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家去看其他的孩子，我父母正陪着他们。压力下的我一般都显得格外平静，甚至有点儿冷漠。但当我跟父母讲述这个事实的时候，我崩溃了，号啕大哭。他们俩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回到医院之后，帕特里斯和我一起做了这个决定。在这个悲痛欲绝的时刻，她想到了另一件要紧事。我们的大儿子还不到两岁，还不能理解家里发生了什么，但女儿们都大了。帕特里斯觉得，她们应该面对，也需要面对这个现实。当她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并且接受了这个真相之后，她们要来见科林最后一面。帕特里斯觉得，两个女儿在科林刚出生的时候就抱过他，她们也应该陪他走完最后一程，我们不应该瞒着她们，不然这会对她们今后的人生造成难以磨灭的影响。我肯定想不到这点。让一个5岁的女孩和一个7岁的女孩去看她们快要离开人世的弟弟？谁会这么做呢？显然，这个明智的女人这么做了。这成为两个女儿人生中的一大财富。她们有机会跟小弟弟好好告别。

为了让女儿们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带她俩出去野餐。我们跟她们讲了事情的经过，也讲了我们的想法。当然，其间我们数次抱头痛哭。在告别的那一天，我妈把两个女儿带来了。我们撤走了科林的呼吸机，帕特里斯抱着科林，然后把他递给姐姐们。两个姐姐轮流抱着他，摇晃着他的小身体，对他说话，跟他告别。两个女儿离开之后，我抱了一会儿这个小家伙，然后还给了他妈妈。他妈妈一直在对他唱歌谣，直到他呼吸停止的那一刻。一个心碎的母亲，抱着她生病的孩子，直到他短暂生命的最后一刻。直到现在，想到这一刻我依然会觉得心酸。

实际上，我和帕特里斯都很生气。如果医院或医生将b族链球菌检测列为常规孕检项目，帕特里斯就会在孕晚期检查的时候查出这个问题，就可以在生产的时候得到诊治，那么科林很可能就会活下来。但医生没有要求帕特里斯做b族链球菌检测，所在的医院也没有强制要求医生对孕妇进行这类检查。科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帕特里斯做了很多调查研究，和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她也加入了b族链球菌协会，认识了很多同病相怜的母亲。在全美国，有很多婴儿原本不应因b族链球菌感染而丧命。但因为相应的医疗改革推行得过于缓慢，b族链球菌感染夺走了许多婴儿的生命。

帕特里斯说：“我不能把儿子的命救回来，但我一想到会有其他母亲也像我一样承受撕心裂肺的痛苦，我就无法忍受。”她试图从宗教中寻找安慰，来缓释失去科林的痛苦，以《新约全书》中她最爱的句子安抚自己。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写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但帕特里斯理解不了，为什么爱人爱万物的上帝会夺走科林的生命，她不愿将其简单地归为“上帝的旨意”。帕特里斯很多次都对我说：“上帝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去死？这是个什么样的上帝？我才不信。”但她确实相信她应该从生命的苦难中寻找一些有意义的东西。而在她看来，这个有意义的东西就是促使所有的医生都要给孕妇做b族链球菌检测，以挽救更多婴儿。然后，她就化悲痛为力量，开始为这个目标奋斗起来。

帕特里斯开始写文章公开怀念我们逝去的儿子，跑到全国各地，为改变相关的医疗标准而努力。她在弗吉尼亚州议会演讲，成功地使州议会通过了将b族链球菌纳入医疗检测和治疗的决议。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是她与其他很多好心人的共同努力改变了这个国家。现在，所有的孕妇都要接受b族链球菌检测，她们的孩子也能免于劫难。福祸相依。可能其他孕妇永远都不会知道倘若在以前她们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但她们现在的样子，就是最好的结果。

