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就召开了那次历史性的国会会议。张伯伦报告说，他还会再一次努力与希特勒达成一致意见。再一次，第三次，他向希特勒提出建议，为了拯救受到严重威胁的和平，他愿意到德国的任何地方与希特勒会晤。对于他的建议，还没有任何答复。然后，就在会议的中间——这太有戏剧性了——来了那份电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意在慕尼黑会晤。在这一瞬间在英国历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英国国会情绪失控了。国会议员们跳起来，喊叫、鼓掌，大厅里一片欢呼声。很多很多年来，这庄严的建筑里还没有爆发过这种欢乐的情绪。从人性上看，那是一场精彩的演出，因为和平还能得到拯救而迸发出来的真诚狂喜克服了英国人的矜持和持重；从政治上看，这种欢乐情绪大爆发绝对是一个大错误，因为国会的狂喜欢呼暴露了这个国家对战争有多么深恶痛绝，为了和平它能做出任何牺牲，能退让自己的任何利益，甚至它的尊严。这样一来，从一开始张伯伦就被当作一位去慕尼黑祈求和平的人，而不是争取和平的人。但是，还没有人能预料到，他们面临的是怎样的投降。所有人都以为——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不否认——张伯伦到慕尼黑是去谈判，而不是去投降。接下来是两天、三天令人心焦的等待，三天的时间，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公园里有人在挖壕沟，军工厂里在加工，防卫大炮被架设起来，防毒面具被分发下去，将儿童从伦敦疏散出去已经提上议程，秘密的准备已经在进行当中。人们也许并不对每项活动都理解，但是都知道这些准备是针对什么。人们又在等待报纸，在细听收音机广播中度过了早晨、中午、晚上、深夜。1914年7月那可怕的、令人神经崩溃的等着“是”与“否”的时刻，又再次回来了。

接下来，好像突然之间来了一阵飓风将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乌云吹散，心变得轻松了，紧绷的神经可以舒展了。传来了希特勒与张伯伦、达拉第与墨索里尼完全达成协议的消息。况且，张伯伦还成功地与希特勒达成一个协议，保证将来所有国家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都以和平方式来解决。这情形似乎表明，一位原本并无特别引人注意之处，平庸的政府首脑那坚韧不拔的和平意愿取得了胜利，在这一刻，所有人心里都充满了对他的感激之情。在收音机里，人们首先听到的是“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这一讯息，它要向我们这一代饱经磨难的人宣布，我们还能在和平中生活，还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建设一个更新更美的世界中帮一把手。那些后来试图否认我们曾经如何因为这个具有魔力的词汇而欢欣鼓舞的人，都是在撒谎。事情过后，谁愿意相信一个战败了的人还会举行凯旋游行呢？假如当时的伦敦大众知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到达机场的准确时间，一定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克洛伊敦机场去向他致意，去向他欢呼，这位拯救了欧洲和平与英国荣誉的人。我们当时都是这么以为的。接着报纸出来了。报纸上刊登了照片，张伯伦那张不苟言笑的脸平时像极了一只被激怒的鸟的头，现在带着骄傲和笑容出现在飞机的机舱口，挥动着那个历史性的演讲稿，他要宣布“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要把它当作最珍贵的礼物带回来给他的民族。晚上，电影院里放映了这段录影，人们从座位上跳起来，欢呼、喊叫，在那种为了新世界的博爱感觉中，大家几乎要互相拥抱。对于每一个当时在伦敦、在英国的人来说，那都是空前绝后的、心灵激荡的一天。

我喜欢在这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天在大街上转悠，以便能更强烈、更直接地去感觉这种气氛，要在最真实的意义上呼吸时代的空气。在公园里，工人们停止了挖防空洞，人们说说笑笑地围在他们的身边，因为有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防空洞就成了多余的了。两个小伙子用地道的伦敦话开玩笑说，这些防空洞应该改作地下厕所，因为伦敦的公厕太少。每个人都很愿意跟着一起笑，所有的人似乎都精神饱满、充满活力，就如同雷雨后的植物一样。他们的腰板都比前一天挺直了一些，肩膀也显得更轻松了，他们那平时显得冷淡的英国人的眼睛，现在都闪着愉快的光亮。自从人们知道那些房子不会有被轰炸的危险，房子似乎也更光鲜了，公共汽车也更漂亮了，太阳更加明亮了，这些令人振奋的话语让成千上万的人觉得更加高昂、更加强大。我感觉到，自己也变得振奋不已。我走得不知疲倦，越来越快，越来越轻松，新的信心浪潮也愉快有力地裹挟着我。在皮克第利（piccadilly）街角，突然有人快速地向我走过来。那是一位英国官员，本来我与他也只是萍水相逢的交情，他是一个感情非常不外露，非常含蓄内敛的人。在平时，我们彼此只会客气地互相问候，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要跟我攀谈。可是现在，他两眼闪着熠熠的光亮朝我走来。“您觉得张伯伦怎么样，”他兴奋得神采飞扬，“谁都没相信他能做成。他做得对。他没有放弃，因此他挽救了和平。”

