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所有的旧事都怀念。比如，那时候拔牙齿就用一把鞋钳子拽，用凉井水来止痛。这想起来都害怕，谁还想念它？但我怀念那时候牧场里的日子。我那时候出去长途贩牛，去过四次。那真是我这一辈子最好的日子，最好的了！海阔天空，周游四方，世上再没有比这更舒心的事儿了，以后再不会有了。那时候，一到晚上，牛群安静地睡了，一丝风也没有，大家便围坐在篝火旁，盛上一杯咖啡，听老家伙们讲他们的故事。都是多好的故事啊！给自己卷上一支烟，抽着抽着，就睡着了。再没有那么舒服的觉了，再也没有了……”
他一边说，一边往黑地里弹了弹烟灰。索珂洛推开门，往外看了看。
“约翰逊老爹，”她招呼道，“你还是进来吧，外头太冷了。”
“我这就进来。”
“我也该走了。”约翰·格雷迪说。
“别让人家等，”老人说，“人家会不耐烦的。”
“是，老爹。”
“快走吧。”
他站了起来，索珂洛已回厨房了。他看着还坐着的老人，问道：“你还是觉得那不是个好主意，是吧？”
“你说的什么？”
“我想结婚的事。”
“我可没说过那不是好主意的话。”
“那你到底怎么想？”
“我觉得，你应该顺着自己的心走，”老人慢慢地说，“要说，对任何事情我都是这个想法。”
他随着一群游客在华雷斯大街上往前走着，忽然看见那个擦皮鞋的小孩在街角上向他招手，
“我猜你是要去看你的姑娘吧？”男孩招呼他。
“不，我去找一个朋友。”
“她还是你的未婚妻吗？”
“对，还是。”
“你什么时候结婚呢？”
“快了。”
“你问她了吗？”
“问了。”
“她说‘愿意’了？”
“对，她说了。”
男孩咧嘴笑了。“唉，又一个小伙子完蛋啦！”他寻开心地说。
“对，完蛋啦！”
“你走吧，”擦皮鞋的男孩又说，“我现在可就没法再帮你的忙了。”
他走进摩丹诺酒馆，摘下帽子，挂在门边墙上的长架子上一大堆帽子和乐器中间。然后走到留给盲乐师的桌子旁的另一张桌子上坐下。屋子那头的酒吧侍者向他点点头，举起一只手叫道：“晚上好！”
“晚上好！”约翰·格雷迪答道。
他两手抱拳搁在桌子上。角落里一张桌子上坐着两个穿老式黑色演出服的老乐师。他们知道他是盲乐师的朋友，便彬彬有礼地向他点点头，他也点点头回答。一个穿白围裙的侍者从舞池那边走了过来，向他问候。他说要特奎拉酒，侍者深深鞠了一躬，像是领受了什么重大任务似的走了。他坐着，从街上传来孩子们的欢呼和小贩们的吆喝。一束太阳光从他身后高处的铁栅窗斜射进来，落在地上成一方白色耀眼的光亮。在光亮的中心卧着一只淡黄的大家猫，正在舔洗着自己。它一会儿摇头打呵欠，一会儿又转头盯着他看。过了一会儿，侍者把他的酒送来了。
他用舌头把手背舔湿，从桌上拿起盐罐往上撒了点盐，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酒，然后从盘子里取了一瓣柠檬，放在嘴里挤着咂了咂，又拿出来放回小盘，接着再舔一口手背上的盐，又喝一口特奎拉酒。旁边桌上的乐师们坐着，都静静地看着他。
喝完了特奎拉，他又要了一杯。那只猫不见了，地上的那块光亮也往里头移了，过了一会儿，又移上了对面墙根。侍者开亮了旁边屋子的灯。又有一个乐师进来，跟先来的两个乐师坐到了一起。又过了一会儿，盲乐师和他的女儿进来了。
侍者快步迎上去，接过他的外衣，帮他拉开椅子。他们说了几句话，那侍者点点头，朝小姑娘笑了笑，拿着盲乐师的外衣走过去，挂了起来。小姑娘在椅子上稍稍转过身向着约翰·格雷迪。“您好吗？”她问候道。
“还好。你呢？”
“也挺好，谢谢。”
盲乐师坐在椅子上侧身听着，然后说：“晚上好！你来跟我们一起坐吧？”
“谢谢，行，那倒好。”
“那就赶快过来吧。”
他推开椅子站起身。盲乐师觉得他走近了，朝他微笑，向他旁边的黑地里伸出手。
“你好吗？”
“挺好，谢谢你。”
乐师对女儿用西班牙语说了些什么，接着，他摇摇头，说：“玛丽亚太害羞了。就因为不会用英语和我们的朋友说话，是吧？”
“您瞧，她不说话，这真没法！侍者呢？你要喝点什么？”
侍者把他们要的酒水端来了，乐师又给客人要了酒。他把手按在女孩的胳膊上，示意她，要等到大家的饮料上齐了再动。侍者走开后，他转身向着约翰·格雷迪。
“好了，现在说说，”他说，“有什么新情况？”
“我向她求婚了。”
“她拒绝了吗？”
“没有。她答应了。”
“那你干吗这么严肃？吓了我们一跳。”
那小女孩眼珠骨碌碌往上翻，又转开看着别处。约翰·格雷迪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我今天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没问题，”乐师道，“尽一切可能。”
“那姑娘没有家，也没有担保人，所以我想请你做她的教父。”
“哦。”乐师沉吟着，双手握起支着下巴，接着又放到桌子上。
大家都无话，等着。
“当然，我觉得很荣幸。可是，你明白，这可不是件随便的事儿。”
“是，我明白。”
“你们将来要在美国生活？”
“是的。”
“美国，”乐师自言自语着，“是的。”
大家静坐着。盲人乐师静默的时候气氛显得格外静默难耐，连角落里坐着的三个乐师也盯着他看。他们根本听不见乐师在说什么，但好像也在等他接着说下去。
“教父的责任不仅仅是件礼仪上的事，”他深思地说，“这不光是为了加强朋友间的关系或者表示某种亲密。”
“对，我明白。”
“这是件很严肃、非同小可的事。所以要是对方有正当的理由而回绝的话，你应该不觉得有什么丢面子才好。”
“是的，先生。”
“在这样的事上，不能感情用事。”
盲乐师伸出一只手，伸开指头举着，好像是为了引起注意，或要挡开什么似的。他要是眼睛能看见的话，就像是正在端详自己的指甲似的。
“我的身体很差，”他开口说，“即使不是这样，你的姑娘也仍然应当在美国找人做担保或监护。因为她是要在那里开始她的新生活啊！你不觉得那样更好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能有更多的人帮助她就最好了。”
“是的，那当然。”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你看东西不方便？”
“不，”盲乐师放下手，答道，“这和我的眼睛没有关系。”约翰·格雷迪等着他说下去，可他再没话了。
“是不是有话不方便在你女儿面前说？”
“我女儿？”乐师说。他脸上露出了盲人才有的那种微笑，摇摇头。
“老天，”他叹道，“没有，不会。我们没有什么秘密。一个有秘密的瞎眼父亲？不，没有这种事！”
“你知道，我们在美国是没有教父的。”约翰·格雷迪说。
侍者过来把约翰·格雷迪的酒放在他面前。盲乐师一边向他说谢谢，一边用手指在木头桌面上摸索着，直到触到他自己的酒杯。
“祝贺你的婚事！”他举杯对约翰·格雷迪说。
“谢谢。”
他们各饮了一口。小女孩也把麦管插进饮料瓶，低下头吸啜起来。
“要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盲乐师继续说，“既明白，又善良，那就可以向他讲明做教父的职责。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你就是这个人。”
乐师喝了一口酒，把杯子放回到桌上原来的地方，沉思着握起两手。
“让我对你这么说吧。”他开始说道。
“说吧，先生。”
“像这种事情，一旦你对一个人说了，那他马上就有了责任，即使他拒绝了也是。”
“我只是在为她着想。”
“我也是。”
“她没有别人好求，她一个朋友也没有。”
“做教父不一定非要朋友不可。”
“总得有点什么关系吧。”
“要找愿意负起责任、品格正直的人。这就够了。此外，他可以是朋友，也可以不是朋友。他可以是你的一个有办事能力的亲戚，比如说，一个能把家庭团聚在一起的人，这你明白的。但他也可以是与你们的家庭没有什么关系的人，甚至可以是一个仇人。”
