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太阳已经沉没。

我们的白昼已经过去；

黑云、夜露和危险正在袭来，

我们的事业已成灰烬。

莎士比亚：《裘里斯·恺撒》

在最初的几年里，就流亡的含义而言，英国之于我正如当年索伦托之于高尔基一样。奥地利还存在，尽管在那次所谓的“革命”以后，纳粹党还试图通过袭击以及暗杀多尔富斯让这个国家倒向纳粹一边。我的故国的挣扎还将持续四年。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回来，我没有遭到驱逐，没有被禁言。萨尔茨堡房子里的书，还都毫发未伤。我还有奥地利的护照，故国依然是我的祖国，我还是它的公民，拥有一切公民权利。那种失去祖国的残酷处境还没有开始，对于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很难将这种处境解释清楚：那是一种让人神经备受摧残的感觉，清醒地睁着眼睛踏入虚空当中，知道自己无论在哪里立足都可能片刻之间再被赶出来。我当时还刚刚处于这种处境的最初始阶段。不管怎么说，当我在1934年2月底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下车时，那种到达已经有别样的滋味。看待一座自己要留下来在其中生活的城市，与看待只是作为客人访问的城市，一个人会采取完全不同的视角。我不知道自己会在伦敦待上多长时间。只有一件事对我是重要的：我要开始自己的创作，来保卫自己内心的和外在的自由。我没有买房子，因为任何所有物又都意味着束缚。我租了一个小公寓，刚好可以放下两个书柜，装下我不想放弃的书籍，可以放下一张写字台。这样我就有了一切，作为一个精神工作者所需要的一切。当然，这里没有和朋友交流的空间。我更愿意住在狭小至极的空间里，以便能不时地出去旅行：在不自觉当中，我的生活已经有另外一种取向：安顿下来只是权宜之计，并非长远打算。

在第一天晚上——当天色已黑，墙壁的轮廓已经在昏暗中模糊起来——我走进这个终于布置停当的小居室时，不由得吃了一惊。在那一瞬间，我以为走进了三十年前我在维也纳为自己安置的小屋子。也是这么小的房间，唯一的美好问候是那些靠在墙上的和以前同样的书籍，以及布莱克的《约翰国王》上那双梦幻般的眼睛，无论走到哪里它都陪伴着我。我确确实实需要那么一刻才回过神来，因为很多年来我再也没有想到过那第一套公寓。莫非这是一种象征，意味着我的生活在经历了那么大的跨度之后要回到从前的状态，而我会变成自己的影子？三十年前，当我在维也纳选择了那个居室时，那是刚刚开始。那时我还没有什么创作，或者说没有重要作品问世。我的书，我的名字还没有活在我的国家里。现在与当年有着诡异的相似之处，我的书又从这个语言当中消失了。我所写的东西，在德国不为人知。朋友们都保持疏远，从前的圈子被打破了，房子连同所有的收藏和绘画作品都失去了。和从前一样，我的周围都是陌生人。我在这期间所做的一切，所成就的、所学的、所享受的，似乎都随风而散，五十多岁的我又面对一个新开端，如一个大学生坐在写字台前，每天疾步去往图书馆。只不过已经不那么充满信心，不再那么热情，头发上多了一层灰白，疲惫的灵魂上蒙上了一层沮丧的暗影。

关于1934年到1940年在英国的情况，我犹豫着不要去讲太多，因为这时已经离我们的时代很近了，我们大家都几乎经历了同样的，通过收音机和报纸挑动起来的不安，有着同样的希望和同样的忧虑。我们大家都不会带着骄傲去回想那些政治上的迷惘，想到它将我们引向何方，会让我们感到毛骨悚然。谁要想说明这些过去，就必须控诉，可是在我们所有的人当中，谁有这个资格！况且，我在英国的生活完全深居简出。在我流亡和半流亡的这些年，我中断了一切畅言无羁的群体交往，因为我有一个让人发狂的理念：在讨论时局方面，我身在外国，不能插言。我知道这想法有多么愚蠢，但是我无法克服这种多余的阻碍。对于奥地利的领导层表现出来的愚蠢，我尚且无能为力，我怎么能在这里，在这个我自己感觉是客人的美好岛国里，在对情况有更清楚、更好的了解之上，提醒人们希特勒将对世界构成威胁呢？他们会把这当成我个人的看法。当然，面对一些明显的错误，要想保持嘴巴紧闭，有时候也是很困难的。让人感到心痛的是眼睁睁地看着偏偏是英国人的最高道德准则——他们的忠诚、诚实的愿望，在没有相反证据时首先给人以信任——被精心策划的宣传所滥用。人们不断地听到这样蒙人的说法：希特勒只是想把德国的边境地区要到手里，然后他就会心满意足地收手并且出于感谢之情将布尔什维主义铲除。这个诱饵的效果实在是太好了。希特勒只需要在讲话中说出“和平”一词，报纸就欢呼着忘掉了希特勒所做的一切事情，不再去追问为什么德国要这么疯狂地增加军备。从柏林回来的（英国）人——让他们看到的都是预先准备好的，而他们也受到了款待和逢迎——会大力称赞那里的秩序和他们的新领导人。一来二去，在英国人们甚至开始默认，希特勒提出的大德国“要求”有其道理。没有人明白，奥地利就是墙上那一块特别的石头：只要有人将它挖掉，欧洲便会坍塌。我以焦灼的目光看着英国人和他们当中的领导者们因为天真和高贵的轻信而受人蛊惑，而我的眼睛曾经在家乡从近处看到过冲锋队成员的脸，听到过他们唱“今天，属于我们的是德国；明天，将是整个世界”。政治局势越紧张，我越是回避与人谈话，回避公开活动。在旧大陆，唯独在英国，我没有在报纸上发表与时局相关的文章，从未在电台发表谈话，从未参加过公开讨论。我在那里隐姓埋名，生活在一个小房间里，和三十年前生活在维也纳的那位大学生一样。因此，我没有资格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见证人来描绘英国。况且，后来我不得不承认，在战争之前我从来没有认识到英国人身上最深沉、最内涵的，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刻才迸发出来的力量。这样一来，我就更没有资格说什么了。