大家都是这种感觉。我在那天也感觉如此。第二天仍然是一个幸福的日子。报纸都在欢呼，股市疯狂上涨。多年以来，终于又从德国那里传来了和平的声音，在法国人们甚至建议给张伯伦设立一座纪念碑。啊，那只是火焰在最后熄灭之前的一点余烬而已。几天以后，糟糕的细节就慢慢地渗透出来，那是在希特勒面前多么毫无保留的投降。人们曾经庄严地承诺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以帮助和支持，现在这个国家却被卑鄙地出卖了。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就已经很明确，英国的投降还是不能让希特勒感到满足。条约上的签字墨迹还没干，他已经在破坏一切细节。戈培尔毫无顾忌地公开宣称，在慕尼黑他们将英国人逼得退无可退。希望之光熄灭了，但是它曾经照耀了一天、两天长，我们的心得到了温暖。我不能也不愿意将这几天忘记。

自从我们认识到在慕尼黑真正发生的是什么以后，矛盾的是我见到的英国人反而少了。责任在我，因为我回避他们，或者更确切地说，回避和他们的谈话，尽管我不得不比以往更钦敬他们。他们对那些成群结队而来的难民非常大度，表现出最高贵的同情心和最有助益的理解。但是，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内心生出一道隔阂：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我们已经被迎面撞击了，他们还没有被迎面撞击；我们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他们还在拒绝去弄明白——在一定程度上这是违背其内心认知的。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他们还是试图在疯狂中坚持，说话就得算话，和约就是和约；如果能够做到理性，如果能符合人性地与希特勒谈话，还是可以和他谈判的。几百年来英国的民主传统让法律得以保障，所以英国的上层社会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弄明白，在他们旁边一种新手段，充满恶意的无视道德正在形成，那个新德国在与周边民族打交道以及在涉及法律问题时，只要现有的游戏规则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将一切规则踢翻。在这些头脑清楚、富有远见、早已经拒绝一切冒险的英国人看来，一个那么快速，那么轻易得到了那么多东西的人，不会什么都不顾忌的。英国人仍然相信和希望，这个人会首先攻击其他国家——最好是攻击俄国！——在这期间就可以与他达成一致意见。可是我们都知道，不要惮于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这个人。我们的眼睛都看到过被打死的朋友，被酷刑折磨过的同伴，因而我们的眼睛更严厉、更尖锐、更不揉沙子。我们这些被蔑视、被驱赶、被剥夺权利的人，我们知道，如果事关掠夺和权力，再荒谬、再虚伪的借口也不会让那个人感到难为情。所以，我们这些受过磨难的人与那些磨难尚未来临的人，我们这些移民者与那些英国人，在说着不同的语言。我相信今天这样说一点儿也不夸张：当时在英国，除了极少数英国人以外，唯有我们对危险的范围和程度没有错觉。就如同当初在奥地利一样，在英国我也注定要带着一颗被摧毁了的心和折磨人的锐利目光，清楚地预见到不可避免的事情正在到来，只是在这里我是外来者，是一位被容留的客人，不可以发出警告而已。