“一个仇人？”
“对！我就知道这样的一个例子，就在我们这个城市里。”
“他为什么要找仇人做孩子的教父呢？”
“他有很好的理由，你也可以说是最差的理由。总之，在我要说的这件事例里，那个人快死了，他最后一个孩子刚刚出世，是个儿子，他唯一的儿子。怎么办呢？他请来一个人，这人与他曾经是朋友，但现在成了仇人。他就请求这个人做他儿子的教父。这人当然一口拒绝：什么？你疯了？他心里是非常吃惊的，因为他们互相敌意很深，不说话已好多年了。但很可能，他们之间结怨，与他们先前成为好朋友，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世上这种情况很常见。那濒死的人坚持要请这人做教父，因为他手里有……人们玩扑克时怎么叫来着？对……有保底的一张牌。”
“爱司。”
“对，最后一张爱司。他就对他的仇家说，他要死了，现在把牌都交出来，摊在桌子上，请求他仗义帮忙。这样，这人就再没法拒绝了，他手里已经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了。”
盲乐师举起一只手，在烟气弥漫的空中往上一挥，他接着说：“人们开始议论了，没完没了地议论。有人说这是那将死的人想以此挽回他们以前的友谊；有的人说他做过对不起那个人的事，现在在永远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想加以补救。还有种种别的说法。实际上，事情比看上去要复杂多了。依我看，这个将死之人，不是被感伤所惑。他也曾有朋友离开世间。他也不是被幻觉所惑，他知道，人们最希望珍藏在心里的东西，往往很容易失去，而人们想弃绝的东西，却恰恰因为你想弃绝它们，反而如影随形、特别牢固地跟随着你。他知道，亲人们的怀念和记忆有多么脆弱易逝：现在他闭上眼睛会想到你；他们渴望能再一次听到你的声音。但所有这些怀念和记忆会随着时日的流逝变得淡而又淡，直到所有的记忆都成了遥远的回声和模糊的幻影。再后来，连这些也不复存在了。
“他知道：与此相反，仇人倒是永远互相记着，仇恨越深，记忆就越牢固。结果最痛恨的仇家倒在你心中永存。最对不起你、对你伤害最大的人，反而成了你家里挥之不去的‘住户’，大概唯有你的原谅和宽恕才能使他们离去。如果我们相信他足够聪明的话，这就应该是那人当时的想法了。
“这样，他就对教父的职守加上了最强有力的约束。不仅如此，选择了一个仇人，也就把整个社会都变成了监护者。因为如果是一个朋友来做，大家就不会太在意。可换了一个仇人呢？所以，你现在看到了，他是多么精明地把他的仇人给捕捉到精心编织的罗网中了。因为他的这个仇人本质上还是有良心的，是个有身份的人。这样，这个仇人加教父现在就不得不永远心里记着这个要死的人，不得不永远忍受着世人监督的眼睛。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说永远也不会随意地背离教父的职守。
“那个父亲随后就死了。他的仇家教父便自然成了孩子的父亲一般。人们都在旁观着，代替那死了的人监督着。究竟是什么力量逼那仇家来干这个苦差事的呢？这是因为，不管怎么说，人间毕竟还是有正义和良知的。虽然一般认为这个良知和正义是属于社会这个整体的，但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它也可以属于个别的人。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份正义和良知。那个要死的人大概就赞成这个观点。我自己也是。人们常说世道人心是……怎么说来着？对，是旋转的。”
“无常的。”
“无常的？我不知道。还是说旋转的吧。但实际上世道人心并不是旋转的。世事永远是一样的。那人让整个人世做见证，保证他的仇人为他服务，永远忠于他的责任。他做的就是这件事，或者他就是这样相信的。有时候我自己也相信这个。”
“结果怎么样？”
“很出人意料。”
盲乐师伸手摸到酒杯，把杯子举起来，像是在仔细端详着。然后又放下，搁到面前桌上。
“很出人意料。教父的身份和职责最后成了那个仇人生活的中心，从他身上激发出了最美好的品格，使他的人性得到了升华。他身上早已被忘却的美德一下子得到了充分的显现，他改掉了所有的恶习和毛病，他甚至开始上教堂做弥撒。教父的职责好像从他的心底里释放出了正直、忠诚、勇毅和奉献等种种品格，他的变化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有谁曾预见到所有这些？”
“后来呢？”约翰·格雷迪追问。
乐师笑了笑，是那种让人看了很难受的盲人的笑。
“你已嗅出点不祥的气味了？”他问。
“是的。”
“完全是这样，又是个不幸的结局。也许，这就是故事的教训吧。谁知道呢？你自己想想吧。”
“到底怎么了？”
“那个受了濒死的仇人之托后来改变了自己生活的人，后来破产了。那孩子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比全部还多。说他溺爱那孩子，是太轻描淡写了。谁知，到头来事情变得糟糕透了。我相信那快死的人的用心是好的，可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因为父亲让孩子牺牲的事也不是没有的。
“那孩子长大以后粗野而狠心，成了一个罪犯，一个小偷，一个赌棍，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最后，1907年冬天，他在奥吉纳戈杀了人，才刚十九岁，跟你差不多吧。”
“同岁。”
“也许，这就是他的命。命中注定的事，没有哪个教父能救他，亲父亲也不行。那个教父倾家荡产为他到处行贿打点，都没有用。人一走上这个道儿就上了不归路。末了，教父贫病交加，郁郁而终。但他活着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痛心或后悔过，好像从来也没有想过他是上当了。他过去曾是个强悍甚至有点无情的人，但后来对孩子的爱心把他变成了一个心软的老糊涂。我说这个，是因为我自己也倒过霉。我们都一下子忘却了自己，然后就全听凭命运怎么安排了。命运也许对你发点慈悲，也许一点儿也不。
“人们常说命运是盲目的，是不能计划、没有目标的。可这里的又是一种什么命运呢？世界上任何一个举动，一旦做了，就不可能悔改逆转的，又是有另一个举动为其先导的，而这个先导举动之前又有一个举动做先导。这样形成一个无边无际、庞大纠结的网。人们常以为他们可以对面临的问题自由地作出选择。其实，他们只能在既定的前提下作出选择。而在世世代代形成的巨大迷宫中，你的所有选择都是身不由己的。而且，在这迷宫中的每一个举动，本身又都是一个新的束缚和限制。因为它不但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而且更牢固地依附在构成整个生活的那些限制条件上。比方说，要是原先那要死的人己原谅了他的仇人，那结局就该完全不同了。那么，到底男孩是专门安排下来为父亲报仇的？还是那濒死的人要故意牺牲自己的儿子？我们的打算都是针对未来的，而世界却在随时随地改变着，我们想把握它，哪里可能呢？我们唯一可依赖的只有上帝，以及皈依上帝意志的那份虔诚。”