我在英国见到的作家也不多。恰好那两位我后来开始有交往的作家约翰·德林瓦特（johndrinkwater，1882—1937）和休·沃尔波尔（hughwalpole，1884—1941）被死神提早带走了。年轻的作家我不经常能遇到，作为外国人的不安全给我造成负担，因而我回避一切会所、晚宴和公众活动。不管怎样，我还是经历过一次特殊的、真正难忘的享受，见到萧伯纳和威尔斯这两个真正头脑敏锐的人物之间分歧深刻却特别带有骑士风度的精彩交锋。那是在萧伯纳那里一个小圈子里的午宴。当时令我一方面感到有兴味，另一方面感到有些尴尬，因为我事先不知道是什么引发了他们之间的隔阂。这隔阂让两位大作家都感到如箭在弦，这已经体现在他们彼此问候的方式上，那是一种浸透着些许讽刺的相熟：肯定在他们二人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或者是不久以前刚刚消除，或者正好要通过这次午宴来消除。这两位在英国享有盛誉的大人物半个世纪以前都在“费边社”为当时同样年轻的社会主义并肩战斗过。自那以后，他们都按照自己非常独特的个性发展，彼此越来越远。威尔斯一丝不苟地坚信他那积极的理想主义，不知疲倦地建构他那关于人类未来的愿景，而萧伯纳却用越来越怀疑和讽刺的态度看待未来和当下的事物，在它们身上来检验他那些深思而且愉快的思想游戏。他们二人在身体上的外形，这些年来也正好形成对照。八十几岁的萧伯纳精神矍铄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只吃坚果和水果。他身材高挑、清瘦，从不倦怠，滔滔不绝的双唇边总是带着尖刻的笑，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沉醉于自己制作的冲突焰火；威尔斯这位热爱生活的七十岁老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追求享受、安逸，他个头矮小，红红的面颊，在偶尔出现的轻松之后是极端的严肃。萧伯纳在进攻上让人眼花缭乱，他快速而巧妙地变换着攻击点；威尔斯的强项在防卫战术上，坚不可摧，像是一位信念坚定的信徒。我马上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威尔斯不光是来这里参加一次友好的午宴，而是为某种原则性辩论而来的。我因为根本不了解二人有思想上的冲突这一背景，所以对这种紧张气氛的感觉就更为强烈。他们二人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词语中，都经常带着一种冒失的然而又相当严肃的争斗情绪。就如同两位击剑手，在发动猛烈交锋之前，用小小的试探性攻击来检验一下自己的应变能力。萧伯纳在思路敏捷方面更胜一筹。每当他作答或者防卫时，浓密的眉毛下的眼睛都熠熠发光，他乐于使用笑话，玩弄辞藻已经达到了某种过于自我感觉良好的程度——六十年的操练让他在这方面成为无人可以企及的大师。有时候他那白色的长胡子会在轻声的笑中颤动，他的头略为偏向一侧，好像在查看自己射出去的箭是否已经击中靶的。威尔斯面颊红润，有着一双沉静而不动声色的眼睛，他的言词更为锐利、直接。他的理解力也敏捷非凡，但是他不用那种耀眼的侧面进攻，而是采用更放松、更直接的方式，带着一种不言自明的从容。这场交锋既尖锐又快速，一刺一挡，一挡一刺，好像一直都在无限的乐趣当中，让旁观者对这场击剑比赛，熠熠剑光以及二人的攻防技艺叹为观止。但是，在这种迅捷而且始终处于最高水准上的对话背后，有着一种精神上的愤怒，他们以英国人特有的高贵方式将这种愤怒规范在修辞上最文雅的形式里。寓严肃于游戏，寓游戏于严肃，这正是让这场讨论显得引人入胜的原因所在。这是两个极端的个性人物一次激烈的对抗，表面上似乎是某件事引起的，但实际上早就由于某些理由和背景而注定要如此的，只是那些理由和背景我无从知道而已。我看到了英国两位最出色的人物展示他们最精彩的时刻。这场辩论的续篇，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在《民族周刊》以书面的形式继续进行，但是它们给我带来的乐趣远不及这场激情对话的百分之一，因为在那些抽象表述的观点中，那活生生的人，那原本最本质的内容不再能为人所见了。我很少能如此这般地享受到思想与思想摩擦时发出的光芒，无论在此前还是此后，都没有在任何戏剧的对话艺术当中看到过如此精彩的展演，因为他们所进行的对话毫无意图，不追求戏剧性效果，具有最典雅的形式。