所以，当我们的嘴唇已经预先尝到即将到来的苦涩时，我们也只能在自己这群被厄运打上烙印的人当中自说自话。我们的灵魂因为对于这个国家的担忧而备受折磨，这个像兄弟般接受了我们的国家！不过，即便在最黑暗的时代，与一位有最高道德标准的思想者谈话，能给人带来无法可想的安慰和精神上的鼓舞，我和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在灾难之前的最后几个月所度过的友好日子，以令人难忘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好几个月来，一想到八十三岁，患病在身的弗洛伊德还滞留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维也纳，就让我感到非常不安，直到最后他最忠实的学生，那位了不起的玛丽亚·波拿巴公主将这位在遭受奴役的维也纳里最重要的人物救到伦敦来。当我在报纸上读到，他已经踏上岛国的土地，看到这位我最为尊崇的朋友又从哈德斯的冥府返回，那是我一生当中极度幸福的一天——我一度以为肯定失去了他。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这位不苟言笑的精神世界的伟大人物，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如此深化和扩展了关于人类灵魂的知识。在维也纳时，我已经与他相识。在那里，他被人们看成一位一意孤行的，有些难堪的个体户而饱受恶意。在求真方面，他是一个狂热分子，同时他也精确地意识到每一种真实的局限性。有一次他对我说：“百分之百的真实，就如同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样（根本不存在）！”他以不为任何事物所动的方式去探讨当时还没有人进入的，被人们充满恐惧地回避的、隐秘的本能驱动世界，那在当时是被宣布为“禁忌”的领域，他也因此与学院派以及学院学术的谨慎产生疏离。乐观主义的自由世界潜意识地感觉到，这位毫不妥协的精神大师以他深层心理学的论点在无情地挖掘着“理智”和“进步”所带来的对本能驱动的压迫，他会让那种将难堪问题干脆忽略的方法变得岌岌可危，因为他有毫不留情撕下面纱的手法。联合起来反对他这位令人不愉快的“离经叛道者”，不光是大学，不光是老派的神经学医生，整个世界——整个旧世界、整个旧的思想方式、旧的道德“常规”——整个时代，都害怕这个能揭开人性面纱的人。慢慢地出现了对他行医的抵制，他失去了自己的诊所。可是，由于他的论点以及他所提出来的最出格的问题，也无法在学术上被反驳，人们开始以维也纳的方式来对付他关于梦的解析的理论：把他的论点当成社交场合被讽刺挖苦的庸俗笑料。只有一小圈子忠诚者聚集在这位孤独者的周围，每个星期举办讨论会，而一个新学科精神分析学就在这些讨论中获得了雏形。在我还远远没有认识到在弗洛伊德的最初著作基础上慢慢扩展开来的这一精神界的革命规模有多大时，这位超凡人物在道德上毫不动摇的坚强态度已经让我对他倾心敬佩。这里终于有了一位科学人，一位堪为年轻人梦想中的榜样人物：只要没有最终的证据和十分把握，在提出任何说法时都小心翼翼；但是，只要假设已经变得有确凿把握之后，他在面对整个世界的反对时也毫无动摇。他个人像常人一样谦虚，但是为了他的学说中的某一个信条他不吝惜任何战斗，为了捍卫他所认可的内在之真，他会至死不渝。人们再想不到有像他这样在精神上更无所畏惧的人。弗洛伊德敢于在任何时候说出来他所想的，哪怕他明明知道这种清晰而不顾情面的直言会让人感到不安和不快；他从来不想通过哪怕最小的——形式上的也不行——让步来让艰难的处境变得容易一些。我敢肯定，如果弗洛伊德愿意精心粉饰一下他的用词，用“情色”取代“性欲”、用“爱欲”取代“力比多”，如果他并不总是不留情面地提出最后结论，只是对此有所暗示，那他的论点当中至少有五分之四是不会受到学术界阻挠的。但是，一旦涉及学说和真相，他从不迁就，抵制越激烈，他的决心就越强悍。如果我要为“道德勇气”这个概念——这是世界上唯一不要求他人牺牲的英雄主义——寻找一个象征人物时，我总是看到弗洛伊德那张美丽而阳刚的脸庞，那双深色的眼睛有着直率而安宁的目光。

