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就像是燃烧的火焰，而恃强凌弱则是燃烧冒出的烟。

——本杰明·迪斯雷利

黑帮成员可能在穿着打扮上喜欢标新立异，在言谈举止上喜欢独树一帜，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恃强凌弱。所有恃强凌弱的人基本上都差不多，他们通过欺凌弱小来满足内心的某种不安全感。我非常了解他们的心理，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

大部分人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都会注意到我的身高。我有将近2米高，在人群中很显眼。但我小时候并没这么显眼，实际上，当我们家从纽约州的扬克斯搬到新泽西州的艾伦代尔的时候，五年级的我从一个受欢迎的小孩子变成了被欺凌的对象。

自出生后，我就住在扬克斯一栋简陋的房子里，周围邻居们的房子也不奢华。我所有的亲戚都住在扬克斯。扬克斯是纽约五大区中最北部的布朗克斯区的一个小城镇，居民大多数都是蓝领工人。我的曾祖父母是在19世纪爱尔兰移民潮中来到美国的。我的父母都在这座城市长大，住在市区北部的一个爱尔兰聚居区，相隔只不过几条街。我祖父也念过书，但只念到小学六年级。因为我的曾祖父在一次工伤事故中不幸丧生，因此我祖父不得不辍学养家。后来，他当了一名警察，最后成为扬克斯警局的局长。

我家就住在十六中的后面，在这所学校里，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童年。我母亲曾经也就读于这所学校，我祖母的一个好朋友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在我们搬家之前，我是五年级最受大家喜欢的学生，是学校的宠儿。

那时，扬克斯和十六中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能透过家里高高的篱笆墙看到学校的红砖楼，学校的操场与我家后院之间只有一墙之隔。我、姐姐和两个弟弟每天走路去上学。因为篱笆墙太高了，我们翻不过去，所以得绕过整个街区才能到学校。我书念得很好，也很适应学校的生活。我觉得我在这儿已经有了归属感。这种感觉好极了，但我父亲带回家的一个消息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那时，我父亲布赖恩·科米（briencomey）在一家大石油公司工作。他最初的工作就是把成罐的汽油卖给加油站，因此得不断寻找新的加油站才行。随后的几十年里，他能开车带你在纽约市四处转，给你看那些他发现的加油站，用他的话讲，那是“他的”加油站。在20世纪60年代，汽车行业和石油行业都正在蓬勃发展。

1971年，我父亲在新泽西州北部找了份新工作，于是我们得搬家。那时候，我对新泽西州的概念只有被称为“帕利塞德”（palisades）的高高陡崖。扬克斯地处宽阔的哈得孙河东岸，透过房屋之间的空隙，我能看到帕利塞德陡崖在哈得孙河西岸矗立着，形成一道黑色的石墙。我并不觉得那里是世界的尽头，因为我们曾经开车去过印第安纳州一次。但实际上，我的世界确实在那里结束了。我们就要搬到墙的另一侧去了，对我这个十六中的宠儿来说，那里有一个新的世界。

我很快发现，我在新学校不是宠儿了。新学校是位于新泽西州艾伦代尔的布鲁克塞德小学。我的父母习惯省吃俭用，所以妈妈都是在家自己用电推子给我们兄弟几个剪头发，在希尔斯大卖场给我们买便宜的衣服。我的裤子不够长，白袜子露在鞋子外面，厚底的黑鞋子裹着我扁平的大脚。我当时并没意识到，我的纽约口音与当地孩子都不一样，特别引人注目。

这种引人注目很快就给我惹来了麻烦。在我入学后不久，我就被一群混混围住了，他们嘲笑我和我的穿着打扮。我不记得我当时说了什么，但我一定说了些什么，因为我之前是个骄傲的好学生，嘴上是不肯认输的。但当时的我并没强壮到能支撑我的“嘴硬”。他们将我打倒在地。

这些小混混总是会在放学后叫同学到附近公园玩，然后再对他们拳打脚踢。我也被他们叫过很多次，但我都没去，我避开了公园这条路。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小混混想要打我的时候，我跟他理论：“如果你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那我们俩用拳头互殴有什么用呢？能改变什么呢？”但是，这番理论让他更生气了。可能我老老实实让他打的话，他打够了就会放过我去找别人吧，但我并没有这个勇气让他打个够。

接下来的三年，我都在试图躲避这些人。他们总是骂我，但我总是避免与他们发生肢体冲突。我不够强壮，没有力量反抗他们。所以我在学校都是独来独往，回家就和弟弟们在一起，闲的时候就一个人在城里逛逛。

艾伦代尔的学生和另一个镇的学生上的是同一所高中，因此，九年级的我遇上了另一群混混。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上我的，那时的我并不高大显眼——可能从高中毕业之后才长起来——但我有点小聪明，而且很健谈，可能是这些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吧。那时我正试着加入橄榄球队，也加入了校合唱团，可能他们觉得合唱团的男孩儿都有点文艺、有点格格不入，因而总是将其作为霸凌的首要对象。