那些年，我在英国生活仅仅就空间意义而言，并没有倾注全部灵魂。正是对欧洲的担忧，那种让人神经感到疼痛的担忧，促使我在从希特勒上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几年里多次旅行，甚至两次跨越大西洋。也许敦促我这样做的是那种预感，要赶在这世界还在敞开之时，在轮船还能和平地行驶在海上的时间内，要用上全部的心力来为将来更黑暗的时代积攒一些印象和经验；也许是出于满心的热望想去了解，在我们的世界因为不信任与不和睦而遭受破坏之时，另外一个世界正在建设；也许那是一种模糊的预感，我们的以及我个人的未来会在与欧洲隔洋而望的那个新大陆。一次穿越美国各地的演讲旅行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看到这个国家的多样性，以及同时并存的内在团结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也许南美洲给我留下的印象更为强烈，我是应国际笔会邀请去参加大会的。对我来说，去强调超越国家和语言的精神上的团结，显得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为重要。在出发之前的最后几个小时，欧洲还让我带上一份令人忧心的警告。在那个1936年的夏天，西班牙内战已经爆发。从表面上看，那只是这个美丽的悲剧性国家的内部冲突，而实际上那已经是两个意识形态的权力集团在为未来的交战做准备性演习。我是从南安普敦乘坐一艘英国轮船出发的，原以为这艘船会因为要避开战争地区而不会在平时的第一站维哥（vigo）停留的。令我吃惊的是，船开进了港口，而我们乘客甚至被允许上岸几个小时。维哥当时掌握在佛朗哥的人手中，离真正的战场还远得很。但是，在这几个小时以内我还是看到了一些足以让人心情沉重的事情。市政厅大楼上飘扬着佛朗哥的党旗，大楼前面一排排地站着一身农民打扮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大多是被牧师带领着，显然是从附近农村召集来的。我一开始还没有明白，要让这些年轻人干什么。是招募他们当工人，完成某项紧急工作吗？或者，他们是来领救济金的失业者？一刻钟以后，我看到同样的小伙子们从市政厅大楼里出来，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身穿簇新的军服，佩带武器和刺刀。在军官的监管下，他们登上了同样崭新锃亮的汽车，随后汽车疾驶过街道，出城而去。我吓了一跳。我在哪里曾经见到过这样的情景？首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德国！突然之间到处是簇新的军服和崭新的汽车、机关枪。我再一次问自己：谁提供了，谁支付了这些新军服，谁组织起了这些满脸菜色的年轻人，谁在驱使他们去反对现政权，反对选举出来的议会，反对他们自己的合法代表者？据我所知，国库以及武器库还都在合法政府的手中。这也就是说，汽车和武器都是从外国运进来的，它们肯定是从离得最近的葡萄牙越过边境线的。但是，是谁输送的，谁付的钱？一股力图获得政权的新势力，各处出击的都是这同一股势力，它喜欢暴力、需要暴力，一切我们认可并为之努力的理念——和平、人道、友善——在它那里都是早已不合时宜的软弱。那是一些神秘的群体，他们隐蔽在办公室和大公司里，他们阴险地利用年轻人幼稚的理想主义来服务于他们的权力意志和生意。他们有使用暴力的愿望，想要以更新、更精密的技术让战争的原始野蛮性来覆盖我们这多灾多难的欧洲。一个画面上的、感官上的印象对灵魂上的震撼要超过千百篇报纸上的文章和小册子。当我看到这些无辜的年轻人被神秘的幕后操纵者武装起来，让他们起来反对自己的国家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预感到我们将面临什么，欧洲将面临什么。轮船在停留几个小时再起锚之时，我上船后快速走进船舱。再去看一眼这个美丽的国家，它将由于外来势力而遭受残忍的蹂躏，这让我感到巨大的切肤之痛。我感觉到，欧洲，我们的神圣故乡、西方文明的摇篮和圣殿，正在由于自己的癫狂而注定要走向死亡。

正因为如此，瞥见阿根廷才让我感到更加幸福。那是另外一个西班牙，有着它的古老文化，在一片新的、辽阔的、还没有被鲜血浸透，没有被仇恨毒害的土地上得到了保护和保存。那里有丰足的食物、财富和盈余，也有无限的空间，因而也有了未来的养料。我感到莫大的幸福和一种新的信心。几千年来，文明不一直在从一个国度向另外的国度游移吗？一棵死于斧斤之下的树，不总是能够得到某种存留，开出新的花朵，结出新的果实吗？在我们之前和在我们周围，人们世世代代所创造的一切不会完全失去的。人们只是需要学会在更大的范围内思考，要想到更大的时间跨度。我对自己说，人不应该只考虑到欧洲，而是要超越欧洲去思考；不要让自己被埋葬在正日趋死掉的过去中，而是要参与它的重生。这座新兴的百万人口大城市的所有居民都对国际笔会大会表现出满腔的热情，从这种诚挚中我认识到，我们在这里不是陌生人。对于精神上一体化的信心——我们为此献上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在这里还存在，还有效，还在起作用。有了我们这个新时代的速度，大洋也不足以将我们分开。我们有了一个新任务来代替旧任务：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大胆的设想来建设我们梦想中的共同事业。如果说，从看到那即将来临的战争之时起，我已经对欧洲放弃了信心，那么我在南十字星下又开始去希望、去相信。