这个人给自己的家乡带来的荣誉遍及世界、超越时代，现在他从那里逃亡来到伦敦。他多年来已经是一位老人，一位重病在身的人。但是，他是一个不倦怠、不卑躬屈膝的人。我曾经暗自担心，在经历了维也纳那些备受折磨的时刻，也许他会变得愤懑满腔或者精神萎靡，但是，我见到的他比任何时候都开朗，甚至幸福。他带我从这座伦敦郊外房子走出来，来到花园里。“我住过这么漂亮的地方吗？”他这样问我，从前那么严肃的嘴角露出灿烂的笑。他给我看他最喜欢的埃及雕像，这是玛丽亚·波拿巴帮他抢救出来的。“我不是又在家里了吗？”他的写字台上摊开着手稿，已经八十三岁高龄，每天依然以圆润的字体来写作，如他在风华正茂的年月一样，思路清晰一如既往，仍然不知疲倦。他的坚强意志战胜了一切：疾病、老迈、流亡，他身上那些在漫长的战斗岁月中被遮蔽起来的善良本性一下子自由地奔涌出来。他的年龄让他变得更加温和了，他所经历的磨难让他变得更加深思熟虑。有时候他也有一些温柔的姿态，这是我以前在这位不事声张的人身上从未见到过的：他会将胳膊搭在一个人的肩膀上，他的眼睛在闪光的眼镜后面看人时透出温暖。在那些年里，与弗洛伊德的每次谈话于我而言都是最高的精神享受。你能从中有所收获，同时对他钦佩不已，感觉他说出来的每个词语都能帮你理解这位不带任何偏见的伟人：对他来说，没有哪份自我坦白会让他吃惊，没有哪种见解会让他情绪激动；对他来说，去教会别人清楚地看，清楚地感觉，这种意愿早已经成为一种本能的生命意志。这些长谈无可替代，在他生命最后一年的那段黑暗岁月里，我对此的感觉最为强烈。在走进他房间的那一刻，外面世界的疯狂一下子就不见了。最残忍的事情变成了抽象的，最混乱的事情变得清晰了，眼下的事情退让地被纳入一个更大的循环性阶段当中。我第一次以真正的方式经历了一个人能超脱于自己之上，不再将疼痛和死亡作为个人的经历去感觉，而是作为一个超越个人的客体来审视、观察：他的死同样是一种了不起的道德业绩，正如他的生一样。弗洛伊德当时已经重病在身，病魔让他不久以后就离开了我们。看得出来，他带着假牙腭托说话很费力，按说人们应该为听到他说出来的每一个词汇感到羞惭，因为发出音节让他感到吃力。但是他不松懈。让朋友们看到他的意志比身体上有的低级折磨更强大，这是他那钢铁般坚强的精神所具有的雄心。他的嘴因为疼痛而扭曲，然而他在写字台上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几天，即便在夜里痛苦碾碎了他的睡眠——他那沉稳而健康的睡眠，那八十多年的力量之源泉——他也拒绝服用安眠药或者注射任何麻醉剂。他不要用这种减轻痛苦的方式来减少自己思想上的光芒，哪怕一秒钟也不愿意。他宁愿痛苦地醒着，在折磨之下的思考也胜过不思考，他是精神上的英雄，要坚持到底，坚持到最后的一刻。那是一场可怕的战斗，持续的时间越长，也就越显得了不起。死亡一次比一次更清晰地将阴影投到他的脸上：它让他面颊塌陷，让他的额角干瘪，让他的嘴角倾斜，让他嘴唇说不出话。只是对他的眼睛，这无法征服的瞭望塔——这位精神英雄正是从这里去看人间世界——死神这阴暗的绞杀之力却无能为力：他的眼睛和神智，直到最后一刻都完全清亮。有一次，也是在他临终前不久某次拜访他时，我带上了萨尔瓦多·达利——在我看来他是新一代中最具天赋的画家，他无比敬仰弗洛伊德——在我和弗洛伊德谈话时，他画了一幅速写。我从来没有敢给弗洛伊德看这幅速写，因为达利已经先知先觉地画出来他身上的死神。

