂亮，她依然成功地考上了法学院。

1996年，我开始跟着费伊工作，那年我35岁。我在里士满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做一个小主管，和其他三个主管一起在费伊手下工作。那时候，我抱负满满，尤其希望能在反暴力犯罪和反腐工作上做出一番成绩。我曾经在曼哈顿担任联邦助理检察官，后来又在里士满的一家大律所做合伙人，这些经历让我觉得自己在这儿是个红人——我妈以前总喜欢这么说我，但她可不是在夸我。可能是潜移默化中从鲁迪·朱利安尼那儿学了些他的调调，我喜欢抛头露面，渐渐地成为里士满联邦执法机关的代言人，代表部门出席各种场合，还上了电视。一家免费发放的里士满周报将我作为封面人物，称我是“一个好人”，并把我的头衔写成了“联邦检察官”，而不是“联邦助理检察官”。这张照片是在我里士满的办公室里照的，但糟糕的是，我并没有告诉我的上司。如果是在鲁迪·朱利安尼手下工作的话，这种行为会让我死得很惨。当我看到这些印着我照片的报纸分发得到处都是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完蛋了。然后我想起来，我的头儿不再是鲁迪·朱利安尼了。费伊想看到我成功。她的确笑话了我，而我也确实活该，但更多时候她是为我感到高兴，我们是同一阵营的战友。

海伦·费伊用她自己的方式领导着我们，很少有领导者能做到她那样。我知道有人在背后说她软弱：“她简直是把里士满拱手让给科米了。”但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是在放手让我成长，偶尔在我身后提点我几句，以免我误入歧途。最后，我们总是能大获全胜。她不在乎那些小肚鸡肠的人在背后怎么说她，这一点我真的很敬佩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觉得她的这种品质是难能可贵的。她把团队的利益和工作成果看得比她自己的名声和感受更重要。

那时，我们正致力于调查持枪犯罪，试图降低里士满的谋杀率，但有些联邦法官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激烈反对，因为他们认为此类案件不应归于联邦法院。对此，我并不在乎，里士满的团队也不在乎，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拯救生命。于是我们奋力前行，最终惹怒了一个高级法官。他签发了一项命令，要求拘留联邦检察官海伦·费伊，缘由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行政错误：未能按时填写申请表，申请由联邦法警在指定日期将一个罪犯带到庭上候审。然而，这张表是我们填的，费伊压根儿跟这事儿没关系。她几乎一个月才来里士满一次，根本没必要把她扯到这事儿上来。但这位法官就是这么做了，为的就是让费伊和我们知难而退。

但他不了解海伦·费伊。

在费伊出席听证会那天，整个法庭、法院走廊和外面的街上都挤满了警员和联邦探员。费伊冷静地走向被告席等候。法官出现了，看到这么多执法人员都到场支持费伊，他有点慌乱，开始抱怨我给他带来了多大麻烦，他完全忽略了费伊，把怒火都转嫁到我所在的听众席。然后，他撤销了对费伊的指控。费伊觉得这事儿简直匪夷所思，但是她告诉我们，我们做得对，而且要继续努力。

我整个职业生涯的领导能力都来源于费伊的信心，不仅是对我的信心，而且是对她自己的信心。她在团队的成就中显得熠熠生辉，而我们在她的光芒里绽放自我。我们爱戴她。她因为足够自信而保持谦逊。

然而，对我的领导能力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妻子帕特里斯。

人固有一死，这是无法避免的。我曾经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而在“拉姆齐强奸犯”的影响逐渐消失后，我再次体验了与死神擦肩而过。有一次，我去看望帕特里斯，她当时还只是我女朋友。那时候，她在和平队做志愿工作，正在非洲西部塞拉利昂共和国的一个小村落里。我去看她的时候，因感染疟疾而差点儿丧命。当时如果不是她骑着小摩托车，连夜带我跑上好几十里路去医院的话，我可能真的就死在非洲了。但有时，相比自己直面死亡，失去生命中的挚爱更能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短暂，理解生而为人的意义。

1995年夏，帕特里斯和我住在里士满的一个新区。我们的房子有5个卧室，是一栋殖民地风格的建筑，坐落在一条路的尽头。在这里，就算只是给孩子办个生日宴会，消防车都会开到家门口待命；在这里，邻居们都彼此熟悉，孩子们可以在门口安静的街道上尽情玩耍。我们搬过来之后，家里的两个姑娘开心极了。1994年，我们又给她俩添了个弟弟。再后来，我们有了科林。

科林·爱德华·科米（collinedwardcomey）出生于1995年8月4日。他生下来就很健康，有将近3.5公斤重。跟科米家的其他孩子一样，他也是个大个子。那天，帕特里斯在医院照顾科林，其他三个孩子来看他和妈妈。对于很多新生儿父母来说，这实在是最幸福的时刻。然而，帕特里斯慢慢感觉到科林有些不对劲儿。他有点太闹腾。帕特里斯就去问医院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工作人员向她保证孩子什么问题都没有，一切都正常。一名护士过来，用一副过来人的口吻对帕特里斯这位4个孩子的妈妈说：“别紧张，你只是没遇见过孩子疝气罢了。”

但他确实有些不对劲儿。当时我们还不清楚，后来才知道，那时候科林的小身体正在跟一群致命细菌做斗争。世界上大概有1/4的准妈妈会携带b族链球菌。这种细菌对母体并无伤害，对婴儿却是致命的。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晚期孕检轻松检测出这种细菌，生产的时候用盘尼西林（又称青霉素）就可以治疗。但在1995年，对这种细菌的检测治疗手段并不是孕检的常规项目。尽管在当时，有一些医院和医生确实会进行这项检测，但妇产科协会并没有对此提出过公开建议或指导，州医学委员会也并未将这类检测列入标准检测名录。

第二天早上，科林就发起了高烧，血液中也出现了持续的感染现象，他患上了败血症。科林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里住了9天，也抗争了9天。但很快，他就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了。呼吸机让他的小胸脯上下起伏，但他并没有好转。这9天里，帕特里斯几乎没睡觉，她坐在科林床边的椅子上，实在撑不住的时候才会眯上一会儿。她说科林在她的肚子里待了9个月，她们母子连心，科林现在需要她的支持和抚慰。帕特里斯一直和小科林待在一起，握着他的小手，给他唱摇篮曲。

医生过来了，给我们看脑部扫描的结果，我们的心都彻底沉了下去。病菌已经侵蚀了他的大脑，他现在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医生跟我说，很抱歉，孩子已经过世了。但医生不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让我们决定是否要撤走呼吸机。我们怎么能这么做！孩子小小的身体就躺在那儿，就躺在我们面前，而他们却要求我们放弃，让他真正离开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