巴西给我留下的强烈印象和希望一点儿也不亚于阿根廷。这个被大自然情有独钟的国家有着地球上最美丽的城市，这个国家空间广大，直到今天还有铁路、公路尚未通达的地方，更不用说飞机了。在这里，人们对往昔欧洲的保存甚至要比欧洲人自己更精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残忍还没有侵入这个民族的风习和精神当中。人们的共同生活在那里更为和平、更为礼让，即便是大相径庭的种族之间的交往，也不像我们欧洲人之间那样充满敌意。在这里，没有人以血统、种族和出身这些荒谬的理论来对人进行分门别类。我有一种奇特的预感，人们在这里还能和平地生活，这里为未来准备下了无尽的空间，而在欧洲，为了哪怕一点点儿可怜的空间，各国之间还要大动干戈，政客们还要喋喋不休。这里的土地还在等待着人，等待着人来利用它，等待着人以自己的存在来充实它。欧洲文明所创造的内容，可以在这里以另一种新方式延续下去，并发扬光大。大自然的千姿百态之美让我感到赏心悦目，我已经将目光投向未来。

不过，旅行，哪怕是旅行到另外一个星座下面，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也不意味着逃离了欧洲以及对欧洲的忧心。这似乎是大自然对人类最为恶意的报复：当人类通过技术创造所具备的神秘力量将自然置于自己的手中时，这些技术也同时搅扰人的灵魂。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最糟糕的诅咒，莫过于它阻止我们逃离现实，哪怕一刹那也不行。我们的祖先可以在灾难性时代逃避到孤独和偏僻之处，可是我们却注定必须在同一个小时、同一秒内了解和感受到世界上某个地方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不管我离开欧洲有多远，它的命运与我同在。就在我达到伯南布哥的那天晚上，我的头顶上是南十字星座，我的身边是黑肤色的人在行走，如当头一棒一般，我在报纸上看到巴塞罗那被轰炸，一位西班牙朋友被枪杀的消息，就在几个月以前，我还与这位朋友一起度过了好几个小时的愉快时光。在得克萨斯州，我坐在一辆飞驰的普尔曼式的车厢里，行驶在休斯敦和另一座石油城之间，我突然听到有人发疯似的用德语大喊大叫：一位不懂德语的旅客正好将火车上的收音机调到了德国电台，于是我在列车轰轰隆隆地经过得克萨斯平原时，还不得不听着希特勒发表的煽动演说。无由逃避，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总是不由得带着折磨人的焦虑想到欧洲，在欧洲之内总是想到奥地利。也许这显得有些狭隘的爱国主义，在一个巨大的危险处境当中——其范围遍及从中国到西班牙的埃布罗河和曼萨纳雷斯城——我对奥地利的命运尤为关注。我知道，整个欧洲的命运都系于这个小小的国家，它偏巧是我的祖国。如果现在回过头去要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政治失误的话，那么最大的错误便是：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家们没有实行威尔逊总统那个简单明了的和平计划，而是把它给肢解了。他的想法是，让小国获得自由和独立，但是他也正确地认识到，只有在所有的大国和小国都处于一个超越性的统一体之下受到约束，这些小国的自由和独立才能得到保证。由于这个超越性的组织——那个真正的、彻底的国际联盟——没能形成，他的计划中只有另外一部分即小国的独立得以实现了。由此引发的根本不是什么安宁，而是持续不断的紧张局势，因为没有什么比弱小国家的大国梦更危险的了。这些小国尚立足未稳，它们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相互钩心斗角，为了一块小小的地盘而争执不休：波兰针对捷克，匈牙利针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针对塞尔维亚，在这种敌对中，所有国家当中最弱小的奥地利面对的是超级强大的德国。这个被肢解、被弄残了的国家——它的统治者曾经在整个欧洲不可一世——是欧洲这座墙保持不倒的那块关键性石头，这是我还要再强调一遍的。我知道，在这个英国百万人口大城市里我身边的所有人都不会知道，没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也就没有了，然后巴尔干就成了希特勒唾手可得的猎物。由于纳粹所具有的特殊结构，一旦维也纳在手，纳粹便能用这个杠杆撬动整个欧洲。只有我们奥地利人知道，希特勒带着满是仇恨毒刺的贪婪向维也纳挺进，这座城市曾经见证过他的穷困潦倒，而今他要作为一个凯旋者长驱直入。每次当我匆匆前往奥地利，在返回时再越过边境时，都会长舒一口气说“这一次还没有”，然后回望一眼，好像这会是最后一次了。我看着灾难正在到来，无可避免。在那几年里，当别人早晨满怀信心地打开报纸时，我数百次在心里害怕会出现这样的头条：奥地利沦陷。啊，当我假装成自己早已经与奥地利的命运脱钩时，我是怎样在欺骗自己！我从远方为它那迟缓而被发烧弄昏了的头脑所做的最后挣扎而感到痛苦，其程度远远超过我那些留在国内的朋友：他们在用爱国游行来欺骗自己，他们每天互相打气：“法国和英国不会让我们沦陷的，尤其是墨索里尼决不会答应的。”他们相信国际联盟，相信和平条约，就如同一位病人相信药物上的漂亮标签一样。他们幸福无忧地生活在那里，而将事情看得更清楚的我，却忧心得肝肠寸断。