乐师两手握在一起，向前倾着身子，拿起酒杯。“那些眼睛看不见的人，”他说，“就只有依靠先前的经验了。比如说，如果我不想喝空杯子出丑的话，我就必须记住我先前已把杯子里的酒喝完了。这个做了教父的人，他死的时候并不很老，大概比我现在还年轻些。照我刚才说的，好像是他的良知和社会的关心，使他认真地行使了教父的职责。其实，这些良知和关心什么的，都很快就淡化、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倒是他对那孩子的爱给他带来了苦难——如果我们把它叫作苦难的话。你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
“我说不出来。”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做任何事，如果用心不诚，到头来总是会有报应的，任何事任何举动都是。”
说完，他们便沉默地坐着。整个屋子都是一片寂静。面前酒杯里的酒还都没碰过，约翰·格雷迪盯着玻璃杯上的水珠。盲乐师把手中的玻璃杯放到桌上，推到中间。
“你很爱那姑娘吗？”
“我可以为她去死。”
“可那管事也看上了她。”
“你是说蒂武西奥？”
“不，我说的是大管事。”
“爱德华多？”
“对。”
沉默。大家在沉默中端坐着。外面大厅里又来了几个乐师，大家正在开始调校乐器。
约翰·格雷迪盯着地面坐着，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
“那个老女佣靠得住吗？”
“你是说拉提尔达？”
“对。”
“噢，难说。”盲乐师低声叹道。
“可那老女人对她说过，她以后可以出嫁的。”
“可那老女佣是蒂武西奥的母亲啊！”
约翰·格雷迪听了又一惊，靠到椅背上，一声不响地坐着。他失神地望着盲乐师的女儿。那姑娘看上去安静、温存，又有点狡黠。她也正注意看着他。
“你原来不知道？”盲乐师问。
“不知道。她知道吗？……是了，她当然知道的。”
“是的。”
“她也知道爱德华多看中了她吗？”
“知道。”
厅里的乐师们奏响了一曲轻快的巴洛克风舞曲，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起身，轻轻地步入舞池。盲乐师坐着，双手搁在面前的桌上。
“她说爱德华多会弄死她的。”约翰·格雷迪说。
盲乐师点点头。
“你相信他会杀了她吗？”
“是的，”盲乐师点点头，“我相信他会杀了她的。”
“所以你不愿做她的教父？”
“对，是这个原因。”
“那会叫你也脱不了责任？”
“是。”
跳舞的人们在打蜡的地面上滑过，他们神情庄重，舞步规范，就像老电影里的样子，有一种古典的高雅。
“您觉得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不能给你什么建议。”
“你是不愿。”
“是的，我不愿。”
“是不是我应该放弃她，如果我保护不了她的话？”
“也许。”
“你觉得我保护不了她？”
“我觉得这里的困难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
“那我该怎么办？”
盲乐师坐着不语，过了一会儿才说：“你要明白，虽然我不能完全肯定，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他说着，把手在桌面上摸过来，好像要把什么他看不见的东西抚平。
“你大概是想要我告诉你一点那大管事的秘密，透露一点弱点什么的。可这件事的困难就在那姑娘自己身上。”
“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办呢？”
“向上帝祷告。”
“是吗？”
“你愿祷告吗？”
“不。”
“为什么？”
“我不知道。”
“你不信上帝？”
“不是这个原因。”
“是因为那姑娘是个异教徒？”
“说不清，也许是吧。”
“人们在跳舞？”盲乐师坐着，忽然冒出一句。
“是，在跳。”
“不是那个原因？”
“哪个原因？”
“她是个妓女。”
“不是。”
“你没想过你不得不放弃她的可能吗？说实话。”
“我不知道。”
“那你就不知道该怎么祷告，该祈求什么了。”
“是的，我不知道该祈求什么。”
盲乐师又点点头。他俯身向前，一只手肘支在桌上，前额抵住手上的大拇指，像是在教堂里忏悔的样子，也好像在听音乐。
“她到白湖之前你就认识她了？”他问。
“是的，以前见过她。”
“在拉维纳达酒馆？”
“对。”
“爱德华多也是在那儿认识她的？”
“嗯，大概是吧。”
“就是说，事儿都是从那儿开始的。”
“是的。”
“他是个魔鬼，是个精力贼足、对事情顶认真、抓住不松手的人。”
“我自己也是个认真的人。”
“这我知道，要不然就不会有这一摊事儿了。”
约翰·格雷迪端详着盲乐师没有表情的脸。这张脸和外界隔绝，外界对这张脸好像也是不存在的。
“你还想对我说些什么？”
“没有什么了。”盲乐师答道。
“你说爱德华多也看上了她？”
“对。”
“可他还是会杀她？”
“对。”
“明白了。”
“只是有可能吧。我只是想对你说，你对那姑娘的爱情得不到朋友们的全力支持。你以为大家会赞成的，可实际上没有，一个也没有。也许连上帝都不支持。”
“那您呢？”
“我没算我，要是我能看得清事情的前景，我就会告诉你的。可我看不清。”
“你觉得我像个傻子？”
“不，我没那么想。”
“就是那么想了，你也不会说的。”
“可能。可现在我并没有撒谎。我不那么想，也从来没那么想过。一个人追求自己挚爱的人，是永远没有错的。”
“哪怕是送了命也在所不惜？”
“对，我觉得是这样！哪怕是送了命也在所不惜！”
他从厨房外的场院里拉出最后一大桶垃圾，拉到火堆边，倒到火堆上，往后退了两步，看着浓烟滚滚而起，橙黄色的火焰在黑烟中喘息，映衬在黄昏时分微暗的天空。他用胳膊擦了擦眉毛，然后弯下腰，抓住手把把滚桶立起来，推到停在旁边的卡车边。他把大桶装到车上，抬起后挡板关好，然后走回屋子。他的朋友赫克托正在一边后退着一边用扫帚扫地。他们俩一起把饭桌从另一间屋子里搬过来，然后又搬椅子。赫克托从碗橱里取出一盏煤油灯放在饭桌上，取下玻璃灯罩点着灯捻，吹熄火柴，把灯罩罩上，然后用灯边上的黄铜手柄调了调火头的大小。“圣像呢？”他一边问道。
“还在车里，我去拿。”
他出去把剩下的东西从司机舱里拿出来，把粗木雕刻的圣像立到梳妆台上，又解开捆着的被单，准备收拾床铺。赫克托在门道里站着。“要我帮忙吗？”
“不用了，谢谢。”
赫克托便靠在门框上抽起烟来。约翰·格雷迪摊平被单，抖开枕头套，往里塞羽毛枕芯。然后展开索珂洛送给他的一床拼花棉被。赫克托把烟衔到嘴上走过来，到床的另一边，帮着约翰·格雷迪把被子铺好，后退一步看着。
“我看行了。”约翰·格雷迪说。
他们回到厨房里，约翰·格雷迪俯在灯上，手掌挡在灯罩上边，吹灭了灯，走出房子，随手关上了房门。他在院子里一边往外走，一边又回头不住瞧着小屋。外面夜空阴沉沉的，满天乌云，一片漆黑，寒气逼人。他们便朝下面停着的汽车走去。
“他们会等你吃晚饭吧？”
“会，”赫克托答道，“没问题。”
“你要愿意，可以和我们一起吃。”
“不了。”
两人爬进驾驶舱，拉上车门。约翰·格雷迪启动了引擎。
“她会骑马吗？”赫克托问。
“会，能骑。”
车在满是车辙的土路上往下开，后面车厢里的工具家什晃来晃去，碰得哐啷哐啷作响。
“什么在响？”约翰·格雷迪问。
“没什么。”
车上了第二挡，颠颠簸簸地往前开着，头灯的灯光上下乱晃。拐过第一个弯的时候，一座城市跃入眼帘，三四十里开外的平原上点点灯火星罗棋布，在黑暗里熠熠生辉。
“这山上很冷的。”赫克托说。
“是。”
“你在上面过过夜吗？”
“有几晚我待到过半夜。”
他看了赫克托一眼，赫克托从口袋里掏出烟末、纸片，坐在那里开始卷烟。
“你不相信？”
赫克托耸耸肩，拿了根火柴在大拇指指甲盖上一划划燃，点上烟，嘘灭了火柴。
“总该很认真小心的。”他说。
“你说我？”
“不，我说我。”
前面路上蹲着两只猫头鹰，在车灯的光亮里，转过苍白的脸来，尖尖的，它们眨了眨眼睛，像幽魂一样伸开白色的翅膀，悄无声息地飞起，消失在头顶的黑暗里。
“是猫头鹰。”约翰·格雷迪说。
“不，是夜猫子。”