当时，我的很多高中同学都已经开始发育了，他们高大威猛，而我还有点婴儿肥。从开学第一天起就有人拿这个开玩笑。他们欺负我的时候，经常把我摔到储物柜的门上。这实在是太疼了，但我能忍。而接下来这个是我绝对不能忍的。如果我记得没错，这些小混混会拉着男孩儿内裤的后腰，把内裤向上一拉，直接从裤子里拉出来。这事儿一般是由两个人合作完成，而我在九年级的时候曾被这样欺负过几次。

一开始，我没有反抗，也没告诉任何人，所以他们总来找我。那些小混混会在学校走廊里抓我、掐我、拧我，要么就对着我的肩膀狠狠打上一拳。后来，每当远远看到他们过来了，我就躲开。

我努力想避开他们，但有时候真的太难了，例如在更衣室换衣服时，或在橄榄球场上训练时。我曾经报名参加了橄榄球队，但连续几周鼻青脸肿地回家后，我妈终于受不了了。有一次我摔到了尾椎骨——那时候我连尾椎骨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妈都没告诉我，就直接去了默里教练家里，说我以后都不踢球了，因此我的橄榄球生涯只持续了三周时间。我妈的这种做法实在是太让我丢脸了，但内心深处我又觉得有点如释重负。其实，我妈看到了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一面——我并不适合打橄榄球，我一点儿都不健壮。她宁可看到我伤心失望，也不愿意我再鼻青脸肿地回家了。尽管我妈这么做让我少了几次被欺负的机会，但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以后，我都只敢在空无一人的更衣室里换衣服。

那些日子确实很难熬，但幸运的是，我有几个好朋友，也有一些偶像，有一些重视我的人，他们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这些人让我忘记了被欺凌的痛苦。起初，是我的父母给我这种感受。我父母很严厉，但也很善良。他们是那种会把孩子的成绩单贴在冰箱门上的父母，他们把最难看的成绩单贴在最上面，这样家里所有的孩子都能看到你这张成绩单。他们会逼我们，但也一直都在背后支持着我们。我妈每天早上都会唰的一下拉开我卧室的窗帘，然后对我说：“起床啦！去向世界证明你的能力！”几十年后，当我成为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的时候，父母送了我一个雪景球，里面是一个象征着正义的天平，底座上刻着“扬帆起航，绽放光芒”。直到现在，这个雪景球还摆在我的办公桌上。

我上高中的时候，放学回家之后会跟妈妈聊一聊白天发生了什么。2012年她罹患癌症即将离世的时候，我们又谈起了我小时候的事。她告诉我，从我还是个小孩子时，她就对我抱了很大的期望。她在离世之前，给我看了一张她珍藏的小字条，是我7岁那年写的。那次，我因为犯错被关到卧室反省。我在纸条上写道：“我错了妈妈，但我保证，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这张字条，她保留了将近50年。

在我的求学路上，我遇到了很多好老师，我跟他们关系都不错。其中跟我关系最好的是我的英文老师安迪·邓恩。安迪当时是校报的指导教师，而我是一个颇有追求的校报记者。不知为什么，虽然我在高中也有几个好朋友，但我总是跟老师的关系更亲密。

还有一个叫作哈里·豪厄尔的人，在我的生命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在高二和高三的两年里，我都在哈里的零售店里打工。哈里的零售店离艾伦代尔不远，我的工作主要就是搬货、收拾购物车和收银。实际上，这个工作工资并不高，也就每小时4美元的样子，但我非常喜欢这个工作。我的喜爱可能大部分都来源于哈里这个老板吧。

哈里是个白人，中等个头，身材保持得很好。他的头发永远都梳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白色短袖t恤，名牌别在左胸的兜上。一条黑色腰带，无论穿什么颜色的裤子，永远搭配一双锃亮的布洛克皮鞋。在我的印象里，他就像45岁的罗伯特·杜瓦尔（robertduvall）那样帅气英俊。

回想起来，尽管后来我为包括总统在内的很多杰出领导人工作过，但我依旧认为哈里·豪厄尔是我遇到的最出色的老板。这可能是因为他热爱自己的工作，总是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吧。哈里十分了解零售行业，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店长的位置。在他的管理下，他的店永远都是公司所有零售店中最干净、运营得最好的那一个。

哈里店里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学生。我们每天都过得非常高兴，在工作的时候会开心大笑，也会开彼此的玩笑，但都对自己的工作十分认真负责，自己手上的活儿绝不假手他人，而且一定要做到最好。所有这些都是哈里教给我们的。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既富有挑战性又十分轻松的工作环境。当我们犯傻的时候，他绝不嘲笑我们，但又经常忍不住咧嘴笑一下；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或是哪儿做得不够好，他会直言不讳地指出来。我们爱他，又敬畏他，他让我们觉得自己很重要。他非常关心自己的工作，也同样关心我们，我们都拼命地工作，想让他满意。哈里·豪厄尔让我爱上了零售店，也爱上了零售店的工作。因为有了这份爱，我愿意把店里的每一条走道都擦得干干净净，把每一个瓶瓶罐罐、每一个包装袋儿都摆得整整齐齐，好让顾客觉得舒服自在。

在那个还没有条码的年代，我们用手持的打码机把价签打在货品上。这是个缓慢的过程，需要非常耐心才能不把价签标错。万一要是标错了，这个价签就会永远打在货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