我最后一次回奥地利去也没有别的理由，只是内心对于大难降至的恐惧临时性发作。我曾经在1937年秋天去维也纳看望我的老母亲。我在那里很长时间没做什么事，也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处理。从维也纳回来几个星期后的一个中午，应该是11月底，我穿过摄政王大街回家，路过时买了一份《旗帜晚报》。那是哈里法克斯勋爵飞往柏林，第一次试图与希特勒本人谈判的那一天。现在我的眼前还能出现那个画面，在这份《旗帜晚报》的第一版上右边版面上黑体排印的文字逐一列出来了哈里法克斯想和希特勒达成一致的几点内容。在字里行间我读到了，或者说我以为我读到了：舍弃奥地利！若不如此，与希特勒会谈还能有什么用？我们奥地利人知道，在这一点上希特勒是决不会让步的。奇怪的是，计划中的讨论题目只出现在《旗帜晚报》的中午版上，在午后印刷的同一份报纸上这些内容已经消失得踪迹全无。（后来我听到有传言说，报纸上的消息是意大利公使提供的，因为在1937年，意大利最害怕的便是英国和德国背着它达成共识。）这份报纸上的这条消息绝大多数人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内容是否正确，我无从判断。我只是知道，一想到英国已经开始就奥地利问题与希特勒谈判了，我被吓得六神无主。今天我也不羞于说出口：当时我拿着报纸的手在抖个不停。假也好，真也好，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么紧张过。我知道，如果这个报道里有那么一点点真实在里面，那这就是终结的开端：那块石头就会被从墙里撬出来，而墙也会随之坍塌的。我马上转身不再去回家的方向，而是跳上下一辆开往维多利亚火车站方向的公共汽车前往帝国航空公司，去打听是否有明天的飞机票。我还想再见一次我的老母亲、我的家庭成员、我的家乡。幸好我还得到了一张飞机票，我迅速收拾些东西放在箱子里，飞往维也纳。

我的朋友们都很吃惊，我怎么这么快，这么突然又回来了。可是，当我说出我的忧虑时，他们是如何嘲笑我的！我还一直是过去的那位“耶利米”，他们笑话我说。难道我不知道吗，现在整个奥地利的居民都百分之百地支持舒施尼克？他们极尽能事地盛赞“祖国阵线”这一了不起的游行，而我在萨尔茨堡已经观察到，绝大多数游行者只是将规定的统一徽章别在领口上，为的是不要对自己造成不利。与此同时，他们为谨慎起见，也早已在慕尼黑的纳粹党那里登记了。我学过的历史，我自己写过的历史太多了，不会不知道大众总是会马上倒向当权的一方。他们今天会高呼“舒施尼克万岁”，明天也会用同样以排山倒海的声音高喊“希特勒万岁”。我在维也纳接触到的所有人，都表现出真诚的无忧无虑。他们互相邀请聚会，身着晚礼服和燕尾服（他们根本不知道，不久以后他们就得穿上集中营里的囚服）；他们奔走于各家商店，购置圣诞节礼物，布置漂亮的房子（他们根本不知道，不多的几个月以后就会遭到洗劫）。古老的维也纳固有的悠然自得，我此前也非常喜欢，也是我一生都梦想拥有的状态。这种忧虑全无的状态，曾被维也纳的民族诗人路德维希·安岑格鲁贝（ludwiganzengruber，1839—1889）概括为一句简短的格言：“你不会出事的。”这种无忧感第一次让我觉得疼痛。也许在终极意义上，所有这些维也纳朋友都比我睿智，因为他们在事情到来之时才去经历那种痛苦，而我事先已经在想象中感受到一次痛苦，当发生之时会第二次感受到。不管怎样，我无法理解他们，也无法让他们明白。两天以后，我不再对任何人发出警告。为什么要去扰乱那些根本不想受人打扰的人呢？

在维也纳停留的最后两天里，我带着绝望无言的“再也不能”的目光再次看遍每一条熟悉的街道，每一座教堂，每一个花园，这座我出生之城的每一个古老角落。当我说出这话时，不是事后的词语点缀，而是绝无虚言的真实。我在与母亲拥抱时，就带着这样隐秘的“这是最后一次”的感觉。我带着“再不能见”的想法来感受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明确地知道这是告别，永远的告别。火车经停萨尔茨堡，我的房子，我曾经在里面生活工作二十年的房子就在这座城市，但是我根本没有下车，都没有到站台上。我可以从车窗向外看到矗立在山丘上的我的房子，回想起在那里度过的岁月。但是，我没有去看一眼。为什么还要看呢？我再也不会住在那里。在火车驶过边境的那一刻，我像《圣经》中的罗得一样清楚地知道，身后的一切都是尘土与灰烬，是被凝结成苦涩盐柱的往昔。