“是猫头鹰。”
赫克托笑了。他吸了一口烟，黑脸膛在黑色的玻璃窗里闪亮了——下。
“就算是吧！”他说。
“本来就是！”
“好，就是，就是。”
他走进厨房，看见奥伦还坐在饭桌旁。他挂起帽子，走到水槽边洗了洗手，倒了杯咖啡。索珂洛从她屋子里出来，把他从炉边撵开。他便端了咖啡到桌边坐下等着。奥伦从他的报纸上抬起头瞟了一眼。
“有什么消息，奥伦？”
“你要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不知道。挑点不好不坏的吧。”
“没有那种东西，那种东西成不了消息。”
“倒也是。”
“麦格雷戈家的姑娘被选成阳光狂欢节的皇后了，你见过她吗？”
“没有。”
“是个甜甜的妞儿。你的房子怎么样了？”
“还行。”
索珂洛把他的饭盒放在他的面前，还有一盘盖着餐巾的小面包。
“她不是城里姑娘，对吗？”
“对。”
“这很好。”
“是的。”
“比利说她漂亮得像只小鹿。”
“可他觉得我是在发疯。”
“是吗？你也许是有点，而他也许是眼红吧。”
奥伦一边看着小伙子吃饭，一边喝杯里的咖啡。
“我结婚的时候，我的伙伴们也都说我是昏了，都说我一定要后悔的。”
“那你后悔了吗？”
“没有。我们后来是离婚了，但我并不后悔。不是她的错儿。”
“是怎么了呢？”
“说不清，好多原因吧。最主要的是我受不了她家里的人。她妈妈简直是个要命的女人，我还以为我见过不少厉害女人，可见了她妈妈，才知道我错了。要是老头子还活着，我们可能还能对付着过下去，可是他得了心脏病。我知道他最后要出麻烦，我问候他的时候，是真的希望他能好起来，并不是仅仅出于客气，可他到底还是死了。然后，丈母娘就来和我们一起住了，带了她所有的坛坛罐罐来。这一来，日子就再没法过下去了。”
他从桌上烟盒里取出一支烟点上，若有所思地把烟一口喷到屋子当中，眼睛却盯着约翰·格雷迪。
“我们一起过了快三年，直到那一天。以前她常常给我洗澡，说了你大概都不相信。我真心地喜欢她。要是她没有父母就好了，那我们就不会离婚，现在还是夫妻。”
“对不起，我真替你难过。”
“一个人结婚的时候，不会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的。他也许以为他知道，其实不可能。”
“你说得可能对。”
“嗨，如果你想知道你有什么毛病，你应该怎么改造，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女方所有的亲戚都请来住在你家。我保证：你马上就完完全全地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可她没有家。”
“那就好了，”奥伦道，“你这步棋很高明。”
奥伦走了，约翰·格雷迪端着咖啡坐了很久。窗外，南方远处墨西哥上空，天地交接的地方，细小亮白的闪电像蛇的舌尖一样在漆黑的天边无声地闪动。屋里一片寂静，只有过道里的座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
他回到马厩时，比利的灯还亮着。他走到放着小狗崽的马舍，把它抱了起来。小狗在他的臂弯里扭动着，呜咽着。他抱着它回到自己的小隔间，走到门口，站住回头望望。“晚安！”他高声喊道，一边拨开帘子，伸手到头顶黑地里摸灯绳。
“晚安！”比利喊了回来。
他笑了笑，又放开灯绳，就摸黑坐到自己的隔间里，用手抚弄着小狗的肚子。一阵风刮来，马厩那头一块松动的铁皮屋顶哗啦啦响动，他闻见一股马的气味。风过去了，静了下来。屋子里有点冷，他想点上那个小煤油暖炉，继而又作罢。只是脱掉靴子和裤子，把小狗放进盒子，自己和衣蜷进毛毯躺着。屋外的风，屋里的冷，都让他想起儿时在北得克萨斯祖父家的那些冬夜：当风雨从北边大草原上吹洒过来，祖父的大屋每每被突然来临的闪电照得雪亮，在霹雳声中当风颤抖着。那年他刚有了他的第一匹小马，每当这样的晚上，每当这样的清晨，他便用毯子裹着身子，像一个包着破布的难民，走出屋子，埋着身子，顶着风和雨点来到马厩里，沿着长长的走廊走下去。外面霹雳闪电，明亮的白光透过板条墙投射进来，他在一闪一闪的光亮中往前走，走过被闪电照得一隐一现的马舍，一直走到小马的马舍跟前。小马正站在里面等候着，他拉开门闩，扑进去坐到草上，两手抱着小马的脖子，直到可怜的家伙不再继续颤抖为止。
他常常在那儿待一整夜，直到早晨阿图罗来喂马的时候。阿图罗总是趁人们还没睡醒的时刻送他回大屋。一边走，一边把他身上的草刷掉，他俨然是个小主子。那时谁也想不到，后来战争的爆发使他再也成不了小主子了。他早年的梦总是一样的，总是有什么东西在担惊受怕，而他则来安慰它们。今晚，他又做梦了。在梦里，他看见自己穿着一身西服，打着新的黑领结，在屋里站着。这衣服正是祖父葬礼那天他在冷风中穿过的。
他还梦见也是这样一个冷天，早晨上工之前，他站在马克的马厩里他自己的小屋里，也穿一身黑色外衣，包装外衣的盒子打开放在床上，盒子里的纸散落在四处，断了的包装绳也堆在床上，旁边是割绳子用过的小刀……这是他爸爸留给他的。比利也在，站在门道里看着他。他扣好外衣纽扣，两手交叉在肚子前面站着。墙上横穿立木的木条上放着一面小镜子，镜子里看得见他的脸，在这冬天早晨的寒气中显得消瘦而苍白。过了一会儿，比利转身往地上的谷草里吐了口唾沫，顺着马厩中央的过道走出去，到大屋去吃饭了。
他最近一次见到她，是在多底蒙多斯旅馆，还是在二楼拐角的那个房间。他从窗户边看见她在下边给出租车司机付钱，便赶紧去到门边，迎她从楼梯口上来。姑娘进来坐在床边，他紧握着她的双手，觉得她的气还没喘过来。
“你好吗？”他问。
“好，挺好的。”
他急切地问她没有改变主意吧。
“没有，”她说，“你呢？”
“决不会。”
“你爱我吗？”
“永远！你呢？”
“我爱你一辈子。”
“那就好了。”
她说她试着为他俩祈祷上帝了，但总做不下去。
“为什么？”
“不知道，大概上帝听不见吧。因为我不信教。”
“他能听见的。要在星期天祷告，这最重要了。”
他俩上床做爱。完后她蜷卧在他怀里，静静地一动不动，只有身体随着呼吸起伏不已。他不知道她是睡了还是醒着，一直对她讲着他自己过去的事。他对她讲了他以前给库阿特罗·西埃那卡斯牧场干活儿的事；讲了他和老牧场主的女儿之间的事；讲了他与她的最后一次见面；讲了他在萨尔蒂略被关进监狱的事；以及他一直说要告诉她的脸上伤疤的事。他还讲了他在圣安东尼奥大剧院看他妈妈演戏的事；以前常和父亲骑马到圣安吉洛北山里去的事；讲了他的祖父、祖父的牧场、横穿牧场西边的科曼奇人的古道以及他小时候在秋天的月夜里纵马驰骋在古道上的情景：那些古科曼奇人的幽灵在路上一批批从他身边驰过，奔向另一个世界，去寻找他们活着的时候终生追求而没有寻获的东西……
太阳影子斜了，他们才出了房间。他告诉她，司机拉蒙·卡古铁雷斯会开车到诺彻屈斯特街接她，把她送到国界那边。到时他会把必要的证明文件弄好，让她顺利入境。
“一切都安棑好了。”他说。
她紧紧握住他的双手，漆黑幽深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他对她说，什么都不要怕。还说拉蒙是他的朋友，证明文件也都齐了，决不会有错的。
“拉蒙当天早上七点钟来接你。你一定要准时到那儿。”
“我会在那儿的。”
“在饭馆里面等着他来找你。”
“好的，好的。”
“这事儿可不要告诉任何人。”
“知道，任何人都不说。”
“任何东西也别带。”
“任何东西？”
“对，任何东西都不能带。”
“我有点害怕。”
他搂住她，说：“别怕。”
他俩静静坐着，从窗外楼下街上传来小贩的叫卖声。她把脸贴在他的肩上。
“主持婚礼的神父，”她说，“他会说西班牙话吗？”
“会，会说。”
“我不知道上帝能不能宽恕我的罪孽。”