这场战斗——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意志、最具有穿透力的精神与它的湮灭所进行的抗争——变得越来越残酷。直到他这位将清晰视为思想之最高美德的人认识到，他不再能继续写作，不再能有所作为时，他像一位古罗马的英雄一样，允许医生来结束这种痛苦。那是他那伟大人生的伟大终结。即便在这个横尸遍野、杀人如麻的时代，他的死亡也是值得纪念的。当我们这些朋友将他的灵柩埋进英国的土地里时，我们清楚是将自己家乡中的至尊精华托付给了这片土地。

我在那些日子里经常与弗洛伊德谈到希特勒的世界以及战争的残忍。作为充满人性的人，他深受震撼，但是作为一位思想者，他对这种兽性的可怕爆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他说，他总是被病诟为一位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能够战胜本能。现在人们可以看到，他的观点以最让人震惊的方式得到证实——他当然无法因此感到骄傲——那种野蛮，那种人的灵魂当中根本性的灭绝本能是无法绝迹的。也许在未来的世纪里能够找到一种形式，至少能在各民族的共同存在中将本能控制在低水准上，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在最内在的本性当中，它们是无法消灭的，或许它们也是必要的张力。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更多考虑的是犹太人问题，以及他们在当代的悲剧命运。对于这个问题，这位科学人找不到公式，他清晰的思想中也找不到答案。不久前他出版了关于摩西的研究，他在书里将摩西描写为非犹太人，一位埃及人。这个在学术上几乎站不住脚的归类在同样程度上让笃信犹太教的犹太人以及犹太民族意识受到伤害。现在他感到很内疚，正好在犹太人历史上最黑暗的当口出版了这本书：“现在，他们的一切都被夺走了，而我还夺走了他们当中最好的人。”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任何一个犹太人都变得更敏感了，因为就算是在这个全世界都在遭难的悲剧当中，他们也是真正的牺牲者，在任何地方都是牺牲者。在遭受打击之前他们已经惶恐不安，因为人们到处都知道，最糟糕的事情会最先找到他们的头上，而且他们遭殃不知要多出多少倍。那位亘古未有的仇恨狂人想要凌辱和驱赶的正是他们，要把他们驱逐到世界的尽头，要赶尽杀绝。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接着一个月，逃难者越来越多，每个星期到达这里的逃难者都比此前到达的人更贫穷，更惊恐不安。那些最早、最快离开德国和奥地利的人还能抢救出他们的衣物、箱子、家什，有些甚至还带出来了钱。但是，一个人在德国待得越久，就越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他们所受的摧残就越严重。他们先是剥夺了犹太人的职业，禁止犹太人去剧院、电影院和博物馆，禁止犹太学者使用图书。这些犹太人留下来，或者因为对家乡的忠诚，或者出于懒惰，有的因为怯懦，有的是出于骄傲：他们宁愿在自己的家乡受到凌辱，也不愿意在异乡乞怜遭到蔑视。接下来，他们不得使用仆人，住宅里不许有收音机和电话，再往后他们不可以有住宅，他们被迫佩戴作为犹太人标记的“六角大卫星”。在大街上，每个人都应该能马上认出来他们是被扫地出门的人，是被鄙视的人，像麻风病人一样。他们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了，任何精神上和身体上的暴力都可以当作取乐手段强加在他们身上。对每个犹太人来说，那句古老的俄罗斯民间谚语突然成了残忍的现实：“谁也保不准不去要饭或者坐牢。”没有走掉的人，被投进集中营。德国人的管教手段，让最骄傲的人也会屈服。最后，他们被夺走一切，只有随身的一套衣服，兜里带着十马克，被逐出国境，根本不问他们能去哪里。然后，他们站在国境线上，他们去祈求领事馆，几乎总是徒劳的，因为哪个国家愿意要被洗劫过的人，哪个国家愿意要乞丐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我在某一次走进伦敦一家旅行社时所看到的情景。那里挤满了逃难者，几乎都是犹太人，大家都想要随便去什么地方。不管到哪个国家，北极的冰天雪地也好，撒哈拉的炎热沙漠也好，只要离开，只要继续走，因为居留许可已经过期，他们必须得离开，带着女人和孩子到陌生的星星之下，到外语的世界，到那些他们不认识，人家也不愿意接受他们的人当中。我在那里遇到一位曾经非常富有的维也纳工业家，同时也是我们最有智慧的艺术收藏家之一。我一开始没有认出他来，他的头发已经那么灰白，人变得那么老，那么疲惫。他孱弱得要用双手扶着桌子。我问他想去哪里。“我不知道，”他说，“如今谁还会来问我们的意愿？能去哪里，就去哪里。有人告诉我说，这里有可能拿到去海地或者圣多明哥的签证。”我的心被揪紧：一位筋疲力尽的老人，带着孩子和孙子，战战兢兢地寄一线希望于能前往一个此前从来没有在地图上正眼看过的国家，只是为了能在那里继续乞讨，继续流落异乡，漫无目标地漂泊！旁边的一个人，带着绝望的急切在打听如何能到达上海，他听说在中国犹太人还能被接受。那里就这样拥挤着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曾经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商人、庄园主、音乐家，每个人都随时准备带着生活留给他们的废墟去漂洋过海，不管要去做什么，不管得去忍受什么，他们只想要离开欧洲，只是离开，离开！那是一群如鬼魂一样的人！可是，最让我触目惊心的是，这五十位备受折磨的人不过是一个零星的、小小的先头部队而已，在他们后面是一个巨大的队伍，五百万、八百万，也许一千万的犹太人。所有这些被洗劫一空的，在战争中遭受践踏的数百万大众，在等待着慈善机构的遣送，等待着有关部门的许可，等待着发放旅行费用，那是一个巨大的人群，他们如受惊的鸟兽一般在慌乱中要逃离希特勒的森林大火。他们填满了欧洲边境的火车站，填满了监狱。一个完全被扫地出门的民族，一个得不到承认的民族，这个民族两千年来所要求的无非是无须一直流浪下去，让疾行的脚能感觉到大地，宁静而和平的大地，他们的愿望仅此而已。