我还以为自己已经预先感觉到能够发生的一切可怕之事，那便是希特勒的憎恨之梦得以实现，他会作为一个凯旋者占领维也纳，这座曾经将这个一贫如洗、一事无成的年轻人踢出去的城市。但是，与1938年3月13日所发生的非人的暴行相比——从此以后奥地利和整个欧洲成为赤裸裸暴力的猎物！——我的想象力，人类的想象力显得多么犹疑、多么弱小、多么可怜！现在，面具可以摘下来了。其他国家既然公开表现出了恐惧，那么，血腥的暴行就用不着再顾忌什么道德上的阻碍了，他们再不需要诸如在政治上消灭“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欺骗性借口了：英国算得了什么？法国算什么？世界都不在话下。现在不光要抢、要偷，连那种私人性质的复仇欲都得以恣意放纵。大学教授们被逼着用赤裸的手擦洗街道，有着虔诚信仰的白胡子犹太人被拖进他们的教堂，一群大呼小叫的年轻人逼迫他们下跪并齐声喊出“希特勒万岁”的口号。街上无辜的人像兔子一样被抓到一起、被带走，让他们去打扫冲锋队兵营的厕所。种种病态而肮脏的仇恨妄想，以前人们在黑夜中无耻地想到的，现在在光天化日之下得以大肆发泄。他们闯进住宅，从吓得浑身发抖的女人那里扯走耳环，对城市的同样劫夺可能也发生在几百年以前的中世纪战争当中。然而新增的内容是，他们那无耻的乐趣在于对人进行公开的折磨，对灵魂的摧残，各种精心设计的侮辱。所有这些并不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而是上千人在遭受这种苦难。不像我们这个道德已经疲惫不堪的时代，当一个更为宁静的时代到来时，人们会浑身战栗地读到，在20世纪的文化之城，一个仇恨狂人曾经犯下了怎样的罪行。这是希特勒在各种军事和政治胜利中最邪恶的胜利，这个人成功地用不断升级的办法将所有法律概念的棱角磨掉。在实行这一“新秩序”之前，如果没有法院的判决和拿得出的理由而杀人的话，还会让整个世界震惊，在人类的20世纪，酷刑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没收财产被明确地认定为偷窃和抢劫。可是现在，在一个个接踵而至的圣巴托罗缪之夜以后，在冲锋队的监狱和铁丝网后面不断有人被酷刑致死以后，个别的不公正还算什么？人间的痛苦还算什么？1938年，在奥地利沦陷以后，我们的世界对非人道、无法无天、残忍的习惯程度，是此前几百年所没有的。假如在从前，维也纳这座城市里发生的这些事情，足以受到国际上的唾弃；但是，在1938年，世界良知却缄口沉默，或者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几句，随即便忘记和原谅了这些暴行。

那些天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每天都响彻着来自家乡的求救呼声，明知道最亲近的朋友们被抓走、遭酷刑、承受羞辱，无助地为每一个自己所爱的人感到战栗。我也可以毫无愧疚地说——这个时代已经将我们的人心如此反转——当我那年迈母亲的死讯传来时，我没有惊骇，没有哀伤。正好相反，知道她现在可以免受一切痛苦和危险，这令我感受到一丝安慰。她已经八十四岁高龄，耳朵几乎完全聋了。她住在我们自家住宅当中，所以就算依据新的“雅利安法律”，她暂时也不用搬迁出去。我们寄希望于过一段时间以某种方式将她接到国外。维也纳被占领后的第一批法令就让她受到沉重一击。八十四岁的她已经腿力不支，她每天短暂散步时，习惯每走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就坐在环城大道或者公园里的椅子上休息一会儿。希特勒成为这座城市的主子八天以后，就发布了一道牲畜不如的禁令：犹太人不允许坐在长椅上，这是专门以折磨人取乐为目标的众多禁令当中的一条。对犹太人的抢劫还算有他自己的逻辑，尚可容忍，毕竟他们可以将工厂、住宅、别墅这些抢夺之物以及由此腾出来的职位留给自己的人，用来奖赏自己的走卒，戈林的绘画收藏能变得那么丰富而且堂皇，也主要归功于这种毫不手软的抢劫行动。但是，不让一位老太太或者一位体力不支的老先生在长椅上坐几分钟喘口气，这种事发生在20世纪，是由一个人想出来的：这个人，却被上百万人当成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而受到顶礼膜拜。

幸运的是我母亲得以避免长时间忍受这类野蛮行为和侮辱。在维也纳被占领几个月之后，她离世而去。与她的去世有关的一段小插曲，我没法绕过去不写。在我看来，正是对这些细节的记录，对即将到来的时代才显得非常重要，下一代一定会觉得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八十四岁的老太太在早上突然失去知觉。被叫来的医生很快就做出了判断，她可能活不过当天夜里，于是叫来了一位大约四十岁的女护理员来做她的临终陪伴。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我哥哥和我——都无法赶到，因为在那些德意志文化的代表人面前，就算是为母亲守灵而回到奥地利，也一样以犯罪论处。于是我们的一位堂兄打算当天晚上在她的居室度过，这样至少在她临终之际有一位家庭成员在身边。这位堂兄当时六十岁，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实际上他一年以后便去世了。当他准备在隔壁房间将自己准备过夜的床打开时，这位女看护的确感到很不好意思，过来解释说，按照新的纳粹法律，她不可以让他在临终者的床边度过这个夜晚，对此她感到遗憾。我的堂兄是犹太人，而她作为五十岁以下的女人不允许同他在一个屋顶下过夜，哪怕在临终者的床前也不行。按照那些坏蛋的观点，一个犹太人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肯定是对她性侵，玷污她的种族血脉。她说，她当然为有这类规定感到特别丢脸，但是她也不得不服从法律。这样，为了能让这位护理员守候在我母亲的临终病床前，这位六十岁的堂兄就迫不得已在晚上离开这座房子。也许人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会庆幸我母亲不必在这群人当中生活更长的时间。