他张嘴要说，可她把手扪在他的唇上挡住，说：“先说说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他的眼睛掠过她漆黑光洁的头发，茫然地望着街上渐渐浓重起来的暮色，心里想着他自己心里相信的东西和不信的东西。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有些人说他们知道上帝的意志，他不大相信；可他还是相信上帝的，要是上帝还不能宽恕她，那他就不是上帝了。
“上帝会宽恕任何罪过？”
“任何罪过都可以宽恕，是的！”
“没有任何例外？”
他正要回答，她又用手捂住他的嘴。他就转而亲吻她的手指，接着把她的手拿开一点儿，说：“除了放弃希望、自暴自弃以外。”
要分手的时候，她一边伸出手去摸他的脸颊，一边问他会不会一辈子爱她。他在半空中接住她的手，说：“这我不用想，我会深爱你一辈子。”
她用双手捧着他的脸，纵情地吻着。“我爱你，我爱你，”她柔声呜咽着，“我要永远做你的妻子。”
她站起来，转过身子，拉着他的双手。“真想一起走，那该多好。”她说。
他站着不动，用两只胳膊搂住她，在暗下来的屋子里不停地亲吻她。他想送她到走廊那头的楼梯口，但她在门口止住了他，最后吻了他一下，便说了再见。他在房间里听着她下楼的脚步声渐渐远了，急忙跑到窗户边，想看着她从大门口出来，但却没能看见。心想她一定在下边街上紧靠着这边墙走了。他跌坐在床上无心地听着外面嘈杂的声音。他坐着，坐了很久，想着自己的这一辈子，想着这一辈子好多事情都根本不能事先预料，他一辈子的希望和打算也没有多少真正是他自己的主意。屋子里全黑下来，窗外面旅馆的霓虹灯招牌亮起来了。他又坐了一会儿，然后起身，从窗边椅子上取过帽子戴上，开门走了出来，往楼下走去。
一辆出租车在十字路口停住。一个胳膊上戴黑纱的小个子站在路中间，举起手拦住了它。司机摘下帽子搁在仪表板上，等着。坐在车里的玛格达莱娜探身往外看。街上传来低沉的喇叭声和马蹄的嘚嘚声。
一队吹鼓手走了过来，都是些穿着旧黑外套的老人。后面跟着几个抬尸床的人，肩上扛着一张缀满鲜花的床垫，花丛中躺着一个刚死了的人。他年轻，脸色苍白，手搁在身子两旁，僵直地挺在床上，被抬着往前走着。几个凹痕遍布的吉卜赛喇叭大声奏出的哀乐，在路两旁的铺面之间、建筑物之间、泥土地上来回冲撞、回荡。一群裹着黑色大披巾的妇女一边走一边哭泣，孩子和男人们穿着黑衣服、戴着黑纱。盲乐师也在他们中间，由他的女儿领着，蹭着脚，小步小步地走着，脸上一副哀痛的表情。再后面是两匹大小不配的马，拉着一辆旧木车。车厢里麦草、谷籽也没有清扫，就载着一副棺材。棺材是手工刨成，用木榫组合的，没用一颗钉子，就像旧时候西班牙犹太人的棺材一样。拿木头用烟熏黑，用蜂蜡和油漆漆过，除了还能看见细细的木纹外，整个儿就像是一个表面打磨过的铁箱子。
马车后面跟着一个背棺材盖的人，背上背着棺材盖，像是为死者赎罪的罪人一样，连人带衣服都用煤烟和蜡涂得漆黑。出租车司机见了，静静地在胸口画了个十字。姑娘也画了十字，然后用嘴吻着自己的手指。
马车嘎嘎地走来，大轮子滚动着，慢慢从街道对面的店铺面前经过，从站在店铺面前面色凝重的看客前面经过。从出租车里看过去，旋转的木轮辐条把街上的光、色、人脸都切成一条条不断晃动更替的图景，就像一副搓开的扑克牌一样。石头路上车轮椭圆的影子不停地转着转着，影子前面则是马的影子，蹄子一上一下，一屈一伸地捣动着。一切都在晃动，晃动……
看着，看着，姑娘突然举起双手，把脸紧贴在前面的椅背上，然后猛地往后一倒，一只手捂住眼睛，脸歪到肩膀上，紧接着又僵挺起来，两手撑在身边，哭出声来。司机在座位上扭过身子，惊问道：“怎么了，姑娘，你怎么了？”
水泥的天花板，上面留着浇筑时用过的木模板的痕迹，满是水泥疙瘩、钉头，还看得见当初在锯木厂留下的圆盘锯划痕。屋里只有一盏熏黑了的灯泡，发出昏黄的灯光，一只粉翅蛾正绕着它盘旋着。姑娘被带子捆着，躺在一张铁台子上。她身上只穿着薄薄的汗衫，身下铁板透着冰凉。她望了望电灯，又扭转头打量这间屋子。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士从灰色的铁门里走进来，把姑娘肮脏的、残留着胭脂的脸扳过来朝着自己。“帮帮忙，”她说，“帮帮忙。”
护士解开带子，把她脸上的头发掠到后面，说去给她拿点喝的来。护士一出去，门刚一关上，她就坐了起来，爬下铁台，四处寻找放她衣服的地方，可屋子里除了墙边还有一张铁台子外，就空无一物了。她拉开门，见是一条长长的灯光暗淡的绿色走廊，一直通到尽头的一个关着的门。她跨进走廊，一直走到头，拉了拉那门，门开了，外面是一段水泥台阶，边上是铁管扶手。她走了下去，拐弯下了三段台阶，便到了漆黑的街上。
她不知道她这是在什么地方。在街角上她问一个人市中心在哪个方向，那男人却盯着她的胸脯，怪怪地看着，就是在答话的时候，眼睛也不移开。她转身沿着破烂不堪的人行道向城里走去。一边走，一边小心地躲开地上的石头和碎玻璃片。一辆汽车从旁边疾驰而过。车灯的强光照透了她的纱衫，只把她里面瘦小玲珑的身躯投射到路边黑黑的高墙上。影子迅速向后退去，转瞬间又隐没在黑暗之中。一个男人把车靠了过来，跟在她旁边慢慢开着，向她搭着下流的话。那人又把车开到前面，停下来等着她。她赶紧钻进两座房子间的小巷道，蹲到几个破油桶后，浑身哆嗦着。她躲了很长时间，身上越来越冷。她出来时，那车已不见了，她才又继续往前走。经过一个空场时，篱笆边一条狗悄无声息地向她冲了过来，却又停在拐角那儿，呼着白气，盯着她慢慢走远。她又走过一幢漆黑的房子和一个院子时，一个老头儿，也只穿着睡衣，站在那里对着土墙撒尿。隔着黑黑的一段距离，他们默默地点了点头，就像是在梦中一样。
人行道走完了，她光脚走在了路边冰冷的沙土地上。她不时停下来，交替用一只脚站着，用手从流血的脚底板上把蒺藜一个个摘去。她朝着市中心上空的微光走着，走了好久好久。横过九月十六日大道时，她两臂紧抱在胸前，垂下眼睛，在汽车喇叭声之中，从灼亮的车灯前面冲了过去。她半裸着，衣衫破烂，就像是一个从阴间黑暗中跳出来的幽灵，在人间的亮光中一闪，马上又隐入黑暗，消失不见，只给汽车里瞥见她的男人们留下让他们午夜梦回的印象。
她到了城市北边的西班牙居民区，走过一堵堵土墙，一个个铁皮小货仓。沙土路上除了星光外，没有一丝灯光。她听见前面有歌声传来，是一个女人唱着儿时的歌。接着便看见这个女人走了过来，往城里走去。她们互相招呼了一声“晚上好”，正要继续各自走开去，那女人忽然停住，转过身来，叫住了她。
“你去哪儿？”她问。
“回家。”
那女人静静站着，打量着她。姑娘问她是不是认识她，那女人说不认识。她又问姑娘是不是住在这个区，姑娘说是。那女人说那就怪了，怎么她会不认识她呢。姑娘没有作声。那女人便慢慢走回来，站到她跟前。
“你这是怎么了？”她问。
“没怎么。”
“没怎么！”那女人说着，她绕着姑娘转了半圈，打量着。
姑娘手抱在胸前，哆嗦着。在这星光四垂的平野上，显得那么孤立无援，不知怎么才能说出她到底是什么人。
“你是白湖舞厅的姑娘吧？”那女人问。
姑娘点点头。
“你现在就回那儿去？”
“是。”
“干吗还去那儿？”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知道。”
“愿意到我家去吗？”
“我不能。”
“为什么？”
她说她不知道。那女人又问了一遍，说她可以跟她回去，住她家里，她家里就只有她和她的几个孩子。
姑娘低声说她不认识她。
“你愿意就在白湖待着？”
“不。”
“那就去我家吧。”
她站着，哆嗦着，摇头说不行。太阳快出来了，头顶黑色苍穹上，一颗星星悠然陨落，拂晓前料峭的寒风吹着废纸在街上滚动，滚到路边的小树枝上，抖动几下，又掉下来，继续往远处滚去。那女人望了望东边原野上的天空，又回头看看这姑娘，问她冷不冷。姑娘说冷。她便又问：“那你去我家吧？”