不过，在20世纪的犹太人悲剧当中最令人悲哀的是，他们承受着在自身当中看不到意义和罪责。那些在中世纪时代被驱逐者即他们的祖先，至少还知道他们因为什么而受难：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律令。他们当时还有着在今天已经失去了的灵魂上的护身符，那是对自己的上帝坚贞不渝的信仰，这在今天已经失去了。他们因为那个自豪的疯狂设想而活着，而遭受苦难。他们是被世界和人类的创造者优选出来的民族，被注定要有特殊的命运和使命，《圣经》中的预言之词是他们的戒律和教规。当他们被扔到行刑的火堆上面，他们将圣典紧握在胸前，因为这内心的火热而感受不到外面残害之火的灼烫。如果他们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里遭到驱逐，他们还有一个最后的家乡，在上帝那里的家乡：没有任何人世间的权力，没有哪个皇帝、国王、宗教法庭能将他们从那里驱逐出去。只要宗教还能将他们聚拢到一起，他们就还是一个共同体，因而就有一种力量。如果他们遭到排挤和驱逐，那是出于与其他民族相异的宗教和习俗在为自己有意识的特立独行而遭罪。可是，20世纪的犹太人早已经不是一个共同体。他们早已经没有共同的信仰，他们感觉到作为犹太人的存在是负担，而不是骄傲，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有特殊的使命。他们的生活方式，远离从前圣书中的戒律，他们不再想要古老的共同语言。他们日益急不可耐地努力所为之事，便是让自己融入周围的民族当中成为一体，消失在普通人当中获得和平，不再遭到任何驱逐，不再永久地处于不断逃亡之中。因此，他们彼此间已经不能理解，因为他们已经融入周围的民族当中，他们早就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而不是犹太人了。只是到了现在，他们才又被扔到一起，像大街上的垃圾一样被扫到一起：他们当中有住在柏林豪宅里的银行经理，也有正统教区的教堂执事；有巴黎的哲学教授，也有罗马尼亚的马车夫；有洗尸人，也有诺贝尔奖得主；有音乐会的女歌手，也有葬礼上的职业哭丧人；有作家，也有酿酒者；有的富有，有的一贫如洗；有大人物，有小人物；有宗教虔敬派，有接受启蒙者；有放高利贷者，也有贤明智者；有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有同化论者；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又称“德国系犹太人”），又有赛法迪犹太人（又称“西班牙系犹太人”）；有公正者和不公正者。在这些人之外还有那一大批不知所措的人，他们自以为早已逃脱了被诅咒的命运，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人和混血儿。几百年以来，他们才又一次被迫形成一个自己早已感觉不到的共同体，这个被驱逐者的共同体，自从在埃及遭驱逐以来就反复出现。但是，为什么这种命运出现在他们身上，而且只出现在他们身上？这种无端的迫害，原因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目标是什么？他们被从各个国家驱逐出来，却没有人给他们一块生存之地。人们对他们说：别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是却不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在哪里生活。人们将罪责推给他们，却拒绝给他们以任何手段让他们来赎罪。于是，他们用灼烧般的眼睛盯视着逃亡：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把我和你放在一起？我不认识你，我不懂你的语言，我不理解你的思考方式，我和你没有任何关联。为什么我们都遭受这样的命运？没有人知道答案，我在这些日子里经常与我们时代头脑最清晰的天才弗洛伊德谈到这个话题，连他也找不到问题所在，也看不出这荒谬中的意义。也许这正是犹太文化的终极意义所在：通过他们神秘的长久存在，周而复始地重复约伯向上帝提出的那个永恒问题，以便它不会在人世中被完全忘掉。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莫过于，那些人们以为早已经死掉和被埋葬的东西，突然之间又以同样的形象和方式呈现出来。1939年的夏天来到了，慕尼黑那个短促的“我们时代的和平”的癫狂早就过去了；希特勒不顾任何誓言和承诺偷袭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将其据为己有；梅梅尔已经被占领，被有意鼓动起来的德国媒体大肆叫嚣着要占领但泽和波兰走廊。英国突然从忠诚的轻信中清醒过来，即便是那些最简单的，没有什么学问见识的人也出于本能厌恶战争开始激烈地表达自己的不满。那些以往都不苟言笑的英国人，照看我们这座公寓大楼的门房、开电梯的人，打扫房间的女仆，现在每个人都与别人攀谈。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每个人都能想到一件事，一件不容否认的公开事实：英国首相张伯伦为了拯救和平三次飞往德国，但是这么诚心地对待希特勒还显得不够。在英国国会里，人们听到这种强硬的声音：“停止侵略！”到处都能听到，人们在为迎接（或者说，原本是为反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浅色的防空气球又开始在伦敦的上空漂浮，看起来仍像孩子们的灰色大象玩具一样天真无邪；人们又在挖防空洞，在仔细检查分发防毒面具。局势又变得如同一年前那么紧张，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次站在政府后面的不再是老实而轻信的民众，而是下定决心、不屈不挠的民众。

我在这个月里离开伦敦，退居到巴斯（barth）的乡下。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感到，人在面对世界大事时的无助是那么残忍。这个清醒的、思考着的、远离一切政治活动的人，曾经全身心投身到工作当中，在默默地、锲而不舍地致力于建设，将自己的岁月转换为作品。在不为人所见的某个地方，另外在柏林威廉大街、巴黎盖陀赛、罗马威尼斯宫以及伦敦唐宁街的十几个人，这些至少到那时为止表现得最为聪明和机敏的人，没有人认识他们，没有人见过他们，他们在说、在写、在通电话、在做一些人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在做出决定，人们对此不能参与，不能知晓其中的细节，但是这些决定了我自己和每个欧洲人最终的生活。我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但是没有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他们摧毁或者保全我们这些无权势者，让我们获得自由或者强迫我们受奴役，他们决定几百万人的和平与战争。而这时的我，如同其他人一样，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像一只苍蝇一样毫无抵抗能力，像一只蜗牛一样一筹莫展，而这些却关乎死与生，关乎内心最深处的“我”与我的未来，关乎我的大脑中正在形成的想法，关乎已经成形与尚未成形的计划，关乎我的无眠和安睡，关乎我的意志，我的所有，我的全部存在。我坐在那里，僵直地盯视着空虚，如同一位被判决的囚犯坐在监狱里，被囚禁、被锁在这无端的、无力的等待再等待中，跟左右周围的同道囚犯打听、询问、攀谈，好像我们当中的某个人知道或者能够知道，人家要拿我们怎么样。电话响了，一位朋友问我，我是怎样想的；报纸来了，它们只是让人内心更加烦乱；收音机播放的内容，每种语言都与另外一种语言的内容相反。我来到街上，在那里遇到的第一个人，让和他一样一无所知的我来说会不会发生战争。我自己在不安当中也提出同样的问题，在打听、在推测、在议论，尽管我非常清楚，他们多年来所积累的全部见识、经验和远见，在那十几个陌生人的决定面前显得一文不值；在二十五年以内，再一次束手无策地面临厄运，没有任何意义的想法在发疼的太阳穴上突突跳动。最终，我无法忍受大城市了，因为每个街角都张贴着海报，那些刺眼的词语像恶狗一样扑向我，因为我不由自主地从身边熙攘而过的每一个人当中，从他们的前额当中读出来他们所想的。我们所有人想到的都是同一件事，只是想到“是”和“否”，想到在决定性的赌博当中到底是“红”还是“黑”。在这场赌博当中，押上的是我的整个人生，我的残年岁月，我尚未完成的书，一切我至今所感觉到的我的任务、我的生活意义。