奥地利的局势也给我的私人生活带来改变，这些我一开始只是当成完全无关紧要的、纯粹形式上的一些改变。我的奥地利护照作废了，我必须向英国当局申请一份白色的替代性身份证，即一张无国籍者的护照。在我自己的世界主义梦想中，我曾经多次设想这应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按照我内心的感受，无国籍便是对任何国家都没有责任，也就没有区别地属于所有国家。但是，我不得不再一次认识到，我们的这些人间幻想是多么不可行。只有当一个人亲自受过痛苦后，才能理解那些最重要的感觉。十年前，当我在巴黎遇到梅列日科夫斯基时，听到他向我抱怨他的书在俄国被禁，我这位没有经验的人还相当不假思索地企图安慰他说，相比于他的著作在国际上的传播，那实在算不上什么。可是，当我自己的书从德语世界消失时，我才再清楚不过地理解了他的那种抱怨：自己创作出来的词语只能以翻译本，只能以冲淡过的、改变了的介质呈现！同样，我也是在英国行政管理机构的等候室经过漫长等待才被叫进去的那一刻，才明白将自己的护照换成一张外国人身份证明意味着什么。我对自己的奥地利护照拥有一种权利，奥地利大使馆的官员和警察都有义务给一位有完全公民权的人签发护照，可是，为这份我从英国当局得到的外国人证件，我必须得请求。那是一种我需要请求的恩赐，而且这种恩赐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剥夺。一夜之间，我的地位就下滑一级。昨天，我还是一位外国客人，可以说是一位绅士，在这里消费外汇并且纳税；今天，我却成了外来移民，是一名“难民”。我被降至一个如果说不上是不名誉至少也是低人一等的类别当中。况且，持有这张白色证件的我，想获得任何外国签证都必须提交特殊申请，所有国家都对这一“类别”的人，这些没有权利、没有祖国的人——我突然也成了其中的一员——不予信任，因为如果他们惹下麻烦，滞留时间太长的话，不能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将他们遣返，将他们送回他所来自的那个国家。我总是不由得想到若干年前一位流亡中的俄国人所说的一句话：“以前，人有一个身体，一个灵魂。今天他还需要一个护照，不然就不能被当成人一样对待。”

的确如此。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所经历的能让人感觉到的最大倒退，莫过于对个人行动自由的限制以及自由权利的缩小。在1914年以前，地球属于所有的人。每个人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想停留多长时间就停留多长时间。没有所谓的许可，没有准入。当我跟现在的年轻人讲到我在1914年以前去了印度和美国，没有带护照，也根本没见过护照是什么样子，我总是看到他们脸上的惊奇。人们上车下车，不需要问什么，也不被人盘问；今天人们被要求填写的上百份表格，当时一份也不用填写。没有居留许可，没有签证，没有刁难。今天的国界线，因为大家彼此之间病态的不信任，已经被海关、警察、哨所变成了一道铁丝网，而那时的国界线无非是一条象征性的界线，谁都可以不假思索地越过，就如同格林尼治的子午线一样。直到世界大战以后，国家社会主义开始了对世界的搅扰。作为第一个看得见的现象，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那便是对外来者恐惧症：对外国的憎恨，或者至少是对外国人的恐惧。人们到处都在防范外国人，到处都在抵制外国人。所有那些从前只会加在罪犯身上的羞辱手段，现在的普通旅行者在旅行之前和旅行期间都必须领受。人们得允许自己被拍照，左面、右面、正面，头发必须剪短，好让耳朵能露出来，必须留下指纹，一开始只是拇指指纹，后来则是全部十个指头的指纹，此外还要出示各种证明：健康证明、防疫注射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推荐信，还要能够拿出邀请信以及亲属的地址，要出示道德上和财务上的保证，要填写一式三份、四份的表格，如果这一大堆材料中缺少一份，那就没戏了。