姑娘说她不能去，因为她的男朋友三天后要来接她去结婚。她谢谢了那女人的好心。那女人一只手托起姑娘的下巴，仔细端详着她。姑娘以为她要说什么，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仔细地看着她，像是要努力记住她，又好像想从她的脸上读出她曲折的生活经历，想象她在这个经历中所受的损害和侮辱、失去了的亲人以及被剥夺了的一切。
“你叫什么名字？”姑娘问。那女人没有回答，她摸了摸姑娘的脸，放下手，便转身离开，沿着黑暗的街道走去，消失在黑暗的街上，再也没有回过头来。
爱德华多的汽车没在门前，看来他不在家。姑娘便紧靠着墙根，蹑手蹑脚地沿着小巷子走进去，推了推后门。门锁着，她敲敲门等着，又敲了敲，又等，一直等了很长时间。最后她又回到大街上，在灯光中她看见自己呼出的气结成了白霜，映在波纹板的铁墙上。走到巷口，她回过头往后又望了望，然后转过去走到房子前面，走进大门，往台阶上走去。
女门房脸上抹着胭脂，穿着单薄的内衣，团抱着身子站在门前，看见她好像并不怎么吃惊。她往后退了一步，扶着门。姑娘进来，谢了她，便向大厅后面走去。两个站在吧台边的女人转过来看她。她浑身肮脏，脸色苍白，从屋外的寒风里跑进来。她低着眉头，流浪儿一般，又像忏悔的罪人似的走过大厅，光着的脚板在地毯上留下点点殷红的血印。
爱德华多好像专门为这事仔细打扮了一番，当然也可能是有生意要办。他把烫金的袖口往上推了推，看了看手表。他身穿一件浅灰色中国茧绸外套，系一条同样颜色的领带，衬衣是浅柠檬色的，上衣胸前口袋插了一方黄绸手绢，脚上一双拉链装在里面的矮腰皮靴，刚刚擦过。
她穿着一件他送给她的橘黄色长衫坐在床上。这老式的床很高，她的脚不能完全着地。她低头坐着，头发散落在腿上。两手支在两边，像是怕摔倒似的。
他说着，语调平缓，态度似乎很通情达理。但他越是显得有理有据，姑娘就越觉得透心的冰凉。每说一段，他就停一会儿，让她说话。但她一直一言不发。她的沉默使他的下一段责骂更加苛刻，更加冷酷。这些话本来应该说完就完了，在现实世界中不会留下痕迹或踪影的。然而，不知怎么，这些话好像在屋子里筑起了一副无形的枷锁，把姑娘牢牢地禁锢在了其间。
他说完停下来盯着姑娘，问她有什么话要说。姑娘摇摇头。
“没有？”他叫道。
“对，没有。”她说。
“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吗？”
“没有。”
“对，没有！你以为你在这儿有什么特别？上帝特别看得起你？”
“从来没这么想过。”
爱德华多转过身子，从装着铁栅栏的小窗户往外望。外面，城市尽头的道路隐没在荒原中，隐没在沙滩和垃圾堆里。中午时分白亮的视野里，浓烟升起在地平线上，这些焚烧垃圾的黑烟就像原野上的烽烟警报一样，好像在预示着什么野蛮部落就要从那个垃圾后面冲过来了。
他没转身，继续说着，他说她因为年轻，在这个妓院里给娇惯坏了。他说她的那个病就是个病，可她却听信妓院里那些女人的迷信说法，乱折腾。那帮女人都是假惺惺，要是她们知道吃她的肉能祛病、固宠，能在上帝面前救赎她们自己的灵魂的话，她们早就毫不迟疑地扑上来吃她的肉、喝她的血了。可她竟还信任她们，真是蠢透了。他还说她的那个病是不治之症，等不了多久，等这病要了她的命的时候，她就明白了。
他转过身来仔细盯着她。她消瘦的肩膀随着呼吸起伏着，脖子上的血管鼓跳着。她抬起头，眼睛遇到了他的眼睛。她知道他已经看透了她心里的念头，真真假假都逃不脱他的眼睛。爱德华多抿着嘴唇狞笑着说：“你的情人还不知道？你还没有告诉他吧？”
“什么？”
“你的情人还不知道你有这病吧？”
“是，”她嗫嚅着，“他不知道。”
他把棋子都堆在棋盘上，把棋盘转了过去。
“再跟你来一盘。”约翰·格雷迪说。
马克摇摇头，从他嘴里拿下雪茄，慢慢把烟吐到桌面上。然后端起杯子，把剩下的一口咖啡喝掉。“我再不下了。”他说。
“好的，先生。这一盘你下得确实好。”
“我没想到你会把象对掉。”
“那是一种尚伯格开局法。”
“你看了不少棋谱？”
“没，没多少。就看了尚伯格的。”
“你说你也打扑克？”
“是的。有时候打，先生。”
“你好像说得不大肯定似的。”
“我从来都不特别爱打扑克。我爸爸以前倒是个扑克迷。他还常说，打扑克的麻烦是扑克里有两种钱。赢来的钱算是意外之财吧，可输了的钱可是你的血汗哪。”
“他是个扑克高手吗？”
“是的，先生，他大概是最好的玩家之一。可他警告我别碰扑克，他说那不是件正经玩意儿。”
“那他自己为什么还玩呢？”
“因为那是他所精通的第二件事。”
“那第一件，是什么呢？”
“做牛仔。”
“那我想他一定是个很棒的牛仔了。”
“是的，先生。”
“我们这地方好多年轻人都干牛仔，也有不少墨西哥人。”
“是的，先生。好多。”
马克吸了口雪茄把烟喷向窗户。“比利常跟你在一起，还是你们还在闹别扭？”
“我们没事。”
“他会在你订婚时给你做伴郎？”
“是的，先生。”
马克点点头：“她呢？没什么人陪着？”
“没有，先生。不过索珂洛会带她家人来陪的。”
“那就好。我自己也有三年多没穿过西服了，我想大概得事先试穿一下。”
约翰·格雷迪把最后一颗棋子拾进棋盒，盖上木头盖子。
“我大概还得请索珂洛帮我把裤子改长一点儿。”
两人继续坐着，马克抽着他的雪茄。“你不是天主教徒，对吧？”他问。
“嗯，不是。先生。”
“到时候不需要我做什么解释之类的事吧？”
“不需要，先生。”
“那，日子就定在星期二了？”
“是的，先生。2月17日。是四旬斋节的前一天，或前两天。然后，一直到复活节，都是适合结婚的日子。”
“时间是不是有点紧？”
“问题不大。”
马克摇摇头。他把雪茄用牙咬着，往后推开椅子站起身来。“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他说。
约翰·格雷迪听他走过大厅，进了他的房间。他回来时，坐下，把一只金戒指放在桌子上。
“这玩意儿在我桌子里放了三年了，放在那儿一点儿用也没有，以后也不会有用。玛格丽特死前我们谈了所有的事情，也谈过这个戒指。她不愿意让这个戒指埋在地底下。现在你把它拿去，我送给你了。”
“先生，这……这恐怕不好吧，我不能拿。”
“没事，你就拿了吧。我想过你会说些什么了，现在就不要一样一样再说了，都省了吧。把它放到口袋里，星期二再戴在姑娘的指头上。大概还得调一下大小。以前戴这戒指的女人是个漂亮女人啊！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吹，你可以问任何人。她不光是外表漂亮，内心更是善良。我们一直想要孩子，可就是生不出来。也不是没有想办法。她是个很明白、很通情达理的女人。我以为她就是要我留下戒指做个纪念，可她说到时候我就知道它有什么用了。她倒真是说对了。她样样事情上总是对的。我不是夸张，她一辈子最看重的也就是这只戒指了，连那些漂亮的马都比不上。好，收起来，装进口袋。不要再和我争了。”
“那好吧，先生。”
“现在，我要睡觉去了。”
“好的，先生。”
“晚安。”
“晚安。”
从哈利拉斯山高处豁口那里，可以望到水泉下面一片绿色的阶地，还可以看到牧场上的炊烟，在清晨宁静的空气里直直地从屋顶升起，像一丝舒卷着的轻云。他们骑在马上站着。比利向山那边扬了扬头，说：“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和我兄弟常常骑马进山去。爬上牧场南面那个平台的时候，总要停下来，回头看看下面牧场的房子。冬天的时候常下着雪，地上也积着厚厚的雪，炉子里旺旺地生着火，所以总看见烟筒上冒着烟。那儿离牧场很远了，牧场从那儿看上去跟从这儿看不大一样，什么时候都不一样。有时候一到山里就是一整天。得用石头把那些牛从溪沟里赶出来，赶到下面的饲养站，然后拿饲料如压缩的棉籽之类喂它们。我们从来没有哪一次不在那儿停一停，回头看看，然后才骑着马往山上走。从家里走到那儿不到一个钟头，家里火炉上的咖啡还没凉呢。可离得已经很远了，太远了。”