帕特里斯一直致力于做对别人有意义的事，她的追求无疑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对于毕生从事的执法与司法事业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帕特里斯的影响。在科林过世之后的很多年里，我看到过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好人身上，我也曾试图劝慰他们，希望给这些痛苦的人生经历赋予一些意义。2002年，我重新回到曼哈顿，担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9·11”恐怖袭击事件夺走了上千人的生命，其中有好几百人甚至尸骨无存。我曾经邀请全美国其他92位联邦检察官共同参观世贸大厦遗址。我对他们说，尽管我们看不见，但那些丧命者的冤魂就盘旋在这片土地的上空。这片土地上满是失去亲人的伤痛和令人窒息的悲哀。这是一片悲伤又圣洁的土地。

我举了帕特里斯的例子。我对他们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好人总是没有好报。但我记得，根据基督教和犹太教共同的传统，《约伯记》的教诲甚至禁止我们问这样的问题。周围呼啸的风中仿佛传来：“你怎么敢！”但事实上，我无法解释上帝在人类历史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要解释这个问题可要比解释为什么我儿子最终没有活在世上困难得多。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要去了解世上为什么会有无数无辜丧命的孩子。我自己并不了解，也没那个耐心去学习那些自称已经了解上帝的人都说了些什么。我知道的是帕特里斯告诉我的：不向生命中的苦难低头，抚平创伤，缓解痛苦，让他人免遭你曾经遭受的苦难，这才是有意义的。我们的义务和责任就是确保自己能在苦难中看到一些美好，在与亲人告别的过程中找到生命的馈赠，而不是让苦难真正成为苦难，让失去真正变成失去。生命中有些苦难我们永远都无法弥补，但如果我们能化悲痛为力量，永葆善良，远离邪恶，我们便能战胜这些苦难，甚至从中获得新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美好、公平与正义。

帕特里斯和我原本打算一直待在里士满。我们的孩子上了很好的公立学校，家里住的房子也很好，便宜而且舒服，周边环境也很安全。在科林走了之后，1996年我们添了个女儿，2000年又生了小女儿。我们可以在里士满养活这5个孩子，做喜欢的工作，生活很安定。但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我接到一通电话。

2001年10月的一天，我下班回到家，陪着我的两个小女儿。帕特里斯正在教堂，参加由她发起的一个妇女组织的日常会议。她正在和在场的女性激情洋溢地讲述今后的规划。她自然听不到家里的电话响了，我接起了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他从白宫打来，给我打电话是因为总统先生想知道我是否有兴趣回到曼哈顿，出任联邦检察官。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哪个朋友在跟我开玩笑，于是回应道：“好啊，你怎么不滚……”这时电话里的男人打断了我，说他并不是在开玩笑。乔治·w.布什总统需要新任命一位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但在人选上陷入了政治僵局，最后他们觉得我可能是个很好的人选。因为我曾经在曼哈顿工作过，我处理过恐怖主义相关案件，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能接受我出任这个职务。现在的问题就是，我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命？

时隔久远，现在的我已经很难准确描述2001年秋天笼罩纽约的那种恐惧感。当时的美国民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但也异常焦虑。我当然愿意接受了，我回应道：“但我妻子现在不在家，如果她有什么别的想法，我再给您回电话。”我挂断了电话，留下两个女儿待在屋里，自己到门口车道上去等帕特里斯回来。我的心怦怦直跳。

感觉过了好几个小时，帕特里斯开着我们的红色福特小面包车回来了。她下了车，看了我一眼，说：“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独自一人，站在门口。“没什么。有人从白宫打电话来，让我回纽约担任联邦检察官。”

她的眼睛亮了起来：“你可别说不去。”

“我没说不去。但我跟他们说，如果我妻子有别的想法，我就给他们回电话。”

她的眼泪流了下来，双手捂住脸。“我就要回纽约了。天哪！我居然要回纽约去了。”

我们确实要回纽约了。此时的纽约刚刚经历了“9·11”恐怖主义袭击，世贸大楼还在冒烟呢。我将带领将近250个助理检察官处理几百起案件，从恐怖主义袭击到暴力犯罪，再到公司诈骗，其中将包括我职业生涯中办得最漂亮的一起案件。

帕特里斯打开小面包车的侧门。她用来装百吉饼的大瓷盘滑了下来，掉在地上，哗啦一下摔得粉碎，就好像在预示着什么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