这些似乎都是琐事。冷眼一看，我居然提及这些琐事，显得我自己小家子气。但是，这些毫无意义的“琐事”让我们这一代人毫无意义地浪费了不可挽回的宝贵时间。如果我今天来算一下，我在那几年里填了多少表格，每次旅行时写了多少声明、税务申报、外汇证明、过境手续、居留许可、居住地登记和注销证明，我在领事馆和官署部门的前厅里等候了多少小时，曾经面对过多少个官员——友好的和不友好的，无精打采的和过分激动的都有——我经历了多少次过境时的检查和问询，有了这些经历之后我才感觉到，在这个世纪，在这个我们年轻时曾经坚信会成为一个自由的世纪，一个正在到来的世界公民的时代，我失去了多少人的尊严。有多少我们的产出、我们的创造、我们的思想被这些没有产出，同时却让灵魂遭受凌辱的繁文缛节所带走！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在这些年里研读的官方规定都多于思想著作，通往一个陌生城市、陌生国家的第一条路不再像从前那样是通往博物馆，通往某处风景的路，而是前往大使馆、前往警察局的路，是去领取一个许可证。如果大家坐在一起，同样的一伙人，从前会谈论波德莱尔的诗歌，会带着思想上的激情来讨论问题，而现在我们谈论的是入籍和居留许可，是应该申请长期签证还是旅游签证。去结识一位在签证处工作，能让你的等候时间缩短的小职员，在过去十年内变得如此重要，甚至超过与一位托斯卡尼尼或者一位罗曼·罗兰的友谊。人们不得不一直感觉到，虽然有着与生俱来的自由灵魂，但人是客体而不是主体，权利丝毫没有，一切皆为官僚机构的恩典。人们不停地受到盘问、登记、编号、检查、盖章。直到今天，我这个不可救药的自由时代的人，一位梦想中的世界共和国中的公民，还一直觉得我护照里的每一个公章都是囚犯身上的烙印，每一次询问和检查都如同一场羞辱。我知道，这些是小事，小事而已，在一个人的价值暴跌得比货币还快的时代，这些都是微末之事。但是，只有抓住这些不起眼的病症，后来的时代才能正确地描绘出主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思想状况和思想混乱的临床表现。

也许我是被此前的自由给宠坏了，也许我的感受度因为近年来陡然而至的变换而太敏感。每一种形式的移民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失衡。如果一个人脚下没有自己的土地，他就会失去挺直的身姿，就会变得没有把握，对自己产生疑虑——所有这些也都得亲自经历过之后才能理解。我毫不迟疑地承认，从我不得不使用外国颁发给我的身份证件或者护照的那一天起，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些证件和我自己是属于一起的。那种自然而然的身份认同，证件与原初的、本来的我相一致的身份认同被永远破坏了。我变得比自己的天性所在更为拘谨了。从前我是一位世界主义者，可是现在我不断地有这种感觉，好像我应该为每一次呼吸感恩戴德，这是我从一个陌生民族那里所夺走的。在清醒思考时，我当然知道这种奇怪念头多么荒谬。但是，什么时候理性能真正抗拒自己的感觉呢！我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心，告诉自己要成为一位“世界公民”，但是这都无法给我以帮助。不，在我失去护照的那一天，我以五十八岁的年龄发现，一个人失去的祖国绝不仅止于那一块被划定边界的土地。

有这种不安全感觉的并非我一人。慢慢地，不安开始在整个欧洲扩展开来。自从希特勒入侵奥地利，政治局势一直不明朗。在英国，那些曾经悄悄为希特勒铺平道路，寄望于借此为自己的国家换来和平的人，开始慎重考虑问题了。从1938年开始，在伦敦、巴黎、罗马、布鲁塞尔，在所有的城市和乡村，任何一个谈话，不管开头时话题多么遥远，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落到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避免战争或者至少将战争向后推迟。如果我回头看在欧洲战争恐惧一直愈来愈强的这几个月，我能回忆起来，只有两三天人们有真正的信心；只有两三天人们有了这种感觉，战争的阴云会过去，人们又可以自由地呼吸。是非颠倒的可笑之处恰好在于，那两三天在今天看来恰好是现代史上最糟糕的日子：那是张伯伦和希特勒在慕尼黑会晤的几天。

我知道，今天人们不太情愿去想到那次会晤：张伯伦和达拉第被逼到墙根，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投降。但是，因为我要提供文献式的真实，所以我必须承认，每一位在英国经历了那三天的人，当时都感觉美好极了。1938年9月的最后几天，局势令人感到绝望。张伯伦刚刚从他与希特勒的第二次会晤回来，几天以后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张伯伦去见希特勒，为的是在戈德斯贝格（godesberg）毫无保留地同意希特勒此前在贝希特斯加登向他提出的要求。可是，几个星期以前还能让希特勒感到满意的要求，现在已经填不满他的权力欲壑了。绥靖政策以及“一再争取”的做法可悲地失败了，在英国，轻信的时代一夜之间就结束了。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欧洲只有这样的选择：要么在希特勒无休止的权力意志面前屈服，要么拿起武器来阻止他。英国似乎心意已决。他们不再讳言军备，而是公开地展示出来。突然之间工人们出现了，他们在伦敦的海德公园、摄政王公园尤其是德国大使馆对面筑起了地下防空洞，以对付空袭轰炸的威胁。海军舰队也行动起来，总参谋部的军官穿梭往来于伦敦和巴黎之间，共同制定抵抗措施。开往美国的船上挤满了外国人，他们想要让自己及时到达安全的处所。自从1914年以来，英国人还从来没有这么警醒过。人们变得更加严肃，更加凝重。人们看着房子，看着繁华的街道，心里暗暗地想着：会不会明天就有炸弹落下，将这一切摧毁？屋子里人们或站或坐地围在收音机旁边，收听新闻广播。在每个人身上，在每一秒里，整个国家都弥漫着看不到却能感觉到的高度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