远处有一条细细的公路，笔直的，上边卡车像玩具一样无声地来往行驶着。公路后面，是一段段绿色的河流。更远，则是绵延的墨西哥连山。
比利回头望着约翰，问：“你还会回那边去吗？”
“哪边？”
“墨西哥。”
“我不知道。还想去，你呢？”
“我大概不会回去了，已经够了。”
“我上次是从那儿逃出来的。骑了一夜，连火也没敢生。”
“还挨枪打了？”
“挨枪打了。那里的老百姓会把你迎进门，把你藏起来，瞒住外面。从来连问都没人问过我到底是犯了什么事儿。”
比利两手搭在鞍鞒上骑坐着。他转身啐了一口：“那小道我一共去了三次了，可从来没能带回什么我想要的东西。”
约翰·格雷迪点了点头：“你要是做不了牛仔，会做什么？”
“不知道。我想总得想点什么来干吧，你呢？”
“我不知道我能想出点什么来干。”
“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不得不想出点什么来。”
“也许。”
“你觉得你能在墨西哥过下去吗？”
“能吧，我想。”
比利点点头：“你知道那儿一个牧工能挣多少钱吧？”
“是。”
“走运的话，你也许能当上个领班或什么的。可迟早他们会把所有的白人都撵出他们国家的，连巴比可拉族印第安人也免不了的。”
“这我知道。”
“你要有钱的话，大概会上兽医学校的，是吗？”
“对，我会的。”
“你给你母亲写过信吗？”
“这跟我母亲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我只是心想，你大概不知道你是个多么不安分的人。”
“为什么？”
“你是问为什么我那么想？”
“为什么说我不安分。”
“我也说不清。大概你的心就是不安分的吧。我以前也见过你这样的。”
“就因为我刚才说了我能在墨西哥待下去？”
“不光是那个。”
“你不觉得我们的这种生活只有在那边还剩着一点儿吗？”约翰说。
“可能是。”
“那你也觉得那儿好了？”
“是吗？我弄不清我们现在这种生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也确实不了解墨西哥那边的事。我看你对那边的了解，也大都是自己心里的想象。墨西哥，我在那边去过很多地方。你第一次在那里听过人家给你唱墨西哥牧歌后，你好像觉得你了解整个墨西哥了，可等你听过一百遍后，你倒觉得你还什么都没明白，你也永远明白不了。很早以前我就明白我在那儿是没戏的了。”
他盘起一条腿，勾在鞍鞒上，坐在马上卷起烟来。缰绳搭在背上，两匹马就低头慢慢啃着地上稀疏的草皮。风从山口里横吹进来，草茎簌簌地发抖着。比利转身背风佝偻着身子，在大拇指指甲盖上擦着一根火柴，点上烟，又转过身来。
“不光我一个人觉得这样。那边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我认识的每一个从那边回来的人，当初也都是抱着希望去那边的，或是自以为抱着希望去的。”
“对。”
“有的人是不干了，有的人是干不了了。这两者是很不同的。”
约翰·格雷迪点点头。
“你大概不同意我说的话，是吗？”
约翰·格雷迪望着远处的群山。“是，”他回答，“我想我不同意你的话。”
他们又坐了很长时间。风呼呼地刮着，比利的烟早抽完了，便在靴子底上拧熄了烟头。他从鞍鞒上取下腿，摸着把脚伸进马镫，伸手拾起马背上的缰绳。马跷了几步，又站住不动。
“我爸爸有一次跟我说，他一辈子见过的最可怜、最伤心的人，倒是那些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的人。”
“不管怎样，”约翰·格雷迪说，“我还是愿意再冒冒风险，换个法子试一试。”
“知道。”
“你随便怎么说都关系不大。其实，人不过是在说服自己，而时常却连自己也说服不了。所以，你只要照自己的良心、善意和判断去行事就行了。”
“是。不过，人们常常并不知道也不关心你的良心和善意。”
“我知道，也许情况还比你说的更糟，我不在乎。”
四旬斋前的星期日，破晓之前，天还黑的时候，玛格达莱娜便点着了蜡烛。她把蜡烛台放在地上梳妆台的背后，这样烛光便不会从门下面的缝隙泄露到外面过道上去。她在洗脸槽边用肥皂和毛巾洗过脸，俯下身子，让满头的黑发散落到前面，用湿毛巾从上到下擦了好多次，又用刷子反反复复地刷好。然后，往手心里倒了几滴香水，两手搓了搓，往头发上、脖子后面扑拍。接着，把头发拢起来，编成辫子，盘起来用卡子插好。
她仔细地穿上她三件外出衣服中的一件，站在昏暗的镜子前打量着。衣服是海军蓝的，领口和袖口上镶着白条。她转过身朝着镜子，从肩上伸手到背后系好最上面的一颗纽扣。然后又转过身子，坐到椅子里，穿上黑色的舞鞋。她站起来走到梳妆台前，拿起小手包，尽可能地往里塞洗漱用具。“少带一点儿。”一边低声自言自语，一边塞进干净的内裤、刷子、梳子，然后用力扣上手包扣。“少带一点儿。”
接着，她从椅背上拿起毛衣套到身上，转身打量着屋子，心里知道以后再也不会回这里了。粗刻的木头圣像像往常一样立在桌上。她从洗脸架旁取下一块毛巾，把圣像包了起来搁在膝上，手包挂在肩上，坐在椅子上等着。
她等了很久。她没有手表，只能听城里远处钟声敲响才知道时间。有时候，风从原野上刮过来，就连钟声也听不见了。渐渐地，听见公鸡啼晓了。过了一会儿，她听见过道里传来拖鞋的踢踏声，是老女佣拉提尔达来了。门打开时，她站了起来，拉提尔达往里看了她一眼，转身往后面过道那头又望了望，跨进门来，一只手掌按在胸口，一个指头竖在嘴唇上，悄无声息地用身子把门关上。
“准备好了吗？”她急切地说。
“嗯，好了。”
“那我们走吧。”
老女佣把肩膀一抖，仰了仰头，活像哪本故事书中的搽脂抹粉的老太太。姑娘抓起手包，胳膊下面夹着圣像站了起来。老女佣开门往外张望了一眼，用手推着姑娘一起往外走。姑娘的舞鞋在瓷砖地上踩出了响声，老女佣朝她看了一眼，姑娘赶紧弯下腰，一个个提起脚把鞋子脱下，塞到腋下和圣像一起夹着。
老女佣把身后的门关上，她们便向走廊那头走过去。老女佣一只手像小孩子一样举着，在她围裙上摸索着用皮带拴着的钥匙。到了外面的门前，姑娘停下来又把鞋子穿上。老女佣则一面用她的围巾裹住沉重的铁门栓，免得发出声响，一面用她手里的钥匙开锁。门打开了，外面的寒气涌了进来。
她们面对面站着。“快点，快点！”老女佣低声催促着，姑娘把答应给她的钱压到她手心里，又扑上去两手抱着她的脖子，吻了一下她又干又粗的脸颊，然后转身出了门。到了台阶上，她又转身向老女佣道别，可这时老女佣伤心得说不出话来了。姑娘刚要从门道的亮光里走出去，老女佣一下子扑到跟前，抓住了她的手。
“你还是别走了吧……”她哽咽着。
姑娘使劲从老女佣手中挣脱胳膊，袖子都从肩上整个儿给撕下来。
“噢，”她低声叫道，向后退开，“你看！”
老女佣向她伸出手来，嘶哑地呼唤着她。“别走，”她叫道，“我错了，我不该让你走……”
姑娘抱紧她的圣像和手包，向小巷外面走了。走到巷口她停住，最后回头望了一眼。拉提尔达仍站在门口望她，她的眼睛在灯光里慢慢眨了几下，然后，门关上了，钥匙转了转，这扇门便永远对姑娘关闭了。
她走出巷子，上了大路，转身向城里走去。一路上狗在吠着，空中烟雾弥漫。她在荒凉的沙土路上走着，头顶上繁星满天，苍穹四垂，地平线上的群山犬牙交互，黑影幢幢。远处平原上城市的灯火闪烁着，一如在湖水里的星光。她一边走着，一边轻声哼起了一支古老的歌。
路上没有车，她走到一个高坡上，才看到东面五六英里外荒滩的后面，一条从奇瓦瓦城通来的公路上，卡车在慢慢行驶，车灯散乱。四周空气凝定，她能在黑暗中看见自己呼出的气。时而有汽车在她面前从左向右驶过。她茫然地望着车灯远去。爱德华多也就在这外面世界的什么地方。