可是，在外交的赌盘上，弹子不定地滚来滚去，慢得让人神经难以承受。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一会儿黑，一会儿红；希望和失望，好消息和坏消息，仍然没有最后决定性的消息。忘掉吧！我对自己说。躲开去，逃到内心丛林的最深处，躲到工作当中，躲到最隐蔽之地，在那里你只是一息尚存的一个人，在那里你不是某个国家的公民，不是这场地狱般游戏中的对象；只有在那里，在这个变得疯狂的世界上，你的些微理性还能派上用场。

我手头不缺要干的活儿。若干年来我一直不间断地积攒材料，为写作一部两卷本关于巴尔扎克及其作品的书，但是一直没有勇气动手做这个时间跨度大、耗时长的工作。恰好是沮丧给我了（做这件事的）勇气。我回到巴斯，而且巴斯是最合适的，因为这个小地方曾经有许多英国文学中光辉熠熠的佼佼者，尤其是菲尔丁，曾经在这里创作，它比英国的所有城市都能更忠实地、更有穿透力地映射出另外一个和平的世纪，让人获得18世纪的恬静视野。但是，这种幽雅、柔美的景色与世界和我的思想中日益增加的不安，形成了多么大的对比啊！正如1914年有着我记忆当中奥地利最美的7月一样，英国1939年的8月也美不胜言。多少次，那如丝绸一般柔软的蓝色天空如同上帝的帐篷一样；多少次，太阳的光辉撒在草地和森林之上，还有那难以言表的鲜花绚烂多彩：大地上一片和平景色，而大地之上的人却在为战争进行装备。面对这种宁静、持久而繁盛的景色，这种弥漫在巴斯的山谷里令人陶醉的安谧气息——这景致让我悄悄地想起1914年巴登的娇美景色——战争的疯狂也正如当初一样令人难以置信。

我再一次不愿意相信真的会发生战争。我又像当初那样在准备一次夏季旅行。国际笔会大会定于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瑞典文学界的同人们邀请我作为荣誉嘉宾出席，因为我这个“两栖生物”已经不能代表任何一个国家。在那个即将到来的星期里，中午、晚上的每一个小时都由友好的东道主提前安排好了。我早已经预订了船票，这时传来了即将开始战争动员的消息。按照任何理性的原则，我现在应该快速收拾起我的书籍、手稿，应该尽快离开英伦岛这个可能的交战国，因为我在英国是外国人，一旦开战我便是敌对的外国人，会面临各种可想而知的自由限制。但是，有一些无法解释的情绪在阻挡我逃离。一半是因为我的固执，我不愿意一次又一次逃亡，因为不管到哪里，同样的命运都会尾随而至；另外一半原因，是我的疲倦。“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我用莎士比亚的话对自己说。如果它想带走你，你这位快六十岁的人，就别再与它抗争了！你最好的作品，你所经历的生活，它是无法抓走的。于是，我留了下来。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在战争之前安排停当我外在的市民生活。由于我还有第二次缔结婚姻的打算，我一刻也不要再推迟去办理手续，因为我不想因为收容或者其他可以想象的措施而与我未来的生活伴侣长期分离。于是，我在那天早上——那是9月1号，一个美好的日子——来到巴斯的民政局，来登记结婚。那位行政官员接过我们的材料，表现得特别友好而热情。他和当时的任何人一样，知道我们的愿望是要尽快地办完手续。第二天就是婚礼。他拿起笔，开始用漂亮的圆体字母在他的登记簿上写上我们的名字。

正在这时，应该是十一点左右，通往旁边房间的门被人打开了。一位年轻的公务员走进来，边走边穿外套。“德国入侵了波兰。这是战争！”他在静悄悄的房间里大喊。这个词如同锤子一样，砸在我的心上。不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已经习惯了各种沉重的打击。“这还不能说是战争”，我真诚地以为会是这样。但是，那位公务员几乎已经出离愤怒了。“不，”他激烈地大喊，“我们受够了！不可以每过六个月就从头开始一回！现在必须结束了！”