来到十字路口，她留意地看看两边，有没有远处来车的灯光，然后才横过马路。她挑选窄小的路走，从城郊西班牙居民区和灌木丛后面穿过，这时有的窗户里已亮起了煤油灯。她开始在路上碰上一个个打零工的工人，手里提着饭盒，嘴里轻声吹着口哨，在清晨的寒风中走着去上工。她鞋子里的脚又开始流血了，脚下觉得黏湿、冰凉。
整个诺彻屈斯特街上，只有那家小饭馆灯亮着。隔壁是一家鞋店，黑暗的橱窗里有一只猫，卧在陈列着的鞋子中间，静静地望着空无人迹的街道。姑娘走过时，它转过头眼睛一直跟着看。姑娘推开小饭馆满是水雾的玻璃门，走了进去。
她进来时，两个坐在窗边一张桌子上的男人抬起头来，眼睛一直看着她走过去。她走到里面，坐到一张小木桌旁，把手包和裹着的圣像放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她从镀铬的架子上取了菜单来看。侍者走了过来，她要了一杯咖啡，侍者点点头，转身回柜台了。饭馆里很暖和，她过了一会儿脱了毛衣，放在椅子上。那两个男人仍然盯着她。侍者把她的咖啡端来，和勺子、餐巾一起放在她面前的桌上。听到那侍者问她是哪儿人，她吃了一惊。“什么？”她问。
“你是哪儿的？”
她告诉他，她是从查帕斯来的。那侍者还站着，仔细看着她，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的人一样。他说是那两个男人叫他来问的。她扭头看了看那两人一眼，那两人便冲她笑了笑，眼神却是冷冰冰的。“我在等一个朋友。”她又回头看着侍者，说。
“知道。”侍者说。
她端着咖啡杯坐了很久。
外面街上天色渐渐泛白，迎来了一个冬天的清晨。前面的那两个男人早已喝完咖啡走了，别的人占了他们的位子。街上其他店铺仍然没有开门。几辆卡车开过大街，一群人卷着外面的寒气走了进来，一个女侍者忙前忙后地招呼着。
七点钟刚过，一辆蓝色的出租车开过来，停在了门前。司机下了车，走进来，眼睛仔细一个个查看着桌子。接着，他来到后面，看着姑娘。“就走吗？”他问她道。
“拉蒙呢？”
他一边回答说拉蒙有事不能来，一边漫不经心地用牙签剔着牙。
她往饭馆门口望了望，那辆出租车停在街上，发动机还转着。
“他没事，”司机说，“我们得赶紧点。”
她问那人认识约翰·格雷迪不认识，那司机点点头，摆了摆拿牙签的手。“认识，认识。”他说。他说他都认识。姑娘又望了望街上那辆出租车，车正在冒着轻烟。
司机往后退一步，让姑娘起来。他望了望姑娘放着手提包的椅子，还有包在毛巾里的圣像，好像打算要替她拿。她伸手护在东西上，又问他是谁付钱给他的。
司机把牙签噙在嘴上，看着她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谁也没有付钱给他，说他是拉蒙的表弟，人家已经付了拉蒙四十美元了。说完，他把手搭在一张空椅子背上站着，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姑娘肩膀随着呼吸一起一伏地耸动着，好像在给自己鼓劲似的，然后说她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司机弯下腰：“对了，你那男朋友这儿有一条伤疤，对吧？”他说着用食指在脸上比画了一下，那是约翰·格雷迪三年前在萨尔蒂略监狱里与人打架时，被人用刀子伤的。“没错吧？”他说。
“是，”她怯怯地说，“对了，你带我的绿卡来了吗？”
“对。”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绿卡放在桌子上。绿卡上印的是她的名字。“你满意了吧？”他反问。
“是，”她说，“满意了。”说着站起身收拾东西，在桌上留下咖啡钱，便跟着他走出了饭馆。
外面天气很冷，正是破晓时分，整个混沌的世界正在慢慢地醒过来，迎接新一天的曙光。他们的汽车开过正在醒来的街市。她静静地坐在后座里，两手紧握着圣像，默默地对周围她熟悉的一切说着惜别的话：所有这一切，她以后大概永远不会再见到了！她对一个围着围巾走到门口看天色的老婆婆说再见；对三个与她年龄相仿、正要去教堂做弥撒、站在街上一摊雨水前犯难的女孩子说再见；对路边的一群狗说再见；对站在街角的老人们说再见；对在街上堆着东西叫卖的小贩们说再见；对正在打开店铺的店主们说再见；对提着水桶、拿着抹布、跪在家门口擦洗地砖的女人们说再见。她还对蹲在头顶电线上睡了一夜，刚刚醒过来的小鸟们说着再见……
汽车开到了城外，左边树林和高楼的间隙里，可以望见那条界河。在河的那一边，就是另一个国家了。这时，早晨的太阳正在爬上那边光秃秃的山梁。汽车开过了一群废弃了的楼房，院子里锈迹斑斑的水槽中间到处是风刮过来的废纸片。车窗外突然出现一排排铁栅栏，一根根栏杆飞快地在眼前晃过。姑娘赶紧掉开眼睛，可已经迟了，栏杆的晃动惹起了蛰伏在她身体深处的病魔，她又要犯病了。她伸出双手蒙住眼睛，沉重地喘着气。在黑暗的手心里，她看见自己在一间阴沉沉的白房子里，在一张冰凉的白色台子上；房子的门窗玻璃都用粗钢丝护着，屋里一大群妓女和她们的侍女都冲她喊叫着。她直直地坐在台子上，头朝后仰着，好像要大叫，或是要唱歌，就像是一个被关在疯人院里的年轻女歌剧名角……但是却没有听到一点儿声音。冰冷的幻觉过去了，病没有发作。唉！真不巧，要是这次她真的犯了病就好了！
等她再睁开眼睛，发现车子已开下了大路，正在一条光秃的土路上颠簸着。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在镜子里注意看着她。她望了望外面，没有看到那座大桥。她只看到了树丛后面的河，河面上漂浮的水雾，和河后面岩石嶙峋的大山，但没有看见什么城镇。她看见河边的树丛里有一个人影在走动。她问司机，他们是要在这里过河到对面去吗？司机说是的，说她马上就会到那边去了。接着，车子开到一块开阔的地方停住了。她抬头一看，却只见蒂武西奥在晨光中向她走来，脸上挂着阴沉的狞笑。
约翰·格雷迪早上五点左右离开牧场，把车开到酒馆黑洞洞的门前。在这里勉强可以看见酒馆里大挂钟上的时间。他在门前沙地上把车倒过来停着，这样便可以坐在车里看着大路。他想克制自己不要老去看钟，但还是忍不住，过几分钟就看一眼。
没有什么车子开过来。六点钟过不久，他见路上有几盏车灯像是走得慢了下来，便马上在方向盘后坐起身子，用衣服袖子擦了擦窗玻璃。可灯光没停下，一直开过去了。车子也不是出租车，而是警察的巡逻车。他担心车里的警察可能会开回来，查问他干吗待在这儿。但他们没有再转回来。
车里坐着冷得厉害。过了一会儿他下了车，出来走动走动，拍打拍打身子，在地上跺跺脚，然后又回到车上坐着。酒馆里的钟六点半了，开始能辨出地上景物灰蒙蒙的轮廓了。公路下面一公里左右的加油站的灯光熄灭了。他寻思：是不是在姑娘乘坐的出租车来到之前，可以把车开到那边弄杯咖啡来。到了八点半的时候，他看出租车这么长时间还不来，真该去加油站买杯咖啡了，便发动了引擎，但随即又把引擎关掉了。
又过半个钟头，他看见特拉维斯的卡车从公路上开了过去。几分钟后车子开了回来，减慢速度，开进了停车场。约翰·格雷迪摇下窗玻璃，特拉维斯把车开过来，坐在驾驶室里看着他，接着伸出头往地上唾了一口：“怎么回事儿，他们辞退你了吗？”
“还没呢。”
“我还以为这卡车是给谁偷到这儿来的哩。”
“没，我就是在这儿等人。”
“等多久了？”
“有一阵子了。”
“车里有取暖器吗？”
“不顶什么事儿。”
特拉维斯摇摇头，又向大路上张望着。约翰·格雷迪又向前俯着身子用袖子擦玻璃。“我得走了。”他说。
“出了什么麻烦吗？”
“哦，大概。”
“跟那个姑娘，我猜？”
“嗯。”
“女人不值得你这样，兄弟。”
“都这么说。”
“对呀，可别犯傻了。”
“怕是已经晚了。”
“不会晚的，只要你不胡来。”
“行了，就这么着吧。”
说着，他伸手拧动钥匙，按下启动按钮，然后扭头对特拉维斯说：“回头见！”
车子开出停车场，上了公路。特拉维斯望着车子远去，直到消失不见。