这时，那位已经开始填写我们的结婚证的那位公务员若有所思地搁下了笔。他在考虑的是，我们毕竟是外国人，在战争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就成了敌对国的外国人。他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允许缔结婚姻。很遗憾，但他还是要向伦敦方面请示。此后，是两天的等待、希望、恐惧，两天最可怖的紧张。在星期天的早上，收音机里传来这样的消息：英国向德国宣战。

那是一个特殊的上午。我无言地从那台将这个消息带到房间里的收音机旁走开。这条消息一定会完全改变我们的世界，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那些在沉默中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当中，将有成千上万会因此死去。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消息是悲哀和不幸，是绝望和威胁，也许在经历过很多很多年以后，才会从中生成出些意义。又是战争，一场战争，比地球上此前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可怕、范围更广的战争。又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我们默默地站在这突然鸦雀无声的房间里，避免目光相遇。外面传来鸟儿无忧无虑的啁啾声，它们让自己在和煦的微风中沉浸在轻松的爱情嬉戏里，树在金色的光芒中摇曳，它们的叶子像嘴唇一样彼此轻柔地触碰。这古老的大自然母亲，总也无法知道她的造物有着怎样的忧愁。

我走到自己的房间，将我的东西收拾进一个小箱子里。假如那位身居高位的朋友以前对我所说的话并非无端妄言，那么我们这些在英国的奥地利人会被当作德国人对待，会受到同样的限制，也许晚上我就没法在自己的床上睡觉了。我又被下调了一个台阶：自从一个小时前，我不光是这个国家里的外来人，而且是一个敌对国的外国人。我被强行流放到一个地方，一个我跳动的心不愿认可的地方。一个人因为他的种族和思想方式，被标记为与德国格格不入，因而早已经被德国排挤出去；现在，在另外一个国家，一个共同体的科层管理条例却将他，一个从来没有归属过德国的奥地利人，强行划归为德国人。这种荒谬的情形实在是难以设想。他们这样大笔一挥，我整个一生的意义就变成了荒谬。我还在用德语写作，用德语思考，可是我的每一个想法，我能感觉到的每一个愿望，都属于为自由而拿起武器的国家。任何其他的关联，所有过去的和曾经的东西，都已经被扯断、被打碎。我知道，在这次战争之后，一切都不得不重新开始。我内心最深处的任务，四十年来我为之付出全部信念力量的工作——欧洲的和平统一——全都成了泡影。比我自己的死亡更令我害怕的，是一切人针对一切人的战争，现在是第二次开始发生了。我的整个一生，都在充满激情地致力于在人性上和精神上的团结一致，在这个最需要牢不可破的共同体的时刻，却因为这极度的排挤让我感觉到如此无用和孤独，这是我的生活中前所未有的。

我再一次走到下面的小城里，要饱览这最后的和平。小城安静地矗立在中午的阳光下，似乎与平时毫无二致。人们迈着平常的脚步，走在往常熟悉的路上。他们不慌不忙，不聚堆谈话。他们带着星期天特有的安详和从容不迫。有那么一刻，我问自己：他们难道还不知道吗？但是，他们是英国人，善于克制自己的感觉流露。他们不需要旗帜和战鼓，不需要喧嚣和音乐来增强自己坚韧刚毅的决心。这与1914年奥地利的那个7月里的日子是多么不同，而今天的我，也与从前那个年轻、没有经验的我多么不同。回忆让人感到多么沉重！我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我看到光鲜的、货物充盈的商店，脑海中又出现了1918年那个激烈的情景，商店里被抢购一空，好像张开的眼睛在盯视着行人。我像是在白日梦中一样看到食品店前排着长队的穷苦妇女，那些沉浸在悲哀中的母亲、伤员、残疾人，所有从前那些严酷的残忍图景，又在中午的灿烂阳光中如幽灵般显现。我想到从前的那些士兵，从战场上回来时疲弱不堪、衣衫褴褛。我那跳动的心，在今天开始的，它的令人战栗之处尚未为人所见的战争中，感觉到从前的一切。我知道，过去的一切都化为云烟，一切业绩都将成为乌有。欧洲，我们曾经为它而活着的家乡，所遭受的毁坏不止于我们自己的生命。将来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全新的时代，但是在通往这个新时代的路上，还有多少地狱和炼狱必须经过。

阳光照耀得充沛而强烈。在回家的路上，我一下子注意到前面自己的影子，就如同我从就在眼前的这场战争中看到另外一场战争的影子。战争的阴影会无时不在，它再不会离我而去；这个影子，会日夜笼罩在我的想法当中。也许，它那昏暗的轮廓也出现在这本书的某些书页里。不过，每个影子毕竟也都是光的孩子。只有那些经历过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衰败的人，才算真正生活过。

注释

“圣巴托罗缪之夜”本义是指1572年8月24日在法国发生的天主教对基督教新教胡格诺派信众的大规模屠杀行动。这里借指大规模、集中的迫害活动。

约伯的主旨问题：为什么虔敬而无辜的义人要遭罪？为什么上帝缄默不语？为什么上帝不主持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